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寻找远去的民国教育背影

作者:傅国涌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3-11,星期一 | 阅读:1,555

——《过去的中学》前言(节选)

傅国涌

  【按:《过去的中学》初版于2006年春天,七年后同心出版社出了增订版,比初版内容更丰富,变得沉甸甸的。】

中学在一个人的成长中是一个关键阶段,对人格的塑造、思想的成型、习惯的养成往往更为关键。自从晚清新学兴起、学堂出现以来,我们的中学也就一百多年的历史,我的目光主要集中在扰攘不安的20世纪前半叶。我只是想看一看,过去的中学曾经走到了哪一步?曾经有过怎样的辉煌,达到过一个怎样的境界?培养出了什么样的人?看一看过去的中学生们,他们的精神状态,他们在校的求知生活,他们的青少年时代是如何展开的?看一看那些过去的中学老师,他们曾经怀抱着怎样的人生追求、知识志趣,而不仅仅为稻梁谋,不仅仅向学生重复现成的教科书?看一看过去的校长,他们的教育理想、人格风范,看一看昔日的校园,弥漫着怎样的一种空气,莘莘学子是在怎样的一种氛围中学习、生活、成长的?

在人的一生中,中学阶段正是求知欲最旺盛,记忆力最好,想象力最丰富,对一切都充满幻想的时期,许多在各自领域出类拔萃的人回忆起自己的中学时光,之所以会常常心存感念,就是因为他们的人生理想是从那里起步的,他们的知识基础是在那里奠定的,他们的精神气质是在那里形成的,最初的社会活动训练是在那里进行的。像北师大附中、南开中学、扬州中学那样历史悠久的名校,创办人的办学理念、长期积累起来的校园文化、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以及整个学习的风气,共同构成了一个不可取代的精神座标,有幸在那样的学校里求学、生活过,那是终生都不能忘记的幸福。

1929年毕业于北京师大附中的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深情地说:“20年代,我在师大附中读书,受到了深切的教育,奠定了我一生治学的基础”,他永远都忘不了林砺儒校长1924年对全校学生的一次演讲,其中讲到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三大律令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把人人都看做目的,不要看做手段。认为这是康德的大发现。他在70多年后表示,“当时我听了非常感动,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同年毕业的科学家钱学森说:

我对师大附中很有感情,在附中六年所受的教育,对我的一生,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作用。我在理工部学习,正课和选修课有大代数、解析几何、微积分、非欧几何(高一时几何老师是傅种孙先生,他讲的道理是纯推理,得出的道理,不但在教室里如此,在全中国如此,全世界也如此,就是到了火星,也还得如此!他把逻辑推理讲得透彻极了。物理学用美国当时的大学一年级课本。还有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化学课,在20年代就讲化学键是由原子外壳层电子形成的,八个电子成闭壳,等等。化学试验课比较丰富,但也有当时的困难,试剂不纯,滤纸用北京冬天糊纸窗的“高丽纸”!有些课用英文讲,到了高二要学第二外语,设有德语、法语;伦理学课是由校长林砺儒先生教,明确道德规范是因社会的发展而演变的。我今天说了,恐怕诸位还不相信,我高中毕业时,理科课程已经学到我们现在大学的二年级了。”此外,音乐、美术课学校也是重视的,我们的美术老师就是不久前去世的国画大师高希舜先生。

20年代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有个特别优良的学习环境,我就是在那里度过了六年,这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六年。当时这个学校的教学特点是考试制度,或说学生对考试形成的风气:学生临考是不做准备的,从不因为明天要考什么而加班背诵课本,大家都重在理解不在记忆。考试结果,一般学生都是七十多分,优秀学生八十多分。就是说对这样的学生,不论什么时候考,怎么考,都能得七八十分。(《关于思维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当过华中理工大学校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九思先生曾说过,自己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在文、理、工综合的环境中接受教育,亲身体验到这种教育的好处,所以立志把华中工学院办成综合性大学。其中特别是扬州中学给他的影响最为深刻:

“我很幸运,青少年时上的中学是当时很好的一所中学——江苏省立扬州中学。当时的社会舆论是‘北有南开,南有扬中’。我在扬州中学接受了6年教育。这所学校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文理并重。当时扬州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和其他学校一样,在考大学时考虑到将来的“饭碗”问题,报考工科的比较多,但学校并没有因此重理轻文。学校对语文(那时叫国文)和英语当然重视,对中国历史和中外地理也同样重视,课程内容很充实,因为史地教育实质上是爱国主义教育,是人文素质教育。课程设置也很丰富,如普通英语课程外,还开了‘英语修辞学’,这本是大学英语系的课。又如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在一般的中学是一门课,我们中学分别开了三门课,内容就充实多了。另外,高中数理化用英文版教材;建了当时很有气派的实验楼,还有一台很小的教学用X光机,可以表演给学生看;舍得花钱买书,图书馆馆藏比较丰富等等,都是当时中学少有的。那时我们学那么多课程,由于教师教得好,学生的程度也不错,负担并不感到重,还读了很多课外书,照样参加体育活动。由于教学质量高,我们学校高中毕业生只要考大学,没有考不取的,而且考的都是报考人数远远多于录取人数、竞争激烈的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只报考南开大学一所学校,对其他私立大学都看不上(教会大学因收费高,一般不去报考)。我中学时代母校的办学模式,给了我终身难忘的印象,成了我思想深处办学的一个重要榜样。”

“扬州中学当时是全国有名的好学校。好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就是教师水平高,教书教得好。那时校长叫周厚枢,留学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了硕士学位。他最大的功劳就在于聘请了一批好教师,不仅从本地聘,而且从江南聘,因为江南不论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比扬州所在的江北发达。不仅主课教师要聘好的,而且音、体、美各科教师也要聘好的,如音乐老师李崇祜,是上世纪20年代著名教育家李更生的女儿,美术老师是从上海附近请来的,叫吴人文,颇有造诣,现在扬州中学大礼堂上方的浮雕就是他的作品,体育老师在扬州聘请不到好的,也到外地聘请,当时初中、高中的体育教师都是外地的。教师对于办学之重要意义,我青少年时代就有切身体验。”

在许多老一辈知识分子的记忆中,不仅人们熟知的那些百年名校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就是许多散落在全国各个角落的那些普通中学,无论是私立的、国立的中学还是教会中学,有名的或默默无闻的,都一样富有特色和个性,一样卓有成效,培养出了许多民族精华。地理学家、冰川学开创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施雅风先生,回忆自己上中学时,遇到一个优秀的地理老师,他对地理的兴趣就被激发起来了,后来毅力选择地理专业。被誉为“中国律师界良心”的张思之先生,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中在四川读的初中、高中都是国立的流亡中学,那里的课堂、老师的举止笑貌一直铭刻在他的记忆深处,他后来从事律师职业,却终生对宋词、元曲有着浓厚的兴趣,时时从中领悟汉语的美、感受生命的悲欢,这一切首先来自中学教育给他的熏陶。中美关系史学者资中筠女士说起她早年在天津耀华中学受的真正的素质教育,充满了感激之情,认为自己一辈子都受用不尽。

确实,一所好的学校,无论中学还是大学,都应该是能让每一个从那里出去的学生,在漫长的生命途中时时驻足回望的,是能让学生有一种精神归属感的。中学正值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是生命之花含苞待放的时段,一所好的中学给学生提供的除了知识,更重要的还是一种求知的方法、路径,是一种精神的训练,是打开认知世界、观察社会的窗户,或者说提供一个眺望世界的平台,是启迪心智,点亮每个人心中的那盏灯,是对创造的鼓励和激发,肯定每个人的梦,尊重而不是抹杀个性。过去的中学,不光是那些名校,就是大多数普普通通的学校也在相当程度上做到了这些。在那里,学校教育的目的从来都不是单纯为了应付考试,升学率不是衡量一所学校的唯一指标,教育本身有着比考试更高的价值,教育的过程要远重于结果,尽管考试成绩作为检验方式无法回避。1936年科学家竺可桢初任浙江大学校长,投考浙大的考生来自全国各地,成绩出来,他在9月4日的日记中说,“苏省上海中学占60%,而南通中学、扬州中学均不恶。苏州中学报考之人占第一位,计九十一人,较杭高之八十二人尚多。但所取则仅二十三人。南开中学并不见佳。北方以北师大附中为佳。”但是,在那个不是一刀切的时代,考试不是独一无二的,一次考试“并不见佳”,并不影响南开中学的声望,没有人会因此而否定私立南开中学是一所好中学。曾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的历史学家何炳棣在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如此分析:“如专就狭义数理教学而言,南开中学的水准只是合理的高,但要略逊于北平师大附中和扬州中学等校的,因为它政策上没有像后者特别注重督促学生演算习题,专门准备应考一流大学那种特殊‘节目’。”“事实上,30年代江浙若干省立中学的数理化教学都比南开严格。……总的来说,南开的语文、史地、数理化课程水平是很不错的,学校的传统注重学生全面的活动与发展,不专死‘K’数学和理化。”

浙江上虞白马湖畔有个春晖中学,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们曾经在那里任教,创造过教育史上的一个“世外桃源”,那是我向往多年的地方。今年夏天,我终于来到了那所曾在梦中出现过的学校,刚刚放了暑假,校园里空荡荡的,招贴栏上墨迹犹新的是高考成绩光荣榜,文理科分数排列俨然。我猛然感到我来到的不是当年那个洋溢着创造乐趣、以求知为最终目标的春晖,而是全封闭教学、以考分决高下的春晖,当然这不是春晖的悲哀,普天之下莫不如此,春晖不能幸免。校内,经亨颐铜像、经亨颐的墓碑,校外,“平屋”、“小杨柳屋”,唤醒的只是历史的记忆,白马湖的水已不像当年那样纯净,古人说物是人非,如今恐怕是物也非、人也非了。

过去的中学之所以值得我们追想、神往,最根本的就是它们常常是超越功利的,没有把功利的目标凌驾在一切之上,陷入功利化的泥潭中,显示出精神上的猥琐和平庸。我们今天的中学(当然不光是中学,大学、小学也一样)最大的弊端就是急功近利,处处以俗世的标准衡量自己的成败得失,处处以功利的目光打量一切,对每个学生的评价、对每个教师的评价、对校长和学校的评价都是按照功利的标准,一切都是量化的,学生的成绩量化,老师的业绩是量化的,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评估一样是量化的,这是一个单一的、一元化的、不容置疑的标准,老实说,一个具有一点正常判断能力的人都不难看出,这个标准很大程度上是非教育的,是畸形的、被异化的。在这样的风气导向之下、这样的价值框架当中,中学当然找不到自己准确的位置,不知所措,只能围着高考这个轴心转了,从最初的“专科率”、“本科率”到现在“重点率”,高考分数成为衡量中学办学的唯一指标,对此,中学校长也有他们的无奈和苦衷,他们当中有人曾公开发出这样的感叹:“我们面前的‘宪法’是高考而不是‘教育法’,高考指向哪里,我们就走向哪里。”

年复一年,现在的中学固然可以成就一批批的考试能手、分数英雄,但是与培育人、造就人的目标越走越远,对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也是一种严重的伤害,人毕竟不是机器,学校毕竟不是工厂,中学自身要有清楚的定位,它不是通往大学的输送带上一个机械的环节,不是大学的预备学校,不是大学生生产流水线,而是有自己基本的独立价值,比如要让每一个学生的人格得到陶冶,知识得到训练,视野得以开拓,即使不再升学,作为一个人,他的文明素养,他对世界的认识,对社会人生的理解都是在这个阶段初步成型的。我们从当年重庆南开中学的学生回忆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在那里受到的教育,在许多方面,足以给他们一生提供精神的支撑,成为他们未来生命中一个不能缺少的支点。我觉得这要比一次考试的分数重要得多。

对教育有很多独到见解的爱因斯坦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说得明白一点,包括北师大附中、南开中学以及过去许多成功的中学,它们之所以成功,无非就是最大限度地实施了人的教育,不是以培养考试能手、习题高手作为首要的教育目标,而是以培养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为目的。

抗战前后的重庆南开中学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无法替代的活的先例,曾在沙坪坝求学的莘莘学子如今都已白发苍苍,张伯苓校长、许多任课老师、同窗学友的音容笑貌,那些一辈子都忘不掉的课堂,那些热烈的课外生活,沙坪校园的一草一木,每一个生动的细节几乎都已化入他们的血液,融汇为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养分。他们的回忆在相当程度上复活了一个时代的记忆,那是一个已飘逝的传统,但在他们的生命深处却留下了永远也抹不去的印记。刘鹤守先生就是他们中的一人,在南开中学百年校庆的时候,他编了一本《沙坪岁月》,收入了200位校友的回忆文章或片段,受到广泛的好评。

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1945年,抗战胜利的那个秋天,南开举行作文比赛,题目是“论述南开精神”。一位高一学生突然想到南开精神就是“五四”精神,“允公”就是“民主”,“允能”就是“科学”,“日新月异”就是破旧立新,他“越想越激动,字迹潦草,墨迹斑斑,卷面肮脏”,结果竟获得了第二名。一丝不苟的喻传鉴主任亲自找他谈话,“你知道你写得这样乱为什么还得第二名吗?”“就因为你论述南开精神有独到之处,……可见你肯于思索,有头脑……现在的中国就是需要民主、需要科学啊!”这不仅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的一个例子,也是无时不在实行公民教育的证据。

作为人的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教育的特点就是开放、多元、兼容,允许自由讨论,学校里并排张贴着《中央日报》与《新华日报》,学生可以对照着看。高年级学生经常对各种思想观点开展讨论,“而老师绝大多数并不搞政治化的说教。”1943年1月,这些少年学子曾就真理标准展开过一场无拘束的讨论。在每周的周会上,学校经常会邀请各种不同观点的社会名流来演讲,周恩来、冯玉祥、马寅初、孔祥熙、何应钦、陈立夫、孙科、翁文灏、王芸生、王云五、胡政之、老舍、曹禺以及访华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等都在其中。“在那个讲台上,你能获得不少虽然零碎但却是课堂上没有的知识。你也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

时事辩论赛也是南开的家常便饭,“战争促进抑毁灭文化?”“世界持久和平能否实现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谁胜?”……让一位女生永生难忘的是,高二那年她参加全校男女生两部举办的一次辩论赛会,题目本来是一件生活琐事,张伯苓校长散步时偶然看见海报,说没出息,什么时候了,净辩论这些小事。当夜题目就改成了“美国是否应该参战?”其时离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参战已不远。无论他们的翅膀多么稚嫩,他们的思考多么肤浅,他们在校园里获得的这些训练,对开阔他们的视野、培养他们的世界眼光,终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结社、演出、办壁报,这一切都是自发的,是他们兴趣、才华、理想的萌动,活跃了他们青春的生命,使他们在实践中学会表达,学会独立思考。校园广场上到处张贴着他们自办的壁报,内容五花八门,既有探讨人生,也有关怀国事的,《健报》《公能报》《曦报》《晨钟报》《野猿报》以及以“民间报纸”(区别于班报、校报)自许的《翔翎报》等竞相争妍,他们甚至通过各种渠道亲自登门采访邵力子等政要。经济学家茅于轼读高三时,也曾和几个同学一起办过一个名为“旁观者”的英文墙报。

作为一所著名的私立中学,南开学子中有不少国民党政要的子弟,但他们在校园里未受到任何特殊待遇,他们也从不拿自己的家庭背景在同学之间逞威风,一样的穿校服,一样的吃食堂,这也是学校的规定。唯一特殊的是在办壁报时,高一学生王次五曾利用特殊身份直接采访他爸爸王世杰(当时的外交部长),写出了像模像样的独家专访。经济学家茅于轼曾在南开就读,他的记忆中,“一些大官的子女当时我们也并不知道,到了毕业以后才慢慢听别人说起。学校从不趋炎附势,校园里绝对没有任何特权的气氛。”

操场上更是南开学子们自由驰骋的场地,每天下午三点半,所有学生都要走出课堂,融入火热的课外活动中(主要是体育活动),如果学生偷偷躲在教室里做功课被发现的话,要立刻记大过一次。对体育的重视已成为南开的特色之一。

当然南开对美育和锻炼动手能力的技艺活动也一样重视。音乐教室里,音乐教师阮北英几乎是不分昼夜地教每个班、每个组,从中国民歌、抗战歌曲直到西洋古典乐。1980年代,当几个60岁的学生在80多岁的阮老师面前,流着热泪唱起他从前教的歌时,已经几十年没有听过这些歌的老师激动地哭了。

在学业的传授上,南开的老师更有独到之处,不拘泥于本本,没有成见,往往没有现成的框架、整齐划一的答案。一位同学作文开头第一句写道:“远远的东方,太阳正在升起。”国文老师陶光在“的”字后面加了个逗号,变成了“远远的,东方,太阳正在升起。”这样的作文课堂讲评是能让学生终生获益的。南开中学自编的国文课本,首席语文教师孟志荪是主编之一,蒋介石所喜欢的王阳明一篇也未能入选,曾国藩家书也只选了一篇。顺便说一句,蒋介石几次来看望张伯苓,也“未闻校方出来组织三呼万岁之类的举动”。在权势面前不卑不亢,保持学府尊严,这些都显示了老南开中学傲然独立的精神气质。

据说,重庆南开校友中有近40%的人从事与化学有关的事业,就是因为化学老师郑新亭的启迪,他常对学生说:“科学领域内现在仍不为人知的东西很多很多,任何一个问题都够你研究一辈子的!”他的课更是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而且与日常生活的紧紧联系在一起。学生又怎么忘得了他讲醋酸铅具有甜味的性质时所举的例子:“在家乡小孩摘吃没有熟而酸涩的梅、杏时,往往偷来母亲、姐姐的铅粉抹在梅、杏上,梅、杏就由酸变甜了。”

老南开在莘莘学子的心田中种下的决非只是知识的种子,而且植入了最朴素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从本质上看,南开的教育就是培养、鼓励、激发学生的个性、创造性,比课堂上传授知识还要重要的是,学校和老师总是千方百计地给学生创造一个开放、包容的成长环境,使他们获得身心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从而作出自己的选择。一个人的青少年时代有幸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熏陶过、历练过,无论走到那里,他都不会迷失自己,这是什么样的专业化教育都无法比拟的人的教育。经济学家吴敬链说:“我虽然只在南开念过两年书,但南开给予我的基本训练方面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除语文、数学等功课外,从逻辑思维、语言表达,‘公民’课上关于如何开会、如何选举、如何表决的训练,……都使我终身受用不尽。总之,就我的亲身感受而言,南开教育之所谓的‘高贵’,指的并不是生活上的奢侈和安逸,也不是目中无人和颐指气使,而是对于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的高素质要求。”

在那里,考试不是衡量一个学生的绝对标准,课业授受也不是衡量一个老师的绝对标准,人本身始终是目的、是尺度、是根本,其他的一切都是从属的、次要的。遥想当年,重庆南开中学,物理老师魏荣爵教学水平之高、教学态度之严谨都是有口皆碑的,决不是不负责任胡乱评分的人。1941年毕业的谢邦敏富有文学才华,但数、理、化成绩不佳。他在毕业考时物理交了白卷,即兴在卷上填了一首词。魏荣爵评卷时也在卷上赋诗一首:“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使这位学子顺利毕业,并考入西南联大法律专业,后来登上了北大讲坛。这样的老师,这样的学校真的足以让后人开眼界。

正是有了一代教育家张伯苓那样的校长,有了魏荣爵、郑新亭、孟志荪等一大批优秀、有强烈责任感的教师,即使在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重庆南开中学也始终保持着高水平的教学质量,继续弘扬激发、培育而不是扼杀每个孩子个性和创造性为核心的办学理念,最大可能地践行了人的教育,成为民族危亡时期弦歌不绝的摇篮之一,以其无比生动的实例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值得永远记忆的一页。

在中学任教的时光离我已经很远,读中学的时光更远了,前辈们记忆中的中学生活曾是那样美好,我为自己未能赶上那样的时代而遗憾,我也为历史上有过那样的中学而略感安慰。遥望过去的中学,如果能对今天从事中学教育的老师、正在求学的学生有一点点的启发,我想编这本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2005年10月—11月初稿,2006年2月修改,2011年9月再改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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