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辛亥易服

作者:傅国涌 | 来源:腾讯《大家》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6-26,星期三 | 阅读:3,791

我曾说,辛亥革命真正完成的目标不过是剪辫、易帜、改历而已,当然,剪辫之外还有易服。如果说,易帜、改历标志着一个王朝的更替,那么,对每一个个体生命来说,是否剪辫、是否易服,就成为首要的选择。1911年11月29日,英国驻成都总领事务谨顺给外交大臣格雷爵土信中报告,成都宣布成立军政府之后,新当选的都督蒲殿俊与新政府其他成员先后发表简短的演说,所有演说的人都已剪掉辫子。前一天《商报》的号外即已宣布:“参加典礼的人都将是没有辫子并且身穿军服;如果他们没有这种制服,那么,便着短上衣,戴高帽子,并穿皮靴。”[1]

(图注:辛亥革命爆发后街头一处剪辫子的场景;编辑配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武昌首义告成,武汉三镇剪辫、易服成风,英文《大陆报》记者目睹武昌街头人们纷纷剪掉了辫子,商店里,小衣服、丝制帽的行业特别兴隆,都是仿效西方的样式做的。“他们随心所欲地穿戴,蔑视那些小小的、圆圆的满洲式帽子。西式的帽子随处可见。在街道旁的商店里,墙上挂满了这样的帽子。”到了11月30日汉阳陷落,形势大变,原来一顶帽值七毛线,跌到两毛也恐怕也无人问津了。过去做这种生意的人立马把洋货抛到一边,“重新卖起那种圆圆的、顶上还有一个红团的满洲帽子”。[2]

汉阳易手的态势随之被南京易手改变。12月2日,从日本赶回来的盛先觉在上海访宋教仁不遇,遇到上海独立的主要推手李燮和,次日访章太炎时,遇到即将出任浙江都督的汤寿潜,几天后他写信给梁启超汇报时,特别留意他们的辫、服,“李服清服(常人服装)”、“汤清服无辫”。[3]

许多地方易帜之后直接宣布剪辫、易服,比如南昌吴介璋就任都督,规定以青蓝布衣为礼服,废除了作揖、跪拜之类旧礼节,剪掉男子拖在身背的长辫子。[4]

12月11日下午两点三刻,上海丝绸业公所在福建路宁波路口举行会议,约一百五十人与会,其中有八个同业公所的三十二名代表,包括丝绸业同业公所、茧丝业同业公会、当铺同业公所、衣着业同业公所及苏、杭、宁三地的四个同业公所,旨在组织一个国货维护会, 会上共有六人发言,他们对剪辫和抛弃中装深感担忧,认为中国有四万万同胞,倘使每人购买价值十元的西服,流到外国去的钱平均就达四十万万元,这样会使中国穷困,衣着业歇业。

最后会议决定,国货维护会要在报上发表文章、分发传单,劝大众不改装,如果剪辫仍穿绸料。他们将上书沪军都督府要求颁布这方面的布告,引导民众。三十二名代表表示,将在本月剪辫而不改装,以为榜样。会议开了两个多小时,到下午四点四十分才结束,并宣布两天后在老地方再次开会,讨论国货维护会的章程。分明感到了易服给这一行业带来的巨大冲击。难怪当时上海滩出现了这样的洋场竹枝词:

……

轻纱自古美中华,何必争穿外国纱。尚有嘉兴纱样薄,方之蝉翼竟无差。

皮鞋胶布尽通行,黑白咸称制造精。安得华人勤拂拭,从头到底现文明。

……[5]

广州一宣告独立,到车衣店来定购新式衣服的人即纷至沓来。[6]辛亥革命的风暴波及广东东北部丰顺县的一个山村,“村里的人,男的少了一条辫子,女的不穿镶边花裙,改穿长裤子。此外,就是洋布、洋伞、洋鞋、呢帽(村民叫荷兰帽)之类的洋货,在上层人物的身上以及在他们的屋里一天天增多了。”[7]

民国新立,1912年1月9日早晨,苏州中学生叶圣陶到校,他和同学要与即将到南京临时政府就任的校长袁希洛合影,大家讨论要一律穿西装,没有西装的只好去亲友那里借,大大忙碌了一番,等到十一点衣服齐了才拍照,他也是借来的。[8]

辛亥之前穿西装的人很少,即便有,也以中下阶层的人为多,中等以上阶层的人不屑为之。到了革命潮起,举国竞以服洋装为时髦。避乱在沪的遗臣遗民,经济每多困难,平时出门,只能坐黄包车。时人集一联:“革命巨子绿毡帽,亡国大夫黄包车。”[9]

身为清廷外务部的参议、外交次长的颜惠庆目睹了北京城的易服,“至于服饰,也出现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搭配:有人穿着西式晨礼服,却戴着便帽;有人在晚礼服内衬上皮里(由于北京天气寒冷);还有人穿晚礼服,却配上直条纹的呢裤等等。然而,所有这些奇特的现象,恰恰反映了社会思潮和走向,即除旧布新,因此有着内在的合理性。[10]

由帝国入民国,女子的服装变化更大。民国初年,胡兰成小时候跟父亲从嵊县乡下到杭州,给他印象最深的包括“共舞台女子演的髦儿戏,以及街上穿旗袍镶水钻的妇女,着实刺激”。 那时,“上海杭州的女子,穿窄袖旗袍,水蛇腰,襟边袖边镶玻璃水钻,修眉俊目,脸上擦粉像九秋霜,明亮里有着不安。”[11]

[1]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4年版,247页。

[2](英)丁格尔著,陈红民等译《辛亥革命目击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110页。

[3]上海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023页。

[4]龚师曾《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331页。

[5]《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225、226页。

[6]《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中华书局1961年版,456、457页。

[7]梁若尘《一个山村里的革命风暴》,《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版,366页。

[8]《叶圣陶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78页。

[9]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直介堂1929年印,90页。

[10]颜惠庆著,吴建雍等译《颜惠庆自传》,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99页。

[11]胡兰成《今生今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42页;胡兰成《山河岁月》,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198页。

 

(实习编辑:张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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