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何评论中国

来源:中评社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6-19,星期三 | 阅读:1,549

中评社香港6月19日电/(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就是独立的精神。——《独立评论》发刊词)

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然向上海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随后又进攻江湾和吴淞。也是这一天,胡适草拟了一个办周报的计划,送给聚餐会的朋友们看。这就是后来《独立评论》的雏形。胡适写道:“在这个最严重的国难时期,我们只能用笔墨报国,这本来是很无聊的事。但我们也不因此轻视我们的工作”。

这是一本政论杂志,其骨干包括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任鸿隽、吴景超等学者、名流,他们大多数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授,也有国立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这本杂志没有政府和企业的投资,也没有专职的编辑人员,胡适等十余名社员都有其固定职业,他们每人每月各认捐本人收入的5%作为刊物基金,并“忙里偷闲来作文字”。

胡适说,我们发起这个刊物,“是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做一个引子,引起社会的注意和讨论”。也许他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当年关心并讨论的问题依然如此贴近当下:高等教育改革、乡村治理、宪法与宪政、知识分子与政治、政制改革……而且,他们谈得是那么自由自在,你知道他们心底没有恐惧,他们作文也不会自我阉割,再激烈的争论也无损做人的风度。

晨报周刊:先从同仁刊物说起吧。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和储安平创办的《观察》都是同仁刊物。

谢泳:所谓同仁刊物,主要是指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编杂志,它有三个含义,一是刊物的经费、编辑及发行主要是由同仁承担的,二是作者主要以同仁为主,三是它一般不以完全的商业利益为追求目标。这里的同仁,也要作广义的理解,并不完全等于只是熟人朋友,而是指主要是以朋友熟人为主。这样做一是保持刊物的理想,二是保持刊物内容的一般水准。同仁刊物的特点主要是价值与理想一致,做人做事风格大体相近。同仁刊物只有在广泛实行媒体登记制的时代条件下才有可能,知识分子在这个前提下创办同仁刊物表达自己思想和发出独立声音,它意味着在国家之外,还有公共空间,还有所谓舆论。

晨报周刊:虽然说是同仁刊物,但《独立评论》编辑部内部也不乏争论。《文选》中专门收录了蒋廷黻与胡适的一次论争,您怎么看杂志内部的分歧?

谢泳:同仁刊物并不等于没有争论,思想上的独立并不是一团和气。同仁的意义在这里有抽象性,它主要体现在基本的思想和道德方面,并不是哥们意气。在思想和人格上,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是独立的,所以在那时的同仁刊物中,自己内部发生争论是常态,只有一种声音才是变态,因为世界是丰富的,人是多样的。这当然是真正的“民国范儿”了,这才是“民国范儿”的合理定义。

晨报周刊:在追寻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自由主义传统时,您选择了储安平和《观察》周刊。从储安平开始,再到胡适那里。这种独特的追溯路径对您有什么影响?胡适与储安平,《独立评论》和《观察》周刊,一前一后,在精神上的内在联系是什么?

谢泳: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自由主义传统,往远处说,要从梁启超、严复那里开始,但这个传统到了胡适那里比较鲜明,到了储安平那里,可以说完全有自觉性,储安平办《观察》周刊的时候,最希望得到胡适、傅斯年他们的支持,而且他自己明确表示过自己所持的是自由主义立场,《观察》周刊的宗旨是独立、公平、自由、理性,这个传统是从胡适和《新月》杂志、《现代评论》、《独立评论》而来的。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对这个传统基本是否定的,不论是中国的现代思想史、现代新闻史、现代文学史,把这些知识分子定义为民主的个人主义者。比如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长期不写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等自由主义作家,其实就是这个习惯下的产物,后来还是由夏志清他们改变了。我对这个传统比较欣赏,一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比较理性,是经过独立思考的,不是强加过来的;二是因为它合乎一般知识逻辑和生活感受,三是这些知识分子的人格相对独立,在自己专业领域有成绩。你看现在市场上流行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主要是这批人的东西,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他们写得好,别人的东西不流行了,原因相当复杂,但有生命力的东西,一定有它的道理。《独立评论》和后来的《观察》周刊在思想和精神上一脉相承,这是储安平自己讲过的,也大体符合事实。这个传统其实可以简单表达为就是要造成知识分子独立的舆论,代表一般民众发出声音,超越个人和党派利益。《观察》周刊在这方面,走得更远,所以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有时候给人的感觉是中间偏左的刊物了,其实它不是左,是以客观立场判断社会变化。

晨报周刊:作为政论杂志,《独立评论》被迫停刊过,《观察》也被查封过。它们与当局的关系怎样?

谢泳:常态社会中,政府和刊物之间有正常的关系,前提即是法治。因为刊物在登记制下,一旦获得登记即为合法的单位,它的行事规则必须守法,而政府也得守法。你会注意到,在登记制度下,政府因违法查封报纸期刊的事实常有,对错我们暂且不论,但政府从来不会以你创办刊物是违法的,因为这是言论自由的事实化,所以查封了的刊物很快会再创办。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刊物批评政府批评政要,都是常事,不足为奇。那时批评蒋介石、批评行政院内阁是习以为常的。常态社会中,政府和刊物的关系一般是良性的,因为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演化出来的自然制度,不能违背,因为自己不能监督自己,这是人性弱点造成的,我们无法摆脱,所以需要用另外的东西和产生制约作用,人类文明中发现的一条规则是公开和独立的舆论,对于政府有利。《观察》当年的被除查封有具体原因,还不能完全放大一般对控制舆论控制的条件下来评价,因为当时对政府来是战争时期,它对舆论的管制有特殊性,而《观察》周刊为了吸引读者,当时大量刊载战地通讯,这个尺度是极难把握的,储安平当时不到四十岁,又没有参加过现实政治,所以可能有些方面的判断出了问题,它最后被除数查封的命运也就难免,但政府只是查封了刊物。你还注意到,政府可以查封《观察》杂志,但这一行为发生之后,当时的《文汇报》《大公报》《新民报》《大学评论》等报刊,都同时刊发了谴责政府的文章和和声明,而政府并没有同时也查封了这些报刊。

晨报周刊:《独立评论》创刊于“九一八事变”之后的1932年,终刊于1937年抗战爆发。但在这本文选中,谈及抗日的文章寥寥,谈政治、教育、乡村的多。这是您有意筛选的结果么?

谢泳:是的。因为抗战是当时的大事,而且是具体的,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抗战的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这即是胡适在庐山谈话会上讲的,如果非要有一个统一的立场或者中心思想的话,那就是“国家高于一切”。对于政治、教育及文化的事,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表现出了很高的远见,比如西南联大的创立就是傅斯年、王世杰、胡适他们的建议,因为他们判断国家不可能永远在战争中,所以才有“战时教育即是平常教育”的理念,所以抗战期间,中国的教育文化并没有因为战争而失去它的活力,陈寅恪、冯友兰、钱穆等大学者的多数重要著作在在这一时期出现的。

晨报周刊:《独立评论》的撰稿人虽说大多都是当时的知识精英,讨论的也是很严肃的问题,但为文却通俗易懂。吴景超的那篇《舆论在中国何以不发达》可谓范例。很多文章都是以可商量的口吻在写。

谢泳:最简单的就是最深刻的,常理都不深奥。凡对知识有高深理解的人,都懂得用简单话说深刻事。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这方面也多有建树,你看胡适、费孝通、潘光旦这些从美国回来的大学者,哪一个人的文章不是明白晓畅?现在这些好东西正在受到人们的欣赏,凡不能把大道理用家常话讲出来的人,多数都是自己也不明白。

晨报周刊:董时进的《乡居杂记》也很有意思,“我素来认为要知道乡村的秘密,和农民的隐情,惟有到乡下去居住,并且最好是到自己的本乡本土去居住。携着表格到乡下去从事调查,只能得到正式的答案,正式的答案,多半不是真确的答案。……今年暑假,我果真回到四川我的老家所在,并且幼时曾经居住过好些年的乡间,去居住了一月”。这让我想起作家野夫在四川德阳市罗江县做农村调查后写成的《治小县若统大国》、《废墟上的民主梦》、《余震绵延的大地》。他们都没有智识上的傲慢。

谢泳:是的。你注意到了,我选了很多考察记,一是阅读方便,二是让今天的读者知道我们的前辈是如何作事的。董时进也是美国的博士,你看他的文章,你看他观察中国农村的方式,都不是空谈,这些大知识分子最懂得中国农村,因为他们自己多数是乡绅子弟,在知识上获得理解后,他们在道德和心灵深处,对中国农民极为同情,他们是努力想让中国富起来,让多数农民过上好生活的人,他们想了许多办法,比如吴景超、董时进他们,看他们的文章,我们才能体会到他们真是急农民之所急呀!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我感觉是最没有知识傲漫的一群人,因为他们本来即有乡村生活的体验,懂得农人生活的不易。

晨报周刊:虽然胡适希望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但后来。《独立评论》社员有不少加入政府成为幕僚了,如翁文灏、蒋廷黻等。您怎么看这一现象?

谢泳: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本来有文人从政的习惯。这个传统应当说是个好传统。这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中国有科举制度的历史,在传统为政风习中,有读书做官的习惯,在现代社会中,这个习惯发生了变形,但没有消失。也就是说,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只有做官才能兼济天下的抱负,始终没有消失。二是当时的政府还有这个雅量,愿意认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多数理想追求,所以愿意吸收他们进政府来。应当说当时一流学者从事的事并不鲜见,老一代不说了,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国民政府财政崩溃前夕,胡适还向当时的翁文灏内阁推荐了三个青年才俊吴景超、刘大中、蒋硕杰,可见胡适也有让这些真正有才华的青年学人为国家尽更大力的想法。

晨报周刊:编辑这本书时,你的思路是:极为常见的文章,再重要也要放弃,而多选那些文章本身有价值而不为人注意者;所选的文章是历史文献,但文章一定要能体现当下情怀。您觉得,对于普通读者而言,阅读《独立评论》的这些文章,最大的价值可能是什么?

谢泳:让更多人理解解我们曾经有过的历史,我们曾经有过那么多平实的讲深刻道理的文章,这是我编辑此书的苦心。真正的理想不会消失,这些文章最大的价值是它对我们当下的现实生活依然有启发意义。

注:《独立评论》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创刊于北平,一九三七年七月停刊,共出版二百四十三期,胡适等人主编,撰稿人多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的著名学者,以刊载时论文章为主,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刊物之一。

(来源:晨报周刊26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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