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余华:“活着”介入现实

作者:冯翔 | 来源:南方周末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2-09-16,星期日 | 阅读:1,698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冯翔 发自:北京

余 华(中)第一次看电影《活着》时,觉得“那不是我的小说”,现在他认为“只有笨蛋才忠实于原著”。导演孟京辉(左)把太空步和荒诞元素加进话剧《活着》, 台词却完全复制原著的长篇对白。三个多小时,主演黄渤(右)不停地演,他对《活着》的理解是:现在社会上仍有福贵的影子。 (CFP/图)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越来越深,但是,最乡土的,与土地牵连最深的作品,更能引发我们的敬意。我们追求快乐,但是最悲情的故事,也更能唤起我们的感动。《白鹿原》如此,《活着》也是如此。

2012年9月4日起,孟京辉导演的话剧《活着》在国家大剧院连演六天。这是余华小说《活着》的第四次改编。

“福贵”黄渤出场谢幕,说了句连余华也没想到的话:“今天,9月4日,正好是《活着》这本书落款的日子。”写作《活着》时,余华在嘉兴市文联当编辑,拿二百块上下的月薪。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招待所里,他修改完小说最后一稿,落款“1992年9月4日”。

小说还没在《收获》杂志刊出,张艺谋就问余华要去杂志清样,很快决定把《活着》改编成电影。余华前后从张艺谋手上拿到了5万元人民币。他和妻子觉得,有了这5万元,“这一辈子都不用为钱发愁了”。

电影之外的另两次改编不太著名——2002年的电视剧《福贵》,2009年浙江师范大学的学生话剧《活着》。电视剧《福贵》给余华带来30万元的版 权费,他根本没觉得那是一笔多大的收入。彼时,他的国外版税已经“哗哗地过来了”。现在,孟京辉把这本书改编成话剧,他连改编费是多少都不知道。签约时他 正在国外,授权杭州市文联代签了。

余华说,“每个作家都有一本自己的幸运之书”,他那本就是《活着》。如今他的电子邮箱用户名,就是“活着”的拼音。

首演当晚,余华坐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厅第八排,三个小时演出结束,剧场灯亮起,他早已泪流满面。

福贵是《活着》的主角。福贵的故事,是余华的父亲、父亲的父亲、父亲的爷爷的故事,也是余华眼见、耳闻的中国人的故事。用余华的话说,它讲述了“一个人和他命运的友情”。

孟京辉版话剧《活着》(左),电影版《活着》(右)。 (南方周末资料图)

《活着》的电视剧改编版《福贵》。 (南方周末资料图)

盗版VCD让小说畅销

余华上一次流泪,是很多年前,在瑞典朗诵《活着》。他当年出国,最不愿意朗诵《活着》的片段,一朗诵就要哭。“《活着》对我来说一直是这样”。

后来余华做《兄弟》朗诵会,坚决不选悲伤的片段,“《活着》有经验了”。

《活着》是余华走向世界的第一部书,而“走向世界”,与张艺谋的改编有莫大关系。

南方周末:张艺谋是怎么找到《活着》的?

余华:1992年,张艺谋通过一个朋友来找我,希望我给他写一个本子。他问我最近有什么新作品,我说《收获》要发我一个新小说。第二天吃饭的时候,我就给张艺谋带去了清样,他是《活着》的第一个读者。

第一次合作,我发现他是那种很贪婪的导演,这是一个优点。他希望作者给他提供更多的选择,不断说《活着》这个地方再来点什么,那个地方再来点什么。 这样我就多写了大概4万字。后来我觉得这4万字写得挺好的,就把它放进了书里。出书的时候就变成不到11万字,从一个大中篇变成一个长篇,就是今天的这个 版本。二十年没有修改过。

南方周末:在《收获》发表的时候遇到过什么阻碍吗?

余华:《活着》这样的小说,在1992年,我可以说没有其它任何一个文学杂志敢发表。今天看可能没什么,但二十年前的形势不一样。这二十年中国的社会进步很快,很多。

《收获》敢发,主要是有主编巴金。他女儿李小林胆子大,有关部门一看巴老,就算了,不去惹他了。李小林是这样一个态度,如果你这本小说她真的非常喜爱,哪怕是冒着被撤职的风险,她也发了。后来证明也没什么事。

我们一大群作家,苏童、马原,包括莫言的很多作品,都是在《收获》出来的。李小林就像是我们的奶妈一样。

南方周末:但张艺谋改编的《活着》最后成了禁片。

余华:主要因为他没有通过电影局直接去参选戛纳电影节,违规了。

《活着》我当时听说是300万美元投资。放到现在肯定是小制作,但是在1993年,那是只有张艺谋、陈凯歌这样的导演才能拿到的大投资。几千万元人 民币那么大的一个投资,他们必须要去戛纳电影节。虽然柏林电影节和威尼斯电影节也很好,可是拿着支票去的发行商少,而且都小。戛纳全是大发行商,签约之后 就给你签支票买版权。

南方周末:张艺谋的改编对《活着》意义何在?

余华:那个时候刚好遇到中国的图书市场崩盘期。要是没有张艺谋的电影,长江文艺出版社是不会愿意给《活着》出书的。

但是后来出版社也很后悔。电影被禁,书印了两万册,最后基本当废纸处理掉了。他们问我要不要书,我说要一点,就免费给我寄来好几麻袋。我手里第一版的《活着》最多,到处送人,送到现在大概还有两三百本。他们把最后的一万多册都销毁了。

到1998年,这本书一下子成了畅销书,我觉得是因为赶上了满街盗版VCD的时代,先看到了《活着》的盗版片,然后就成了小说读者。

这部电影对我开拓国外市场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时国外汉学家很积极,因为觉得这本书能出版。他们就开始翻译,翻译之后找出版社……《活着》是我进入西方世界最早的书。

福贵的妻子家珍(袁泉饰)最终也因软骨病去世。孟京辉在话剧中把小说里的十次死亡全部残忍地原样照搬。 (黄渤工作室 供图)

一大捆钞票,吃下去就没有了

1994年,张艺谋付给余华5万元改编费。妻子激动地对余华说:“我觉得咱这一辈子都不用为钱发愁了。”这笔钱,他拿出一万五,买了自己的第一台笔记本电脑。硬盘100兆,他觉得很大了。

今天他感叹:北京五环的房子都要两万多一平米了。五万元,也就买两到三平方。

张艺谋改编过的小说不止一部《活着》,但二十年后仍然畅销的只有这一部。《活着》2012年又印了二十八万册,它已经走出了它自己的人生道路。

南方周末:福贵身上有种乐观主义哲学,“好死不如赖活着”、“塞翁失马”,这是传统中国式的态度。你接触过很多这种现实例子吗?

余华:太多了。中国的20世纪是个灾难世纪。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田地荒芜,瘟疫流行,又是国共战争,日本的侵华和抗日战争,完了之后内战;终于全国解放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失去了生命。

我记得我刚拔牙的时候,牙科师傅从上海来的,他当时七十来岁。他告诉我,渡江战役以前,上海的金圆券暴跌,他背了一大捆的钞票换了一个大饼,走了那么远的路,吃下去就没了。所以在我小时候,像福贵这样的人特别多。

南方周末:你写过,你爷爷当年跟福贵很像。

余华:就是这样,我爷爷把两百多亩地全部卖光了,结过两次婚。据我父亲说,刚好到全国解放的时候,我爷爷大概卖得只剩下一两亩地,所以最后被评了中农。

南方周末:讲起那段时间,你觉得是庆幸多一些,还是疼痛多一些?

余华:还是疼痛更多一点。

我小说里写到的很多经历是我父亲告诉我的。我父亲在淮海战役时被俘虏。打到最后已经乱打了,伤员在前面,国民党的医疗队伍在后面,担架抬过来的时候 来不及好好卸,那些伤员在地上嗷嗷乱叫,疼得呀,医生都来不及治疗。当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一夜都听着那些人在哀嚎和呻吟,早晨醒来以后,一点声音都没 有,全冻死了。一千多人全冻死了。

我父亲还跟我说,他们躲在战壕里边不敢走,最后有几个老兵说别动了,我们肯定打败了,就躲在里边,别开枪了。解放军也挖战壕,越挖越近,大概挖到距 离他们只有二十多米的时候开始喊话了,说让他们投降。好,马上投降。当时他们一个连剩下几十个人,从坑道里边站出来投降过去的时候,他说解放军的那帮部队 抢他们,拼命地抢,因为抢过来就是他们部队的人。热气腾腾的大白馒头,自己不吃,我父亲一下子被塞了好多个。这也是《活着》里头写的。

南方周末:然后你父亲就加入了解放军。

余华:对,他觉得当时的共产党部队,就是解放战争时的共产党部队和国民党部队完全不一样,国民党部队完全是流氓,沿途走过,老百姓的鸡、猪、羊全部被他们杀光,瓜田里的瓜也采了,庄稼也被踩了,共产党特别讲纪律,而且互相照顾。大家都把自己的馒头省下来,要给俘虏吃。

为什么三大战役打完以后,我们部队的人数翻一番,就是因为俘虏,俘虏被感化了,全部变成解放军了。

南方周末:你觉得福贵身上的悲惨更多,还是乐观更多?

余华:他的苦难其实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的。他对他自己的人生是非常满足的,福贵从来没有抱怨过自己的生活,他真的觉得自己一生过得很好。

南方周末:这种精神放到现在的意义何在?

余华:我想为什么这本书到现在还那么受欢迎,可能是现在的人从这里边看到了那种乐观的精神。

我觉得1990年代我们进入了中国的黄金期,用朱镕基的话说是高增长低通胀。那时的人,感觉到每年的薪水都比前一年要多,每年的生活都比前一年要好,物价那么稳定,不怎么涨。

那时候人和人之间的差别还没那么大,万元户也就是几万块钱而已。腐败也没那么严重。写《活着》的时候,我感受不到社会上有仇官和仇富这种普遍心理,根本就没有。

“我们肯定跟福贵一样”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完第二天,余华又要陪儿子去美国了。当初余华常年在北京生活,是为了让儿子享受到北京本地户籍的高考优惠政策——儿子就读的那所高 中,每年考上清华北大的人数比整个浙江省还多。最后儿子却直接选了去美国读书,没有用上这优势。白白这么多年离开家乡浙江,他后悔了。

他每天都发微博。时事是最显眼的内容。在微博第一页里,他提到铁道部亏损、崔永元做公益、陕西七个月大的孩子被引产和日本大使轿车上的国旗被拔走。“这不是爱国主义。”

写完《兄弟》,再写完《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余华说自己知道怎样写当代了。“其实写当代最难,因为当代是未完成的,不断变化的。”

南方周末:你还在写长篇小说吗?什么样的题材?

余华:其实我在《兄弟》以前就写了一个很长的小说,没写完,放在那儿了。《兄弟》之后我又启动了一个,也是写这四十年的,这对我来说是最令人迷恋的,这两个时代的差异性太大

了。写完一部《兄弟》不够,想写第二部。当时还没有《十个词汇里的中国》。

同时启动的还有一部纯粹的当代题材,相对短一点,我还不知道哪个能先完成。

南方周末:你的书里,中国人一百多年来,都在不停地革命和被革命。你还会再写“革命”吗?

余华:我可能还会写到“文革”。但是我觉得单纯地写“文革”没有太大意义。一定要把“文革”跟今天这个时代联系起来,就像《兄弟》、 《十个词汇里的中国》这样才有意义。这两个时代是同一个朝代,不像明朝和清朝是两个朝代。同一朝代四十年里却发生着你感觉到应该是两个不同朝代里边,甚至 像两个星球里的事情。这种经历是西方人根本就没有的,他们几百年都赶不上这种变化。这种经历对一个作家来说弥足珍贵。

南方周末:《十个词汇里的中国》是你自传式的非虚构作品。从多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到用非虚构直截了当地介入社会现实,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余华:其实《活着》已经是介入了。要不是有巴金当《收获》的主编,

这部书大概是出不来的。

我觉得写完《兄弟》意犹未尽,很多话没说完。现在的社会压力越来越大。不只是生活压力,还有精神压力。当你看到那么多事情发生在你身边。

南方周末:比如什么事情?

余华:比如广州那位姓方的官员被停职检查。这个事件还是有积极的一方面,就是告诉那些官员,起码出了门,最好要夹着尾巴做官,不要耀武扬威。我有一些同学做了地方官,当了市长之类,周边一群人天天吹捧他,那种自我膨胀,做地方官的可怕之处就在这个地方。

南方周末:你觉得福贵的乐观主义精神放在今天依旧适用吗?

余华:我们肯定跟福贵一样,还是这样的一种方式生活。但是我也对西方的记者们说,中国出现很多问题,包括我《十个词汇里的中国》里面 写的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社会矛盾尖锐,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我对中国的未来不是那么的担心。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社会进步带来的问题,不是社会 退步带来的。

这十来年,民间力量越来越大。很多人都知道如何微博了。所以我说改革开放的最近十几年,人民主导社会进步的力量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大,这也是这个国家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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