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鲁迅与“洗脑”

作者:许知远 | 来源:FT中文网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2-08-11,星期六 | 阅读:2,250

十号的风球过去了,雨忽大忽小,却从未中断,整整一周,香港浸泡在令人发狂的潮湿里。此刻,艳阳高照,我斜躺在沙田矮山下的长椅上,晒一晒发霉的身心,读星期日版的《明报》。

这张报纸早不复查良镛时代的风味,知识人的立场、文人的雅趣,政治、文学与新闻的暧昧地带,都随那个缓慢的旧时代消亡了,只有周日版尚清新可读。

“Impatience is a virtue”——三星手机在几年前推出的广告语,准确捕捉到了新的时代情绪。对于一切东西,我们不仅要,而且现在就要。这是个行动而非沉思、追求结果而不是过程的时代。

不过,缺乏耐心并不全然是坏事,偶尔的激烈言语与行动,常是必要的自由空间的前提。“假如一见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这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站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在副刊的第四版,我有些意外的读到鲁迅这著名的比喻,出自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的序言。

锐利又复杂、悲愤且柔情的鲁迅,是所有反抗者的导师与朋友,每个人都可以在他贯穿一生的挣扎中,寻找到只言片语来获取能量。这位名叫安裕的香港作者,不仅借用了鲁迅的比喻,还把自己的文章命名为“觉醒”。

倘若鲁迅得知,该做何感?一生中,他到过到过香港三次,两次乘船路过,一次专门演讲,都发生在1927年,这一年也是国共分裂、暴力肆意的恐怖之年。他对香港印象不佳,曾不无刻薄的写道:“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是我们的前辈。”

不过,他在这个殖民地发表的演讲倒颇富价值,尤其是在香港青年会所做的《无声的中国》,不仅在说那个时代,也似乎是对今天所讲。他用开窗子来比喻中国变革的困难性,你必须通过拆屋顶的方式,才能让人们勉强接受开窗的变化,“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他还讲到中国人缺乏对自身处境的描述能力,是因为人们身陷各种习俗与网络中,缺乏对“真”的追求,“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一切利害,推开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

对于当时的鲁迅而言,倘若以个人的觉醒为标志,以《新青年》为标志的启蒙运动不仅远未结束,还陷入了新的危险。个人不仅被传统的文化、家族、社会习俗封闭,还被新涌现出的党派与主义所窒息。那些在五四运动中共同走上街头的青年人,如今分裂成两不同的派别,还相互残杀。他对于与帝国主义结盟的国民党深感绝望,在短暂的投身于共产党的主张、对苏联的实验投注热情后,他更感到另一种幻灭。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的信中,鲁迅写道:“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

到了1949年后,中国变成了彻底的“无声之国”,人们不仅失去了描述历史与现实的能力,还生活在一种彻底虚构的历史与现实中。偌大的国家连杂音都没了,只剩下一种领袖的声音。而至于鲁迅留在大陆的同代人,不管是朋友还是论敌,不仅都穿上了“红背心”,遭受的痛苦更远胜于“扫马路”。

“这项研究开始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改造’或‘洗脑’的心理评估……它不可避免的发展成对极端主义与全能主义的心理研究,更宽泛的说,一项对人类变革采取‘封闭’还是‘开放’态度的研究。”

罗伯特•J•里夫顿,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在他1961年出版的《思想改造与全能主义的心理——关于中国“洗脑”的研究》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他依据的材料,正是从中国大陆逃到香港的中国与西方难民,他们都曾深受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改造”之害。

被鲁迅所不屑的殖民地,不仅成了中国最后的自由角落,还成为了观察中国的极权体制的最佳场所。而里夫顿则发现,思想改造是由一连串步骤构成的。首先,它要攻击个人身份,倘若个人身份被摧毁,那么他就容易接受新的变化。接着,你内心会产生罪恶感,不断强调你做错了什么,会让你觉得该接受处罚与改造。一种自我背叛就会开始,当你必须要谴责你的家人与朋友后,你会尽一步放弃个人身份,脱离与过去经验的关系,为新人格的建立创造空间。接着你到了某种临界点,你接近心理崩溃,彻底忘记自己是谁,担心自己的消失。崩溃之后,人们渴望被拯救与安抚,这时党组织以安抚者的面貌出现,给你物质的小恩惠,或言语上的劝告。

强迫性忏悔。你从崩溃边缘被拽了回来,人们会觉得有义务忏悔自己的罪恶,以换取之前的恩惠,同时避免被再次攻击。经过这样的程序,人们都已经忘记自己为何被攻击,只觉得自己一切都错了。过去的自我消失了,这也说明,你过去整套价值观都要被抛弃。这时,一套新的意识形态被引入你的头脑,它还许诺一种进步与和谐,你诚心接受这一切,然后获得重生。

源源不断涌来的难民,不需要理解里夫顿的理论,却对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有着直观式的感受。它用光辉的标语与口号,用集体主义的感召与压力,让你放弃个人的思考与感受,而这锻造出来的“新人”成为各种社会主义建设的砖与瓦,他们作为材料,而不是个人存在。

罗伯特•J•里夫顿在1950年代中的香港研究,最终变成了心理学领域的权威著作。他的研究方法很快也被引入了对苏联与东欧和所有共产主义政权的分析。苏联人或许会嘲笑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尝试,不过是农民式的造反,充满了对马克思列宁理论的误读。但在改造思想、创造新人方面,没有任何一个极权国家——不管它是信奉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能比中国共产党更有能力。事实上,连“洗脑”这个词都是中国人创造的。一位叫爱德华•亨特的美国记者在1951年第一次使用了它,Brainwash正是“洗脑”两个字的直译。

在香港这风雨不断的一周里,我到处看到、听到“洗脑”这个词,而7月29日这个星期天,香港则出现了反洗脑的大游行。

它源于香港政府要在中小学中推行的“国民教育”,在公布出的一些教材中,人们看到了浓厚的“中国特色”——谎言被包装成新学说,强调国家主义、贬抑个人选择,在谈论到“中国模式”时,它甚至赤裸裸地宣称中国共产党是“进步、无私及团结的执政集团”。当家长们发出质疑时,教育局长不仅避而不答,甚至傲慢地回应道:“如果肾坏了就洗肾,脑有问题,当然要洗脑。”

香港人已谈了好一阵的“核心价值观”。但如今,北京不仅指派了一位“地下共产党员”来管理他们,如今还要用华丽的谎言塑造下一代人的心灵。对于一些愤怒者来说,“国民教育”令人想到了文革与纳粹时代。当北京在感叹香港的“人心不回归”后,似乎准备要来直接改造这些人心。

对于我这样的大陆人,“国民教育”的教材没有被描述的那样可怕,而香港人在过去几年来的不断上升的抗争情绪,似乎也有过度敏感之嫌。即使梁振英真是一位“地下党员”,他也没有能力将香港“赤化”,将中国的专制系统引入,“国民教育”的教材更无力在这样多元的社会系统中,进行成功的“洗脑”,此刻的共产党的感召力与强制力也与狂热的毛泽东时代大为逊色。不过,过去几年的中国共产党的确也发展出一种新的、软性的洗脑方式,而一位香港作家敏锐地抓住了这种变化。在《盛世》中,陈冠中描述了一幅“美丽新世界”式的图景,大国崛起的幻象迷住了人们的心窍。

很有可能,我这样的外来者已经“久居鲍鱼之肆”,而感受到不到香港的焦虑。在文章《觉醒》中,安裕回顾了15年来,尤其是2003年7月1日游行以来(在此后,北京对于香港的干涉明显增强),香港人内心的变化——“善良的市民起初还勉强吞下这颗苦药丸,时日久了,耐性都被官员的花言巧语磨掉。这是一场接着一场的欺骗。香港社会十五年来的容忍度一点一点剥落,一贯的核心价值随风而逝。”而他要觉醒的香港人,发出鲁迅式的呐喊。

倘若鲁迅听到这喊声,也必定欣慰。那个由洋主子、高等华人、奴气同胞与默默吃苦的“土人”构成的香港早已发生了改变,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要摆脱“无声的香港”的状态,还可能再度激活那个“无声的中国”。回归中国的香港,正以再鲜明不过的姿态表明,对于一个社会,异议的声音、挑战的声音,是多么的重要,追求“真”的生活、“真”的声音的热情,将会转化成多么大的力量。

在7月29日下午的街头,有9万香港人上街反对“国民教育”,这个数字大大超越了所有人的想象。一位香港学者说,这让他想起哈维尔所说的“活在真实中”。鲁迅必乐于听到这一说法。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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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评论 发表在“许知远:鲁迅与“洗脑””上

  1. 烨斌博客说道:

    多少看着有点深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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