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想像与美丽的错误

作者:邱立本 | 来源:腾讯《大家》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6-8,星期六 | 阅读:1,440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这是台湾诗人郑愁予的名句,以此来描绘六七十年代文革思想在西方社会的变幻,可说非常贴切,因为在漫天遍野的政治口号中,文革一度被视为中国可以突破国际政治的最新模式,也被视为思想史上的突破,打破传统左翼思想的框架。它的论述在国际的左翼运动中,一度被高度的浪漫化,也对1968年的法国社会的骚动、美国的反越战运动和民权运动,都带来重要的影响,成为一个当时流行的中国梦。但梦醒之后,却留下了尴尬与残酷的现实。

从国际政治的发展来看,文革不仅是一个中国的现象。它在全世界都有很多的回响,并且与当地的政治势力与思想都有一种微妙的互动。

1966年的5月16日,文革开始,也为1967年的香港暴动埋下了伏笔。一些港共的力量,误以为中央要收回香港,掀起了一场群众运动,但也等于今天所说的搞“恐怖活动”,在街头放炸弹或“诈弹”,真假莫辨,写上“同胞勿近”的字句,声称这是针对“黄皮狗”和“白皮猪”,这也导致香港的主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强大反感,也就是说,在文革之初,在1967年香港的“抗英风暴”之后,香港对文革的发展,都抱持一种完全的负面心态。

8984776972_aefef30595(图注:1967年香港文革游行场景;编辑配图,图片来自网络)

但1969年的中苏珍宝岛事件,在全球政治格局中起了巨大的变化。美国开始重视中国在制衡苏联的重要角色,探索如何与中国加速关系正常化。中国取代台湾当局,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密锣紧鼓的进行。这都是中国在文革的热潮中所取得的外交成就,而1972年美国宣布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的消息,更是颠覆了整个冷战的结构。自二战以来由台湾当局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情况,终于出现拐点的发展。

这也对香港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一些精英阶层在美国风向的影响下,都开始对中国的一切重新反思,甚至成为一种向往文革、迷恋中国的风尚。如果说过去在香港支持北京的力量,大都是底层的工人阶级和那些北京派驻香港的机构,但到了六七十年代之交,香港的大学校园掀起一股“回归”与认同中国的热潮。一些大学生开始组织读书会,研究马列毛的理论着作,也加紧熟悉中共的历史论述。昔日的自由主义的风潮,骤然改变。

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香港校园都是一片崇拜美国和自由主义的风潮,爱读罗素、海耶克、胡适、殷海光,阅读美国新闻处所提供的《今日世界》等杂志。但到了七十年代,形势骤然一变,左翼理论和文革思想抬头,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理论着作,是不少大学精英的必读作品。当时的大学报纸内容,都显示这种校园全面左转的趋势。

这其实和西方自由派往左转息息相关。1968年的法国社会的骚动,街头与校园都写满支持毛泽东主义的标语。这位中国领袖在西方的知识圈的声望,上升到历史的最高峰。这也和美国社会的民权改革力量相呼应,因为1968年,主张美国民权改革的两位旗手,罗伯特·肯尼迪与马丁·路德·金,都先后遇刺身亡,美国社会改革派弥漫一种茫然与罪恶感,一些知识分子都有激进化的倾向,寻求一种赎罪感,而毛泽东主义与文革思想,恰好带来了一剂清凉的思想解药。

因为文革的理论,有一种强烈的推倒重来、追求平等主义的精神,而这和传统的左翼与苏联的论述,都是大异其趣。很多西方的学者与知识分子,长期以来都对苏联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实践,充满怀疑,但却对中国的文革理论,充满正面的评价。他们觉得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要消除官僚系统的专横,落实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一些在民权运动中饱受挫折的西方知识分子,觉得在毛泽东理论中受到启发,发现在追求种族平等、性别平等、政治平等的过程中,中国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模式,不但对西方的议会政治是一大颠覆,也是对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模式的一大颠覆。

这样的一种学术上的渴望,也和美国的国家利益不约而同地吻合。美国主流思想和当权派在二战以后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非常负面,1950年到1953年,还和刚成立的新中国打了一场血腥的朝鲜战争,美国的子弟兵死了五万多人。中共在美国媒体的形象就是坏蛋。

但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美国为了对付苏联,为了解决越来越泥足深陷的越南战争,就开始了“联华制苏”的大战略。白宫安全顾问基辛格的几度访华之行,都对中国加以高度的评价,也刺激美国的媒体开始大幅度报道中国,不仅是主流大报,连家庭主妇爱看的电视周刊(TVGuide)等刊物,也是大量篇幅写中国,而大部分的报道,都是报喜不报忧,强调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建国的意义,而妇女能顶半边天,重视女权,赤脚医生,不发展汽车,数以亿计的自行车,都是中国重视环保、落实人权的表现。

今天翻阅这一个时期的美国媒体,大家都会哑然失笑,发现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但在中国的铁幕稍为打开,就让美国知识圈和媒体一厢情愿地描绘一幅美丽的中国图画,既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也迎合了美国的理想主义的想像。这样的一种想像,在尼克松访华之际,上升到最高峰。

在这过程中,不少着名的人物,都发表了很多对文革与毛泽东思想相当肯定的说法。美国研究中国的一些知名的学者,包括鼎鼎大名的美国汉学教父费正清(JohnFairbank),都在这段时间有不少褒誉毛泽东的评论,尤其是一些自由派的学者,彷彿在文革的论述中,找到了西方社会的不足之处,他们在追寻自己“中国梦”过程中,弥补了他们对西方文明发展缺陷的罪恶感。

更不要说本来就是左翼的知识分子,如出版《每月评论》(MonthlyReview)的PaulSweezy、PaulBaran等学者,由于长期不满苏联的发展与斯大林主义,他们都一度对文革及毛泽东思想推崇不已,认为这是全球左翼理论的最新路向。

【图注:《每月评论》中坚力量Paul Sweezy(图右)及Harry Magdoff(图左);编辑配图,图片来自网络】

这也影响了美国校园的氛围。校园附近的书店,都有不少关于文革的着作,而毛泽东红宝书的英译本,也成为了畅销书。七十年代,我到几位美国教授的家里,看到他们都在看毛语录的英文本,并将它与切·格瓦拉等著作并列。

中国和文革成为了美国一些自由派的理想彼岸。他们在美国校园的研究室里,想像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否会成为人类发展的希望。尤其毛泽东强调的第三世界理论,对非洲和第三世界的论述,都对自由派和少数民族带来冲击。他们觉得这才是一个人类理想的希望。

这当然是一种美丽的误会。他们在信息结构不对称的过程中,想像文革和毛泽东主义是一剂万灵药,可以解救西方社会改革的种种弊病。

他们特别举出中国女性在性别平等所作的努力,也对于文革思想所推崇的草根的精神,自下而上的政治动员,和斯大林的自上而上的高压政治迥然不同,打倒了整个层级森然的官僚系统,以及牺牲自己,为集体奉献的精神,都敬佩不已。他们甚至认为这与基督教的奉献精神不谋而合,虽然当时的中国对西方教会严格封锁,但在欧美的主流社会中,在七十年代的初期,中国模式和中国想像纠缠在一起,成为媒体和文化界最流行的话题。

但这样的中国想像,一直到毛泽东死后,四人帮的丑闻被充分揭发,才让很多的西方知识分子觉醒。原来他们多年来所羡慕的中国模式,都只是一场春梦。毛泽东和文革思想走进西方世界的达达的马蹄,只是美丽的错误。

我还记得在1976年10月底,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一场由中国同学会举办的中国电影放映会,我记得那天放映的是文革电影《第二个春天》,讲的是反对苏修的故事。而10月中旬,中国已传出四人帮被抓的消息。我还记得电影放完以后,灯亮了,突然坐在座位前排的一位白人的教授站起来,用英文高喊“江青同志万岁”的口号。这让现场的中国留学生都震动不已。

但西方校园不仅是喊口号,而是要尊重事实,也要建构理论。在随后的几十年,知识界的左翼传统,对文革和中国都有不少的讨论与反思,对毛泽东也有更多的研究。他们认为关键是不仅要追求经济平等,必须要回归到人权平等,也要有人文的情怀,而不是泛政治化的被教条所捆绑。

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文革思想背后的列宁主义传统,都是所有左翼政党需要谨慎以对的陷阱。而美国媒体对中国的误读,也是由于媒体被当时基辛格等政治家的误导。为了中美的关系正常化,也当然为了扭转美国社会自朝鲜战争以来对中国的极度负面的形象,而要推出不少美化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文章。

美国那本由哈佛左翼才子PaulSweezy创办的《每月评论》,长期不断探讨这方面的问题,也不断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挑战。Sweezy年前以九十三岁的高龄去世,但后继有人,J.B.Foster等大将接棒,这本杂志至今仍然出版。美国其他的左翼的刊物如“Nation”、“MotherJones”等,也都不断探索社会主义的理想,但研究如何可以避免苏联和中国的痛苦经验。这些美国左翼知识分子认为:社会主义的理想并没有死去,死去的是那些文革的想像与美丽的错误。

(责任编辑:余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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