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新:杨振宁与李政道

作者:金新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2-11-8,星期四 | 阅读:1,685

右起:杨振宁与李政道

杨振宁与李政道1949年初次合作,1957年因为“宇称不守恒”理论的贡献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可他们1962年竟然决裂分手,在科学上分道扬镳,在生活中形同陌路,一直到现在进入老年后,两人仍不能释怀。这个中国科学发展上的阴影、国际科学界的憾事,真有点扑朔迷离。

谁之过,杨振宁与李政道?

“大部分传记作者像其他许多与杨振宁李政道熟悉的科学家一样,对杨李恩怨问题或者避而不谈或者轻描淡写”,只有台湾天下远见出版公司2002年出版的江才健的《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花了大量笔墨来叙述杨振宁、李政道失合的来龙去脉”,褒杨贬李。

依照江才健的分析:“杨李之争的种子早在1949年已经埋下。这一年,两人合写了两篇统计物理学理论文章,第一篇论文杨振宁排名在前,李政道在后,第二篇论文李政道在前。按照李政道的回忆,虽然第一篇论文主要是李政道做出的,但杨振宁要求排名在前,李政道碍于尊敬长者的传统同意了;第二篇的关键部分是杨振宁做出的,但李政道这次要求排名反过来。杨振宁的看法是,与李政道合写论文都是他带头做,且论文也都是他执笔,他是为了帮助李政道才让出靠前的排名的。有一点可能当时两人都没有意识到的,发表后学术界认为第二篇论文的学术意义更重大。而杨振宁、李政道亲密关系的正式破裂,关键在于1962年美国《纽约客》杂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讲到两人如何研究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问题而得到诺贝尔奖的经过。报导的作者伯恩斯坦与李政道比较熟,杨振宁曾意识到李政道会借助这篇文章来歪曲他俩合作的关系。文章命名为‘宇称的问题(A Question of Parity)’,英文有双关语的意思,外行人看起来变成“平等的问题”。 杨振宁读过访问的稿子,曾请普林斯顿的欧本海默出面制止文章刊登,可文章还是刊登了。两人终于决裂。”

江才健还给出了其他可能的原因:“在诺贝尔颁奖仪式上的杨振宁的待遇明显高于李政道,杨振宁住最好的房间,李政道的房间就差一点,而且由杨振宁夫人杜致礼和国王走在一起,而不是李政道的夫人秦蕙君,这些也使得李政道耿耿于怀。”

有人说南朝宋刘义庆是个具有慧眼识人能力的高人,其《世说新语·德行》之《华歆与王朗》文可证:“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然而,这个“见义勇为”的华歆在其《管宁割席》里又成为反面角色:“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窃以为,对于“杨振宁与李政道”应“横看成岭侧成峰”。尽管与杨振宁关系较密切的传记作者江才健声称他是在“公正客观地来描述双方的争执”。

近日拜读鄢烈山先生主编的《2008中国杂文年选》,从入选者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的《大科学家打小报告:杨振宁状告安东尼奥尼》内,似乎找到了一个分辨“‘杨李‘之优劣”的新视角。

经过“文革”灾难抑或研究这一“十年浩劫”的人,一定不会忘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电影《中国》引起的一场政治风波:1970年11月5日中国和意大利正式建交,翌年7月20日,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向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出公函,希望由导演安东尼奥尼在中国拍摄一部介绍中国的纪录片。当时一则可能导演是意大利共产党员,二则可能毛泽东和其手下也很急着要让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带来的兴奋状态和‘战天斗地’、‘改造人的灵魂’的巨大成就,双方一拍即合:1972年5月6日,经过中国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和代行文化部职责的国务院文化组批准,由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文化参赞正式向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转交中国的邀请函。1972年5月13日,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负责文化节目的主管弗利奥·哥伦布亲任领队,率安东尼奥尼摄制组到达中国开始拍摄。哪知电影完成后,1974年1月30日,中国最高级别的喉舌《人民日报》居然发表了本报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将安东尼奥尼贬为“反华小丑”。

原因何在?

据郝文转述陈东林发表于《党史博览》2006年6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电影〈中国〉引起的风波》一文透露:“1973年5月17日夜里,周恩来会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杨振宁对周恩来说:‘我不知道周总理是否认识安东尼奥尼,他是意大利很有名的导演。去年来中国访问了很久,后来又拍了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我没看过,一般看过的中国人都不喜欢。后来,我看了一个比较左倾的小报纸,上面有一个中国学生的分析,我觉得很深入。这个人大概是个学电影艺术的,他说,这个电影表面上看不错,但如果你对安东尼奥尼过去的电影手法有点了解的话,你就知道他是在恶毒地攻击中国。他举了一个例子,在电影结束时有两个场面,一个是有一群小孩在那里玩,接着是一个木偶戏的场面。他的意思是说,中国的小孩都变成了木偶。’”

一个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物理学家本不该过于关心社会科学领域的政治,但关心一下也无可厚非,尤其是在世上绝无仅有的政治肆意“涂炭”中国文化与华夏生灵之际。只是还没有看过电影就“打小报告”,如此“爱国”,当作何解释?

从时下已失去科研能力后成为某名牌大学座上宾,享受大陆可怜纳税人可怜教育资金的杨振宁之所作所为——在中国孩子倍受应试教育蹂躏与煎熬的今天,到处吹捧中国的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是世界上最好的,我们是否可推断其具有一如既往之敏锐的体制性“嗅觉”?

相比较之下,李政道好像缺乏这样的政治“天赋”。

1972年李政道回国,周恩来希望李政道能为中国科学界“断层”问题做些工作,如介绍海外学者到中国讲学。李政道却说:“中国有人才,只是你们没有使用他们,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

是时,曾与爱因斯坦齐名的天才物理学家束星北作为历史反革命,正在青岛医学院接受残酷的改造:打扫教学楼的厕所,清洗实验室的器皿,制作太平间尸体的标本。

不过,这只是个新视角而已。任何武断的定论,均有可能伤及无辜。

当有人抓住82岁的杨振宁与28岁的翁帆的爱情大加贬斥时,笔者心里总有一种厌恶感:再著名的科学家也是人,追求性爱是人的本能,何必作如此伪君子式的道德审判?

当有人感叹爱因斯坦推辞担任以色列总统与政治“告别”的“失误”时,笔者心里总有一种庆幸感:这一明智的选择,使世界多了一个单纯的远离权术的物理学家。

其实,刘义庆在《管宁割席》里对华歆的判断是最正确的:一个“有乘轩冕过门者”(大抵属权势者)而分心的人,应学管宁割席与之“分坐”,因“子非‘汝’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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