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为“五四”结账

作者:唐德刚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3-02-4,星期一 | 阅读:1,702

唐德刚(1920年8月23日-2009年10月26日),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红学家;1920年生于安徽省合肥县西乡山南馆唐老圩,1939年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历史学系,1943年毕业,获学士学位;1944年在安徽学院史地系讲授《西洋通史》;1948年赴美留学,195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1959年获史学博士;后留校任教并兼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馆长,负责口述历史计划中国部分;1972年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亚洲研究系系主任;曾任纽约文艺协会会长;2009年10月26日,因肾衰竭卒于美国旧金山佛利蒙家中,享年89岁。

发生在七十年前的“五四运动”,现在是应该到了结账的时候了。为结这笔小账,我们还得把“中国近代史”这本总“流水账”略翻一遍。

老实说,一部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远在三十年前,我们一批朋友们曾合办了一个杂志《海外论坛》,在该刊第一、二期我便发表一篇长文叫“论中国现代化底阶段性”.三十年来我对该篇拙文的细枝末节时有修正,但是对“阶段性”这基本观点,自觉没有大错–“五四运动”便是这个“阶段性”中的一个大“阶段”.在它发生之前已有几大阶段;在它之后,亦有若干阶段。请申其说,以就正于高明。

现代化实是西化同义词

在“五四以前”曾有些什么“阶段”呢?那就不得不从“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说起。那时的“现代化”实是“西化”的同义词,也就是魏源所说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也就是目前中国“四化”中的“科技现代化”.

老实说,这一段早期的“科技现代化”搞得不错–那时的“大清帝国”和“大美合众国”之间的“差距”,比现在小得多!但是这个第一期的科技现代化是失败了。到“甲午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以后,孙中山和康有为便认为科技是余事,政治才是根本,所以这两位广东老乡就搞起“政治现代化”运动来了。孙主张“建立民国”;康主张“君子立宪”.一个激进,一个缓进,二人是殊途同归的–这是第二阶段。

可是这第二阶段的“现代化”也不如理想,甚至是失败了。遗老们不是说“民国不如大清”嘛。朋友!这是千真万确的啊!

“政治现代化”失败了。胡适之、陈独秀,我这两位安徽老乡就搞起“文化现代化”来了。在他们看来,科技余事也;政治亦余事也。其根本盖为文化乎。中国固有文明,太糟糕了。不洗心革面,不全盘西化,其他一切改革均属枉然。但是如何洗心革面?如何全盘西化呢?他二人乃敦聘了两位洋老师,一个叫“赛先生”,一个叫“德先生”.

可是这两位洋老师虽大名鼎鼎,望重华夷,却口齿不清–他两位既讲不出所以然,更提不出具体(着重“具体”二字)的改革方案来。–这便是“五四运动”这个大“阶段”了。

“五四”这个时代从北京大学开始,大师们都多少有点“思过于学”、讲起文化上的根本问题来,“自以为是”,而又搞不出什么名堂来。因此不久,陈独秀这位好学生便掉头而去,另找名师了。这儿我不是说“赛、德”两老师没学问、没真理;而是他老人家提不出任何“具体方案”来帮助我们解决具体问题–搞个模模糊糊的“一点一滴的改革”吗?老人家,我们有沉疴在身,等不及呀!这样就只有另请明医了。

我们新请来的两位老师,一位姓马、一位姓列。

这两位老师可不像“赛、德”二公的混沌水了。他二人学富五车、有具体方案、有实际经验,更有奖学金、实验费……踏破铁鞋无觅处,这一下可找到了。噫嘻乎!中国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是圣哲之言,其诳语哉?

这样便开始了我们左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者,真是烈士如云,人岂不惜小我生命哉?真理、国家重于生命也。巧的是这时的国民党在中山既殁和“清党”以后,从一个从事社会改革的革命党,来个快速的向后转,搞他个长袍马褂,文武周公的“前五四”(Pre-May 4th)的官僚体制来。太阿倒持,把现代化的“意蒂牢结”这个法宝,全部奉献给“左派朋友”去独占鳌头了。

“后事还须问后人”

“社会主义者”,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是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在政权上说他们确实是成功了,但是在搞了数十年,尸骨堆山、血流成河之后,才发现自己既不伟大,也欠光荣,更不正确了–这一来又搞出一个“开放阶段”的“邓小平变法”来。

“邓小平变法”的结果如何?治史者,不敢妄言也–因为那是属于“星相家”的学问。但是历史家则可肯定它也是一个极重要的“阶段”,而这个阶段比其他阶段可能更艰苦,因为自“洋务运动”而下,所有“阶段”(包括“五四”)都带有“革命”性。革命者“革”他人之“命”也–一刀两断,杀人如麻,“笨牛闯进瓷器铺”(打倒孔家店、玉石不分),都不太难。而“变法”者,“变”自己之“法”也。主张吃素“放生”的佛教徒不是说:“世人试各平心问,谁肯将刀割自身?”所以“革”他人之“命”易;“变”自己之“法”(割自己之肉)难也。

再者,革命者,秋风扫落叶–来去匆匆。变法者,磨洋工也,大家慢慢来,不行再换个办法!为评《河殇》之上演,中央首长王震不是说过:“老子革命数十年……”如何如何乎?真是一针见血之言,不肯将刀割自身之心理现象也。所以“邓小平变法”绝非三年五载之内可妄言成败。对它作公平有效之评断,势非在五七十年之后不可。至斯时也,这个小小地球是否被美苏二帝国主义的原子武器毁灭且不可知,遑论小平变法。

笔者草此文时,正随星云大师弘法探亲团,在国内拜佛,难免受他的影响,且引某禅师一诗曰:“山僧到此休饶舌,后事还须问后人。”就此打住。

“五四”意义所在

我们读史者翻阅过去流水账,既有此笼统结论;如今言归正传,则“五四”这笔账,又如何结法?

曰,五四的意义盖可归纳成如下各条。

一、五四是个“文化运动”,与其他各阶段之由政治活动家所推动,又自不同。–它没有具体的政治方案。因此为善不足,为害也不大。

二、它提出近百年来国人寻找问题的最彻底的答案:中国固有文明本身害了不治之疾–人死病断根,因此:

三、它对固有文化作了“通盘的否定”.–现在《河殇》的思想,便是这一脉络的延续。

四、它对所谓“西方文明”(概括为德、赛二先生),作了全盘的肯定。但是:

五、它却提不出“全盘西化”的具体方案。也提不出(如孙中山先生),有效的方案(注: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是一种政治性的“全盘西化”)。

六、它为“有具体方案”,“有有效行为”的全盘西化的政治力量铺路–这就是后来的共产党。早期的中共是“苏维埃化”–苏化是西化的偏锋。

七、它忽视了“经济发展”对社会生活现代化的重要性。五四思想家全部是“士农工商”传统观念的受害者,把发财致富,看成商人之言。他们是瞧不起商人的。

八、它在西化上有些鸡零狗碎的小成就–如搞“语文一致”的“白话文”,便是西化之一环。

九、它既然也是“中国现代化史”中的一个“阶段”之一,它和其他“阶段”一样,承先启后,自有其因果。

十、“五四”有“五四”的框框。它突破人家的框框;人家也有权利突破它的框框。

重新估定“五四”价值

以上是略谈“五四”的意义。至于我们要如何对待这一阶段,大致也可提出数点:

一、胡适引尼采之言曰:“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他们把孔家店的一切价值重新估定了。我们现在也应该把五四运动中所提出的一切价值重新估定一下,例如“北京大学”入学作文中,不许用“文言”的那项荒谬价值,就需要重估一下。其余类推。

二、着重“社会科学”的研究;摒弃“玄学”上空谈框框。一切“主义”“思想”,都是框框。连小小的“河殇”,也在有意无意之间,搞出了个小框框。

三、在经济必须找到个出路。经济搞不上去,则其国必穷,其民必贫。既贫必愚,既愚必弱。至于如何增加生产,搞好经济建设,马克思、列宁、孙中山、胡适,乃至“五四”大师,“五四”小师,无一而非“黑门”.

经济上不去,文人大师们底法言、箴语,无一而非废话。

“邓小平变法”的重点也在经济。我们希望菩萨保佑他。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七日上海成其半,南京赴杭州车中完稿。

原刊《百姓》半月刊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号第一九一期



 

版权声明

文章编辑: ( 点击名字查看他发布的更多文章 )
文章标题:唐德刚:为“五四”结账
文章链接:http://ccdigs.com/28917.html

分类: 历史纵横, 多向思维.
标签: ,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