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孤儿如何开出繁荣之花

作者:宋石男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7-11,星期四 | 阅读:2,069

—— 《台湾四百年》读后

9258700261_03d0bbe7b5(台湾历史老照片;图片来源于网络)

海外史学名家许倬云的《台湾四百年》,是关于台湾近四百年史的一幅精致简笔画,视野开阔无阻,叙事清通扼要,立论平和中正,虽不算许氏的扛鼎之作,但仍值一读。

依照许氏看法,台湾岛乃是被西洋海盗与东方倭寇拽入世界历史的。从16世纪开始,以贸易为目的、间以抢掠为补给手段的国际海上集团,就将台湾作为活动据点。西班牙人与荷兰人先后据之,但真正在此第一个建立政权的,还是17世纪中后期的郑成功。

其时,郑氏集团的船队高扬旗帜,纵横海洋。荷兰人与西班牙人都必须与郑氏签订合约、预付货款,才能开展贸易。郑氏政权既是华人商队的保护者,又是投资者。因此,它不仅是开拓台湾的行政系统,也是经营国际贸易的商业组织。郑成功的事业,实质是以台湾为基地,以海上贸易取得资源,致力于华夏文化的延续。

不过,郑氏在台湾立国,并未将中国文化的精英与主流带到台湾,郑氏集团更娴熟于边缘社会的庶民文化。台湾进入历史的开端,既是商业性的,也是国际性的,同时具有开拓社会常见的地区性和排他性。

(许倬云著《台湾历史四百年》;图片来源于网络)

1683年,清朝统治台湾,但它防止台湾对大陆海岸的威胁甚于开发台湾。尤其是朱一贵、林爽文、戴潮春的三次乱事,让清政府十分警惕,唯恐台湾成为华南汉人反清复明的基地。嘉庆之后,政府放开移民,泉州、漳州和粤东客家人大量涌入台湾。及至晚清,巡抚刘铭传将台湾建设成一个行省,不再隶属福建。清朝统治台湾的两百年间,台湾走过了其它地区几千年的历史,快速进入近代,但也保留了不少前近代的社会特色:族群分类斗争、豪强领导的类封建社会。

1895年甲午海战后,日据台湾。日本将台湾建设成专为其本国供给米粮、食糖、果蔬和建材的殖民地,日本农夫遂从农田中解放,转为工业劳动力,使日本在明治以后晋升为工业国家。日本在台湾尝试了堪称亚洲第一次的农业革命。日本在台湾的刑罚虽酷,但有法可据,不随意欺人。不过台湾人只是二等公民,很难进入精英阶层。二战中吴浊流写作的小说《亚细亚的孤儿》,反应了台湾人的认同尴尬:日本人不拿台湾人当日本人,大陆人却把台湾人当日本人,台湾人究竟是谁?在吴的笔下,台湾人是亚细亚的孤儿。

1945年国民政府委派陈仪接收台湾。陈仪的部队,衣衫褴褛、装备粗劣、素质低下,与军容盛肃的日本部队相比,令台湾民众失望。接收人员的腐败与派系斗争,则使民众的失望变成不满,再演为愤怒。1947年2月28日的“二二八事件”,即是愤怒的总爆发。因街头小贩纠纷,本省人乌云般涌上街头,袭击外省人,部队随后镇压事变,伤及无辜。陈仪更将各地组织治安维持委员会的地方精英当成叛乱领袖,逮捕或杀害。许氏认为,“这些台湾各地精英的牺牲,是二二八事件对台湾造成的最大伤害”。

国民党治下的台湾,许氏分两条主线叙之。一条主线是威权统治与民主化,一条主线是产业政策与经济发展。

先叙经济。1950年代的减租政策与土改,加上农复会的技术指导,使得台湾农业经济迅速繁荣,旋即开始工业化进程,从农产品加工到纺织等日用品出口,纺织业繁荣又带动石化产业,接着进军信息产业,终于发展成“亚洲四小龙”之一。1970年代起蒋经国领导的“十大建设”,是威权体制集中资源发展经济的一个典范,当然也有不少后遗症。

再看政治。1949年5月19日,根据国民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宣布在台湾地区实行戒严,直到1987年蒋经国宣布当年7月15日解除戒严为止,共持续38年。这三十多年间,国民党以威权体制维护稳定,情治人员权力特大,酿造冤狱不断,著名如雷震案、孙立人案、余登发案等。国民党以中央政府规模来治理台湾一省,其镇压控制社会的能力较强,知识分子、学生、劳工和教会等都在其监督控制之下。

奇特的是,1948年起台湾就开展地方性选举,虽然选出的基本是地方豪强以及愿意与国民党合作的人士,但也确实播下了一些民主化的种子。1960年代的组党运动,1970年以后的党外运动,外省人与本地成长的民主运动者逐渐合流。1971年,大陆取代台湾获得联合国代表权,1979年美国与台湾断交,台湾当局面临严重的“法统”危机,蒋经国的应对是疏散而非增加压力。他着手改造军队,将军队从国民党手上逐渐转移到地方政府手上,又实行普遍征兵制,将领不再能拥有军队。与此同时,蒋经国开始整顿情治单位,使其正常化。军队和情治机关不再属于政党或领袖,这使得任何执政者都不能再依仗枪杆和警棒紧握政权。

1986年,民进党在仓促和偶然中成立,其时有些学者正在建议当局通过政党法。不过许氏指出,反对党如果真正代表部分百姓的民意,就不需要执政者赋予“合法”外衣。

民进党的出现,源于地方选举积累的巨大能量,也是“党外”的联合,加上舆论的支持——许氏称作“一份杂志催生一个民进党”。这份杂志指《美丽岛》,它并非孤军作战,鼓吹民主化的媒体还有《联合报》、《中国时报》两大民间报纸,以及影响力逊于前者但仍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自立晚报》。

蒋经国于1988年去世。在最后的岁月里,他颁布了系列民主化措施,最重要的是解除戒严与允许老兵回大陆探亲。许氏对此评论说:“结束戒严,扫除了所有拦阻宪政实施的障碍。蒋经国公开宣告:‘蒋家不再有人从事政治活动。’不同于其他威权政治的领导者将权力作为家族特权,蒋经国不许再有权力传代。”

大陆读者对台湾近七十年来的经济发展与政治转型,可能最为关心。遗憾的是限于篇幅和演讲体裁,许氏未能给出足够深刻而饱满的叙说,读完略觉不过瘾。

比如关于民营企业,许氏论述不多。民营企业是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自进入台湾之初,国民党就给予民营企业相当大的空间并予以扶植。这部分源于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处理经济事务的惨痛经验。到1958年,民营企业在台湾工业产值中所占比例就已赶上公营企业,并在此后持续直线上升,这有效保证了台湾的经济活力、自由度与创新能力。

在民主改革之前,台湾已实行二十多年的外向型工业化策略,有效解决了经济积累与分配问题,吸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了相当数量的中小资产阶级,拥有较为广泛的社会支持基础和政治凝聚力。在危机意识下,国民党采取平均主义的发展模式,压低城市与乡村的距离,减小企业薪酬水平的差距,经济成长的果实较为平均地分配于各阶层,社会上并未积累大量的经济利益受损者,不存在严重的分配冲突或所谓阶级矛盾,更多是本省与外省的族群割裂与冲突。

用一位西方政治学者的话说,国民党“威权体制所创造出来的秩序均衡是建立在繁荣与富裕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纯然建立在谎言与恐惧之上”。国民党威权统治的基础并非意识形态,也非暴力(暴力只是其维持统治的手段,却无法赋予其统治的正当性),而是强人领导、技术官僚策动的经济快速成长。凭借有效的发展策略和可观的经济增长绩效,以及相对公平的财富分配,国民党菁英在面临民主化诉求日益高涨的局势时,并不会进退失据。

1970年代以降,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承认日益流失而产生政权正当性问题,国民党只能寻求本土社会的支持,这就不得不直视民主化问题。与此同时,执政者老化、“戡乱”系统难以为继、威权对社会的控制日益力不从心,使国民党政权在1980年代陷入重重危机。为应对危机,政治强人蒋经国说出“时代在变,潮流在变”的名言,解除戒严、有条件开放党禁、无条件开放报禁、同意老兵回大陆探亲。

此外,蒋经国更放逐身边的野心家,不设接班人,排除蒋家人从政,开放选举进程,设法让民主过程来解决悬而未决的诸多难题,终于将台湾引上宪政民主之路。

台湾的民主转型,蒋经国个人的政治威望、智慧与勇气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不过也有国民党政权本身的因素。一方面,国民党在台湾的威权体制从不直接否定多党竞争,也不挑战民主宪政的基本原则,而且在制度变革上长期预存了一个回归“宪法”的选项。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只是暂时冻结,未被废止。

另一方面,国民党在组织上有较高的调适弹性,吸纳社会经济结构快速变化中的新兴社会力量,培育本土社会的政治菁英,透过地方实力派维持党对基层选举的主导力量。这一切使得台湾能够实现相对平和的政治转型,由一党专政的威权政府,转为宪政民主下的责任政府。

在自序中,许倬云说:“请你理解,一群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在一个海岛上四百年的辛苦和艰难,四百年流过的血汗泪,四百年经历的屈辱和屈辱底下发出的奋发图强的声音。因为有许多复杂的心情,他们也不免语多偏差,但很多人都曾经努力于做好该做的事。我希望读者能理解台湾人的这份心情。那么,对于本书所叙述的四百年来辛苦艰难的历程,你们会多一份同情,也会因为同情,所以能更深刻地理解。”

我同情、理解并且敬佩台湾同胞,不仅因为他们从亚细亚孤儿走上自由繁荣之路,更因为同根同种的他们,用已经和将要实现的成就,给我们带来不可替代的慰藉与聊胜于无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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