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从古典公民到现代公民

作者:高全喜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3-26,星期二 | 阅读:1,163

高全喜(资料图片)

非常感谢能来政法大学而且是咱们政管学院做讲座,我政法大学来得比较多,一般来说,法学、法理学他们叫我来得比较多,政管学院这边来得少一些。从学术的关联来说,实际上我和政治学更加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别人和我自己都认为我不是法学圈的人,我是一个政治学或者说政治哲学(圈的人)。目前我自己的研究主要还是中西政治思想史,其中涉及到一些立宪问题,涉及到一些宪法问题,当然和法学相关。我的研究中跟法学相关的路径也不同于宪法作为一个部门法的路径,还是一个政治思想史,或者说是一个大的政治学的路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还没有真正把自己视为一个法律人。但是呢,我是觉得目前在中国,实际上政治和法律有高度的相关性。所以我们现在的状况并非已经进入了日常政治,那种政治和法律的两分,各有各的事务,管辖的地方也不一样,都还大有疑问。所以,二者的相关性在目前的中国非常重要。

中国确实处在这样一个时期,也就是说近百年,我们“政法”无论从褒义上来说还是从贬义上来说都是纠缠在一起的。政法大学这个名字本身就包含着多种解释,当时起名叫政法大学的时候可能有政治统领法律的意思,是按咱们共产党的那套改造法律的政法叙事来的。不光是咱们政法大学,中国有好几个政法大学,那为什么叫政法大学,不叫法政大学,那这里边很明显,有咱们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政治要统辖法律,政治要改造法律,政治要取消法律这样的意识形态在主导。

但是,从一个长时间段里边来说,政法就未必是这样一个充满意识形态的词汇。确实,从西方来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近代以来的政府论,我今天到沙河给他们讲的也是政府论–正好我有篇小文章,我给穆勒《自由论》写的“序言”中比较了一下穆勒的《论自由》和洛克的《政府论》。我认为穆勒的《论自由》是19世纪新版的《政府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法不是一个坏词。如果没有古典政治或者现代政治一个大的背景,法律就没法寄托之处,就没有一个制度框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那一段的“政治”是一个污名化的词,但是放在历史的大视野中却不一定是这样。“污名”化的历史不是想当然的,的确这样一段历史。我不愿意把“政法”这个词再次反复解释,所以干脆用“法政”来表示政治和法律有内在联系的学说和思想。其实哪一个在前、哪一个在后,只是一个称呼而已。现代性的角度来说,对于“政法”被污名化的这段历史,我们要有一个超越的理解,开篇我就随便聊一下这个。

今天讲的内容,看到主持人发给我的邮件,让我讲一个关于公民文化的内容,就不想把过去一些旧的东西炒冷饭。因为可讲的东西很多,比如政治宪法学,关于最近前段时间,我又有一个关于从宪法来谈清帝逊位诏书,这些网上都有了,而且我也讲了好几年了。所以呢,我就想既然是讲公民文化,我就着这个题目来谈一下。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谈一下我对所谓公民、公民文化、公民政治这样一个跟主题相关的内容。

我谈关于这方面的两个故事,西方的故事和中国的故事,大体上谈两个,我的题目是“古典公民、现代公民与当代中国语境下的‘作新民’”。实际上,从我个人做学问的路径上来说,原来纯粹做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论文当然是有关精神现象学的,这都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后来转向现代的东西,对纯粹的哲学不太感兴趣了,想对中国问题有点思考,这些年对中国问题的思考纠缠在100年中国面临的古今中西之争问题。

谈公民文化,在中国目前情况下,比如这个论坛或者将来的讲座,谈中国所有的当今的重大问题包括法律问题甚至文化问题,肯定摆脱不了古今中西,古今中西是中国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西方他们可能面临古今之争,当今他们面临的可能也有一个中西之辩,不过人家可能不叫中西了,可能叫基督教文明和异域文明之间的争论。在中国来说,同样的,近百年也来,我们的中西之争、古今之争是一直纠缠在一起的两个问题。我前一段时间开会碰到几位搞儒家的学者,跟他们谈到底中西之争和古今之争到底哪个更重要,说起来,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古今之争更根本,一般自由主义、偏向自由主张的都偏向古今之争高于中西之争。一般的保守主义,偏重于文化的都偏向中西之争高于古今之争,这是一个基本的倾向。大家要是看一个人的理论主张,涉及到中西方文明、文化的看法和观点,他偏向于哪个,是一个重要的标尺。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下面会讲到这些问题。我认为古今之变要高于中西之辩,古今之变里边的价值内容要高于中西之辨。因为中西之辨一般都是强调特殊论者,古今之变要涉及到一个历史流变的问题,一般来说是偏向普世论的。

这里谈第一个问题,就是古典政治与古典公民。大家读古希腊罗马的时候,真正进入到当时政治议题的,无论是我们看到的表演者,包括文艺、史诗表演者,能够欣赏戏剧的人,还是当时重要的对话者,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特别是柏拉图的一些对话,都是城邦公民。城邦公民是希腊政治的主体,他们蕴含着希腊政治生活的全部。但是我们知道,公民之外,当时的希腊还有很多其他人–当时的公民也就是两三万人左右–还有很多人,这里头包括奴隶、异邦人、妇女儿童,其他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人。当时的希腊公民是一个非常有限的精英队伍。能够享有权利的只是公民,在当时的希腊城邦社会中,公民是一个非常有限非常小的群体。这里边的问题引申出了两个矛盾,这两个矛盾对后来的政治思想史产生的影响不一样的。希腊城邦中有两种类型的阶级斗争,一种是贵族和平民之间的,这种阶级斗争是公民内部的阶级斗争。我们看西方正规的政治学说史的时候,讲政体的构成、政策的区分、雅典的革命诸如此类的斗争都是在贵族和平民之间发生的斗争。这是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有案可稽的,属于西方公民政治史,这是西方的主流。

还有一种被左派、被马克思、被黑格尔发掘出来的作为主奴意识斗争的历史。为什么现在有些思想家对主奴意识看得比较重,就是因为它打破了西方政治学说中传统的、主流的贵族与平民的斗争史。奴隶主、统治阶级以及作为主人的公民身份为什么产生,这是有一群奴隶为他们做基础的。这里边又有一个奴隶和主人身份的变化,黑格尔通过一种劳动的辩证法来分析。这个脉络一直被左派、马克思主义发挥,一直到当今,也算一个重要的思想潮流。像前段时间我们开会提到的法国的科耶夫,科耶夫还是从这一套思想中衍生出了“世界的末日”、“最后之人”诸如此类的论题;马克思关于未来世界的共产主义理想,都与主奴意识的思想方法相关。

所以,我们看到研究希腊、研究古典政治的时候,有两种面相的历史,一种是贵族和平民的历史,而这个历史衍生出来之后,它的极端表现可能会导致出安提戈涅的悲剧,安提戈涅悲剧的最终结果也是在公民之间的。公民在当时大体上,他们主要是做几件事情,首先是打仗,捍卫自己的国家然后掠夺其他的城邦,打败别人就把别人作为奴隶,首要的精力放在打仗。其次就是自己家里头的那点经营,而且,家里头的那点商业贸易很有限的。再往下,主要就是公共生活,就是欣赏歌剧、跳舞、选举诸如此类的事情。希腊公民完全没有我们现代所想的“私人生活”,而且也没有私人的地产,没有自己的财产权、私人场所、私密、私人生活,除了战争就剩下公共生活。公共生活有体育,奥林匹克体育,然后就是各种选举、各种公共事务,然后就是文化艺术上各种讨论,这是他们的主要生活。第三部分就是家族,他们自己并不一定是家父,公民在家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受制于他父亲管理的。他公共生活和父亲是平等的,但是一旦到了家族里头他就是一个奴隶了。他爸爸说了算,自己没有任何权利。
在这样的公共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冲突,最后演变为安提戈涅这样一个悲剧。安提戈涅说地上的法律和地下的法律冲突,男人的法律和女人的法律的冲突,或者说地上的秩序和地下的秩序的冲突。基本上表示的是有选举权的男性公民和那些没有选举权的但是也不是奴隶的这类人之间的冲突。这是古典希腊政治关于公民的主流的定位,但是,关于主奴意识、关于奴隶这方面的东西,主流定位是有欠缺的。这也确实是一种不公平。我记得当时我写这方面的文章的时候,就想找西方文化中存在的真正经典性的、代表奴隶伸张正义性作品,为他们控诉的经典,这还真是找不到。虽然有一些凤毛麟角,但是作为主流文化的作品真就没有。按说他们遭受的不义是历史的存在,没有经典文献的记录确实是不公正的。希腊罗马相当程度上的都是靠奴隶支撑的,但是那么多人的生命的屈辱史,就没有一部经典,或者没有为他们说话的人。大家谈的所谓希腊悲剧、史诗基本上都是在讲公民之间的事情。这就是左派在谈到古典公民历史的时候要发挥的地方。财富的创造者,这么大的群体,创造了希腊和罗马社会中如此众多的财富,那么多人在享受这些财富,这一批人他们的生命尊严权利应该值得正视。所以黑格尔的主奴意识为什么被一再挖掘,他有他的道理。大家现在读历史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两个矛盾的差别是很大的。这两种对于希腊政治的基本逻辑,在公民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到底哪一个更根本,确实是有两套阶级观。一套是左派强调的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主人和奴隶的阶级观,还有一套就是主流的历史观,这种观点也是强调斗争,但它是强调阶层的层面,不是主奴意识上的阶级。大家读马克思的东西就知道主奴意识是什么意义了。

前两天我到湖南大学参加罗马法传统的会上,我们在谈到古典公民的时候,当时徐国栋提交一篇论文,引用了贡斯当,按他的说法那时的公民确实是共和主义的,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城邦主义的。城邦是生命、是灵魂,为了城邦个人可以做出任何牺牲。大家可以完全理解,就那么几千人上万人的一个城邦,假如你这个城邦要是毁了,你就变成一个奴隶了,那肯定要誓死保卫这个城邦。在这种情况,城邦的集体主义、城邦主义共和主义国家主义就可以理解了。个人是城邦的公民,那就是城邦的主人,有他的尊严,那就应为它献身,要不的话你就什么都没有。可以想象,奴隶从哪里来,大部分还不是被打败的战俘嘛。如果您不做战俘你就要为城邦奋斗。确实如贡斯当所说,那时候没有咱们现在所说的私人的领域、权利和自由空间。徐国栋认为不是这样,他说考察罗马法对私人的财产权也给予了很好的保障,私人的自由也是很充分的。财产、自由在民法上有保障,但是和公法上意义很不同。我想,总的来说,古典城邦,由于它当时的发育机制、政治形态以及它存在的方式,决定了我们现在认为的个人为主体的权利观、自由观是不存在的,基本上就是一个城邦主义、城邦为中心的世界。而且,城邦主义和城邦一样是得到几乎所有公民的忠诚捍卫。到了希腊化时期、到了伊壁鸠鲁、到了犬儒主义,才开始了个人意识的觉醒,有了个人和自我意识的抬头。后来到了原罪意识、到了中世纪,自由意志才产生。总的来说在希腊罗马那样一个时期,公民和我们现在理解的公民是不一样的。他是城邦为中心的公民,这就是古典公民。

第二点,我要谈现代公民。现代公民与古典公民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首先是市民社会生发出来,与财富的创造相关。现代社会不同于古希腊国家,人多地大,它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庞然大物。我觉得从它的内在机制、内在结构来说,现代社会、现代公民、现代政治之所以发生有几个主要的因素,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市民社会。西方不光是一个古典公民社会,又有了一个现代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最主要的基础是现代财富的发生。我们知道,古典时代财富是有限的。在古典政治时期、中世纪时期,说是财富多如牛毛、多么富有,按照现代的眼光来看、按照资本主义的眼光来看,其实都是非常有限的。现代人和古典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现代人首先是一个财富的创造者,现代人作为一个财富的创造者之后,他才是一个政治人,或者说是一个道德人。古典政治的时候,一个人可能是军人和公民两种身份合一的人,现代人加了几层因素:第一个你是财富所有者或者创造者,叫资本家也行,叫工人也行,是财富创造者;第二个你还是一个道德人,有了中世纪基督教之后,无论你自己是牧师、神父,或者你是平信徒,你有了“灵魂”。当然也不是说古希腊罗马就没有人的内在世界,但是它毕竟没有经过基督教的洗礼,人的内在世界是大不一样的。所以,现代人心灵有一块,财富有一块,然后才是政治这一块,基本上,现代人是一身三任。首先要心灵上、道德上、灵魂上要能够自持自立。其次财富上、物质上不能像古代公民那样生活,要自己持有、自己创造物质财富,无论是打工、当资本家还是当行政工作人员,无论怎么样你都要自己创造、自己劳动。最后你还要承担现代政治的公民责任、公民义务。

现代公民的兴起是和财富联系在一起的。财富改变了一切,新科技发展、地理大发现等等这些因素使得新兴的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担当者,他的兴起可以说改变了过去古典公民就是军人的身份。古希腊罗马公民不就是军人、合法的抢劫者吗?到了中世纪不就是一个信徒吗?那么,现代人就是一个资本家,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个资本家用几十年时间创造的财富相当于过去几百年上千年的总和。这个阶层的出现就把中世纪的、古典的整个社会结构,公民社会也罢、神权政治也罢,全部重新改变了。现代公民的兴起由现代市民阶级的主导,那么,现代公民所面临的问题就在于,private citizenship 这两个词。阿克曼对这个词的解释为私人公民,我刚才谈的是它的要素,但是从它的功能上来说,就是介于私人和公民之间。一般情况下,他是一个私人,也就是市民。Private就是个人利己主义。这个词就意味着没有心肝的利己主义吗?没有心肝是指没有道德心肝。但是他还要守法,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的人,但是这样的人面临的问题就在于,这样的人不足以成就一个政治社会!假如一个社会都是这样的人,这个社会最后肯定是一盘散沙,别说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最后连基本的规则都没有。因为光有自私自利,公共利益谁来维系,公共成本谁来承担,这是最基本的,还不用说那种需要公共激情、热情甚至用生命去投入去奋斗的伟大事业。

现代人一身两面的,日常状态下,有相当多的人是自私自利者。但这些人也不是坏,他们选择这种生活也无可厚非。但是,还有一面,那就是公民,有共和主义精神,要对公共利益、公共事务、共同理想尽责。所谓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所呼唤的就是这一套为了大家和共同的家园、共同的感情、共同的寄托而奋斗,为之守护。公民的一面可能采取一种极端的方式去实现,像极左的极端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可以采取议会制、代议制、选举代理人的方式去实现。它们都维系的不是个人的利益,它维系的是公共利益,或寄托公共精神。但如实现公共精神的寄托,采取什么程序、采取什么方式左派右派的看法不同,自由派、社会主义者、环境保护主义者、女权主义者都不完全一样。这些人都不是市侩之徒,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确实是市侩。

但退一步想,市侩也没有什么不好,在日常情况下,大家成天唱红歌没人搞生产了,连基本的秩序、基本的物质生活、商品交换、正常的人际情感都没有了,唱红歌有什么意义?!道德情感是基本的底线,一个社会首先要亲亲才能尊尊。首先要有一个源于血缘的亲情、同情。当然可以逐渐的把它们纯洁化,但并不为意味着要完全扫除这种感情。在一定程度上,亲情并不纯粹,有市侩的味道,但是人性就是这样,人不是天使。人是有限的,有点神圣性,但是更多的动物性的东西。把人的这些东西全部涤荡掉,人也做不成天使。所以,应该逐渐的培养,提高和纯化人的自然情感,而不是能用一种所谓的伟大的高尚情操把这种东西彻底打垮。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讲究子为父隐,不能因为一个规则、一部法律把父子之情抹杀了。法律最终为了什么,不就是让大家过上好的生活吗,过上和平的、美好的、安全的生活,而正常的人伦秩序正是美好生活的体现,是美好生活的基础。法律如果把它打掉了,那法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这是从法律上说,从政治上说也是一样。政治的理想最终目的也是让所有人过上好生活,但是,如果公共活动破坏最基本的人伦情感,它有什么意义呢?社群主义、共和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都有公共性的追求,但是不能因为公共性,就把所有市侩的、自私自利的、为了个人利益来努力工作的这些人彻底消灭掉。

所谓现代公民,每一个人都有日常生活,也有遇到重大抉择的时候,天天做重大抉择也不现实,一个人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耕作,就是私人生活,但是有些时候需要对一些重大问题、对国家大事发表看法。在一般情况下,人要过正常的世俗生活,但是这不排除公民情感、公民热情、公民德行,它们平时是隐藏的,在关建时刻是需要爆发的。可能在平常的时候各忙各的,但是在关键的时刻,人可能会随时投入公共事件。在现代社会,人要处理好几层关系,大体有三层:首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首先要养家,自己凭自己的本事活着。职业革命家成天搞革命,自己都养不活还搞革命,那不是大部分人的生活,大部分人的生活是首先要正常的活下去。这是公民私人层面的成分。其次,要处理好道德良知问题。人是一个精神的动物,要处理好善与恶,内心和灵魂需要有所依靠,不能变成游魂,要有一个安身立命东西。不能说现代公民只谈政治、只谈物质、不谈精神,现代公民也需要有精神层面的丰富和饱满。最后,现代公民还必须有政治生活,政治不是个人的“一亩三分地”,不是职业的营生。面对社会的走向、政体的选择、国家的重大事项,如战争与和平、革命与反革命、重大事件的态度、选举问题等各种公共问题,需要站出来表达,要超脱一亩三分地勇敢的站出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对“什么是政治”、“如何过群体生活”要有一个明确的决断。

有人说自由主义没有决断,只有利益的协调,我不认同这种看法;如果有这种自由主义,我不会认同。我认为自由主义在关键时刻是有决断的。人是一个精神的动物,他不可能没有决断。一谈决断就是左派、就是国家主义者?!自由主义也是有决断的,虽然不是说天天做决断。这一点阿克曼在《我们人民》那本书上说的很好,他阐述了“私人公民”的概念。他认为私人公民大部分是私人成分,公民成分弱一些,因为一般情况下,人不是政治家,不会考虑政治事物,只会把自己的事情经营好。这样一个社会很正常,政治家处理公共事务,私人处理私人事务。日常政治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状况。但是,在面临非常政治的时候,当国家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发生了重大危机的时候,天灾人祸、外国入侵等等,每个人的重心就放到了公民这边,私人方面要放下来。私人公民这个词,有两方面的功能。平时,政治家的公民这一方面会强一些,而普通公民会弱一些。但到关键时候,大家的公民这一重都发挥出来了。美国社会就比较幸运,他们的人民在关键的时候总是能够焕发出人民的激情、人民的公民德性。人民并没有像很多人指责的那样蝇营狗苟。美国的民主也存在问题,如投票率低,但是不能简单凭借这些就断定美国人民对政治是冷漠的,欧洲确实有些,但是美国人民对政治还是有激情的,并没有像大家说的那样衰落了。从目前他们对世界重大事件的反应来看,这个民族不是那么简单的,其生命力还是旺盛的。中国与美国有得一比:中国人赚钱很有激情,对政治也很有激情,但这里边有邪气。
总的来说,现代公民有两重划分。谈公民文化,我们要看到从西方从古典政治、古典公民到现代政治、现代公民经历了一个转化。现代政治当然是法治政治,经济有很突出的重要性。私人生活受到宪法保障,而且私人生活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政治就是为了每个人自由而有尊严的生活。自由而有尊严的生活更多地被理解为不被别人侵犯的生活,关起门来管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生活。从逻辑上说,政治是为了让人们关起门来过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生活。但是,这种对政治的理解,只是政治的一个方面,不是政治的全部。政治也有他的悖论,当你的一亩三分地如此堕落、成为罪恶的时候,政治还为你提供一亩三分地的保护吗?这个问题我还没搞懂,这是自由主义面临的一个问题。它要给个人的自由、幸福、安全、隐私提供合法的保障,但假如这样的一个“自由之地”堕落到了像《圣经》当中那个罪恶之城的时候,政治还有必要维系这样的权利吗?这实际上是自由主义面临的一个问题,政治为人们提供好的生活,但是这些人非常差劲,到了猪狗不如的时候,那么,这样的政治还有必要吗?这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政治假定人自己追求美好的生活,人性天生如此,但有些人自己走向罪恶,滥用自由去堕落、去犯罪,怎么办?这个问题不好解决,我们追求的政治不是助长坏人去堕落,但也不是把所有人都变成圣徒,把所有人都训练成马列主义者、雷锋、焦裕禄,这也是不能接受的。说到最后,公民如何过上好生活,最终变成了政治思想要处理的根本难题:政治到底是什么,政治到底能干什么!

上面主要是讲西方的故事,主要是从古典政治到现代政治,谈到现代政治的时候,现代政治确实要面对“自由的堕落”这样一个难题。在古希腊罗马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因为那时候“自由意志”意义上的、个人激情意义上的自由是没有的,基本上只有城邦的自由,没有消极自由这个层面,它是积极自由,“自由的堕落”这个难点在逻辑上就不存在。这是政治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要从道德和宗教方面着手解决,政治只能解决行为的问题。解决人的灵魂问题是政治的任务吗、政治能办到吗,这个问题留给大家考虑。

(第三点)现在讲中国的故事。中国也有三代的“作新民”,这个就不准备多谈了,古典意义上的“作新民”是三代之治。作新民当然还有一些争论,到底是新旧的新还是亲民的亲,按我的理解应该是新民,日日新、月月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新”是将一个人重新塑造为共同体的成员,重建一个共同体。孔子的时代,是礼崩乐坏的时代,所谓的作新民就是重新回到周时代,回到那种身份,跟我们现在的公民是两回事。

新民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当然是晚清之后,尤其是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之后的事情。梁启超对新民有一系列的解释。中国的公民文化跟两个共和国有关,就如我最近写的小册子中所说的那样。第一共和共第二共和国都面临建国和新民的问题,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共和国,塑造什么样的公民,可以看到第一共和国和第二共和国建国的原则以及培育公民的原则是不一样的。就公民的塑造而言,我们现在的政治文化的水准还不如晚清和中华民国的前十年。大家都说民国军阀混战,实际上在1924年之前,并没有多少大的战争,那是个很好的时期。到了24年之后,国民党开始北伐,才产生了党国,形成了党和国家的新体制。之后两个党为了争夺政权展开内战,除了中间为了抗日的合作之外。这是一段故事。党国之前是另外一段故事,那段故事实际上有很多值得品味的地方,那十几年间战争不多,死的人也很少,新闻自由是存在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都存在,自由经济也存在,改革开放也是存在的。不同的党派、不同的势力集团可以彼此谈判,一起来制宪,当然结果是并不好。但相对现在,那时有很多重要的、宝贵的东西是现在没有的。现在的经济、政治、知识都比那时强了,但是作为一些基本要素的制度设置我们现在反而没有了。

谈如何建立一个公民社会、建立一个现代国家,首先是革命建国、人民制宪。革命建国,第一共和国前十年甚至后来的一些年,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机会。用我的话说,有中国版的光荣革命的味道。秦晖上次开会私下跟我说你的中国版光荣革命有点勉强吧!我说是,要是直接对应来说,我们的君主和英国的国王肯定不一样,因为英国国王是有各种势力支持,我们的皇帝是没人要的君主,没有阶级基础、没有各种势力支撑,最后的结果的确也没有成事,没有像英国那样有一个虚君共和制。这个问题今天我就不多说了,大家看我在燕山大讲堂的一次演讲,很快就会出版。出版之后,学术性比较强了,我引用了很多的资料文献,用语也比较严谨。讲课嘛,口语化的东西总是比较多。民国初年那个时期确实是很好,不光我这样看,很多研究历史的学者也这样)。要从政治形态来看,清末民初之际的政治状况、制度安排和创新要比我们现在好得多。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感慨,那些人没有把事情搞好。现在这么难,要搞好也很难。

(第四点)最后我想谈谈对中国当今公民文化的看法。刚才谈的都是历史上的故事,中国的、西方的。中国的公民文化、公民政治因为两个共和国的大起大落,没有一个常态的公民文化的培育过程。公民文化经过革命的暴力、混乱状况之后,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去革命化的过程。要恢复到去掉激情的、正常的、理性的公民,这是缓慢的培育过程。只有这样的公民才能成熟,这样的社会才能够不断的成熟,才能够不再有大的折腾,不大起大落,能够健康的发展。但是,中国这两个共和国前前后后一百年中一直处于大起大落当中,从第一共和国的临时宪法、后来联俄联共、党国、北伐,北伐刚成功开始清共,然后抗日战争,然后内战,内战之后大陆还一直不消停。总之,就没有一个正常的环境来培育理性的公民文化。革命的激情从来都是有的,但理性化、常态化、正常化的公民教育,公民德性的培养却一直没有。公民教育、公民德性的培养是应该“去革命化”的。我有几个国外回来的朋友,他们来中国参观历史博物馆,发现我们树立的正面形象还是过去的太平天国造反的洪秀全,军事博物馆、历史博物馆树立的都是造反的农民起义领袖!歌颂那些人物,对于一个正常的国家来说,他们觉得是很矛盾的。一个正常的国家中,过去反对国家的叛贼怎么能放到博物馆里、庙堂里供着呢?!刚开始建国的时候,把这些人供奉着是必要的,正当性支持,但是要逐渐的改变啊!到当今还在供奉这些人,就意味着这些人造反有理、革命有功。所以外国人来到中国的博物馆就觉得不可理喻。或者和解,比如美国,美国南北战争双方都供奉李将军,那不是人民之敌吗?人民公敌也是可以被人民供奉的。现在的意识形态还是革命主义,革命主义不可能建立一个正常的公民文化,公民文化是理性、建设性的,而且是“去革命”的。建国首先都是革命建国,建完之后,革命不是反复革命、继续革命,而是把革命转化为建设。谈到当今中国公民文化的问题,公民的教育和塑造到底是革命主义的、红色的,还是守护革命成果的、蓝色的,有这样一个大问题。

另外一方面共和主义的公共美德、公共利益也很重要。当代中国社会,不是日常政治时期,我只管我的一亩三分地,我守法就好,在中国当代应该提倡一种公民美德。但这里头有一个吊诡,只要提倡公民美德,就容易跟红色意识形态结合起来。那么,有没有非红色的公民美德呢?这是我对大家提的一个问题。红色意识形态所教导的不叫公民美德。真正的公民美德应该有。现在的很多人确实是太自私自利,心理太肮脏猥亵。一个社会假如都是这样的人,很难有正气。现在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期,既要捍卫个人的权利、维护私人的领域,又要维护公民美德,投入到改造社会的活动中去。公民美德必须走向非红色。中国的公民美德不是红色的,能够维护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天地确实能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同时也应该有公共的美德,应该投身于公民文化、公民社会、公共选举活动,要有政治担当。这是目前中国最主要的问题。目前的问题,都在我们的公民文化之中,它面临的问题涉及到古今中西之争,也涉及到了内政外交之争,还涉及到了个人与集体之争,这些问题都交织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个“公民文化论坛”挺有意思,到这里来给大家汇报汇报相关的想法。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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