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大宁:儒学在台湾

作者:谢大宁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2-17,星期日 | 阅读:1,830

引言:台湾的新儒家真正为儒学的现代化建立了一个新的学统,让儒学可以重新以符合现代知识规范的方式得到新的诠释。坦白说,我觉得这一点是大陆的国学热还无法做到的。

台湾孔庙(资料图片)

儒学思想相当程度地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与思维模式,这个事实是无庸置疑的。当然,整个社会都受到儒学的深重影响并不表示社会中每个人都很清楚在哪里受到了它的影响,或是对它有正确的认识。台湾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社会,自然也是如此。比如说家族社会的结构当然和儒家的孝道文化有关。直到现在,所有的中国人社会,虽然家族社会形态已经和现代以工商业为主的产业型态格格不入,但在台湾,家族社会的强固性也还没有解体,从每年的清明节依然还是最重要的节日,就可见一斑了。

作为中国传统中主要思想的儒学,它在台湾这几十年来,到底有什么样的发展?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与评价这些发展?同时对大陆读者,我也想借此谈谈儒学在台湾的发展经验与大陆有什么不同?这种不同,可不可能有些可以相观而善的地方?

大陆“舶来品”

就这几十年来的台湾儒学而言,来自台湾本土的成素并不多,这主要是因为日本的殖民。虽然在日据时期,汉文在台湾的流传仍没有被禁绝,但在日本教育之下,当然谈不上发展。而且因为与大陆学术主流的隔绝,虽然像“五四”新文学运动还能透过媒体影响到台湾,但其他的学术发展,台湾就显得很隔膜了。因此,新时代的儒学对光复后的台湾而言,基本上是个从大陆输入的舶来品。

当然,有一个背景是必须知道的。儒学在近代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东西。其原因多端,主要是因为它成了阻碍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像袁世凯等人的提倡孔教,借以作为宣传帝制复辟的理由,这些都让人觉得儒学就是封建文化的代表。因此从“五四”开始,儒学就成为一个带着保守形象与贬义的词汇,到“文革”时期就更不用提了。但是你说它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也好,说它具有强固的生命力也罢,它就是以不绝如缕之姿,在那里继续维系与发展着。

这其中大致有两股力量,一是所谓的“国故论者”,另一个则是所谓的“当代新儒家”。这两个名词代表的是两个学术群体,这两个群体对儒学各有不同的认知。虽然其中每个人的看法未必相同,甚至不免有颇大的歧异,但是大体上有某种共同的倾向。其中,国故论者大致认为儒学传统与西方的学术思想,乃至基本的价值观,都有不可共量性,中国人实在不应该抛却自家的东西,去学一些西方的糟粕。当代新儒家则认为,不应该采取全盘西化的观点,还应该想办法回到儒学的传统中,寻找它可以和西方相连接的观点。换句话说,国故论者与当代新儒家都强调必须以儒学作为中国新文化的主体,但是在面对西方时,则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当然,我还是必须强调,这种区分只是大致的倾向而已)。

以上我之所以要交代这个背景,是因为从大陆转到台湾的儒学主要就是这两支,而尤以国故论者居多。他们许多人之所以要间关万里来到台湾,正是因为他们觉得大陆主流思想和他们对传统的信仰是不一致的,所以他们总喜欢引用论语“乘桴浮于海”。他们来到台湾后,大多都栖身于大学之中,因此早期台湾各大学的中文系多数都由这些人士所主持。如今看来,这一因缘对台湾儒学的发展型态的确构成了重要的影响。

国故论者与文化复兴运动

如前所说,国故论者主要栖身于台湾的各所大学,他们的确形成一股势力,在这股势力的影响下,台湾大学里的中文系与大陆的中文系有了很不同的风貌。台湾的中文系基本上就是以儒学为核心的国学系,它非常强调整个国学的传统,也希望能训练出“以传承道统为己任”的现代儒者。但是坦白说,实际效果是不好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从一开始,国故论者在基本意识形态上就有拒斥现代、拒斥西方的倾向,这导致了它和现代的隔膜。久而久之,它就完全不能针对现代社会、文化之发展发言,也不能建立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学术传统,因而丧失了引导社会的力量。所以虽然国故论者一支脉在台湾弟子众多,看起来根深叶茂,最后却只成了占据某些学术地盘的既得利益者,实际上成了与时代疏离的一群。

特别令人感到遗憾的一点是,大约20年前,台湾的统独论战开始向社会扩散之时,国故论者的许多嫡传学生们变成了必欲毁掉国学传统的独派,在中文系内部衍生出了许多光怪陆离的现象。儒学传承至此,也真不禁令人慨叹,一个学术如果不能找到自己的生命力,最后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大概也不会令人奇怪吧!

不过提到国故论者这一支脉就不能不提另一个面向,那就是某种程度上,它成为了官方儒学的支柱。所谓台湾的官方儒学是指在“文革”时期,针对大陆的批孔运动,台湾展开了文化复兴运动,这个运动从其现实因缘上说,具有绝对的政治性,但就意识形态的层次来看,可以说是蒋介石想以另一种方式让几十年前推行失败的新生活运动重新复活,基于蒋介石他对阳明先生的崇拜,这个文化复兴运动也就以儒学为核心。从此,台湾的中等学校中便开设了一门以“四书”为范围的新课程,叫作“文化基本教材”。

推行这一意义下的儒学,主要就是依赖当时的这批国故论者,他们开始培育这方面的师资,也努力在社会各界传播孔孟思想。由于有官方的支持,当时的情景不可不谓之“蓬勃”。不过,当一个思想脱离了时代,它就不免成为教条主义,一旦思想成了教条,也就等于宣告它的死亡。“三民主义”在台湾教育中的失败便是如此,“文化基本教材”的教育失败亦复如此。回过头看,“文化基本教材”除了让台湾那个年代受教育的人还能朗朗上口地背诵一些“四书”句子之外,其他的恐怕只能说是船过水无痕吧!

新儒家的接续与开辟

儒学在台湾比较成功的一面主要是由当代新儒家带进来的。所谓当代新儒家,以目前学界的讲法,大概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新儒家,包含了所有的文化中国论者,意即只要是仍坚持确认中国文化主体,并据之以吸纳西方新的文化成素者,都可以算是新儒家(这里也必须说,它仍然不能算是严格的界分,比如说某些自由主义论者,比如殷海光等人晚年也逐渐走回来肯定文化主体,但是一般仍不将之归入新儒家);狭义的新儒家则特指一些以继承熊十力先生之学脉的学派。在台湾,后者主要指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三位先生及其门弟子,如算上前者,则包括了钱穆先生及以余英时先生为首的门弟子。这两个学派大约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发展,在台湾实质上扮演了“思想启蒙”的角色。在此之前,基于种种因素,钱、唐、牟诸先生都在香港,而徐先生因为政治因素,在台湾都很难得到舞台。

今天很多人都认为,台湾的现代思想启蒙,要么是老一辈通过日本带来,要么是通过后来的胡适、雷震等自由主义者的启发。这当然也是事实,但是日据时代台湾的思想启蒙并不是日本人有意为之,加上并没有人领导,所以基本上是混乱的。后来50年代胡适的自由主义在台湾威望甚高,但由于国民政府对他们的戒心,导致胡适等人的舞台也不大。尤其在“自由中国”事件之后,自由主义在台湾实际上沉寂了相当长的时间。因此说,如果没有当代新儒家在70年代的接棒,我们恐怕很难想象台湾可以在80年代开启那一波现代化的风潮。

当代新儒家与保守的国故论者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对待西方文化态度上的差异。当代新儒家虽然非常强调文化的本位与主体,但是它主张必须以开放且具有创造力的方式,让文化主体可以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既取其长,又能够为文化主体变化出新风貌。这样的主张说起来容易,具体实践起来就困难了。可是历史的吊诡让他们得到了20年左右的韬光养晦时间,这20年里,他们做了许多扎实的研究,也的确提出了许多具创造性的看法。

70年代,钱、牟、唐三先生陆续因为台湾推动“文化复兴运动”来到台湾,余英时先生则从美国归来,就这么因缘际会地,让当时台湾的思想土壤开出了灿丽的花朵。他们为文化寻根,为传统找寻和西方接轨的途径,并据此为社会指出了一条应当发展的路径。回首中国被迫走入现代化的这100多年,人人都只是急着“救亡图存”,几乎没有一个时期是真正在做“启蒙”工作的。但差不多这10年间,我们经常看到台湾的官员们集体去听新儒家大师们的讲座,报纸上也经常通篇地刊载他们的讲课内容,年轻人对新儒家趋之若鹜,新儒家大师们的著作几乎都有洛阳纸贵的效果。于是,就在蒋经国先生以十大建设为台湾带来高经济成长的同时,当代新儒家也为台湾带来了活泼的思想动力。

新儒家的启蒙

新儒家究竟做了哪些启蒙呢?我以为第一:他们真正为儒学的现代化建立了一个新的学统,让儒学可以重新以符合现代知识规范的方式得到新的诠释。坦白说,我觉得这一点是大陆的国学热还无法做到的。第二:他们让儒学的传统成素,比如道德意识等获得了与现代社会基本成素相协调的具体方法。我们向来认为现代社会的运作方式及其基本价值观与传统是格格不入的,“差序式的儒家伦理”很难与今天社会所强调的“对列式结构”相协调,所以这一代中国人要以很大的力量去和自己的传统对抗。然而,新儒家以很雄辩的方式提出了一套颇具说服力的论证,这对有兴趣参与社会实践的年轻人是有高度号召力的。大陆的读者如果曾经为台湾在70代兴起的文化寻根运动,乃至校园民歌初起时那种强烈的回归文化母体的想望感到好奇与不解的话,恐怕就得了解一下台湾当代新儒家的发展背景。

不幸的是,这股风潮兴起没有多久,就因为冷战格局的逐渐崩解,让台湾的外在处境急剧恶化,一种孤岛的危机感让台湾的分离意识骤然膨胀,加上反对党的政治人物的火中取栗,很快浇熄了这股文化寻根的风潮。没过多久,“素书楼”事件间接逼死了钱穆先生,余英时先生愤而宣布在台湾封笔,新儒家也就以非常悲剧的形象退出了台湾的言论舞台与文化舞台,说来还真是令人不胜唏嘘!

儒学在台湾这几十年来的发展,无论有多少曲折跌宕,它还是在台湾现代化的进程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是必须承认,台湾今天的整体氛围对儒学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70年代儒学在台湾试图展开与现代化关系的新论述,这一论述后来直接影响到了台湾心理学界展开的“本土心理学”研究。可是此一研究的泰斗级人物台湾大学的黄光国教授却经常感慨地说,这一取径几乎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今天,儒学在台湾声光黯淡,但愿在不久的未来,儒学能够在台湾重新跃起。

[ 谢大宁 台湾佛光大学文学系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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