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政治思潮的西学东渐

作者:任剑涛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3-4,星期一 | 阅读:1,179

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始终伴随着西方政治思潮在国内的传播。面对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主义,国人是否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任剑涛教授为我们讲述了这个过程中的成败得失。

任剑涛

近来有不少学者认为,百年来我们对西方的学习都是秉持功利主义的态度,希望能找到速效的药方,您对此怎么看?

任剑涛:中国进入晚明社会,就已经成为一个衰朽的帝国。只不过明清的政治变局,给了中国喘息的机会。清朝依靠高压统治,维持了两百多年。步入晚清阶段,国家的全面转轨势不可挡。来自中国内部的转轨动力,自晚明就已经严重不足,到晚清几乎丧失殆尽。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成为中国近代转型的基本处境。但对中国来讲,在跨文化寻找自身转轨方略的时候,笃定会陷入功利主义的陷阱。国人亟欲向之寻找真理的“西方”,不单是一个前来中国掠夺的“西方国家”,而且也成为中国人挑选适合自己转轨需要的、被动的“西方”现代典范。就前者言,中国人因之体会到现代转轨的“被动挨打”;就后者论,中国人不能不为自己挑选西方的功利欲求吞下苦果。

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在现代转轨之际失之愚钝。恰恰相反,中国人全面接触“西方”之后,即时发现自己所需要学习的是什么。这对于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民族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改变。这不仅意味着中国人放下自己的文化积淀,沉降民族的骄傲,谦逊地学习现代的西方先驱,而且意味着中国人绝对不是被动地进入现代变迁进程,而是主动地寻求进入现代的门径。不过,这一“放下”和“捡拾”,却注定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功利化定势。学习西方,只是要在“西方”那里发现自己走出困境、重新崛起的良方,而不是在中西融汇中发现人类生存、发展之道。这一定势,必定促成一种中西冲突的新功利局面,难以推动中国文化对自身的超越。

首先,中国学习西方是人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历史事实。现代“西方”第一次以铁和血为人类打开了不分地域的“世界”大门。对于西方国家自身来说,这是一次充满血腥的演进。对于西方以外的国家来说,则意味着“被动挨打”。由于人类第一次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一个按照一种逻辑行动的运转模式,所有国家将不得不接受这样的运转方式:这种运转模式以市场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效率、以民主政治表现出亘古未有的高认同。这是西方之外的所有国家未曾发现的国家运行方式。国家接受这一模式,必然出现更为惨烈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冲突。中国处在这一冲突的锋线上。小农经济秩序、帝制政治惯性瞬间被打破。但中国人在抵抗西方的入侵时,觉悟到西方的现代模式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人一旦遭到强烈冲击,本能的反应就是自己也应该具有对方的那种强大能力。建立在群体生存直觉基础上的中国学习西方,就必定处在一种要么生吞活剥、要么食之撑腹的状态,独独缺少精挑细选的文化甄别能力。生吞活剥,就是不论处境将西方引入;食之撑腹,就是取其一死撑而对其余不闻不问。学习西方“坚船利炮”的洋务运动就是这么出台的。洋务运动的进路注定了中国后来学习西方的取径。

其次,中国学习西方是一个需要反省的跨文化传通事件。这里的反省,指的是中西跨文化传通进程中的反省,而不是中西文化传通尘埃落定后的总结。中西文化传通是两个自有传承的独立文化体系相遇后的互动,两者对对方的文化结构与功能,开初肯定难以全面深入地把握。全面深入的把握,只能在逐渐了解中实现,就此形成中西文化传通的渐进性定势。但由于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场域,给予中国现代转轨以强大压力,因此受迫的中国人存在一种更为紧张的心态。国人总是臆想学习西方的同时就超越西方。结果学没学像,超越更难期望。“没有学爬就想学飞”的急功近利心态,是无法在“西方”取得真经的。

再次,中国学习西方是一个必须超越的中国发展状态。由于中国只是想拿来“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的种种功利手段,以便打胜国家的翻身仗,中国的现代发展,就总是处在失之远虑、只念近忧的急吼吼状态。说起来,洋务派追求西方国家那样的坚船利炮,不过是想国家迅即强大到与西方国家对垒的水平。后来一切振兴国家的举动,不论是晚清的变法、民国的训政,都没有逃出这一思想圈套。这是中国现代转轨政治压倒一切的功利化心态最真实的写照。

所谓“救亡压倒启蒙”,是将这一定势中存在的国家图存与现代启蒙两个问题搅到一起。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特定视角看,“强国之思压倒了建国之虑”,才更准确地概括了中国人功利化接受西方的最大失误所在。这一失误,迄今未能矫正。国家发展,首先要落定在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平台上,其次才能寻求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国家建构,也不能用国家建设来替代。国家建设是不问国家基本结构,只问国家治理能力的。这也是一种变形的强国压倒建国的主张。

 晚清以来西方各种思潮传入中国,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严复对自由主义的介绍,自由主义在当时中国的传播遇到了怎样的回应?

 任剑涛:严复对西学名著的译介,厥功至伟。西方现代的主流思潮,严复大致都引入了中国。进化论、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逻辑学等学科的当世名著,都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这中间,政治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些西方流行思潮都在翻译介绍之列。

但严复对西方思潮的翻译介绍,在当时给人最深印象的,并不是自由主义。虽然在十九世纪西方影响最大的自由主义法政思想,在严复的西学译介中占有的分量最足:经济自由主义的最重要阐释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政治自由主义的法政经典、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十九世纪政治自由主义的压轴之作、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论自由》,都被严复译介过来。但分量最重,并不等于影响最大。严复译介的西方名著,影响最大的还是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即严译《天演论》。

严复翻译西学名著,是有所用心的。总的说来,他认定教育救国,而教育需要以新思想新观念主导。于是,教育救国演变成西学救国。“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与“今日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两相对应,携手出场。具体地讲,翻译经济学著作,是为了“言财政”;翻译政治学著作,是为了言自由、倡民权;翻译法学著作,是为了立法制;翻译逻辑学著作,是为了启民智;翻译社会学著作,是为了兴社会;翻译进化论,是为了说处境。但由于严复翻译西书的宗旨,是为了“指斥当轴之迷谬……从其后而鞭之”,因此,他还是陷入了功利化的泥淖。人们普遍认定,严译名著影响最大的,莫过《天演论》。因为严复认定,只有(斯宾塞那样的)进化论才呈现了不分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优胜劣汰的普遍真理。而这样的进化态势,对于处在现代变迁时期的中国,尤为重要。“救亡图存”与“适者生存”两相扣合,成为严译《天演论》发挥巨大影响的精神基础。这是严译的其他几部著作完全不可能具备的精神激素。时论指出,严译“天演论”大大改变了中国民气,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变革。

不过严译名著的影响,得分当下与长远两个视角来看。从当下看,《天演论》独领风骚。从长远看,他的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译著,以及严复对之的阐释,发挥着更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严复慧眼独具,引进翻译了数十年“无人为之”的《原富》《法意》《群己权界论》;而且还因为这些书中观念的引入,奠立了中国现代政治经济的基本理念。严译的这些影响,不在一个长时段中观察,是不可能得到认知的。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讲,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成为一切关心中国现代深度发展的人们所共同认可的基本选项,这与严复强调的现代要领之历史发酵紧密关联:“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为国人确立了现代政体观念,由此对市场经济的赞许、对群己权界的分辨、对族群关系的把握、对法治精神的张扬,在对百年后的中国发挥颇具现实性的影响力。

本来,中国的现代转轨,应当落在理性的平台上,首先致力为现代国家夯实政经基础,进而推动国家长期持续地发展,以便跻身现代国家之林。但严复所处时代的中国,内外交困。在一种难以应对的紧张感中,国人反而对现代建国的重要事务视若未睹,仅仅对国家的危机处境感到紧张。于是,《天演论》成为最具号召力的严译著作,反而几本自由主义的经典之作,被人们冷落。

可见,严复引进的自由主义理念,只有在国家确实需要坐实于现代制度平台的时候,才会发挥真正的影响力。否则,它就只能作用于人的观念世界,等待发挥作用的机会。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现代转轨过程中,长期受到冷落。只有在民国的晚期,立宪建国的问题凸现出来的时候,严复引介的自由主义政治理念才第一次真正发挥影响。只有中国需要坐实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制度建构时,严复引介的自由主义经济与政治理念,才再次发挥出它引领中国现代走向的强大功效。这才是严译政经名著的力量之所在。

 晚清革命党针对清政府的暗杀、暴动,是否也受西方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

任剑涛:1900年后的晚清,是中国步入激进化的时期。一切温和改良的主张与行动方式迅速丧失社会感召力。这是改革、改良的努力失败后必然的走势。改良的穷途末路促成革命的风起云涌。但是,晚清的革命并不是一场一开始就组织良好的社会运动。相反,革命的组织甚多,组织绩效甚低。而且晚清政府一面加强对革命的镇压,毫不手软;另一面松动高压控制,以立宪改革化解革命危机。这些因素,造成革命无以为继的窘境。为了推动革命,走出革命低潮,发动足以助长革命高潮的暴力行动,就十分必要。在革命危机的处境中,出现旨在推动革命的暴力行动是暗杀和暴动。暗杀是个人行动,暴动是短时间内的群体暴烈行为。这都与长期的、组织化的革命不同,其行动旨趣,都在制造轰动的社会效应。从1900年到1911年,被论者称为近代中国的“暗杀时代”。这个时期的暗杀事件,明显增多。人们熟知的著名刺杀事件就有:1900年史坚如刺杀德寿,1904年万福华刺杀王之春、王汉刺铁良、易本羲谋刺铁良,1905年吴樾刺杀五大臣,1907年徐锡麟刺杀恩铭,1910年汪精卫刺杀载沣,1911年温生才刺杀孚琦,1911年林冠慈刺杀李准、李沛基刺杀凤山等等。这些暗杀事件,初期基本上是个人的行为,后期则多是组织行为。上海暗杀团、北方暗杀团、支那暗杀团等等,成为专门从事暗杀的组织。暗杀,也得到改良人士和革命领袖的明称或暗许,比如梁启超就认为暗杀不失为一种推动中国有效变革的手段。孙中山表面上不赞同暗杀,但指望它与革命需要相宜进行。

就进行暗杀的主事者而言,初期如史坚如刺杀清臣,主要是受革命激愤情绪主导。但到后来,从事暗杀的人士,逐渐怀有明确的现代政治理念。这些理念,有一些是清晰明确的、源自现代西方的激进主义思潮。如撰写《暗杀时代》的吴樾,就明确借助民族主义的理念,来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他写道:“今日为我同志诸君之暗杀时代,他年则为我汉族之革命时代!欲得他年之果,必种今日之因。我同志诸君,勿趋前,勿步后,勿涉猎,勿趔趄。时哉不可失,时乎不再来。手提三尺剑,割尽满人头!此日,正其时也!……欲思排外,则不得不先排满。欲先排满,则不得不出以革命!革命!革命!我同胞今日之事业,孰有大于此乎!”“……以复仇为援兵,则愈杀愈仇,愈仇愈杀。仇杀相寻,势不至革命而不已……予愿死后,化一我为千万我,前者仆而后者继,不杀不休,不尽不止,则予之死为有济也!”这段话表明,暗杀是为了激活革命形势,是为了汉民族的政治权力。来源于西方的民族主义,成为暗杀行动的精神动力。

暗杀行动背后的西方政治观念,不单是民族主义,还有人称被挪用的“无政府主义”。而且无政府主义与暗杀行动具有更为直接的渊源关系。吴樾也是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暗杀行动者。晚清谋划暗杀的人士,多留学日本。在日本,这些人士恰恰受到在日本传播开来的俄国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在其中,混合作用的中国古代游侠理念、日本武士道精神,由无政府主义提供了具有现代性面目的现实行为动力。无政府主义反对国家、教会等权威机构,主张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合作,由此增进人类的自由。二十世纪初,中国的一些报刊如《苏报》《江苏》《浙江潮》《女子世界》等,刊登了不少无政府主义(或称之为虚无党)的文章,极力张扬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暗杀事件,对以无政府主义为名的暗杀浪潮的出现,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刘师培、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汪精卫等人,不仅宣传无政府主义,而且亲身实践暗杀行动。这对暗杀发挥了行动典范的作用。加之著名的暗杀者如吴樾公开声称自己信仰无政府主义,就更是助长了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声望。

在西方,无政府主义本是社会主义的激进一翼。辛亥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克鲁泡特金。但中国主张暗杀的无政府主义者,对其精神实质并没有深入的理解,大多只是浮光掠影、略知皮毛而已。只不过无政府主义激进的反政府理念,恰好与当时革命需要激进理念号召的状态相吻合,因此得以成为革命者激烈行动的精神支柱,由此塑造出革命英雄主义的形象。于是,暗杀、暴动不再成为委琐的阴谋,倒成为慷慨悲歌的壮举。就像无政府主义者宣称的,“革命党其可舍军队策略,而用无政府党之暗杀手段。奇矣鬼矣,暗杀手段也!以不满万人之无政府党,立足于欧美两洲,行其手段,能大寒世人之心魄,任其何等高贵华族,严威警官,皆受其恐;若帝若王,皆为之警戒,失首丧命者,已层见叠出矣。羡暗杀手段,其法也简捷,而其收效也神速。以一爆裂弹,一手枪,一匕首,已足以走万乘君,破千金产;较之以军队革命之需用多、准备烦、不秘密、不确的者,不可同日而语。茫茫亚洲,若满洲人,若君主,若政府官吏,若财产家,若结婚者,若孔孟之徒,有何绝大手段能抵抗此神出鬼没之主义乎?遇而必毙,自不待言,功效之大,更非欧美之所可及也。故曰:暗杀手段诚革命之捷径。太平洋之风飘飘,昆仑山之月皎皎,言革命者,曷归乎来!”被挪用到中国来的无政府主义,一成为暗杀的理论支柱,再成为革命的行动利器。这对人们理解中国人取其所需地利用现代西方政治思潮,堪称上佳范例。

民国时知识界的主流似乎更倾向于自由主义,这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整个世界的政治走向有怎样的关联?

任剑涛:民国知识界主流倾向自由主义,是一个需要辨析的说法。民国历史实际上可以分为两段。一段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段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前一段的中国思想界,泥沙俱下,观念混生。西方各种政治思潮涌入中国,互竞短长。这是一个没有思想主流的时期。“五四”时期,自由主义借助启蒙的东风,在《新青年》这块阵地上,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尤其是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在杂志早期发表的文章,对现代自由主义的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后来《新青年》发生了分化,成为激进主义的重要阵地。此时,社会主义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不仅陈独秀、李大钊不遗余力地宣传社会主义,即使是自由主义者如蔡元培、胡适、罗家伦,也对社会主义表示了亲和态度。之所以社会主义思潮会占据知识界的主流,是因为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表现出的强大,给急欲振兴国家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巨大鼓舞。这样的态度,在政治上体现为国民党改组时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取向,在观念上体现为社会主义一时成为知识界的主流思潮与发展取向。

1927年出现了转折。国民党正式取得全国的统治权。在国共两党的党争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选边站”,采取了支持国民党的态度。出现这一结果,正像后来自由主义者储安平所说,是因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定,国民党统治的话,自由还处在多和少的状态,反之则是一个有和无的问题。此后二十余年,自由主义勉强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主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段时间一些重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出现过欣赏法西斯主义的偏离,真正站稳自由主义立场的人还是不多。像胡适那样基本上一直秉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这段时间,形式上占优的自由主义,确实在不同领域有着广泛的表现。文学领域的徐志摩、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政法领域的罗隆基、张君劢、萧公权等,文化领域的张东荪,新闻界的储安平等人,堪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们对自由主义的观念自由与行动自由,都表达了明确的支持态度,对于主导当时中国的政治力量,都表达了怀疑,进行了批判。

但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者受国内政治局势和国际社会态势的影响太大,无法真正立定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并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提出一套建国的有效方案,有力地与国共两党进行政治博弈。抗战开始后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基本上是边缘化的社会政治事务批评者。就国内而言,抗战大局使他们力促团结,无法在专制与民主之间断然抉择。而且因为国民党是当时掌控国家权力的统治集团,因此不得不在抗战需要的情况下,提出一些于国民党有利的政治主张。蒋廷黻、钱端升等一时主张的专制主义,就是这样出台的。即使是胡适等人坚持的自由主义立场,由于受到国共两党的夹击,抵制共产主义和为国民党辩护,总是撕裂他们主张的两种力量。这两种力量让他们无法断然决定自己的政治价值选择。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战争处境,更是造成自由主义者无法将自己的政治理想落地的尴尬。

就国际社会的态势而言,英美等国抗击法西斯的努力,以及由此形成的反法西斯同盟,也将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置于一个既羡慕英美的立宪民主社会,又欣赏苏联的工业化奇迹的矛盾境地。胡适一时对苏联表示的赞赏,就足以体现这一矛盾心理。加之这一时段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大都受流行英美的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因此,对古典自由主义强调的保障个人诸自由、严格限制国家(政府)权力的主张,已经不太坚守。他们心中的新自由主义理念,是一些调和性的自由主义理念,一方面试图保护个人权利,另一方面极力想通过国家权力的调节赢得发展先机。结果,古典自由主义的底线立场缺乏坚守强度,新自由主义的福利期盼使他们过早心怀社会主义的梦想。不同于英美这些奠立了坚实的立宪民主制度平台的国家,可以追求个人主义与国家调节双重好处的政治目标,从而实现一种双赢的目标。中国自由主义在特殊的战争处境中,将新自由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指南,既没有得到保障个人自由的好处,也没有收获促进国家迅速发展的好处,结果造成一种双失的局面。

 上世纪三十年代,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对德国颇为青睐,为什么国家主义的思想在当时有这么大的影响?

任剑涛: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国民党好不容易收拾残局,建立起中央政府,维持一个地域广袤的国家的连续运转。但其内有强大的政治反对力量,外有日本人的入侵。国民党是在内外交困的处境中,行使统治国家的权力。因此,国民党力图向外借鉴经验,迅速促成国家的强大。

中华民国时期的主要国际伙伴——苏联、德国和美国,对急欲成为强大国家的中国发挥了不同影响。这三个国家正好分享了民国的三十多年时光:苏联与中华民国的亲密关系主要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德国与中华民国的融洽关系主要是在三十年代,美国与中华民国的合作关系主要是在四十年代。如果说中华民国跟苏联和美国的亲密外交关系,主要是由国家的战略利益考量引导的,那么中华民国与德国的战略合作,则是基于双方战略处境的相似,以及在文化上的同患难、共命运。德国得到国民党中国的青睐,主要是因为德国的国家建构经验对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德国在三十年中的统一与迅速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之后的重新崛起,都对致力振兴国家的国民党具有诱惑力。德国摆出的与中国“平等”合作的姿态,也促使中国乐于跟德国打交道。撇开具体的经济、军事、教育合作不谈,中国从德国那里学到的东西,其实就是支撑德国国家崛起的国家主义政治理念。

德国的国家主义理念,起自德国古典哲学时期。黑格尔的国家主义理论,将国家理性推向了一个基本价值的高度。此后,德国浪漫主义思潮流行,增强了国家主义的浪漫想象。后来的德国,国家主义相沿以下,成为支撑德国国家的基本政治理念。所谓德国民族精神,一直成为德国发展的精神支柱。国家主义理念的巅峰状态,出现在国家社会主义盛行时期的纳粹德国。纳粹德国重新唤起了德国人疯狂的国家崇拜,德国经济强势增长,军事实力明显加强,似乎兑现了德国支配世界的国家梦想。这些国家“奇迹”,让国民党中国非常艳羡。似乎他们发现了中国建国的国家典范。为此,蒋介石不仅引入德国军事经济专家介入中国的国家建设事务,而且他还亲自倡导“新生活运动”,力推革新国民党的党内法西斯组织“蓝衣社”。在这种氛围中,知识界出现轻蔑西欧国家的现代政制,倾慕苏联、德国的专制主义政体的流行看法,就在情理之中。蒋廷黻、钱端升为专制主义声辩,对民主政治失望,就可以理解。

国家主义是一种以国家为本位,认为国家价值远远超越个人价值的政治观念。强的国家主义膜拜国家,弱的国家主义声称只有国家代表一切人的利益,个人微不足道。总的说来,后发现代国家容易以国家主义为国家基本理念,以此支撑国家的一切行为,扫除妨碍国家发展的个人障碍。在现代发展过程中,德国是以精致的国家主义支持国家垄断行为的典型国度。而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又是暴戾的国家主义甚嚣尘上的时期。整个国家军事化控制、整齐划一、精神亢奋、经济增长、政治强势,给人们以国家主义足以维护国家尊严和国际实力的强烈印象。国民党中国对德国的倾慕,由此而来。但国民党实践国家主义的结果足以表明,国家主义既不足以回答中国建国之道的问题,更不可能呈现强国之途。这是因为,急骤且激越人心的国家主义建国进程,可以逞一时之功,却过度消耗国家建构资源,损害国家长期建构的效果。只有抑制国家主义冲动,将国家纳入立宪民主政制的轨道,国家才能真正强盛起来,并且持续表现国家的强大能力。可惜的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推行国家主义的深刻教训,没有被国人所吸取。

托克维尔在西方也曾被冷落许久,最近几十年才受到关注,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对我们中国有什么样的启示?

任剑涛:托克维尔在世时出版的主要著作《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望。但他真正进入世界级思想家的行列,则是很晚的事情。在他的祖国法国,像雷蒙·阿隆那样的著名学者,大学时期甚至根本没有阅读过这两本著作。而且,直到1977年,西方才成立托克维尔协会,编辑《托克维尔评论》。

托克维尔在“西方”并不尽是受到冷落。他在英美两国一直受到高度敬重,被视为重量级的学者。但法国对托克维尔并没有这么重视。原因在于,法国人一向对那些欣赏英美的法国学者颇表不屑。法国人的自尊心非常强烈,自恋心同样顽固。托克维尔所写的两部著作,《论美国的民主》对美国的民主模式评价甚高,有伤法国人的自尊心。《旧制度与大革命》对法国革命的评价似乎矛盾,导致礼赞革命和拒斥革命的双方人士对他的共同不满。

托克维尔那种兼顾历史本身与历史哲学的论述方式,也不太讨好公众。试图从他那里获得断然的历史哲学结论的人,不免觉得失望。因为托克维尔的历史哲学潜藏在他的历史描述之中,并不是简单的历史价值宣示。而试图从他那里得到巨细无遗的历史描述的人,也会觉得不过瘾。因为托克维尔的著述目的,本就不是详尽的历史叙事,而是探究历史事件蕴含的一般意义。他在自由与奴役、萧条与繁荣、专制与民主之间展开的宏大思考,因为披上了针对美国和法国现状的论述外衣,受到地域性论述的限制,其论述基本上不关心其他重要的现代国家。英美受到托克维尔的夸奖,自然喜上眉梢,对他礼敬有加。但法国人似乎在比较中受到委屈,对自己的同胞并无特别的好感。

托克维尔与同时代重要的理论家相比,不太重视宏大理论的建构。因此他完全无法像孔德那样对现代社会理论建构发挥重要影响,也无法像马克思那样对现代社会政治变迁起到引导作用。在二十世纪宏大理论主导思想界的情况下,自然就被人冷落一边。之所以近几十年西方出现“托克维尔热”,是因为他切中了现代社会的关键问题——自由与平等、民主与专制的关系问题。在比较政治学和历史社会学兴盛的时代,托克维尔一定会受到西方学界的重视。一个民主的时代如何有效捍卫自由,追求平等如何不伤害自由,在民主与专制之间的现代抉择中如何决断?这些问题都是托克维尔念兹在兹的核心问题,也正是整个二十世纪的人类未能成功解决的难题。冷战促成的两大阵营的对垒,对人类是一场浩劫。但对人类思考政体问题,在不同政治制度之间选择,则是一次机遇。托克维尔的提点,不仅使人们看到追求乌托邦的革命运动的价值,也使人们弄懂了革命并不能实现其乌托邦幻想的道理。这个时候,托克维尔便体现出自己的独特价值来。加之苏东变局之后,托克维尔提出的“后革命社会”建设的问题重新凸显,他在两部著作中致力求解的革命所追求的目标与革命后实现自由平等的理想问题,突兀地呈现在后革命社会面前,于是,不惟欧美重视托克维尔的论述,后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得不重视他的论断。

托克维尔的两部书,在中国的遭遇似乎可以说有天渊之别。《论美国的民主》一直是热卖热读的作品。而《旧制度与大革命》,自其法文本出版一百三十五年之后,才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而且没有出现热卖的景象。直到最近,因为上层的强力推荐,才骤然热起来。这部书之所以一时热络起来,是因为国家的领导人、学者与公众,在其中读到了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与当下中国的共通性。于是,托克维尔的一些经典断言,如“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流行于坊间。

其实,关心本书的人可能是心存点拨人们不改革便是死路一条的念头。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摧毁各种特权,确认各种权利”的赞美,让读者从中读出敬畏中国革命的隐秘含义。即使是他断言的革命通常发生在一个旧制度最繁荣的时期,也是一个可以两解的说法。这句话的后半段,似乎在为旧制度的效用辩护,在对革命进行清算;这句话的前半段,似乎又在为革命辩护,因为旧制度确确实实不能再提供因为繁荣激发出的、它完全无法满足的欲求。至于说革命缘于旧制度,并且回归旧制度,人们也可以从中读出革命只是一种恶性循环,或革命势所必然的不同结论。哪怕是站在支持改革的立场上来看,对最为流行的“坏政府”与改革的危急断言,也包含着拒斥改革和支持改革的不同意思。

但不是说国人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完全不可捉摸。旧制度所能激发的物质财富产出功效,几乎走到尽头,但旧制度绝对不愿退出政治舞台。市场繁荣产出的是不满,而不是快乐与幸福。在旧制度范围内的改革,选项似乎穷尽。人们以一种热切的心态,盼望更大的自由、更多的福利。这恰恰是旧制度无法实现的目标。旧制度主动满足这些愿望,意味着自毁前程;旧制度不满足这些诉求,意味着一场革命。正是在这种进退失据的处境中,推荐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便具有了极为特殊的政治意味。正像托克维尔暗示的,中国犹如法国,既然无法像英国那样“奢侈”地缓慢推进现代转变,也不像法国那样一再陷入疾风暴雨的革命风潮,更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在建国之始立宪规约,最好的办法就是执政者自我革命,借助这种成本低廉的非暴力革命,促使中国转进到一个更加民主的法治轨道上。这也许是中国人热读此书的真正动力所在。

 在1949年之后,西方的政治哲学在中国沉寂许久,八十年代后才逐渐得到传播、讨论,但好像只是各领风骚数年而已,你方唱罢我登场,您觉得这些派别能真正沉淀下来吗?

任剑涛:晚清以来,中国就是西方各种思潮的演练场。民国时期,西方各种政治哲学同样轮番登场,各拥有其拥趸。1949年以后,中国“一边倒”,只有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理论”占据政法理论舞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伊始,中国再次向西方敞开大门。于是,西方各种政治哲学与其他思潮一起,再次涌入。

简单回顾一下西方政治哲学在近三十年的中国传播史,就可以印证这一状态。八十年代开启改革历程,在中国既定的政治意识形态舞台上,首先是西方国家承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进入中国政治哲学场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是这一时期最具号召力的西方政治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获得这样的优先进入权,一方面与它跟中国政党-国家意识形态的亲缘关系相关,另一方面与国家重建意识形态的需要联系在一起,再一方面也与中国人对既定意识形态的疲劳感、求新性相伴随。但西方马克思主义流行不久,各种源自西方的现代政治哲学理论蜂拥而至、泥沙俱下,令人目不暇接。举其大者,八十年代随科学哲学思潮卷入的波普尔政治哲学流行一时,“尼采热”中被热炒的强力政治思想。八九十年代达尔的多头民主主义理论,熊彼特的精英民主主义理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麦金太尔的社群主义,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哈贝马斯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九十年代和跨世纪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第三条道路理论,卷土重来的新左派论述,后现代主义的种种政治论述,各种宗教的政治神学,以及至今流行的卡尔·施密特政治法学,斯特劳斯学派的古典政治哲学。人物与思潮相裹挟、学术与观念相搅和、理想与现实相伴随、认真与搅场相纠缠,反正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好不热闹。但是,在这些热潮背后,却是汉语政治哲学无所创获的尴尬。汉语政治哲学不会以汉语说话、不会切入中国问题、不能将中国经验升华为独创的现代政治哲学。汉语政治哲学只会译介、挪用西方国家既成的政治哲学话语,隔山打牛,指鹿为马,挠不着痒处地隐射中国现实问题。出现这样的尴尬状态,当然与汉语政治哲学界的精神状态、知识建构、学术倾向与评价标准相关,也与中国紧张的政治生活处境相连。

就前者言,汉语政治哲学界长期处在现代学理建构的短缺状态。甫入现代大门,中国就依靠输入西方学理应对现代国家建构需要。这造成了汉语政治哲学界疏于独创思想、依赖外来学理揭示中国问题的顽强定势。从晚清到当下,立于政治哲学界的学术领袖,基本上都是译介西方学理的人士。从严复、胡适、顾准到当下知名政治哲学学者,概莫能外。整个中国政治哲学界的精神状态,就不崇尚独创,而欣赏输入。知识群体的知识生产,也主要依附在西方政治哲学及其进程上,完全缺乏独立自主的学统。学术上也都倾向于以西方政治哲学的学理图解中国古典政治哲学、解释当代中国政治变迁。在学术评价中,人们也认同引介的政治哲学高于古典政治哲学和创构现代政治哲学的水平,结果使学术界的后起之秀与优质资源聚集到西方政治哲学的引介领域。一个学者获得评价的高低,与他引介西方政治哲学的时间先后、门派状态紧密相关。中国政治哲学界追逐西方政治哲学时潮的热情,远远超过坚守当代政治常识的韧劲。正是这样的定势,促成国人热衷追逐西方政治哲学的最新进展,对汉语政治哲学的创制需要视若未睹。中国一直陷在西方政治哲学演练场中,而不能对整个政治哲学提供具有独创性的、全球性影响的成果。

就后者言,自晚清以至于今,中国之成为西方政治哲学的演练场,有其必然。这与中国体验现代政治的粗浅性有关,也与中国现代政治进程的数次中断、国家权力阻止人们开放地进行政治探究相关。现代政治未尝在中国落地生根。中国人主要是依靠西方人的经验与自己的想象,对现代政治进行声辩或加以拒斥。这就与现代政治相隔,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加之晚清的现代政治进程被辛亥革命中断,民国的现代政治努力被训政的快感与政权交替终结,人民共和国的现代政治建构被阶级斗争阻隔,国人理解现代政治,就必然被处在持续现代体验之中的西方人牵着鼻子走。西方人总是能够供给让中国人感到新鲜和深刻的种种政治哲学理念,中国人不得不气喘吁吁地尾随西方人的政治哲学致思进程,一直处在引介西方政治哲学的被动状态。而国家权力一直对政治上的自由思想怀抱高度警惕,独占解释国家的思想权力。于是,西方政治哲学就总是具有牵引中国政治哲学的强大理论能量。

要指望中国走出尾随西方政治哲学的被动处境,依赖于国家的开放、思想的自由和学术群体的沉潜反思。如果中国政治哲学界能够重新塑造其精神状态、知识建构、学术规则和评价方式,至少可以为独创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政治哲学出台,奠立内在基础。为此,政治学界需要改变以能够跟踪西方政治哲学最近进展为鹄的的群体趣味,真正直面中国惊心动魄的现代变迁,将古今中西政治哲学资源汇聚起来,创造性地解释现实政治生活。由此,将百余年来译介西方政治哲学的理论努力,逐渐沉淀为创制性的汉语现代政治哲学的研究成果,从而真正作别无根游走在西方政治哲学领域,只能在其中挑三拣四,而无力融会贯通、独出机杼表达创见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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