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民族工商业的生与死

来源:搜狐历史会客厅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5-13,星期一 | 阅读:1,173

导语】今年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实行六十周年。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对于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我国基本上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其中对于工商业的改造是三大改造的重点。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同时,还与对资本家个人进行改造相结合起来,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把私有企业改造为公私合营。

我们特别邀请了着名的历史学家章立凡、丁东对谈该话题。

历史学家章立凡与丁东对谈“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毛泽东对工商界的承诺

主持人:各位好,欢迎收看搜狐第一期历史会客厅。今年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走上历史舞台的第60个年头,所 以,本期我们聊的历史话题便是关于建国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特别是对于工商业,还有对民族资本家方面的一些影响。我先介绍一下今天做客会客厅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近代史着名研究者章立凡先生,还有着名历史研究者丁东先生,欢迎二位。我们知道章立凡先生的父亲章乃器先生对章先生的影响挺大的,章乃器先生是一位金融巨子,后来又当了粮食部的部长,不知道您对于那个时期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是如何的?当时的一些具体的背景帮我们先介绍一下,好吗?

章立凡:具体到那一批人,我认为他们和现在目前这一代的民营企业家是不一样的。那一代人,处在一个从清末开 始“洋务运动”到民间企业崛起的阶段,是内忧外患之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既有传统文化的“天下为己任”、“救国救民”这一套思想,也接受了西方式的教育和文化,他们受西方工业文明的影响,认为这套东西可以实践救国的理想。所以,他们是一批有家国情怀的人,这点就和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企业家不同,教 育背景、文化背景都不太一样。这两代人是有区别的。

主持人:三大改造这个话题什么时候开始引起来的?

丁东:讨论这件事,应该把背景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的学说作为立党之本。马克思 的主张有一条:剥夺剥夺者,消灭私有制。对于民族工商业,中国共产党把它划到资本主义的范畴。但是在在共产党夺取政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它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统战对象。对他们的成员在政治上是合作的态度。但是共产党的革命路径是要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最终消灭资本主义。民 族资本家早晚是它改造的对象。改造民族工商业的运动发生在50年代,但是这种理念可不是50年代才有的。这一方面,是不是请章先生把事情的本末讲一讲。

章立凡:我们追溯一下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基本上定位是“软弱性、妥协性”,他们既有受帝国主义和 封建主义压迫的一面,又有自身的不足,传统的党史上的说法(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与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具有革命性;生产发展依赖于外国资本主义与本国 封建统治者,又具有妥协性)。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期,也就是共产党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的时期;然后到“4.12政变”以后,共产党的说法就是他们背叛了革命–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同时也包括民族资产阶级。

比如当时江浙财团是支持蒋介石的,因为他们对于共产革命是有恐惧的,他们看到农村的农民运动对私有财产的剥夺,对生命这种剥夺,担心共产党会共 他们的产,对于工人运动也有恐惧。一开始双方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共产党到了土地革命时期,也有这样一种理论,现在说起来是一种“左”的理论:“让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红军去没收了商人的财产、房子,或者到一地后把他的店给烧了,认为这些人就会变成无产者,他们就会去革命。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之下,把剥夺财产作为革命的一个目标,当然,随着国内矛盾的演变,国际国内形势演变,它也是在不断变化。比如到抗战时期,跟民族资产阶级关系就好一些, 对地主的关系也是减租减息的关系。共产党在野到了抗战结束,重庆谈判的时期,毛泽东也做了很好的承诺。

我父亲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1945年的9月17日这一天,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就邀请刘鸿生、吴蕴初,范旭东、胡厥文,还有我父亲,吴羹梅这 些人,到桂园–张治中官邸去座谈。毛泽东当时跟他们讲,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民族资本不可能有大的出路,能获得发展的只有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所以民族工业要得到发展,首先必须要实行民族解放和实施民主政治。这个话很打动人啊,因为这些人确实也是受到官僚资本的压迫,也有封建势力压迫,也有外国资本财大气粗来挤压他们。所以他们觉得如果中国能够民主,那这些问题可能可以解决。

毛泽东讲,现在抗战胜利了,中国应该建设成为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这显然也是一个中国梦)。毛泽东还讲,民族工业只有在这样的国家里才能 得到发展。对民族工业的政策,他也不讳言: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所以我们跟你们是有矛盾的。我们不承认这个矛盾,那是不客观的。毛泽东讲得也很坦率: 但是在现阶段,新民主主义阶段,我们不主张没收资本家的产业,我们主张实行调节劳资关系的这么一种政策。希望你们工商界也跟工人搞好关系,大家劳资两利, 都是朋友。这个说法打动了很多人,这些人当年就是一帮实业救国的理想主义者,有很多人是这样。共产党后来得天下的时候,他们也想着毛主席当年跟我们就是这 么承诺的,那我们就别走吧,我们就跟着干吧,肯定还有奔头。我想,如果说背景,大家在抗战胜利以后,所有的人都在做一个中国梦。那个时候共产党描绘了一个 非常美好的蓝图,大家也接受这个东西。

丁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时候,颁布了《共同纲领》,当时它是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是一个建国的大纲。在《共同纲领》里,民族工商业是受到保护的。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层,内部研究今后中国怎么走的时候,还有另外的底牌。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国家怎么建,要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老大–苏联共产党沟通,协调。还要尊重他们的意见。他们商量的路线图和《共同纲领》是不是完全划等号?这个 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问题,这方面,是不是请章先生也做一个分析。

章立凡:我们查毛主席的着作,刘少奇的传记可以看到。1948年9月份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有一次会议, 这次会议就是在讨论如何建国,如何和民族资产阶级相处的问题。当时已经发生了一些问题,因为当时石家庄已经占领了,这应该说是中共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和 资本家的矛盾已经出来了,薄一波回忆录里谈到了这个问题。占领了城市以后,还是有流寇习气–士兵就到仓库里去搬东西。这一套东西肯定对人心,尤其对企业 家会有影响。当时毛泽东举了一个私营企业主例子,叫沈永兴,怎么争取他也不行,我们给他贷款,给他很多,而且无条件贷款,他也并不领情。当时不是有地方政权也叫人代会吗?让他去参加,还得拖着他去,去了,他也不表态。毛泽东觉得跟这种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资本家合作比较的麻烦。

刘少奇讲得比较直接,他就说只要全国政权到手,民主革命就已经解决了,结束了。跟这个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就不存在了。所以今后就是跟资本 家的矛盾,也就是未来的社会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了。而且刘少奇说,要特别注意跟资本家的关系,尤其是商业资本家。这些想法最后达成了一个共识。他说如果我们跟他们竞争,如果不能和平的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话,那就只有再来一次流血革命了。他是提到一个相当的高度,现在这个革命完成了以后,可能还会有一次革命。包括后来我们还听到:像关于资产阶级会用糖衣裹着的炮弹来袭击我们等等,这一套思路当时就已经产生了。会议最后毛泽东在做总结的时候就 说:“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

其实我们再看历史,其实过渡时期总路线讲的也是这个问题。这一套思想不是在1953年才出现,而是在1948年的9月就已经有这样的想法了。为 什么没有拿到政权以后立即分道扬镳呢?这个也是有原因的,当然可以说说米高扬。米高扬是苏共领导人,他在1949年1、2月间去了西柏坡,当时就问毛泽东这样的问题,你们军事上打得这么顺利,为什么不去夺取这些大的工业城市呢?这些工业中心为什么不夺取?毛泽东就说不忙,他说我们还要等个一、两年的时间, 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我们才能完全占领中国。现在我们要把大城市留给国民党–其实他这个意思是把困难留给国民党。为什么呢?他说一进城以后,我们没有很多的干部来管理城市。如果几十万、几百万人的生活发生问题,粮食、燃料出了问题,生产停顿、工人失业,居民的生活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都来找我们。那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这样的话,我们就慢一点。这个思路到后来就是变成什么呢?让这个城市自己运转,不要急于把所有东西都接管过来,要一步步的来。所以到占领天津的时候,当时天津也出现这个情况,天津的工业开工的只有30%,好像资本家都跑了。

这个时候刘少奇有一个着名的“天津讲话”,我父亲当时也在场,当时也做了很多承诺,强调劳资两利,甚至于说出“剥削有功”这样的话。资产阶级吃了一个定心丸,很多人从香港等地方回来了,觉得共产党不是不讲理,共产党说得很好,我们还可以接着干。在这种背景下,后来制定共同纲领,就将私人资本主义列为五种经济成分之一,列入了建国的大宪章,承认私人工商业的合法地位。这一点也是为了安定资产阶级。他们如果急于撤资,急于走,工厂留下来,企业留下来,没有人管理,共产党自己的干部也还没有培养起来。在那种情况下,这个城市管理就会出现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从计算利害的角度来讲,应该说中共领导人还是计算得很到家的。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时期图片民族资产阶级企业心的消亡主持人:建国之后当时很多资本家命运发生了很多转折,特别是一些大的企业,他们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那时候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丁东:民族资本家的命运是一步一步变化的,从1948年到1956年,当中有一个复杂的过程,是不是请章先生讲讲这个过程。

章立凡:当时接管大城市,包括后来打下上海以后,确实出现了很多市面上的动荡。那个时候战争还在中国大陆上 进行,天津、上海是占领了,有很多城市还没占领。接管上海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事件。到1949年的7月的时候,中央就成立了一个叫中央财经委员会,注意, 这个财经委员会是先于政府而成立了。到了10月1日才建国,成立政府。财经委员会组织者就是陈云,副主任还有薄一波,还有马寅初,我父亲也这个委员会的成 员。主要问题就是要接管这些大城市。在这之前,毛泽东进北京以后,他也曾经邀请民主建国会主要的负责人到双清别墅座谈。那时候上海还没有占领,就在讨论解 放上海以后怎么办?因为上海对于中共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后来果然就出问题了。一黑二白,有投机的行为出现。一个是燃料不足,煤没有,工厂就没法开 工。还有棉花、粮食这些都开始出现问题。这时候投机风潮起来了,当然,政权交替的时代,是完全有可能出现的。而那个时候采取了所谓经济上的“淮海战役”, 陈云来指挥,动用政府的力量,你们抛多少,我们就吸进多少,囤了大批的货,等到一定程度的时抛售。这样一下子有很多的商人就破产了,这也就是说当初刘少奇 讲的,要警惕商业资本家。而这一招就把商业资本家给治住了,这是中共第一个胜利。

后来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比如说到了抗美援朝,这个时期其实实行了一种战时体制。在这个战时体制之下,政府控制了所有重要的战略物资。比如粮 食、棉、纱等等,都控制到国家手里了。通过粮食统购统销等等,把原料掌握了。这个时候对资产阶级政策,还不是完全一步打死,还是要“四马分肥”,资本家还 能拿到利润的大概25%,但是政府已经占了很大的优势了。当时黄炎培也提出政府不要与民争利,他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提出。实际上那个时候,政府掌控一切的 欲望已经起来了。与之同步的还有土地改革,把地主给收拾了。那时候民营经济已经没有多少空间了,因为主要的空间都已经被政府给拿住了。在这种背景下,就发 动了“三反”、“五反”运动。任何的商业活动都可能有一些黑暗的交易。当时“三反”主要是针对干部受到资产阶级腐蚀。这种情况我们今天也能看到。但是那个 时候没有采取法治的方式来解决这一类问题–本来可以通过法治手段,却采取了一个政治运动方式。“三反”运动的后续,“五反”运动开始了。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来讲,他们的企业心就此消灭了。

上海资本家接受公私合营“五反”运动的国与民双输之困丁东:回过头来看“五反”运动,有不少冤案。有一些着名的案子,已经真相大白。比如卢作孚,本来毛泽东对他 评价很高。他创建的民生公司,直到现在,民生银行还是沿用这个名字。卢作孚搞航运,有很大的功劳,在抗日战争当中也起过很大的作用。当时他抢在日军占领华中之前,把中国很多任务厂从内地迁到西南,可以和“敦刻尔克大撤退”比美。他是一个传奇人物。本来建国初,要安排他当交通部副部长。但是他在民生公司遇到了 很大的压力。当地党组织和工会向资方施加压力,民生公司没有办法运转,所以他就自杀了。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事件。毛泽东本来把卢作孚当作中国民族工商业 的四个代表之一,他在运动中却一死了之。现在当然给卢作孚恢复了名誉。可见当时有多少冤案。

主持人:当时卢作孚自杀的案子出来之后,给其他资本家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章立凡:关于这个事件,我做过一点研究,比如《黄炎培日记》对这件事的过程有过记载,以后也有一些研究者谈 到这个事儿。与此同期的还有很多人自杀,当时在上海尤其多,上海也有一个很有名的食品业资方人士冼冠生,也就是今天的“冠生园”品牌创立者。冼冠生其实是 一个勤俭起家的工商业者,从小商贩做起来的。因为他变成资方了,他就被关起来,剥夺自由,批斗,也有人身侵犯,最后不堪凌辱跳楼下来死亡。当时上海市“五 反”高潮的时候,每天都有人跳楼,被陈毅市长戏称为“空降部队”.

当时还有一个说法,这些人为什么选择跳楼这么一个惨烈的方式呢?为什么不去跳黄浦江?就是让你看得见,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跳到黄浦江有可能尸 体漂走了,有可能认为你投靠香港、台湾了,你是叛逃了。众目睽睽跳下来了,就是这个人死了,也不会连累家人。当时陆陆续续好像跳了一千多人,作为上海这么 一个工商业者集中的城市,在短短“五反”高潮一两个月时间里,这个跳法是很惨烈的。后来“五反”运动进行了一段以后,就进行不下去了。为什么呢?生产滑坡 了,经济出现问题了。因为当时主要的中国工商业还是靠民营企业来运转。主持者都跳楼了,企业不运转了,整体生产就下来了。当时浙江的谭震林就向中央报告这 个事,后来我父亲也为这个事儿和统战部领导(李维汉)一块去了上海,听了很多的座谈。到那儿一个是安抚大家,一个是座谈。1949年的时候,我父亲跟陈云去上海,他是帮着共产党去说,大家要相信党,要恢复生产。现在上海变成这个样子了,又去开座谈会,所有的人都在诉苦,企业没法做了,受到了如何如何的压力和凌辱,吐了很多的怨言。在这种情况下就改变政策了。所以,“五反”运动实际上到这一年下半年吧,就进行不下去了。

主持人:七、八月的时候。

章立凡:正式结束是年底,好像是10月份。这次双方都很受伤害。资本家受伤了,政府受伤了,整个国家的经济 滑坡以后,生产难以为继的时候,其实就是各方双输。当然,这中间还有一个对资产阶级的政策的问题,其实在“五反”还没有正式起来的时候,已经有一些个苗头。比如当时还有一个《学习》杂志事件,这个事件跟我父亲有关系。《学习》杂志发了中宣部一位负责人的文章,与章乃器先生商榷中国资产阶级的作用问题。当 时还形成了一点小小的辩论,然后我父亲也在民建受批判了。这个批判没进行下去,因为“五反”这个事儿,大家都觉得得让一步,搞得太急会出乱子,所以这个事儿就缓了。这一下子对企业家来讲,心有余悸。很多人很盼着搞社会主义改造,企业不做了,都给你们,我把这个事儿摆脱了吧–这个心思已经出来了。

“五反”运动时期图片“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

主持人:后来“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国家在进行让步的时候,对于民族企业家来说,他们又做了哪些变化?

章立凡:那个时候公私合营已经开始了,最早是吴羹梅–铅笔大王,1949年和政府在东北搞了第一个公私合 营公司。到1952年的时候,金融业的公私合营已经实现了。不仅是银行,包括钱庄、金融公司,合并成公私合营银行,由中国人民银行来对他们进行监督管理, 从资金的渠道上,已经把这个口控制好了。接下来就是一些着名的企业,一些大的企业,比如说像荣氏家族的企业,比如四川古耕虞的猪鬃畜产品出口业,还有一些着名的制造业。在1953年的时候,这些企业代表性的企业公私合营已经开始了。

主持人:那个时候还有一些很着名的知识分子,像顾准、孙冶方他们当时对市场经济规律提出了自己一些看法。因为当时以为在社会主义情况下这些价值规律是不起作用的,后来又进行了一些讨论。

丁东:顾准前后是两个角色。顾准在建国之初,担任上海市财政局长兼华东财委副主任,是一个政府官员的角色。 他和资本家博弈,是一个高手。所以很多资本家在他管事儿的时候,都是吃了亏的。他作为政府管理经济的官员,是很厉害的。但是到了他提出价值规律问题的时候,他的角色已经变了。他在党内斗争中被边缘化,使他成为一个思考者。他发表有关国民经济应当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的意见的时候,中国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 造已经完成了。经济命脉已经完全掌握在国家手里了。当然,即使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还是两种所有制,一是国有制,二是集体所有制。两种所有制之间还是要有商品交换。在国有制经济里,企业和企业之间,要不要讲经济核算,要不要尊重价值规律?顾准开始反思:从苏联引进的这一套计划经济好不好?行不行?社会主义 经济要不要市场因素?要不要尊重价值规律?这个时候他的角色已经变了。他作为一个已经被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他开始有了这样的思考。

我们现在想复盘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还得请章先生先把话题回到1953年。

章立凡:1953年最着名的事件就是“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来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要尽快的结束新民主 主义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把我刚才说的1948年这一套思路提出来了。今后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就意味着资产阶级由同盟者变为革命的对象了。在这个背景之下,大家都知道早晚企业得要收走,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既然是这样,晚收走就不如早收走。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一代企业家和 我们现在企业家不同,他们那种家国情怀、理想主义那一套东西还在起作用。很多人一方面觉得经营不下去了,一方面觉得经营太累了,干脆走社会主义道路,挺 好。在这种情况下,到1955年10月,毛泽东召集了工商界和民主党派负责人谈话,明确地说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大家也考虑了没别的路可走,原料国家控制了,资金、融资渠道,国家也控制了。工人有政府支持的工会,劳资关系的主动权也不在资本家手里。资本家没什么筹码了,那个时候你不接受也得接受。当时有这 么一句很形象的话: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已经给你“三面网”都设好了,就是这一条路,你走不走吧?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只能走。

农民申请加入农业合作社起草“五四宪法” 资本家提出把“私有财产保护”写进宪法章立凡:1955年的11月,对资改造运动正式启动,也就是把1954年宪法里面讲的 “国家依法保护资本家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它资本所有权”这一条终止了。当初起草“五四宪法”的时候,资本家特别担心的一点,也就是特别提出来的:要把私有 财产写进宪法。后来是用了一个比较折中的写法,“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这么一种表述。但是到社会主义改造启动,宪法的这个条款其实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 种情况下,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把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全完成了。当时也是有“赎买政策”,所谓赎买政策就是清产核资。全国的这些企业合下来就是24.2亿元人 民币。这实际上是一个被大大压缩了的数字。这么大一个国家,它的私营资本不可能只有这么一点点数量。但是就给你估成这么一个数,当时也有很多人有意见。比 如像古耕虞,他是工商业代表人物,他是私下里讲,认为估得很不公平。资方没什么发言权,公方说多少就是多少。当时把这些私企拿下来的时候,陶铸讲了一句话:我们发洋财了。这么大一笔财富一年的时间里全部到手。到手以后当然有赎买,赎买就是清产核资以后,每年以5%的比例发给这些资本家定息。发定息当然大 资本家发得比较多,比如荣毅仁、刘鸿生他们拿得比较多,但是绝大部分所谓的资本家,平均起来每月就是几块钱人民币,但是你要顶一个资本家的帽子,是剥削者。所以很多人定息也不想要,要了就是一个负担。基本上来讲,当时资本家的状况,一个是敲锣打鼓表决心–你看当年的历史图片,荣毅仁、胡厥文敲锣打鼓向上海市领导去送决心书–我们要公私合营。北京市的乐松生也是同样的动作,大家反正觉得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回家以后情况就不同。比如当时也揭发出郭琳爽 –上海永安百货公司的老板,说回家还是跟老婆、孩子哭。当然,把祖业交出来的时候,肯定是百感交集。就是现在,这么多的民营企业家,你经营一个企业,一 夜之间这企业不归你了,那种感受……我想在家哭一哭也是很正常的吧。

毛泽东设想:让资本主义绝种主持人:这个时候资本家的这种心态肯定是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接下来到了1955、1956年的时候,有没有稳定下来?

章立凡:有一定的稳定,大家觉得如释重负,因为可把这包袱交出去了,拿在手里已经很烫了,不管怎么说,交出 去以后觉着是放松。这个时候又出现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也有很多民主党派向共产党提意见。这时候党内也有一种对形势的判断,觉得对资改造完成以后,资产 阶级自觉衣冠整齐,向我们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利。毛泽东对这个也有说法: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 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这样,政治资本就不在他们手里,而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 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这时候达到了毛泽东此前的一个设想–让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1956年一边农业合作化,一边对资改造,同时达到了他的战略目标,让这两个东西都在中国绝种了。

在北京各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上,工商界代表乐松生向毛泽东献报喜信改造20年后的现实之痛主持人:从最后改造情况下,当时国与民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

丁东:这个运动的后果不是当时就可以看清楚的。实际上它的后果是到20年以后才看出来的。毛泽东去世以后, 中国领导层开始重新考虑对外开放。领导人到欧洲、日本、美国访问,一看,中国和欧美的经济落差太大了。中国经济本来以苏联模式为榜样,后来中、苏之间因为国家利益发生冲突,分道扬镳。但是中国的体制实际上还没有脱离苏联模式,从50年代一直实行到70年代。70年代末走出国门一看,跟发达国家差距太大。领导人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发展经济的路怎么走?而且,当时又出现一些很现实的问题:由国家直接管理企业,安排就业都很困难。当时知青上山下乡进行不下去了,几百万知青回城,国家没法安排他们就业。就必须开自谋职业的口子。开始叫个体户,摆个小摊,卖大碗茶,两分钱一碗。开这个口子,当时是迫不得已。开了 口子之后,没几年就发生新问题,因为民营个体户要发展,就出现了雇工的问题:雇几个工人算合法,雇几个工人算剥削?当时中央很纠结。有人从《资本论》的一 条注释里查了一个依据,雇七个工人是可以的,雇八个工人以上是不行的。

主持人:雇八个以上就是资本家。

丁东:但是,民营企业一旦发育起来,肯定不会以雇八个工人为限。安徽有 个“傻子瓜子”,发育得很快,雇了上百个工人。对他到底应当容忍,还是打击?邓小平的理念是“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所以当时主张对“傻子瓜子” 老板放一马。中国的民营企业开始重新发育。但是它合法不合法?始终非常纠结。一方面,在八十年代初,邓小平请荣毅仁等五个民族工商业的代表人物吃火锅,涮羊肉,请他们重新出山。一方面在理念上坚持剩余价值学说,认为资本家是剥削阶级,资本每个毛孔都在滴着肮脏的血。在整个80年代,这始终是中国非常纠结的事情。90年代以来,中国的民营经济已经占到相当大的份额,成为国民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解决了就业问题的半壁江山,为此,人大修改了1982年宪法的相 关条款,来适应现实。

所以,中国的执政党面对全球化的世界潮流,不能不做出这样的理性选择:重新开放民营经济。坚持苏联那种经济模式,在整个国际竞争当中,必然处于落后地位。苏联模式必然导致短缺经济,为了国家的强盛,必须放弃苏联模式。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民营经济再一次重新发育,而且发育得很快,但是对于50年 代“一化三改造”的得失,从历史角度说,还有不少需要清理的糊涂账。

反思:法治健全对于中国发展的重要主持人:最后由于时间关系,章老师给我们总结一下,对于这一段时间的政策,您的观点是什么样子?

章立凡:刚才讲到剩余价值问题,比如定息算不算剩余价值,当时有争论,一派说是,一派说不是。后来我父亲下 了一个定义,他说定息应该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当时还有一个资本家叫李康年,他是提出来说现在反正还剩22亿定息没发,干脆国家一次性发给我们公债,二十年付清,我们拿了这个公债,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反正是给了资本家,我们从此也不再当剥削者了。这一套理论没讨论下去,毛泽东说定息就是剥 削,这两种说法就是右派言论。后来毛泽东说“七年虎头,五年蛇尾”,到第三个五年计划还需要延长的话,还可以延长到第四个五年计划。但是事实上1966年文革一起来,到1966年的9月,定息就不再发放了。这样算下来,发了十年,也就是说用24亿的50%,就把所有的私营企业变成了国营企业,付了一半的 钱。另一半的钱没付。

主持人:不了了之。

章立凡:到了文革结束也有一些工商业者提出来:我们那一半呢?当时也有一些产权不是很清晰的问题,比如说一 些前店后厂的用房,有些还是人家私人住宅,最后这一部分房子也收不回来了。因为到了文革,有的资本家被赶走了,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后来下了两个文件,1979年有一个《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说定息就发到1966年9月就停了。以前的没领的可以领,但是以后不再给了。根据这个文件,财政部也发了文,统战部和商业部后来又联合发文,不再退还剩余的部分。党政的文件都有,所以后来有很多这方面的诉讼,资方提出的诉讼,都败诉了。现在看这个产权的转移,从法律上来讲手续是不全的。应该说这一个文革的成果。如果说这是一个公私合营企业,那么私方股权应该还是存在的,这一部分股权至今是没有得到补偿的。 还有一个问题,1956年的时候划了大概有上百万的工商业者,也就是所谓资本家,但是到1981年的时候,当时在世的还有86万人,从这86万人里头又甄别出70万人,说这些人不是资本家,是劳动者。那也就是说这一部分人顶着资本家帽子,被改造、被专政了25年,对他们也没有任何的说法或者补偿。现在看回顾公私合营这个事件,是有瑕疵的。今天我们已经颁布《物权法》,强调保护私有财产,“五四宪法”也是保护私有财产的。可是当年就被推翻了。后来甚至发展到文革,更没有法可言了,连国家主席都可以打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尤其感觉到法治对于中国的重要,宪政对于中国的重要。如果国家当时是一个宪法和法制健全 的国家,就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来推行经济政策,而采取其它的方式,更大可能地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

就历史上国家对公民的伤害做出赔偿,这在各国都是有先例的,而且是很有参照的必要。另外我觉得需要注意的是,刚才丁东讲的这二十年时间给中国带来了什么。从1956年到1966年到1976年,这20年之后,中国经济在文革结束的时候,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我们再看二次大战以后,和中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这些国家,比如日本,比如亚洲的四小龙,他们在这二十年,在我们搞阶级斗争、搞对资改造的这二十年时间,他们经济都起飞了。我认为包括公私合营和 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在阶级斗争的学说指导之下,中国的现代化至少被推迟了二十年。

主持人:好,今天非常感谢章先生,还有丁先生做客我们会客厅,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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