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韩裔慰安妇的中国余生

来源:南方周末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2-09-28,星期五 | 阅读:1,440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周华蕾 特约撰稿 祝伟 发自:湖北孝感

2012年9月8日,毛银梅坐在家中。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编者按:2012年夏,韩日“独岛”争端持续升级,并扩散至“慰安妇”问题。当韩国就此加紧对日诉讼并将提交联合国大会时,一群战时流落邻邦中国的韩裔慰安妇还在延续半个多世纪来的孤独,她们故土难返,乡音尽忘,在沉默中走向生命和记忆的终点。

中韩都是受日军性犯罪之害最严重的国家。近年来,韩国在“慰安妇”诉讼上步伐之大,态度之坚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其他亚洲国家的参照。

在异国,她们曾因为身世被劳教,甚至因为不能生育挨丈夫打。多年以后,很多人连母语都不会说了,仅依稀记得几首故乡的童谣。

韩国将“慰安妇”索赔上升至国家行为。除了救助本国受害者,对日索赔,还定期援助流落海外的本国慰安妇。

这个姑娘怎么来的孝感湖西村,村里人都不大上心。一个流行的说法是:鳏夫黄仁应从武汉娶回来的。背地里有过闲言碎语,可那年月兵荒马乱,种地挨饿的、跑路的、闹革命的,命都保不住,谁还留心这个。

村里叫她“外国人”。男人家穷得叮当响,找野菜、下地种田,她一点点学着来。别人扁担锄头都是往肩上扛,偏她拿头顶着。小孩见了,追着她喊“洋婆子”。开始她听不懂,慢慢的她会发脾气了,再过了几年,她能手叉着腰,用那跑调的孝感口音扯着嗓门骂回去:扇你一耳刮子!

她干活,爱干净,烧得一手好菜。村集体越来越器重她:1958年村里搞食堂,毛银梅便被委以厨师的重任,后来干饭变稀饭,再后来啥吃的也没了,外国人也跟着中国人挨饿,吃树叶,过了三年大饥荒。“文革”时期,上头来的四清工作组都住她家——不管家里是泥巴地还是水泥地,她天天拿抹布蹲在地上抹一遍,哪怕后来她把朝鲜话忘个精光,这习惯恒久地保持下来。村里人愈发尊重她,都叫她“朝鲜妈妈”。

直到1980年代末,她的身世之谜重又被提起。那时候土地早就包产到户,她和黄仁应两口子基本丧失劳动力,她去找当时的大队长黄玉华说生活困难,想找统战部搞一点救济。黄玉华有点为难。

为了凸显救济的必要性,她说:我是个苦人,我给日本人当过“那个”。

7年,15万

她的意思是:她曾经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那时候她还叫朴娥姬,18岁,来自现今韩国。

据联合国1996年发布《对女性施暴的报告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强征朝鲜半岛的妇女充当从军慰安妇达15万之多,被认为是受害最严重的国家。(学者苏智良认为中国超过20万,因种种原因调查未能在中国实地开展而遭忽视。)

“慰安妇”制度源起日本1917年出兵西伯利亚的战争,那场战争以性病的惨痛记录告终,性病患者甚至大于战死人数。一是防性病,二是避免无序发泄的强奸案,三是防止士兵私下接触民间娼妓泄漏情报,1938年起,日本按照“每100名士兵配备1名慰安妇的比例”设置慰安队(后来出现过35.5∶1的比例)。

朝鲜半岛作为日本的殖民地,被强征所谓“女子挺身队员”。尽管后来日本咬定这是公平交易,女孩们却是被诱骗或掳掠来的。输出的交通路径主要两种:从平壤坐火车到黑龙江,从釜山坐船到上海。

1941年,18岁朴娥姬用逃跑结束了长达11年的童养媳生涯,一路流浪到朝鲜北部。在一家酒馆里,老板白白压榨了她两年劳力,并倒逼她“还债”。朴娥姬在绝望中不得不接受老板所指的“明路”——到中国汉口日本人开的纱厂挣大钱。1945年,她和二十几个朝鲜姑娘一道,坐上一列开往中国哈尔滨的火车。

其时慰安所已遍及日军攻占的足迹。后方叫它“大和SEX特攻队”。大到北京、上海、南京、武汉,远到中苏边境的阿尔山也设有慰安所,慰安妇多达数十万。

这个出生在全罗道(今属韩国)的小姑娘压根不知道,等待她的是死亡率高达75%的慰安妇生涯。

魔窟

在哈尔滨,朴娥姬一行被卖给了日本人。在接下来近半年时间里,她们受尽了虐待,稍有不从就遭受鞭刑和烟头烫。1945年7月,辗转南京,朴娥姬被送往武汉。她在船上偷偷数了一下,原本25个姑娘已少了近三分之一了。

作为抗战时期中国短暂的陪都,武汉是日本人占领后重点经营的城市。珞珈山上樱花凄美,却仍掩盖不了山下的恶行。这个长江沿岸城市共开设了六十多个慰安所,在一处叫积庆里的慰安所,朝鲜妇女遭到毒打的皮鞭声和哭喊声,走路上都能听见。

朴娥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她只晓得所在离湖边很近,山上有蒋介石的塑像。慰安所是一栋两层高的楼房,两人一间,用布隔开,床是木板搭的。毛银梅管日军慰安所的老板叫“叔叔”。叔叔记账配给她口红、牙刷和衣服,也会对她进行性侵犯。

昼夜无休,多的时候一天有二十多个日本兵进来。

许多地方,老板会有数量规定,比如每完事一个便交一个小票,每天如果达不到15个小票就得受罚,下跪、打耳光、没饭吃。

而朴娥姬的同胞文明金所在的军人会馆,每天接客5人左右,日本人送她香粉和饰品,要求她穿戴漂亮,每天要花一点时间学日语、学日本歌舞,梳日本式发髻。有时日本军官还要与她们合影留念。

慰安所的入口处常见一个盛有高锰酸钾溶液的玻璃瓶上,垂下一根橡皮胶管,这是性交结束后,用以冲洗生殖器;例假来了,用棉花擦净血迹继续接待。

在上海等地,慰安妇们被强迫注射一种叫606抗生针剂。据说它防梅毒很有效,但它和黄色的奎宁药片一样,也成为妇女终生不孕症的原因之一。

即便如此,也不能100%避孕。1928年出生于庆尚南的洪爱珍在武汉的慰安所里一度怀孕。妊娠3个月时,她被迫流产。手术时,她的子宫被一并摘除,从此绝经。

无论朝鲜人还是中国人,有时妊娠期也得接客,因此有人胎死腹中难产丧命,有人生下的婴孩被老板卖掉,有人生了病无钱医治,死后就用她平时盖的被子裹着,扔到荒野外去。

和朴娥姬同一层楼的一个韩国姑娘,几个月后怀孕了,吃饭、喝水都要吐,骨瘦如柴,连上厕所的几十步路都走不动。她被日本兵抬出去打胎,再也不见回来。

逃跑,很可能犯下死罪。在海南的石碌慰安所,四周均设警戒网,日军日夜站岗巡逻,一旦逃跑,或当场活活打死,或被赤身吊在树上毒打,还有电刑、灌水……而更多人已经麻木,也不想家也不想逃,只是每天接客送客,和死人一样。

朴娥姬被关在院子里,不问年月。渐渐她感觉到,每天“光临”的士兵变少了。岗哨从三个减到一个,成天没精打采。“叔叔”不见了。

那是1945年8月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在一个傍晚,趁哨兵上厕所的当头,朴娥姬成功逃生。

他国余生

朴娥姬躲在一个叫姑嫂树的地方。跟过一个拉人力三轮的男人,没多久就散了,直到遇见后来的丈夫、孝感三汊镇湖西村农民黄仁应。

黄仁应大朴娥姬八九岁,死过一个媳妇。在战火连天的年代,据说在村里哪怕是个痴呆也能嫁,能生娃就行。

可是朴娥姬无法生育。

日本投降后,朝鲜半岛获得了自由,并分裂成南北两个国家。流落异国的韩裔慰安妇在战后大部分都选择回归故里,在沉默中了却残生,但也有像朴娥姬一样家园荒芜、至亲尽失的留了下来。她们逃亡、流浪,直至遇到愿意收留她们的中国男人。

由于战败时日军销毁档案,日本政府掩藏真相以及全面研究的缺乏,亚洲慰安妇的数量一直停留在估算阶段,更勿论留华韩裔慰安妇这个“分支”群体。中国慰安妇问题专家苏智良在寻访中国慰安妇的过程中发现了她们,至今他所了解到的有名有姓的在华韩裔“慰安妇”约有五十余人。

嫁给中国人后,朴娥姬改名毛银梅,姓毛是她拿的主意——她这辈子最感谢毛主席。“银梅”是因为丈夫喜爱白梅花。

黄仁应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终生厚待毛银梅。毛的脾气不小,两口子吵急了,黄仁应也没拿“慰安妇”说事儿,只是丧气地撇一句:跟你这个外国人,怕是搞不成哦!

她目不识丁,不懂天下变幻,却珍视所有来自祖国的点滴。1960年代有人给她捎来一本金日成的宣传画册,她至今像传家宝珍藏着,而定期探望的韩国领事馆人员也被她视若亲人。

1952年,他们领养了一个女孩,养女和女婿待毛很好,现在已是四世同堂。1996年,毛银梅的丈夫去世。

村里人照顾她,平时东家一把菜,西家一桶水。党支书黄太平今年50岁,从记事起就给她挑水吃。后来统战部给她的救济也批下来,每个月60块,这在1990年代不算小数,不过直到20年后也没怎么涨。

六十多年以后,老去的毛银梅体质虚弱,她患有严重的头痛病症和妇科疾病,她已经忘记了朝鲜语,也不会普通话,偶尔回忆往事的时候就一遍遍用湖西村的土话说:“造孽哦。”

毛银梅现在住在孝感开发区龙店村,她的居屋是湿答答的水泥地,顶棚用编织袋糊着,靠种地和低保维生。社会主义是她坚定的信仰,这信仰让她即便经历了吃树叶的大饥荒年代,心里仍充满感恩: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沉默与喧嚣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亚洲国家在“慰安妇”问题上一直沉默到1990年代初。1991年以韩国八名慰安妇起诉日本政府为标志,亚洲国家的官方或民间纷纷拉开对日诉讼之路。

在这场漫长而艰难的浪潮中,在华韩裔慰安妇却是其中沉默且缺席的一群。她们散居异国,相互间毫无感知和联系,最重要的是,她们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平静,在异国,她们曾因为身世被劳教,甚至因为不能生育挨丈夫打。多年以后,很多人连母语都不会说了,仅依稀记得几首故乡的童谣。

自1993年起,幸运降临到少数几位留华韩裔慰安妇。李天英、文明金等老人在中韩两国的民间力量帮助下,回到祖国安度晚年。韩国学者和媒体也远渡重洋,寻找昔日受难的同胞。但这个小热潮并没有持续太久,远远未能惠及众多像毛银梅一样生活封闭贫苦的老人。现在,有记录可寻的在华韩裔慰安妇只剩下个位数。

和众多中国慰安妇一样,对在华韩裔慰安妇来说,除了精神层面的印记被时间消磨,物质记忆同样在被侵蚀——那些曾经遍及全中国的数十万慰安所,正在城市化进程中大批量拆迁或改造。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大教授苏智良是第一个登门造访毛银梅老人的学者。他感到相当无奈的是,日军在亚洲设立的第一个慰安所——上海东宝兴路125弄的“大一沙龙”已经改造为住宅商业区。在他心里,“大一沙龙”的分量不亚于“奥斯维辛”。

在中国,慰安妇诉求基本为民间救济。根据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达成了一致,慰安妇问题被视为“已解决”。2000年,苏智良想带幸存者到东京参加民间法庭审判活动,但云南、海南的地方政府制止了,“还想丢人丢到国外?”他感到无奈。

与此不同的是,韩国非常注重这段历史并逐步上升到以“国家行为”来拯救。

自1990年代,韩国民间对日本政府提起多次诉讼。据东京大学的教授大沼保昭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即便有很多慰安妇诉讼,但在一审获胜的就一例,1998年在山口地方法院下关支部,之后就被日本的高院撤回了。

此外,从1992年起,每个周三,韩国的“慰安妇”幸存者都到日本驻韩国大使馆门前抗议,她们一定要坚持到日本政府认罪,直到最后一个人离开人世。作为因同一问题而举行过次数最多的抗议集会,“周三集会”被收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尽管韩国政府和民间一起努力,给受害者建立了养老院,还对海外本国慰安妇定期慰问和送去生活支援,但这并没有完全让韩国法院感到满意。2011年8月30日,韩国宪法法院仍就慰安妇问题判韩国政府“违宪”,原因是其一直未努力解决该问题,侵犯了受害国民的基本权利。

2012年,韩国对日索赔进一步升级到国家级别。随着两国在“独岛”争端的升级,韩日领土矛盾扩散到“慰安妇”问题并将其推到新的历史热度。韩国外长金星焕表示将于2012年9月28日的联合国大会上提慰安妇及岛屿议题。同时,两国均已发出警告,提醒身在对方国家的本国公民“注意安全”。

但远在异国90岁的毛银梅对此一无所知。她眼花了,耳朵背了,皮肤也枯萎,松松垮垮耷拉在瘦削的骨架上。有时嘴里粘粘糊糊说着别人听不懂的字句。过去她恨不能也上东京去控诉,慢慢的不想再提,直到自己也许真的记不起来。她不想回家,她变得和真正的中国农村妇女那样,沉默、安分、逆来顺受。

她和村里人最近一次聊天是关于身后事。村里人说,当地人要火葬,你是外国人,可以睡棺材。毛银梅想了想说,我还是烧吧,干净。

(朝鲜和韩国在二战结束前为统一国家,来自朝鲜半岛的慰安妇被约定俗成统称为“韩裔慰安妇”。感谢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大教授苏智良对采访的帮助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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