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的悲歌如何响起

作者:云也退 | 来源:晶报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5-29,星期三 | 阅读:1,322

●云也退(书评人)

《先知三部曲》 (波兰)伊萨克·多伊彻 著 王国龙 周任辛 施用勤 等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年2月版

再也没有大观念了,世界一加速旋转,它就被甩到了二次元空间里。一百年前某人说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是真的想去做点什么的,今天我说同一句话,表明我相信一种共同体取向的社会化生存,一个愿景。一百年前的列夫·托洛茨基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性应当可以变得更好:“人类将长得更健壮、更聪敏、更灵巧;他的体态将更匀称;他的动作将更富有节奏性;他的声音将更富有音乐性;生活方式将获得一种能动的戏剧性……”,托洛茨基真诚地相信它能变为现实,也必将变为现实。

一切取决于是否去做,以及怎么做。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就是一个将大观念付诸大实践的行动,多伊彻的名著《先知三部曲》记述了共产主义怎样从一套无形的理论,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抗议运动,又在某些因缘际会之下,通过少数精英的操作、鼓动、指挥,发展为一个政权实体。俄国革命的一次次转折都无法遵循马克思的理论,推翻克伦斯基是不流血的,但接下来,波兰入侵,白军动乱,贫困,饥荒,如此一个超级大国,前景全系于几个人。

多伊彻知道这些,所以,他赋予托洛茨基以他所能赋予的最大同情。多伊彻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写俄国革命领导人的传记,自然会与对立阵营的作者不同。他尝试理解托洛茨基,不断称许他超强的学习能力,宽广的兴趣范围,即便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即流亡墨西哥期间,托洛茨基还在研究超现实主义。托氏的口才和煽动力于布尔什维克是无价之宝,没有他,就没有后来的苏联红军,而1905年和1917年两场革命就将会是天方夜谭。

与列宁和斯大林不同的是,托洛茨基虽然善于组织,却并未轻易地成为一个“被组织”的人,他不像前两者那样,很自然地融入了以本党利益为中心的轨道。在观念开始被立场所取代时,他不那么坚决,而在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和在政治斗争、权力斗争的两边犹豫过。多伊彻写到了1924—1925年间,苏联文艺战线反托洛茨基主义一事,起因就是托氏发表的《文学与革命》,在这份文献中,托洛茨基本着一个涉猎广博的文人的秉性,企图给文学保留一点“个人主义”,不让它被革命的强制所挟制:

“艺术必须用自己的双腿走自己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并非艺术的方法。党能领导工人阶级,但不能领导(整个)历史进程。在某些领域,党可以实行直接的绝对的领导。在另一些领域,党只能监督与合作。还有一些领域,党只能协作。最后还有一些领域,党只能帮助确立方向。艺术不是党可以任意指挥的领域。”

看上去多么熟悉。那些曾在高压之下小心翼翼地为思想自由说话的人,后来都遭到这样那样的厄运,后来气候反转,资料开禁,人们注意到这些“先知”,费尽心思找来他们当初说过的话,才发现原来都是些ABC。在一个时代无足可观的常识,另一个时代、另一个环境里就必须赌上名誉和性命去讲。一句常见的婉辞是:他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光有勇气是不够的,光有理论素养和口才也不够。《先知三部曲》悲哀地告诉我们,如苏联这般将“大观念”付诸实施,其铤而走险的本质与巴黎公社其实不相上下。大局已经够背运了,内战打个没完,军队人民都疲于奔命;在布尔什维克这边,党员的文化水平低,政治训练严重不足,无法形成一套制度产生的土壤,不出一个强人,似乎也没有出路。1924年列宁逝世,新的继任者呼之欲出:一个精通权变、善于屈伸,即便无法说服人心,至少也能慑服人心的人。

托洛茨基与这些素质都格格不入。他曾与列宁决裂,后来通过自己的表现重获信任,但是,喜欢定出是非、为人冷淡的他终究学不来列宁的驭人之术。更致命的是,早年被他轻慢过的同志斯大林恰恰是他最不擅长的权术领域的高手,斯大林比列宁心肠更硬,城府更深。但是党内的人们宁信斯大林,也不信不会做人的托洛茨基。到1926年,托洛茨基还是抱着改良人性的书生理想不放,想以“不断革命论”来遏制布尔什维克党滑向深渊的进程,然而群众已经疲惫、幻灭,“更愿响应安慰的学说”,“他们欺骗自己,相信斯大林会给他们提供一条更安全、更容易和没有痛苦的道路。”

先知的悲歌奏起,托洛茨基终于屈服,而且,是以阿瑟·库斯勒在《正午的黑暗》中描写的那种自噬的方式屈服:自缚两手于阵前请降,还自慰地说,这是“以大局而重”,是为了党的团结。《正午》中的鲁巴萧夫下狱,承认自己犯了并没有犯的罪过,托洛茨基的情况稍好,没有被逼死,喂给自己的迷魂汤很快就得了解药:时间。1929年,他重获自由,决心另起炉灶,游走列国,遂行自己的理想。

只可惜,他的追随者太少了,就连自己的孩子都被斯大林赶尽杀绝,“第四国际”之梦迅速破灭。马克思主义者多伊彻为之扼腕叹息。要知道,晚至托洛茨基在苏共失势时,西方各国的共产主义政党还视其为巨人。曾经你是我的天与地,而今四面八方取代你。人生走到这里,托洛茨基其实已进入死缓期,悲风四起,雪花完全掩埋了来路,孤寂的先知进入人生最后的挣扎。他的余威仍在,在魏玛德国的活动,竟令希特勒一听到他的名字就要惊叫;然后,托洛茨基自己的人生到底也结束于一声惊叫,那幅著名的遗容照里,他脑门上的绷带就仿佛先知升天时的圣环。

托洛茨基与罗莎·卢森堡的革命思想颇有渊源,日后斯大林迫害托氏,粗暴地指控他同罗莎一样,都是反布尔什维克党的人。卢森堡死于1919年,她在狱中就预见到俄国革命将会被官僚主义和党争所腐蚀,不过同时,她也奋笔写下了这样的赞词:“采用这样还是那样的策略是次要的,无足轻重,要紧的是无产阶级行动的能力、行动的力量、对这种社会主义权力的欲望。在这些地方,列宁和托洛茨基及其战友们是第一个,他们走在了前面,给世界无产阶级做出了榜样;他们依然是迄今为止唯一可以像胡顿一样喊出‘我挑战过了!’的人。”这真的是一份真诚而浪漫的祝福,只是,被点名的两个人都未必有心情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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