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应予请下神坛的伟人

作者: 杨师群 | 来源:豆瓣 | 发布: | 发布时间:2012-07-30,星期一 | 阅读:2,485

孙中山 @google.com.hk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的灵魂人物,为这场史无前例的真正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国民党将他尊为国父。然而共和国成立后孙中山的蜕变,也同样使人瞠目结舌。一般以为是袁世凯复辟帝制吞噬了辛亥革命成果,袁的倒行逆施的确令人发指,但袁最后并没有成功,而是在众叛亲离与国人的唾骂声中一命呜呼,中华民国依然在初期颠簸的路途上摸索。其实葬送民主宪政共和国是革命派、立宪派、北洋军阀、袁世凯及其他功臣精英们的一种合力,而孙中山后期一系列的作为在其中的作用,让人唏嘘不已。

错误发动“二次革命”是孙中山蜕变的开始。宋教仁被暗杀,完全应该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孙中山却急着诉诸武力。孙不懂在有宪政制度框架的前提下,解决事端应当穷尽一切可行的法律程序,其后权力者若以违反法律程序的方式抹杀事实和正义,才是武力解决的必要条件。当时国民党是国会里的第一大党,假如它坚持通过法治的途径来解决问题的话,可以把袁世凯放在一个非常被动的地位。当时新闻界把国务总理赵秉钧是这场暗杀幕后指使的密电官函揭诸报端,上海的地方检察厅发出传票传赵秉钧到上海听候审问,后赵秉钧因国民党议员的质询而辞职,各地新闻媒体对政府及总统袁世凯的声讨力度空前……袁世凯已相当被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孙中山没有认识到当时的形势与革命前已完全不同,也没有看清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之形势,只有革命造反武装暴动的思路。

前一年革命功臣张振武遭黎元洪、袁世凯杀害,舆论和各界人士纷纷声讨,参议员一再质询,迫使袁世凯公布了黎元洪的密电,同盟会决定革去黎元洪的协理一职,并将他开除出盟。……在全国激起轩然大波之时,孙中山到北京,听袁氏稍加解释后便为其辩解,没有发表谴责此案的任何声明。孙中山不把它与共和国法治问题联系起来,没有意识到这是支持还是破坏共和国法治制度的严肃斗争,在这么重大的法治问题斗争中完全迷失了方向。然而在宋教仁案还没有弄清凶手是谁的情况下,远没有到必须动用武力解决的时候,孙中山却发动暴力革命,违背了宪政共和国应遵循的游戏规则,在一定意义上背叛了辛亥革命的初衷。孙中山还对不愿起义的军队,采用派人“携番银两万,买收营连长……令其屠杀师旅长自代而起义”的手段。此前第二军军长徐宝山因缴获国民党自上海运往安徽、江西的过境军火而被陈其美、张静江设局炸死。孙及其国民党罔顾宪政可谓与杀害宋教仁之凶手同样令人发指。二次革命使袁世凯很容易地找到了搞专制镇压的借口,最后国民党一败涂地,支持民主的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甚至到今天都没有搞清楚杀害宋教仁的凶手到底是谁?

二次革命是一个分水岭事件,孙中山从此走上歧途。1914年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入党需向孙中山宣誓效忠,并打指模按血手印,采用黑社会帮会手段进行组织活动,黄兴等人只得离开。同时把党员分成三等:首义、协助、普通,以分配不同权利,规定非党员在革命时期无公民资格。为了向日本政府筹款,答应可以附加任何条件。1915年底会见日军参谋总长,承诺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国家有望恢复民主宪政的时刻,孙中山却以“除尽假共和”为口号,打着“护法”的旗号,在广州另立南方军政府,做出一系列与法治不相符合的事情。成立了以原国会国民党议员为主的非常国会,但这非常国会并未经过正当选举程序,1921年非常总统选举中也使用了各种污秽手段。尤其是动用武力对待昔日盟友,如两次下令炮轰位于广州观音山的督军府。甚至用暗杀手段对待政见不同的军事、政治领袖。其中最震惊国内外的是暗杀程璧光、方声涛、陈炯明诸人案。(袁伟时《民初护法的经验》)与陈炯明因大一统与地方自治之争,派人刺杀陈而引发内战,陈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逃往中山舰上向广州市民开炮,至100多人死伤,都已丧心病狂。

孙中山认为人类面对的最重大事情是社会整体的共同生存和发展,脱离社会的个人权利是无稽之谈,西方社会的弊端就是过分强调个人权利而导致弱肉强食,由此他抛弃了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法律观,将法律的宗旨定位于维护全体国民的共同利益。提出不尽义务者,停止一切权利,而以社会团体把握个人权利,两者发生冲突时,以牺牲个人利益为前提。其自由观也与西方的截然不同,他说:“自由这个名词……万不可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孙中山认为中国人过于自由,不能再给国人自由。传统中国人心目中的自由,就是无所规范,无拘无束,可以说是一种江湖侠客的自由,侠客精神很能体现一般中国人对自由的理解,这与西方近代那种法治下的自由相距何止千里,孙完全不懂自由概念之西方真谛。

孙中山对黄埔和中山大学所谓文武两学堂的学生谆谆教诲的就是要取消个人自由。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也说:“总理说,谋人类的自由,就要去掉个人自由。这一点如果相信不彻底,一定不能革命。”蒋介石更把这个反个人自由的论调,唱得整天价响,把学生驯化为盲从工具,强调:“在校内,在军中,都要服从我的主张!”广东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便系统的堆行“党化教育”的政策。戴季陶出掌中山大学,与北大教育方针背道而驰,大声疾呼要“实施大学之党化”,要求“大学之一切学问的研究应造成科学的党化,俾一切科学之发展,皆能完全为革命的发展而存在。”如此赤裸裸的专制主义教育,竟没有受到任何抵制。(袁伟时《新文化运动与激进主义》)居正《中华革命时代的回忆》中谈到,孙中山曾说:“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创而实行之者,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导师。”孙中山有位生死不渝的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孙先生的态度有这种味道:其他中国人都不行,只有我一个人行,我是中国的救星,服从我者请来。”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学习苏俄的党国体制,首次提出“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在国上”,将人民比喻为阿斗,需要党的训政(开明专制的别名),为国民党一党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北伐胜利后,国民党实行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专制统治,几乎回到一个皇帝、一个纲常、一个官僚集团的传统时代,辛亥革命民主宪政成果基本丧失。而后国民党在大陆惨败,到台湾后民主宪政再重新起步。

1924年9月,孙中山与皖、奉军阀结成同盟,反对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冯玉祥发动政变囚曹锟于中南海,武力解散政府,推举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到北京主持大局。段主政后便与冯、张(作霖)邀孙北上“共商国事”,孙于11月北上。段计划由“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代表会议,然后制定新宪法,组成合法政府,得到众人的支持。孙在路上得知计划,却绕道日本,到12月底才抵京,路上磨蹭了48天。段氏宣布“善后会议”166位与会名单,孙文排第一,且国民党籍代表最多。1925年1月17日,孙复电要加上自己所要的代表名单,且所有事项要等召开国民会议再定,无疑是对“善后会议”的颠覆。段氏拒绝了孙的方案,孙命令凡擅自参加“善后会议”的本党代表将被开除党籍,善后重整宪政之梦破灭。人们看到,务实的段氏“善后会议”具可操作性,而孙氏的国民会议方案一时无法操作,说穿了孙氏争的是国事拍板权,其时孙文已经病入膏肓,临死都不愿为国家回归民主宪政作些妥协。可以说孙文根本不懂政治是门妥协的艺术,国民党最后还是用武装暴力(北伐)解决问题。

1920年初,孙中山与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代表说:“你们学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但你们无非是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呼号。你们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罢课、罢工、罢市几天而已。如果我现在给你们五百支枪,你们能找到五百个真正不怕死的学生,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才算是真正革命。”可见孙中山信仰暴力革命,而对和平请愿、示威游行、罢工罢课等非暴力的合法斗争看不上眼。所以在其一生的革命生涯中,始终都重视暴力手段。从晚清的十余次武装起义到辛亥革命,然后是“二次革命”、北伐战争……暴力革命的思想渗入骨髓。

孙中山虽受过西方教育,但骨子里的传统文化基因仍相当浓厚:对自由的不理解,醉心于不断革命,帮会黑社会手段,唯我正确是人民救星,搞个人迷信崇拜,权力欲与领袖欲强烈,后期成为信仰暴力,不断革命,狂妄自大,迷恋权力的独裁者。……从辛亥以后整个形势的发展来看,发生的专制独裁与民主宪政之争,是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民主文化的一个博弈过程,悲哀的是,前者最后战胜了后者,其中孙中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海峡两岸对孙氏的造神运动应该终止,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评价孙中山其人,不抹杀其善其功,也不隐讳其恶其过,才能还历史之真相,才能给人们以真正的历史教益,才能警醒后来的政治家,才能给未来的中国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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