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证据

作者:西闪 | 读写人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2-09-24,星期一 | 阅读:1,462

在这个星球上,再也没有什么生物比人类更着迷于自身的了。数千年前,甚至更遥远的过去,围绕着何谓“人性”(Human Nature)的中心议题,人类就展开了无尽的讨论。目前看来,这一讨论还将继续下去,似乎永无终结之日。不过坦率地讲,相较于人类对外部世界的探索,在漫长的时间跨度里,人性的研究并未结出多少知识之果。相反,在这一领域,失败远大于成功,贫瘠远胜于丰饶。研究方法的单一,研究工具不趁手,都是造成这一失败的主要原因。大体而言,人性研究不外乎两条路。一条叫做内省法,就是直接把人的主观体验当作考察对象的研究方法;另一条叫观察法,也就是考察人的外显行为及其结果,从而反证人性的研究路数。内省的方法立意不错,可惜除了思维本身可以借重,这种方法一直缺少像样的工具,实际上很难做到真正地观照自身。因此在大多数时候,内省法得出的人性知识多是规范性的,不具备实质意义。这就像“人之初,性本善”这一类的道德说辞,它的意思其实是人性应该善良,而不是人性的确善良。尽管具有塑造人性的巨大力量,但是人性究竟怎样,这类知识似乎不怎么关心。

长远看来,规范类知识大量存留于哲学、宗教、伦理等领域当中,成为人类秩序强有力的黏合剂。其中少数几个人性的基本观点还成为了人类信念体系和社会结构的基础部分,比如激情与理性,比如欲望和利益等等。但是,真正对人类的真实本性有所洞察的不是哲学,也不是宗教,而是文学和历史。因为文学和历史主要关注人类的事实类知识。它们通过观察的、经验的,而非抽象的、演绎的途径去考察人类的行为及其结果,从而反证了人性的几个主要特点。例如文学就揭示了人性的多样性与灵活性。而历史呢,它发现人类的行为往往是重复再现的。换句话说,人性还有稳定性的特征。

有意思的是,往往在人类秩序发生较大变动的时期,文学和历史才会有新进展,人们才会更多地关注人性的事实,而不是人性的规范。众所周知,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秩序相对平稳,文化艺术也相应沉闷。到了繁盛的文艺复兴时期,秩序变得不那么稳定了,人性反而显得更真实。比如那时候扬帆海外的各国货船上,约有一半的水手不会游泳。因为大家都明白,一旦船员失足落水,船长绝对不会掉转船头来救他。换作中世纪的领主,这种见死不救有损荣誉的事情多半是做不出来的。这说明,人性虽然稳定,却非一成不变的天性。

进入启蒙时代,西方人重建秩序的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人性讨论的声调也随之高亢起来。这时候,摆脱了形而上学的自然科学为这场讨论提供了全新的能源。特别是牛顿的经典力学,它对人性论的影响,有如诗人蒲柏(Alexander Pope)为牛顿写的墓志铭那样极其深远:“Nature and nature’s laws lay hid in night;God said ‘Let Newton be’ and all was light.”(自然与自然法则在黑夜隐藏,/ 上帝说,要有牛顿!万物一片光亮。)对牛顿推崇备至的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就宣称,他要把人性论改造成一门关于人的科学,并且写道:“由于关于人的科学是其他科学的惟一坚实的基础,所以我们能赋予这门科学本身的惟一坚实的基础必须基于经验和观察。”

正是基于经验和观察,人类对自我本性的认识有了长足的进步。早在休谟之前,临床神经科学已经奠基。休谟去世不久,颅相学开始用一套粗陋的方法给头颅分区,以描述颅腔内大脑不同区域与人性的关系。如今看来,他们荒诞的学说奇妙地启发了后世的精神病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到了19世纪,生理学家、动物学家、解剖学家也一起参与到人性研究的工作中来,取得了空前的成就。特别是20世纪初,随着一种叫银染色法的神经细胞染色技术的发明,更多有天赋的科学家都参与到大脑的研究中。大脑的结构,神经的连接与信息传递等等,都产生了比较可靠的生物学知识。这是大脑结构研究的早期,其中医学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

很快,从哲学的地盘中突围而出的心理学家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他们宣称,观察人类的行为,有助于更好地研究人性。他们要做的就是接手一个古老的人性课题,即人是如何认识世界和自我的。然而遗憾的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对人性研究所做出的贡献远没有他们预期的那么大。不过一旦他们认识到,大脑不是一块任意涂写的指令牌,一切就大为改观了。

促使心理学发生革命的,是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生成文法学说。上世纪50年代,乔姆斯基提出,语言的习得不可能依靠简单的刺激与反应就能实现,除非人的大脑中预先存在着一套处理语言的先天规则或结构。(《句法结构》)这一见解像一星野火,几乎瞬间燃遍了整个社会学科。从此,心理学家和其他领域的科学家一样,把人性研究的重心从“行为”转向了“认知”。

差不多与乔姆斯基的文法理论同时,生物学家对基因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1953年,弗朗西斯•克里克等人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而所谓基因,就是DNA分子的片段。克里克等三人因此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

不管是生成文法还是DNA结构,它们都把人性研究者的目光引向人类更加遥远的过去。它们提醒人们注意以下一些极其关键的数字和证据:人体的基因总数约有23000个,其中70%的基因表达在大脑中实现。(《进化的大脑》)而在现存的地球生物中,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灵长目动物是黑猩猩,其基因相似度达到了98.4%。换句话说,从生物学的角度看,独特的人性蕴藏于1.6%的独特基因中。更重要的是,为了这1.6%的独特人性,人类耗费了600万年的演化时间。因为,正是在600万年前,人类的祖先与黑猩猩的祖先在系统发生树(Phylogenetic tree)上分道扬镳,从此各自走上了独一无二的演化之路。

如果说600万年前的独立演化是人性史上的第一个重大事件,那么第二个重大事件则是生活场景的巨大变化。350万年前,包括人类祖先在内的猿类一直活跃于非洲的热带雨林。但是在此之后,规模庞大、社会化程度较高的猴类逐渐占据了森林中食物丰饶的核心区域。200万年后,猴类的扩张将社会化程度较低的各种猿类彻底赶至森林的边缘。在那里,狭小的空间和贫乏的食物进一步限制了猿类的生存。它们中的一部分灭绝了,另一部分被迫到靠近森林边缘的东非大草原上冒险。

然而猿类的身体条件非常不适应草原上的生活。首先,原本属于树栖动物的猿类具有一个视觉优先的大脑,而不具备大多数草原哺乳动物的嗅觉优先的配置。这种视觉优先的大脑结构能够帮助在树上生活的猿类较早发现敌人,寻找食物和水源,却很不适用于开阔平坦的草原环境。它们很难通过眼睛发现天敌,相反,那些嗅觉出众的动物能够更早闻到捕食者的气味,从而逃脱被猎杀的命运。

猿类尝试用直立行走的方法来解决视野问题,然而这一方法的弊端也很明显。因为猿类的四肢更适于攀爬而非步行,缓慢的徒步行走往往只会便宜草原上的大型食肉动物。

灵长目动物天生较弱的情感控制能力也引发了严重的生存问题。它们稍有风吹草动就情绪失控吵吵嚷嚷,极易被捕食者发觉。最严重的是,多数猿群组织松散,缺乏集体防卫能力。所以,除了人类,各种猿类大规模地消亡了,没有哪一支在东非大草原上存活至今。

幸运的是,人类祖先可能偶然具有更好的大脑可塑性。于是他们重新配置了大脑,以适应严苛的草原环境。首先他们增强了大脑皮质。强化的皮质能够更好地控制产生情感的皮质下区域。随着皮质控制能力的增强,情感体验和情感表达的能力也扩展了。接下来,在环境继续施加的压力下,大脑皮质与皮质下区域的联系也丰富起来。这促使恐惧、愤怒、高兴和悲伤等基本情感能够像颜料盒中的原色,按照不同的比例混合,生成次级情感。而次级情感还可以再度调和,生成好奇、希望、感激、自责、内疚、骄傲等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化的复杂情感。还能够合成含有沟通意图的面部表情和其他身体姿势。这些东西在塑造自我和人际关系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如此,情感就由个体的自动评估体系发展成了像原始语言那样的交流工具。它重新铸造了强健的社会联系,提高了社会组织水平,从而帮助懂得抱团的人类在危机四伏的非洲草原上生存下来。

更重要的是,情感的进步为真正的人类语言创造了条件。反过来,如同我们今后看到的那样,意识以及语言的发展也会促进情感的升华。最终,情感将成为人类意识的协调中心。它不仅可以跨越记忆、学习、回忆等意识活动的各个层面,还能够框定和集中信息,从而为其它意识活动提供支持。实际上,没有情感的参与,一个人根本无法将他的意识与行动真正地联系起来。

然而,自然选择没有既定的目标。尽管情感为语言的诞生创造了重要的条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语言就必然会出现。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证据的单薄,在很多学者看来,人类语言依然是不可思议之物。不过,考古学家在法国东部城市里昂附近的一次重大发现为语言的产生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在那里的一处山崖下,他们找到了大量摔碎的马骨,数量高达10万匹。很显然,11.5万年前的人类通过集体协作的方式,将大群的野马一次又一次地赶上了绝路,逼着它们摔下了悬崖。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语言的帮助,这种大规模协同猎杀大型动物的人类活动很难成功。

语言学家约翰娜•尼科尔斯(Johanna Nichols)也认为,人类语言正是诞生于那一时期。她运用统计学的方法推算出,语言产生的年代在10万年以前。尽管这个相当晚近的开端让不少人大吃一惊,但是现在尼科尔斯的结论基本上得到了遗传学、考古学和古生物学的一致支持。

语言不仅是符号,它更是声音。没有生理结构的支撑,语言没法运作。喉咙、舌头、口腔肌肉、听觉等,它们形成了一个比钟表还要精密的系统。这个耳-口-心三方联合的生理结构非常复杂,复杂得“简直不可能存在。”2002年,德国马普人类演化研究所的研究证明,这一复杂的系统得益于20万年前发生在一个基因上的两次关键变异。这两次基因突变赋予了人类更高水平的控制口腔和喉咙肌肉的能力,从而使人类能够发出更丰富、更多变的声音。这个名为FOXP2的基因普遍存在于哺乳动物当中。然而,突变使得人类的这个基因足以与黑猩猩区别开来。

不过,语言的演化不是没有代价的。为此人类必须牺牲其它生理功能,甚而付出生命。大多数哺乳动物能够在吞咽食物的同时呼吸,可是人类为丰富的发音而“改造”的喉头却低陷至咽部,往往会造成食物误入气管,导致呛咳,甚至噎死。据统计,在海姆利克氏急救法(Heimlich maneuver)问世之前,被食物噎死的美国人死亡率高居第四。

当然无论如何,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语言成就了人类。有人说,在现代社会里,人们崇拜善辩的演说者,喜欢甜言蜜语的色狼,偏爱把父母玩弄股掌的甜嘴小孩,都是因为语言。地球上的任何两个人,一旦置身一处,总会交谈。如果没有人可以对话,人们会自言自语,会唱歌,会对自己的小猫小狗乃至玩偶说话,也是因为语言。动物学家曾经注意到,幼年黑猩猩如果得到有经验的成年黑猩猩的教导,可以学会用石头砸开它们爱吃的坚果,人类的孩子也能通过学习做到这一点。只不过,黑猩猩需要两到三年才能学会这门技艺,而人类只需要五分钟。后者之所以显得更聪明,完全得益于语言。

语言还产生了两个相互促进的神奇结果,那就是交换与分工。

考古学家格林•艾萨克(Glynn Isaac)曾经提问,假如黑猩猩能够接受人类的采访,它会把哪一项行为当作区分它们与人类的最突出的标志呢?他自己的答案是:“人获得食物之后,不会像任何精明的类人猿那样迅速地把它吃掉,而是把它运走,然后与他人分享。”实际上,他谈到了人类特有的一种互惠性,即交换。

互惠本是很多生物的天性,在猴子和猿类中,这类行为也大量存在。比如蝙蝠会相互喂食,猴子会彼此挠痒,等等。然而就像亚当•斯密所说:“没人见过一只狗会拿骨头跟另一只狗公平交换的。”,作为一种特殊的互惠行为,人类的交换相当特别。因为这种交换往往是以物易物。换句话说,交换是用一个有价值的东西换取另一个有价值的东西。而这种行为恰好和语言一起出现在10万年前,不是没有内在联系的。

在人类的演化史上,最重要的交换是社会分工。例如用你的狩猎换取我的采集,或者用女人缝补的衣服换取男人打制的石器等等。以物易物的交换与社会工作的分工相互促进,其效果是十分惊人的。它们在语言的支持下,为人类带来一连串的跃动。人群的迁徙、地域的扩张、环境的改造,都在此列。人类的人口密度、平均寿命、居住条件等大幅提升,贸易、财富、移民等现象也随之生成。到了旧石器时代的晚期,交换和分工已经是人类生活不可分割的内容。这一点有考古学的大量证据。例如黑海特产的琥珀出现在俄罗斯中部陆地,大西洋的海豹头骨现身于西班牙的山洞。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石材生产和运输。为了质量较好的石材,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欧洲人愿意在长达400公里的距离里往返载运。同样在这个时期,除了南极,地球上几乎所有地方都有了人类的足迹。没有交换和分工带来的资源上的全面配置,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

古生物学家从解剖学的角度也拿出了证据。他们发现,多数动物的摄食行为与它们的生理结构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比如狼、老虎这类食肉动物,它们的食物营养均衡又丰富,也很容易消化。但是猎物不仅会逃跑,还会反抗,捕猎得耗费它们大量的能量。所以食肉动物在适应过程中形成了较简单的消化道:肠胃小,比例上以利于吸收的小肠为主。素食动物则不同,它们的食物既不会跑,更不会反抗,但是营养不丰富,且不易消化。例如树叶根茎,不仅含有大量的植物纤维,还有抑制消化的成分,乃至毒素。这就要求素食动物的肠胃容量更大,功能更复杂。就像反刍的牛羊,需要好几个胃。

那么人类的消化系统偏向于哪种情况呢?常识告诉我们,人是杂食动物。但是,考察过早期人类的牙结石和粪便化石后,学者的结论是一致的:人类属于偶尔食肉的素食动物。问题在于,人类的肠胃出奇的小,与人类高代谢的大脑、心脏、肝脏、肾脏等器官不成比例,总质量也只有同体型的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六成,并且小肠占了总尺寸的2/3。总之,从现有的生理结构看,人类更适宜食肉。也就是说,人类的消化系统在生理与功能上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部分原因可能是消化功能“外化”了。人类有灵巧的手,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特别是懂得利用火。这些本领运用到加工处理食物方面,有效缓解了消化系统的压力,甚至对肠胃和牙齿的构造产生了长远影响。但是,这个答案并不完整。大脑扩容很可能也是消化系统缩小的原因之一。随着耗能惊人的大脑占据了人体更大的比例,相较于更重要的生理系统,例如循环系统、呼吸系统等,消化系统中的肠胃被迫“缩编”也在情理之中。

可是,消化系统缩小带来的风险肯定是巨大的,它导致早期人类不得不采取边走边吃的摄食策略。据考古学家推测,这一生存方式极可能存在了数百万年。然而人类一边走,却保证不了一边吃。食物匮乏,觅食还要消耗能量,稍有失误就得忍饥挨饿,这样的处境逼迫人类不断改进策略。首先,人类认识到食物多元以及合理配置的重要,它能最大限度地保证人类在觅食中不至于一无所获。更重要的是,人类有了语言,逐渐懂得了食物获取的专门分工,以及食物分享对彼此的巨大好处。

正如我在文章开头所言,人类是一种着迷于自身的生物。关于人性的议题,我们还将不断地探讨下去。令人欣慰的是,如今人性的证据越来越客观,也越来越丰富了。它们也许还无法像基因图谱那样给出人性的完整量表,但已经勾勒出了人性的大致面貌。要知道,这些证据在几个世纪前,甚至在50年前都还是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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