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华新:西单民主墙之后的分野

作者:祝华新 | 来源:中评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2-8,星期五 | 阅读:1,911

西单民主墙(资料图片)

《人民万岁》的民主蓝图

天安门事件终获平反后,人民日报痛定思痛,思考如何总结天安门的历史经验,避免这样粗暴践踏民意的罪恶重演,党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草根民主运动,这就有了1978年12月21日“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万岁》。

文章开头就引述革命导师恩格斯的一段名言“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大规模群众运动只能“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强调广场运动的自发性质,完全是民意的聚集和表现。

“(天安门)运动发生之前,并没有谁来号召,谁来动员,谁来组织,也没有谁来事先确定斗争的目标,拟定斗争的纲领,准备斗争的旗帜。人民群众既是这场运动的勇敢战士,又是杰出的组织者和指挥员。”

广场运动发生后,如此汹涌的民意为何不能赶走大家如此憎恶的领导人?文章认为,这是国家民主法制不健全的结果。我们的国家在革命胜利后仍然存在着“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存在着“反人民、反民主”的势力:

“‘四人帮’馨香祷祝的所谓‘社会主义’,原来只是涂着社会主义色彩的彻头彻尾的封建主义。”

文章深刻地指出:天安门事件实质上是人民群众同“四人帮”之间展开的“民主与专制的激烈斗争”.

“如果人民真正能够按照他们的利益和意志选择各级政府机关的领导人,真正能够对这些领导人进行监督和在事实证明他们不称职的时候,能够把他们罢免掉,那么,’四人帮‘这类骗子怎么可能爬到那么高的位置?怎么能劣迹斑斑而竟然长期地发号施令?如果我们的人民真正能够行使宪法所规定的各种民主权利,’四人帮‘又怎么能对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采取反革命暴力手段,使人民付出血的代价?”

文章接着写道,除了“四人帮”,还有一些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在人民赋予他们权力之后,不是用这种权力来维护人民的利益,而是一味追求自己的锦衣玉食和高楼大厦,企图剥夺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甚至对人民进行压制、打击和迫害”,“人民就有权抛弃他们”.文章号召:人民群众需要“坚持不懈地进行争取和保卫人民民主的斗争”–

“人民的民主权利,靠人民用自己的斗争去争取和保卫,而不是靠什么神仙皇帝来恩赐。”

文章为天安门所代表的民众力量觉醒和崛起而欢欣鼓舞,乐观地展望民间力量是新中国的希望所在:

“他们不仅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而且尝试着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手段、自己的步骤来推动实现这些要求的社会变革,尝试着给整个革命发展的进程打上自己的烙印。”

“特约评论员文章”表现了1978年那一代共产党人的清醒头脑和深刻觉悟,告诫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不要害怕群众运动:

“人民群众这种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历史主动性,正是我们党和国家充满力量的最重要的表现。

唯一的答复就是:走历史的必由之路。不管任何政治力量、任何个人如何设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觉或不自觉,中国必须实现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历史转变。这是党心、军心、民心所向,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趋势,是一个历史的法则,是任何力量、任何个人都不能扭转的。”

这篇文章是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任政治局委员兼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策划,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林涧青主笔,参与撰写的还有中央党校的阮铭。没想到,《人民万岁》见报后,立即受到被视为天安门事件“总后台”的邓小平本人批评!

在“凡是”派退出历史舞台后,邓小平对国家的权力基础、发展动力,对随时可能聚啸广场的民众,显然已经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或者原本对这个广场运动就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体制内外的联手和分野

胡绩伟总编辑认为,《人民万岁》表明胡耀邦心中已经初步形成“民主运动”的“宏伟蓝图”.

在体制内酝酿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时候,广场上体制外的力量也在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壮大。从1978年清明节起,天安门广场的悼念诗词渐少,政治性的宣示越来越多,用毛笔字写在白纸上,户外老远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人称“大字报”.4月6日,广场出现一张署名霍华、尹明的“大字报”,呼吁把天安门变成舆论广场、民主广场–

“我们应该把这块地方作为不中断的论坛,不闭幕的会场,不休战的阵地,随时把我们的思想言论写出来,把我们的作品发表出来,在这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理论家、作者,同时又是读者、听众、观众、批评家。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主人。”

广场张贴“大字报”毕竟多有不便,于是越来越多的“大字报”贴向北京闹市区西单路口一排约200米长的灰色矮墙,观者如堵,逐渐形成所谓“民主墙”.“大字报”的内容,包括公开议论毛泽东的功过,要求言论自由、民间办报、保护人权,主张“第5个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呼吁警惕出现“新的独裁”等。一些外地“访民”也在这里张贴大字报、小字报,甚至在街头发表演讲,申诉自己的冤情。一些未经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未经官方出版许可的民间刊物,未经组织核准的民间讨论会,也活跃起来。

哲学家周国平1978年时33岁,还是个容易激动的壮年,他回忆道:

“在官方允许下,西单墙成为集中贴大字报的地方。那些天正开三中全会,仿佛是一种呼应,社会上思想也十分活跃,并触及了体制问题,诸如终身制、领导人历史和现实表现的透明性等。每天,民主墙前热闹非凡,马路边停放着数以百千计的自行车,人群熙熙攘攘,挤在前面的人高声朗读,其余的人侧耳倾听,有的人在埋头记录。老外格外活跃,挤在人群里给大字报拍照,或者兴高采烈地与周围的中国人交谈。”

叶剑英元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出一句名言: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

胡绩伟分析:在“民主墙”日渐兴盛引起党内高层疑虑的时候,胡耀邦策划《人民万岁》,表明他希望把体制内、体制外两股民主势力结合起来,共同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

胡耀邦认为西单的“大字报”同“文革”中和“文革”以前的“大字报”不同。以前大都是某些领导者利用“大字报”来整人害人,这次的大字报同1976年“四五运动”天安门“大字报”一样,是人民出自内心的呼声,是人民新的觉醒。胡耀邦还指示人民日报,采访在北京十分活跃的贵州民间组织“启蒙社”,并在办公室专门听取了奉命前往贵州调查的人民日报记者周修强的汇报。

胡耀邦曾于1978年4月10日在《人民日报》匿名发表《一位老干部给青年的复信》,告诫说对于社会落后现象不可能“乱打一气”,只能准备“长期的艰巨的斗争”.这封信表现出正在取得政局主导权的老干部对体制内改良的自信,对年轻人“连起码的东西都还不知道”的自负,但难能可贵的是,耀邦对于年轻人不同的政治主张,反对“四人帮”“施行镇压的办法”,而是主张“引导”,并且认为“引导”比“教育”更妥当。

胡耀邦还要求各地做好群众上访工作,并在中央层面上不断扩大政治平反的政策范围,让更多的基层干部和普通老百姓冤屈得伸,缓解民间的不满。对于合法性待定的民间组织,胡耀邦召集中宣部、新闻界、共青团、工会等单位开会研究,从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一二·九运动”谈起,强调共产党应该善于深入群众,站在群众之中去做工作,去取得群众的信任,并批评共青团、工会“越来越脱离群众”.

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随着政治局势的发展,对天安门事件的评价角度也在发生变化。在中央刚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1978年11月,邓小平告诉日本客人:

“有人有一个错觉,以为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又要乱,其实不会,人民是可以信任的。我们的群众经过’文化大革命‘,绝大多数人,包括青年人,辨别是非的能力提高了,关心国家命运,这点是了不起的。

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这并不可怕。”

在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总结讲话中,邓小平掷地有声地说:

“群众提了一些意见应当允许,既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

“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不同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然而,当“西单墙”上体制外的欲求与“三中全会”后新中央班底的政治权威和治国思路产生冲撞的时候,特别是在1978年末、1979年初的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王若水等体制内人士也开始从根子上否定传统意识形态、要求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时,邓小平即与陈云联手给理论务虚会纠偏,收拾体制外力量。

邓小平在内心深处不喜欢西方的三权分立、议会民主、新闻自由,不能接受体制外力量“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手段、自己的步骤”来推动他所倡导的中国改革。他斥责道:

“’西单墙‘的许多东西,能叫它生动活泼?如果让它漫无限制地搞下去,会出现什么事情?世界上的例子有的是,中国的例子也有的是。不要以为这样搞下去不会出乱子,可以掉以轻心。少数人可以破坏我们的大事业。”

80年代后期曾经有人向他介绍有一种“新权威主义”,希望政治强人稳定形势、发展经济,邓小平说:我就是这个主张,但是不必用这个提法。

邓小平不能接受体制外力量独立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更不容忍体制内干部和党员与他们声气相求。1979年一次会上,邓小平严厉指出:

“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绝不允许任何人背着党同这些人发生联系。这里所说的,是指对他们抱同情态度的那种联系,至于有的同志是为做他们的工作才去发生的联系,当然不在此列。”

所谓抱“同情态度”的高级干部,批评的是王若水。王若水曾经在报社接待过民间刊物《四五论坛》的编辑,没想到其中一人来自警方。与此同时,邓保护了因为做“工作”才与民间组织人士发生联系的胡耀邦。

在1979年3月理论务虚会上着名的总结发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邓小平开始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天安门运动:

“1976年的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群众运动,尽管不是党有组织地领导的运动,仍然是一个坚决拥护党的对’四人帮‘的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群众的领导而反革命觉悟同党多年来的教育是不可分的,而且他们中间的主要积极分子正是党团员。因此,决不能把天安门广场那个群众运动看成为与党的领导无关的像五四运动那样纯粹自发的运动。

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摸清了邓小平的思想底线,胡乔木即在制作“三中全会”中央文件时,删去了叶帅关于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那句着名论断。

1979年3月29日,29岁的北京市公园服务管理处工人魏京生被捕,随后以“公开煽动推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罪名,判刑15年。北京工业大学二年级学生杨光出庭作证说,魏京生曾向他表示,要扩大人员组织,形成一股“新的政治力量”.人民日报奉命为魏京生判刑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坚决惩办反革命犯》。

4月又到清明节,人民日报遵照邓小平讲话口径,发表社论《发扬天安门的革命精神》,重新诠释四五运动。这次完全抛弃了3个多月前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万岁》的基本观点,改称对四五运动“不能只看到它自发性的一面,而忽略党的领导作用”,“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发挥那样巨大的威力”.社论批评“有极少数人打着继承四五运动的旗号,散布不要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要共产党领导,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不要社会主义。这种苗头,尽管刚刚出现,很值得注意。”

紧接着,北京市取缔了“西单民主墙”,全国人大会议取消了宪法中允许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量反思“文革”、呼吁民主的民间刊物以“非法刊物”的名义被取缔。中共中央、国务院1981年2月发布《关于处理非法刊物和有关问题的指示》,宣布“所谓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就是违反宪法和法律,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宗旨的刊物和组织”.

“民主公园”无疾而终

胡耀邦以惊人的胆识,仍在各种场合顽强地坚持《人民万岁》中所表达的基本立场。据胡绩伟回忆,1979年6月,胡耀邦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发言,公开表示了不同意见:

“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

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抓了三个多月,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

人民日报也在小声地讲述自己的主张。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取缔“西单墙”时,胡绩伟在小组会上提出对“西单墙”不要简单的“取缔”,最好是加以“管理和扶植”,建议代之以“民主公园”.他引述人民日报同事范荣康、余焕椿在中央理论务虚会上联合发言《西单民主墙剖析》的基本观点:选择一家公园设立大字报区,还可以举行室内民主讨论会,群众自由参加、自由发言;根据群众的要求,组织有关单位负责人同群众见面,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

“这样,党和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可以把有关情况、困难和目前打算告诉群众,使群众了解全面情况;群众有意见也可以当面表达,自然也就无须去包围党政机关了。”

胡绩伟总编辑自以为理由很充分:

“英国资产阶级的政府有胆量搞海德公园,我国无产阶级的人民政府,难道反而不如他们,不敢搞民主公园吗?”

胡绩伟建议把这个“民主公园”选址在天安门广场北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胡耀邦让他去同北京市商量。北京市委研究后表示,劳动人民文化宫不可行,同意另选月坛公园设大字报区。

此时,体制外人士已经溃散,月坛公园又远离交通要道,张贴和观看“大字报”的人都很少,“民主公园”的试点很快无疾而终。

1979年11月14日,在政治气氛趋紧的情况下,人民日报仍然发表郭罗基的对话体文章《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阐明“言者无罪”和“不能以言治罪”的道理。主管意识形态宣传的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向邓小平告状说,人民日报公然为魏京生的罪行开脱。其实,文章发表前,胡绩伟曾经呈送耀邦审阅修改,但他不愿拉耀邦下水,对这个情节隐去不提。

人民日报和郭罗基等“自由化”学者的精神联系,对民间宪政改革诉求的宽容和同情,以及背后倚靠的胡耀邦因素,忽明忽暗,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这就难怪王震1987年初在中央党校一次会议上公开表示愤慨:

“可以这样说,反对’四人帮‘时,大家是一致的,但从邓小平同志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后,我们党内的理论界的少数同志就与党分道扬镳了。”

节选自祝华新:《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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