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百年之问:路在何方?

作者:章启群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5-8,星期三 | 阅读:1,335

高速列车在夜色中飞驰。黑越越的窗外,掠过城镇、农舍、田畴、山峦、小河模糊的影姿之间,偶见几点灯火,虽然微弱、疏稀,却成为人们目光追逐的所在。这是2012年的光棍节之夜,当网民们正在疯狂购物的时候,我刚刚结束“历史感与现时代”研讨会,在上海向北京的高铁上闲读《古史辨自序》。忽然看到一段文字中顾颉刚先生切齿的愤怒,感觉被人狠抽了一鞭子:

现在所学的只有一些模糊影响之谈,内既非情,外亦非物,为的只是教员的薪金和学生的文凭,大家假借利用,捱延过多少岁月。他们各有所为而捱延,却害苦了真正愿意自己寻求学问的我,把我最主要的光阴在无聊的课堂上消磨掉了!固然我也在学校教育中得到粗疏的科学观念,但要得到这一点粗疏的观念,只消自己看几本科学书,做上数次实验也就够了,何必化去十余年的大工夫呢!他们在那里杀青年真可恨,青年们甘心给他们杀也可鄙![1]

与当年的大学比起来,现在中国大陆的大学则更加不堪审视,不忍下笔。它既不像大学,也不像政府和公司,似乎是三者的综合体。从其内部观之,其实是官僚、权贵的富贵温柔乡,是真正的尤其是年轻学者的血汗工厂;是中小学生的希望之乡,又是大学生纠结、焦虑的伤心地。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种非驴非马的大学教出来的学生,将来对于曾为其师长的,将会是一种何等的切齿愤怒呢?

今年恰逢北京大学哲学系建立一百周年。10月27日那天,3千多名系友回校参加系庆,可谓场景感人,热闹非凡。当然我们知道,北大哲学系是中国大学第一个哲学系,现代中国哲学的开山人物和奠基者,几乎都与北大哲学系相关。一代学术大师的名字即使是非哲学专业的人们都耳熟能详,因此,这个日子与现代中国哲学的历史,庶几可以相提并论。吾辈本平庸之至,忝列北大哲学系教员,赶上这个日子,实乃几世的缘分。而对于以哲学为职业的人来说,反思一百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是很自然的事,也是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一种体现。于是,在系庆之后,我游说三五同好,意欲对于当下中国哲学的现状发表一点意见。然人事蹉跎,天命难知。但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此事也不能过于期待。读了顾老前辈的切肤之言,我只好不揣浅陋,作引玉之砖了。

百年中国哲学之煌煌功业,有典有册。各级官员、著名学者对此言之凿凿,如雷贯耳,因此,本文就不再续貂了。以下专挑当下中国哲学不足论之,若有以偏概全之失,也是在所难免。

举国之误读:哲学=意识形态

当下中国人,包括哲学专业的绝大部分人,如果与西方人谈到哲学话题,场面一定很尴尬,因为双方都觉不知所云,互相听不懂。起初人们认为这是不同语言所造成的隔膜,后来外语很好的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的哲学课堂上也遇到同样的尴尬。于是有人终于认识到,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说的“哲学”,与西方人说的philosophy,意旨相去甚远,即使是讨论西方哲学,所指也不接轨。因此,怨不得翻译,也怨不得汉语,而是学科本身存在根本的问题。

举例说吧,人们都认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对此的不同观点分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阵营。恩格斯将此说得斩钉截铁:整个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而马克思主义属于唯物主义,一切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都是唯心主义,虽然马克思之前也有机械唯物主义,但最主要的对立面是唯心主义。于是,哲学的学术分歧被演变成政治上的对立。而且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社会的历史,就是两大对抗阶级例如奴隶与奴隶主、农民与封建地主、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史。哲学史上的哲学家也非此即彼,都成为各个历史时期两大对抗阶级的代言人。而唯物主义都是代表进步的阶级,唯心主义都是代表反动的阶级。西方的是这样,中国的也如此。孔子是代表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因此哲学思想是反动的。墨子是代表中下层特别是手工业者,因此是进步的。每一个哲学家因此都等同于某个阶级、阶层的代表人物,每一种哲学观点因此与某一种社会利益挂钩,实质上把哲学家等同于政治家。推而广之,凡是唯物主义哲学家,就是进步的、革命的思想家,凡是唯心主义哲学家,就是反动的、落后的思想家。整个哲学史研究,和历史的进步与保守落后、革命与反动,例如农民起义、外族入侵、民族解放等历史研究纠缠在一起。

更为极端的是,把唯物主义等同于科学,把唯心主义等同于迷信和宗教。事实上,发明解析几何的笛卡尔连自己的存在都怀疑(我思故我在),和与牛顿同时发明微积分的莱布尼兹,认为构成世界的最基本元素“单子”是有灵魂的,都是所谓唯心主义哲学家,唯心主义与科学的对立是如何解释这些真正的思想者?而把宗教简单归结为唯心主义,也实在叫人哭笑不得。因为西方的绝大多数唯物主义哲学家同样信仰宗教,而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有不信仰宗教的。孔子说有“生而知之者”,被认为是唯心主义,但他却从不言“怪力乱神”。

以上种种,概而言之,哲学成了意识形态的代名词。这种哲学的思考方式,实质是前苏联影响的延续。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深受前苏联影响,而哲学为首。这种观念,在中国哲学界、整个知识界乃至全国人民,产生极大影响,因而贻害至今。

其实,所谓唯心主义,英文是idealism,这个词可以翻译成“唯心主义”,也可以翻译成“理念论”。这个词源自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他将世界分为现实的和理念的(idea)[2],并认为理念的世界是真实的,而现实的世界是虚幻的。柏拉图的这个理论,哲学史上称为idealism,过去一般翻译为“理念论”。理念也是概念。其实马克思哲学,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都认为人们认识世界要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而理性认识的标志就是形成概念,实质上也是一种“理念论”。至于唯物主义,英文是Materialism,这个词可以翻译成“唯物主义”,也可翻译成“实利主义”,贬义成份居多。在西方哲学史上,这两个概念本来没有任何关系,从源头上说不是相互对立的一对。近代以后,才有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分歧和解说,实质上是不同学术观点之争,就像胡适、钱穆、冯友兰等关于《老子》一书产生于春秋或战国的不同一样。

当然,哲学与意识形态之间也存在某种联系。不否认有些哲学思想与某些阶级、阶层的利益相关。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与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具有一致性。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得出哲学就是意识形态的结论,也不能把意识形态特征当作哲学的基本特征。就像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一样,人文、社会科学都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特征。但是,就像这些学科不等于意识形态一样,哲学也绝不能等同意识形态。

Philosophy的本义是“爱智慧之学”。汉字将它翻译为“哲学”,那么我们应该就回到哲学的原义上去。如果不在哲学与意识形态之间作出一个明确的切割,我们的哲学就永远是自说自话,更不用说发展、创新,走向世界了。

学术共同体≈利益共同体

学术共同体的参与者是每一个学者本人。因此,学术共同体就是学者之国,俗称“圈子”。学术共同体与学术本身共为一体,难解难分。其中的机构、规范、制度,是学者们按照学术研究的规律和需要设立的。作为一个学者之国,学术共同体所建立的秩序,即是这个学者之国的律法和伦常。学术共同体中形成的权威,也在学术水准和学术道德两个方面,成为全体学者的楷模。藉此为基础建立的学术秩序,因此对于每一个学者具有他律和自律的双层制约。一个学者离开了学术共同体,则如一个公民离开了国家,成为漂泊于公海之上没有国籍的人。如果说,公民国家政府的建立,是由公平、正义为原则的社会契约形成的。那么,学术共同体的建立,则只有一个原则:学术本身。而在这个共同体之内,这个原则可以说是自明的,因为不知道何谓学术,则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这是从事这个职业的一条底线。

学术共同体是学术规范的制定者,也是这个规范的执行者,更是整个学术活动参与主体。用足球来比喻,学术共同体既是足协、也是裁判,也是球员。再细分的话,学术共同体中处于这个金字塔顶端的权威学术组织,相当于足协;各个具体单位的学术机构即学术委员会,相当于裁判;而每个学者则是球员。一句话,学术共同体建立、维护学术秩序,保障并促进学术的发展。

中国当下哲学界的学术共同体,基本上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严格地说,是这个共同体中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学术机构,与参与其运作的学术活动以及部分“权威”学者,主导、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从学术共同体到利益共同体,这个蜕化的本质表现就是,作为学术共同体赖以存在的最最根本的原则——学术原则淡出,利益原则成为主导。应该强调的是,尽管学术原则让位与利益原则,但纯粹学术在这个共同体中并没有完全消失。这也是这个利益共同体与其他社会利益共同体的不同之处。在这个利益共同体中,学术还是需要的,所有的活动必须是在学术的名义下进行的。但是,什么是“学术”,尤其什么是“有价值的学术”,则是由这个共同体的“学术权威”及其机构决定的。这其中的规则也是秘而不宣的。这个潜规则与官场、商界的潜规则有相似之处,当然也有其特殊性。因为,如果是赤裸裸的利益,这个共同体也不能存在。中国的学术共同体还没有彻底成为利益共同体,也是在于,如果像商人那样赤裸裸地追求利益,反而不能实现其利益最大化。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学术共同体中都会涉及利益。每个学者与权威学术机构、权威学者之间也有一定的利益关系,例如师生、乡谊、友情等,但中国当下的学术共同体与此前的学术共同体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具有本质的区别。其关键就是利益成为主导,学术则是装饰。因此,中国学术界权威机构与同专业的国际权威同行常常扞格不入,甚至出于利益不惜对抗,频出奇谈乖举,我行我素,论为世界学术界笑柄。人们常常不禁由此联想当年罗马教廷对布鲁诺、哥白尼等人的判决。然而,即使罗马教廷在后来也对此判决认错、道歉,但人们丝毫不会指望中国当下的学术共同体的权威机构、人物,会为这些荒谬行为认错道歉。

形成中国当下特殊的学术共同体,主要原因是政府的强权介入,学术本身不能独立。中国哲学界的最高学术机构属于国务院和教育部。这个机构从组织章程、运行规则到具体操作,都由政府官员直接来进行、完成的。虽然这个最高的学术机构名义上也由非官员的学者组成,但这些学者实质上是官员认定的“最高水平”、“最有代表性”的学者。其中有些“学者”本也属于官员,但政府总有办法,通过一套有效的运作,让这些人的“最高水平学者”身份合法化。中国政府对于学术界的强力介入,根源于政治体制。而政府对于哲学界的介入更强更甚于其他学科,除了以上原因之外还有一层学理上的原因,那就是认为哲学=意识形态。因此,哲学界的最高学术机构,虽然具有学术的权威制高点,但实质上却是政府中低级官员下属的办事机构,它执行的也是这些中低级官员的意旨、目标。想起来十分可笑,中国学术发展的宏图大计,常常是出于这些中低层官员苦心孤诣的设计,然后由权威的学术机构运作,成为中国学者具体的学术工作。

这个学术共同体对于中国学术的破坏程度难以估量。例如,由学术权威机构制定了科研奖励制度,项目基金评审制度,以及学衔、学术职称的评定制度。他们规定要求普通学者获取学位、晋升职称,必须获得一定等级的奖励,和一定数量的项目基金。而奖励、项目基金的评审权则属于学术金字塔中各级权威机构。因此,这种制度达到的直接效果就是:“学术权威”的权力实现了最大化,几乎网罗到每一个学者,因此对于每一个学者的控制权也实现了最大化;间接效果就是:成为各种权威学术机构的成员,是每个学者获取名声、地位、金钱的最好途径。简言之,当“官”是学术共同体中最令人艳慕的事。这条“捷径”实质上也摧残了一些优秀的学者;最根本的效果是:几乎彻底消解了学者的学术理想和信念,让虚无主义成为中国学术界一种普遍思潮,泛滥成灾。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下的中国学术共同体对于中国学术的破坏是彻底的,毁灭性的。

平心而论,作为学界权威机构成员的人,就个人品质而言,也非一概而论。其中利欲熏心之徒虽然不少,但也不乏一些品学兼优之人。甚至有些学者占据这样的位置并行使其权利,往往非其本愿。这些品学兼优之人之所以能够进入这种权威机构,有各种机缘,然而最根本的,是不会对于这个机构产生颠覆、威胁,反而会装点这个机构的门面。中国最高学术机构的这种设计、构想和运作,里面也有极高的“理性的诡计”(黑格尔语,此处用法与原义不同),姑且也称之为一种智慧。这种机构实质上实现了政府的有效掌控。参与其中的任何人,包括那些唯利是图的伪学者,其实都是趁虚而入或被裹挟其中。因此,这个“小圈子”利益共同体的形成,与学者本人的关系不大,这是一个时代的怪胎,可谓空前,但愿绝后。

中国哲学界乃至全部学术界,对于当下的学术机制都有强烈的批评,但却无力改变这一现实。于是,从“逼良为娼”、逆来顺受,到得过且过、心安理得,是学术界通常的集体心理。中国知识界,经过上世纪50年代的“思想改造”、反右等运动,传统的“士可杀,不可辱”、“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人精神,从整体上(个别除外)消失了。精致的利己主义像一个幽灵,在当下几乎每一个学者心头徘徊。现实如此,人们常常用黑格尔“现实的即合理的”来安慰、麻痹自己。可是,历史也常常被说成是一面镜子。在东汉末年,当时的知识界也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荒唐现象。而我们知道,此时离汉帝国的分崩离析已经不远了。

学者与哲学教育问题

现有的中国学科划分,是列强入侵、西学东渐的结果。自然科学各门类,与西学直接对接,人们没有疑议。社会科学各学科,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也基本上与西学对接,虽然有些问题涉及中国国情和特色,但没有触动根本。因此,对于这些学科本身的合法性,学界还没有提出质疑。而人文学科的情况却比较复杂。就哲学学科而言,西方哲学的介绍、引进,是理所应当的。而作为与西方哲学并列的二级学科的中国哲学是什么?则从中国哲学门(系)建立的开始,一直争论至今。今天仍然有人认为:古代中国没有哲学。就是说,所谓中国古代哲学,或中国哲学史,则是一个伪命题。关于这个问题,限于篇幅,这里恕不展开了。中国哲学学科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因而学者本身的学养、素质,于学科有着比其他学科更加至关重要的作用。简言之,一个数学教授学术上再弱,其所具备的也是真正的数学知识;而一个不像样的中国哲学教授,他的知识能否叫哲学是可能成为问题的。

一百年中国哲学研究,可以大致分为几个阶段。“五四”时期的学者是第一代,即清末至1920年之前出生的人,例如胡适、张颐、汤用彤、冯友兰、陈康、贺麟、金岳霖、宗白华、王宪钧等(之前的崔适、陈汉章还属于传统的经学),他们都是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他们的工作首先是比较系统地引进、介绍了西方从古希腊到20世纪的哲学,建构了西方哲学研究基本范式。在西南联大时期回国的洪谦,还是著名的“维也纳学派”成员。就像当时中国的自然科学一样,这批学者在留学时就活跃在国际学术界的前沿。其次是开创了中国哲学史这个二级学科的建设。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到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以及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等,在研究范式、基本范畴、核心问题、历史线索以及史料考订等方面,为中国哲学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第一代学者对于哲学的研究进程,在20世纪50年代被迫中断。他们后半生的工作主要是编资料,学术研究没有实质进展。因为,到了改革开放的20世纪末,他们大多进入髦耋之年,垂垂老矣。

中国哲学界的第二代学者大约是出生于1920——1940年的一茬人,例如汪子嵩、朱伯崑、叶秀山、余敦康、楼宇烈、庞朴、陈启伟、李泽厚等。他们大多是第一代学者的亲炙弟子,基本上沿着第一代的研究路径,在20世纪末叶作出了一些新的研究。例如汪子嵩等人的希腊哲学研究,朱伯崑的《易学哲学史》,余敦康的中国哲学研究,楼宇烈的中国佛学和魏晋玄学研究,以及陈启伟的分析哲学研究,叶秀山的西方哲学研究、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美学研究等,是这一代人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但是,由于这一代学者几乎没有学贯中西的知识背景,同时受到第一代学者研究范式的制约,在总体上都没有超越第一代学者。

第三代学者是大约1940年代至1960年代之间出生的一茬人。这批学者有些曾就学于第一、二代学者,有些则为回国留学生。目前活跃在中国哲学界的主体,主要是这一代人。他们对于西方中世纪哲学、现象学、分析哲学、现代逻辑学等研究,与当代西方学术实现了真正的对接。而关于《圣经》的历史哲学研究,维特根斯坦研究,康德哲学研究,以及朱熹哲学研究等,则是这一代的标志性成果。其中之佼佼者,日后或有哲学研究的新创举。这一代学者的长处在于,不仅对于西方古典哲学的研究更加深入,而且具备20世纪西方哲学知识背景。而最大的劣势也在于不能中西贯通,在整体上不具备第一代学者的学术素养。

从1970年代之后出生的中国哲学学者,则属于第四代。其中一些人的西学素养已经超越第一、二、三代,他们不仅熟练掌握几门现代外语,还具备西方古典语言如古希腊、拉丁语的坚实基础,并且与当今国际学术界保持密切联系,始终关注学术最前沿的问题。而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学者,不少也具备20世纪西方哲学的视野。这一代学者的前景光明,但道路可能是曲折的。他们应该自觉各自弥补中西哲学素养的不足,沉潜涵养,切戒浮躁,方成大器。哲学创造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任何怠惰、投机取巧、卖弄小聪明者,定会头撞南墙、灰头土脸。

了解中国哲学界这个基本队伍,我们或者可以对于中国哲学未来发展做一基本判断。没有一支过硬的学术队伍,就不可能有学术的真正发展。那些所谓自创世界一流的大话,不是邀功,就是意淫。因此,就当前而言,我认为最重要的工作莫过于哲学教育,培养人才。

哲学教育还是从最基础的中学、大学开始。

首先,中国的哲学教育要回归到哲学本身。由于政治的原因,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很多学科的教学都向应用倾斜,偏离科学本身。例如,化学课学生产肥皂,物理课学装收音机,数学课学会计算帐、丈量土地等等。但改革开放以后,都回归了学科本身。包括中文、历史、考古,甚至政治学、经济学都回归到学科本身。然而,哲学教育至今仍然没有完全回归学科本身。哲学本是一门纯粹思维训练的极为理论化、抽象化的学科,但是当下中国的中学、大学,哲学课成为包括时事政治在内的大杂烩,没有哲学自身的特征。实际上,任何具体对象的研究都有专门学科,政治问题有政治学,经济问题有经济学,物理问题有物理学,社会问题有社会学……在这些方面,哲学比不上这些学科。如果让哲学把关注点的集中在这些问题上,实际上就消解了哲学。当然,从根本上说,哲学关注的也是人生、世界、生活,但是,它是一种哲学的言说方式表达出来的,而不是用政治学的、经济学的、社会学的等等方法表达出来的。

第二,中国哲学教育必须尽快吸收当代世界的思想精华。马克思思想是当时的时代精华。马克思非常深刻地了解人类当时最先进的社会形态,并洞察其中的根本问题,也深入了解当时人类最先进的科学思想,他的思想正是在此基础上创立的,因此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是,马克思于1883年逝世。在马克思逝世后的这100多年,人类社会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今天的世界,与1883年的差距是天壤之别。这100多年来,人类关于社会发展,关于科学技术,有怎样的思考和总结,我们必须要了解。特别是对于那些公认的思想家的思想,我们必须要认真学习、研究、吸收。

在20世纪,严格的说,中国没有出现大的哲学家,没有出现对于20世纪的问题提出举世公认的理论体系。但是,在西方出现了一批公认的哲学家,他们的思想不仅在西方有巨大的影响,在东方世界也有很深刻的影响。这些哲学家深入研究、讨论了20世纪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结论,其高度和深度是其他人所无法达到的;其次,他们讨论了20世纪科学新发展所提出的新问题。例如,在量子力学视野中,“物质”是什么?“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如何?这些回答代表着哲学的最新进展。因此,这些思想家的思想是今天我们时代的思想精华。

据我所知,在中国高校中,对于20世纪著名哲学家理论有真正的理解和把握,并开出相关课程的,在“98•5”高校中也不算多,“211”高校基本没有相关教员,其他学校就更无从说起了。哲学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科学。因此,不客气说,我国的大学生,绝大多数的世界观还是19世纪的。

如果中国哲学教育不作出根本的扭转,中国就不可能有充足的哲学研究后备军,因而也不可能有世界一流的哲学研究水平。所谓中国要出世界级的大哲学家,只能画饼充饥,自欺欺人。

哲学与核心价值观

中国在经济崛起的同时,如何建设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不仅关涉到中国的国际形象,关涉到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还会对世界的未来、人类的未来发生重大影响。核心价值观建设是中国社会发展所刻不容缓的课题。

核心价值观之于中国社会现实的极端重要性在于,没有它就没有民族国家立国之本。与动物不同,人的行为受思想支配。核心价值观的缺失,对于个体是失去灵魂,对于国家是失去国魂。没有灵魂的人是行尸走肉,实际上也是痛苦的人生;没有国魂的国家,是虚弱的,外强中干,不可能强大。因此,核心价值观建设,是国家所有工程中基础的基础,重中之至重。就像一条河的治理一样,这是它的源头工程。没有这个工程,下游的问题层出不穷,永远不能根治。

而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建设,必须由哲学论证。

在宗教社会之中,核心价值观由宗教教义指证,并有宗教哲学家或神学家论证。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民族国家。现在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民族国家没有宗教,只有现代宗教与原始宗教之分,而中国除外,这是中国在世界上最与众不同的特点。瞿同祖先生说过: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神判法的国家。(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第271页,中华书局2005年)。中国这一社会特征来源悠久的文化传统。三千年前,中国从周公“制礼作乐”之后,原始宗教式微,逐渐消失。国家的管理即处于一种理性的指导之下。因此,春秋时的孔子,从来不说“怪力乱神”,甚至不言“性命与天道”。儒、墨、道、法诸家基本上没有神秘主义。汉代虽有儒学宗教化运动,但最后失败。东汉后佛教传入,道教兴起,对中国社会现实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有皇帝本人崇信佛法(梁武帝),但仍然没有产生国家宗教。后来传入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事实上也不可能成为国家宗教。而佛教、道教,对于知识分子的影响,基本上停留在思想文化层面,与宗教信仰有相当差距。因此,在几千年的历史和现实中,中国从来没有产生由宗教引起的战争。在当今国际和国内局势风谲云诡、极为复杂的情形下,中国的这个传统,对于避免宗教冲突,减少国际对抗,实现和平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积极的因素。但是,由于没有宗教的传统,在今天中国却出现了核心价值观缺失这一非常现实也是非常迫切的问题。

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儒、释、道为内核的哲学思想,为人们论证并提供了核心价值观。正因为如此,中国几千年的古代社会获得一种平衡发展,人们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追求具有相应的目标,并能够得到一定的满足。然而,近代以来的一百多年,由于知识界激烈的反传统文化,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体系,在中国大陆基本上土崩瓦解了。20世纪50、60年代,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一致,人们的精神生活过度清教化,思想与“主义”(意识形态)一体,“恨斗私字一闪念”,最后导致信念破产,这个核心价值观也随之被弃若敝屣。80年代以后,我们在思想和精神生活上又放任自流,从政府到每一个家庭,都把生活的目标定格在物质层面,人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为物质利益的动物。现在很多社会问题,都关联到核心价值观。其实,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可以进行切割。道理很简单,我们的社会完全可以提供一种核心价值观,让一个不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也能够精神愉快地生活。

在今日之中国,完全移植外来的宗教价值观,是无法实现的空想。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表明,照搬西方的思想和观念,既不能满足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也不能适应中国的社会建设。而照本宣科重新树立传统儒、释、道的思想观念,肯定不能满足当下人们的精神需求。因为,我们面对全球化的现代社会,自由、平等的理念深入人心,仅仅凭借中国古代的思想是不能满足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因此,必须有新的核心价值观的确立,来回答当下人们提出的精神层面的问题。而这个工作必须由哲学来进行,实质上这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创造。

哲学思想的创造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极为重要。同时,哲学思想创造也非常艰难。因为,哲学思想是炒作不出来的,模仿不出来的,金钱买不来的,更不是国家领导人的专利。古今中外,没有任何帝王、君主让自己承担哲学家、思想家的职责,甚至基督教的教皇也没有这样做。哲学思想创造与科学创造一样,是人类在智力上的奥林匹克比拼。我们必须再体味马克思说过的话:在科学的入口处,如同地狱的入口处一样,这里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只有那些不畏艰险,沿着崎岖小路勇敢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现代大学出现以后,哲学思想的创造基本上都出现在大学。因为大学里有一批以哲学思考为职业的人。他们无论是智力、知识以及志趣,都具备了哲学创造的条件。而他们之所以能够进行哲学创造的一个必要外部条件就是,必须让他们自由创造,而不是按照指令批量生产“成果”。因此,历来政府对于大学的思想者给予了特别的尊重,不干涉他们的思想创造。即使是有些哲学思想与政府的理念格格不入,甚至水火不容,政府也不加以干涉。而一旦政府把大学变成一个行政机构,大学的教授都以成为官员为人生的追求目标,这样的“大学”尽管创造了无量数的“科研成果”,但绝对与哲学、思想创造毫无关系。

没有真正的新的哲学思想,中国道路能走多远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如果有真正的新的哲学思想,成功的中国道路则是对于人类文明的又一贡献。

以上提出几个问题,实则挂一漏万。笔者下笔之前如骨鲠在喉,而行文至此,却又感觉不过尔尔。最后还是用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自序》中的几个问题作结吧:“(1)何者为学?(2)何以当有学?(3)何以有今日之学?(4)今日之学当如何?”[3]今日哲学界学人,若对此没有认真回答的,窃以为则枉进哲学之门矣!

2012年11月19日草稿于燕南园56号

[1]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上册,第97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
[2] 陈康将柏拉图的“idea”翻译成“相”,意义更准确。这里为阅读之便,故用“理念”。
[3]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上册,第39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

[ 章启群 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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