《外交政策》:从中国开过来的慢船

译者:ringohan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7-11,星期四 | 阅读:1,546
原文:The Slow Boat from China
原作者:BY STEPHEN S. ROACH

世界正在经历接受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这一事实的艰难时刻。三十年来,世界急切盼望发展的各个经济体着迷于中国GDP平均10%的增长速度,极其渴望能有更多同样的机会。然而,这种事情不会再有了。

大约6年前,时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提出了后来被称为“四个不”的悖论。温家宝指出,即尽管中国经济表面看上非常强劲,但却越来越显得“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现在,这种说法引起的辩论已经成为过去,新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即将成型。2011年开始实施的中国第十二个五年计划,要求更多地转向国内消费驱动型,不再主要由出口与投资驱动。

现在,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将工作重点放在于实施这一规模巨大的结构转型上。在7月10日至11日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这种经济转型所带来的机会与风险将成为会谈的主要内容。中美两国高级官员每年举行一次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

中国新领导层致力结构调整。2013年第一季度,中国GDP增速已经降为7.5%,4月和5月份的数字不会有大的变化。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前任领导人一定会迅速宣布新的基础建设计划或其它刺激措施,以促进经济增长。习李新政府没有引入新的开支计划,这就发出了强烈的信号,即北京愿意接受较低的经济增长率。

上月,中国银行间资金隔夜拆借市场上出现流动性紧缩,进一步证实了以上的结论。由于作为中国央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没有像往常那样介入,6月20日银行间贷款利率大幅飙升,达到创纪录的13.4%,为过去18个月来平均水平的4倍多(几天后这一利率又出现下跌)。不加干预这种做法对银行,尤其是中国的“影子银行”,发出了强烈的信号,即高风险及不受约束的借贷行为必须结束。

中国财政及货币管理当局发出的信息是十分清楚的:无限度以超常速度增长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与此同时,习一直在推动一场旨在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及奢靡之风等“四风”造成的问题的“群众路线”运动。尽管难以捉摸,但习似乎是在强化一种新的政治纪律感,作为中国财政及货币纪律的补充。他似乎在说,共产党必须与人民的核心利益以及人民必须的经济基础保持一致。

中国正处在重要的发展关头。中国已经决定将重心从增长的数量转移到经济发展的质量方面。这不仅仅事关GDP增长速度下降,同时也是转向长期处于休眠状态的中国消费者的至关重要的一步,将对经济萎靡不振的西方国家打开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

对依然在疲软的经济复苏以及无法接受的高失业中蹒跚的美国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华盛顿需要努力争取这些市场的自由及开放,这无疑是战略级经济对话中的首要议题之一。

尽管中国上届政府认识到结构转型的重要性,但他们却在这方面没有取得多少进展,令人失望。除非经济实现根本性的转型,增长速度放慢对中国而言是行不通的。习李新的政策方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有效地在中国经济转型进程上加大了赌注——使实施十二五计划变得更为紧迫。

为了让消费在中国经济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必须实施三方面的改革,即服务业引领的创造就业、城镇化以及资金充裕的社会安全网。目标是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将中国居民消费从目前占GDP的35%(相比之下,美国份额为71%)提高到40%以上,到2023年提高到45%以上。

重心转移到服务业与城镇化有利于增加个人收入,而个人收入在所有经济体中都是消费需求的支柱。然而,一个服务引导性的中国同时也是解决GDP增速持续下降问题的一把钥匙,因为与制造业与建筑业相比,中国服务业的单位产出需要大约1.3倍的劳动力。也就是说,服务引导性经济7%的速度增长与制造及建筑引导性经济10%增长所吸纳的劳动力(即雇佣贫穷的乡村劳动力)是相同的。由于服务业只占中国经济的大约43%,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比重最低,所以这一领域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城镇化也是中国向消费引导性转移的关键内容。中国城镇工人的平均收入比农民的平均收入高出近三倍。2012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52.6%,预计在2030年将达到70%。只要城镇化伴随着创造就业岗位,尤其是在服务业方面,那么劳动收入产出就可能出现大幅度的提高。然而,不改善社会保险网络,中国家庭就会继续多积蓄而少支出。中国资金严重不足的退休体制是这一问题的关键。多年来,中国一直将重点放在扩大进入退休及医疗保险计划公民人数上,现在的重心应该转移到为这些计划提供更多的资金上。尽管这一重大议题令人生畏,但习李政府的新政策方略却增加了成功实现向消费引导性经济转移的可能性。如果这一战略取得成功,世界应该期待中国实现三个目标。首先,在未来10年里,中国的GDP增长将会徘徊在7%到8%之间。由于服务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就意味着中国在这一领域实现的增长可以创造足够的工作岗位和收入,维持社会稳定。

其次,服务引导性的经济增长意味着脱离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尽管这一转移对中国资源供应链上的国家——尤其是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和俄罗斯——构成问题,但却提供了减少环境恶化及污染的可能,使中国的GDP更为清洁,更为环保。

第三,中国消费的兴起对发达国家是潜在的发财机会。特别是在服务业,中国缺乏经验与专业人才。中国尚在孕育中的服务业总额将从2012年的3.5万亿美元增加到2025年的15.9万亿美元。在一个互相联系的世界上,服务业贸易量越来越大,增加的12.4万亿美元将对外国公司带来4-6万亿美元的财源。

这种经济转型将不会是无缝的,也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然而,与后毛时代中国绝大多数成就一样,中国经济发展时钟的速度是其他国家的大约4倍。战略与经济对话必须认识到即将到来的经济转型所带来的机会。这种转型将使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但更为平衡,更具有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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