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现实当道,小说已死

作者:杜君立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2-10-23,星期二 | 阅读:1,037

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是对阅读文化死亡的哀悼:印刷时代已经没落,电视如日中天;电视以娱乐的方式改变了我们生活的内容和意义。

波兹曼说,美国原来是很有阅读文化的。大量移民到了美国,除了劳作之外,他们还享受着从英国传过来的所有的文化成果:科学、艺术、文学……这些方面的书籍总能以最快速度走到美国人的手里。于是,阅读蔚然成风:“殖民地美洲没出现文化贵族。阅读从来没有被视为上等人的活动,印刷品广泛传播在各类人群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没有阶级之分的、生机勃勃的阅读文化。”

至19世纪,美国的演讲厅已经普及,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演讲厅,每个演讲厅通常都有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人。一到晚上,人们便走进演讲厅,去聆听当时一流的知识分子的演讲。由于深受阅读文化和演讲文化的熏陶,狄更斯访问美国才能人见人爱,如同今天的影视明星;当时的美国人能连着听七个小时的演讲而乐此不疲,而那种演讲常常使用书面语言,句子结构复杂而微妙,对听众的理性思维、理解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于是,美国人变得理性、严肃、专注,喜欢沉思默想,善于思考问题。

作者说:“从一开始到19世纪,美国比任何一个社会都痴迷于铅字以及建立在铅字基础上的演讲术。……美国是一个由知识分子建立的国家,这在现代历史上是罕见的。”

然而,随着电子文化的来临,“阐释年代”结束了,“娱乐业时代”翩翩而至。这个时代从电报被发明用于新闻报道便现出端倪,到有了电视之后开始走到极致。于是,新闻、政治、体育、商业、布道、教学活动……所有的一切都做成了娱乐节目。如此一来,其后果也就让人触目惊心,因为长期浸淫于娱乐的环境中,人们学会了感官享受,看过即忘,心不在焉,没必要当真,却遗忘了思、理性、责任甚至起码的同情。

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人们谈论的是他的奖金可以买到北京一套房,以及他家的老房子要翻新为“莫言故居”,几乎没有多少人去真正阅读他的小说。

波兹曼在《娱乐至死》的序言中说:“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中国从来都是世界的另类,我们管这叫做“中国特色”。虽然有四大名著可以炫耀,但中国文化中缺乏逻辑思维,小说文化总体是欠发达,相对而言,诗词一直是中国人都擅长的文学式样。不仅出了杜甫李白这样的诗人,也出过郭沫若乾隆毛万岁这样的“天下第一诗人”、“风流人物”。

如果说印刷术进入西方世纪引发了古登堡革命——从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独立运动到工业革命的一系列现代化进程,那么它在东方的原创地实际上只是文字狱的代名词。中国因为政治经济落后,新媒体出现比美国晚得多。虽然报纸广播电视从发轫之初就是自由民主的力量,但在中国却沦落为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吹鼓手,尽愚民洗脑之能事。

在上个世纪近百年中,阅读风气一直浩浩荡荡,即使在毛世代,读毛选学哲学也是全民文化活动。小说作为阅读文化的主力军,几乎构成那时非文盲的主要文化对象。一大批小说家如过江之鲫,流派纷呈。毛阅读成瘾,但始终对其他中国人的阅读不放心,便革了中国文化的命;将戏剧电影音乐消灭后,他接着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万岁永垂不朽之后,郭沫若宣布:文化的春天来了!

小说在1980年代达到中国文化历史的最高峰,《当代》《收获》《小说月报》等小说期刊每期发行量达150万份。小说制造出一个阅读的社会和思考的社会,这与1980年代末期席卷全国的民主运动不无关系。

在电视成为家庭客厅的主人之前,小说的繁荣与电影的繁荣是同步的。在平庸的生活中,小说和电影给人们带来梦想和想象力。但电视的影响力逐步显现。小说作者纷纷转向写流水剧本。王朔为所有码字的人树立了一个革文字命的榜样。没有了洛阳纸贵的时代,《渴望》一时万人空巷。纯文学的小说在昙花一现后随即就开始迅速没落了。

1990年代后,以《废都》《丰乳肥臀》《大浴女》为代表,情色小说成为小说的救命稻草,以致后来的《上海宝贝》。随着电视频道的增加,文化的选择空间开始扩大。录像机出现没多久,VCD通过各种官方或非官方的渠道迅速弥漫中国。A片的普及使《废都》们也彻底完蛋。不久,名人写作骤然风起,在出卖完那么一点隐私后,这种阅读文化消失得无影无踪。

互联网在2000年之后迅速崛起,一统江湖。在此之前,小说已经不当大哥很多年了。互联网的重大贡献是阅读的零成本化和无限选择(索检)性。小说在时时更新、多渠道、多角度的社会新闻面前,显得形销骨立。

互联网另一突破性贡献就是写作的普及化,这种大众化写作甚至产生了独特的、如同江湖黑话的网络语言。这种写作的私人性和非职业性非常明显,阅读与写作通过互联网达到迅速对接,使阅读与写作都摆脱了神圣的严肃的面具,以及时间空间的限制。

小说作家面对难以数计的信息无法进行有效的梳理,面对难以数计的作品和作者无法脱颖而出。小说作家只能转向明星化,以商业模式兜售自己和作品。但面对匪夷所思的现实,作家常常显得严重缺乏想象力。这并不是中国作家的缺陷,而是中国现实的残酷。

中国当下的文化,一方面是官方拼了命维护奥威尔说的阉割手段,一方面是科技发展产生的赫胥黎说的文化淹没困境。小说和电影在这种双重困境中能选择的只有死亡之路。中国现实之坎坷使所有的小说和电影都无法超越,官方也不容许其超越。

王朔、徐星、王小波和余华曾经制造了华语小说最后的巅峰,但这只是一种回光返照,10年之后,只有青春偶像、武侠魔幻、恐怖盗墓、官场阴谋、恶搞历史等类型的商业小说硕果仅存。小说和电影作为工业时代的文化模式,在信息时代势必面临淘汰的危局。电子文化在多样性和成熟度上都体现出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在娱乐性上,小说根本不是电子文化的对手。小说本身就是草根文学,当它越来越偏向精英和小众时,也就死亡了。武侠小说、盗墓小说和言情小说的滥觞实际已经成为小说本身的墓志铭。

阅读小说,是企图阅读现实。在现实面前,小说就失去了阅读的价值。如同本人在这里,就没必要再去看像片一样。不是作家无能,而是我们的现实太精彩,是因为我们阅读现实的技术手段越来越先进。从孙志刚杨佳到唐福珍钱云会任建宇,当下的中国现实远远超出了雨果的《悲惨世界》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所能想象的程度。

当你知道许多过气的中国小说作家根本不会电脑,孤陋寡闻闭门造车来写作时,你就应当知道他和他的小说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毕竟他不是数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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