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爱国权和正能量

发布: | 发布时间:2012-06-16,星期六 | 阅读:1,113
作者:老愚 |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金宰贤 @webpic.chinareviewnews.com

金宰贤

在中国生活了近十个年头的韩国学者金宰贤,是一个相当温和的人,他把自己对中国的观察文字集结出版,名为《中国,我能对你说不吗?》。一些未读也不屑于读书的激进分子,迅疾发出了义和团式的怒吼:韩国棒子滚回去!我们这儿不好,你为何还赖着不走?

他试图充当中韩民众之间的沟通者,低调,和善,他的建议及批评,顾及中国人的感受,内心里希望中国变得更好。但当他描述中国人不守规矩、不认错、不诚实、无创造性时,当他羞涩地说出自己的心愿:“希望有一天能安安静静过马路”,“有一天我的常识与我在中国接触的人的常识是一致的”时,他就彻底得罪了某些中国人。

中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被灌输了一整套国家和个人关系的绝对观念——祖国拜物教:国家就是祖国,政府和国家不可分割,实为一体。他们几乎发自肺腑地热爱这个概念中国,以为没有国家就没有自己的一切,而且这个被视为祖国的玩意儿,可以对自己行使生杀予夺的权力,在这个神圣的玩意儿面前,他们自甘卑贱,谁反对这个既定的神祗,谁就是他们的敌人。

他们自以为有这个壳自己才成为有尊严的人,他们以为一生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保卫这个庇护自己的龟壳,尽管他们从不明白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他们无条件交出了自己的选举权,不想争取自己的被选举权。他们表面上很愿意尽一个国民的义务,却不知道公民为何物。他们无力影响其中的决策,无从认知决定自己命运和生活的人的真面目。他们平时在社会里相互伤害,一旦有人诋毁国家和政府,瞬间即可结成一体,向敌人投掷语言匕首和语言炸弹。在他们眼里,政府所作的一切都是有道理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政府具有超常的人格力量,诋毁他甚于诋毁自己的父母。

他们作为一个集体而活着,他们虚拟了一个精神共同体,因为祖国而抱成一团。

祖国的忌讳就是他们的忌讳,祖国给予的知识是唯一可信的,凡与此不符的,便是异端邪说。

祖国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敌人,他们可以不了解任何敌人的情况,就迸发出刻骨仇恨。他们了解的世界地图是:自己的祖国永远是对的,而且在地球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作为这个概念下的蛋,具有其他民族和国家的人所不具有的幸福和荣耀感——“我为我是中国人而骄傲”,“我为我的祖国而骄傲”,至于充满卑微和恭顺的忠心句子“祖国因我而骄傲”,只是成功人士才有资格说出的话语。

不言而喻,一个批评自己“祖国”的人,将会非常孤独,而且常常被人视为叛徒。比如你说中国人什么不好,立马就是一句有力的诘问:你不是中国人吗?

这是你的“祖国”,他的荣耀被你分享,他的屈辱也得由你分担。你不能拒绝这样一个常识。“祖国”是送给你的终身礼物,你没有一丁点轻慢的权力。

中国人不喜欢直接的批评,哪怕是善意的批评,最好出自自己的朋友之口,这是常识。

当他们不能认可你的动机时,你就注定成为公敌。所以,当一个人觉得自己不大可能被接纳时,最好缄默不语。否则,你的充满爱意的批评,将招致无法估量的后果。

你没有听见体育解说员异常智慧的说法吗:他这个球踢得不是太好,他踢出场地了。在这个句型里,隐含中国式批评的所有秘密:保全别人的面子,用最委婉的修辞,掩饰一个坏的事实,但绝不直接批评你。避免直接交火,这是中国人际关系的核心。凡是可能发生直接交锋的,一律放在事后和背后。

直接批评适用于一种关系:上下级。上对下,是最理直气壮的关系,可以做河东狮子吼,可以剖心剜肝,而被批评对象无一丝反抗能力。在官场,你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官员身边的人无不战战兢兢,在表面的和谐气氛里,隐含着无比的小心和戒备。

还有一些关系,可以充分表达直截了当的批评:比如教师对学生,医生对病人,警察对公民,官吏对国民。

在常州,朋友带我参观刺绣馆,本应往上的电梯显示朝下,电梯打开时,里面只有一位老太婆和一孩子,朋友说了句:小朋友摁按钮了吧?老太婆立即叫起来:没有!他的数学考一百分,怎么可能干那样的事情呢?我的孙子最聪明了,你们不能冤枉人!

在北京,一位五十岁男出租司机在车上抽烟,当我抑郁质问时,他雷霆大作:你不能对我这样说话!你应该请我掐灭烟。我拉了一天活了,抽支烟有什么问题吗?

刚上京沪高铁,发现座位上塞满包裹,我问:谁把东西放我座位上了?旁边那位年轻女士无一丝愧疚,而是生气地拿走自己的包,把背对着我。

当一个游手好闲的亲戚发短信要钱时,我回信说:你应该学会自己养活自己!得到的回答是:你没资格教我如何生活!我虽贫穷但不卑微!

我当面对人说不的勇气日渐萎缩。在地铁上,一个轻佻的女孩在打闹中失去重心,猛地撞到我身上,“喂,干什么?”刚喊出声,便得到对方一个大大的白眼:喊什么?不就撞了一下吗?当我盯着一个发出吐痰音的人时,对方是不屑地回应:直挺挺把浊物吐在前方。当我盯着一个站在身边抽烟的人时,人家照样是猛吸一口,吐出更袅袅的烟圈。

有一报纸编辑告诉我,该报文化把头说:老愚的书不能向读者推荐,因他骨子里不爱我们国家和政府,他的书是有毒的。编辑约人写好的评论《在和风中假寐》的文章,就这样流产了。我的敌人正是这些“爱国贼”,他们垄断了爱国权——我们只能照他们要求的方式去爱国,才能被认可,但问题是,我永远不会那样去做。

当善良的韩国人委婉劝告中国人学好时,举国上下发掘“正能量”的大跃进运动已经徐徐展开,遵从善良本能做事的一些人,被变戏法似地包装成符合官方道德的英雄,那么多良善的人被拔高成神,试图拯救陷入无道德深渊的中国人,真是难为他们了。一个人造英雄辈出的时代又将来临。我隐隐感到恐惧:一个需要英雄的国家一定是畸形的,当上层的腐烂须下层不断的牺牲遮掩时,这一定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义和团的气味越来越浓了,从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们把持的党报到狂躁不安的民间“爱国义士”,他们不断制造话题,挑起事端,兜售一种无底线的生存法则,专讲歪理。有几个标榜处处为中国前途着想的诡辩文人,旁敲侧击,穿针引线,企图把揭露中国真问题的人和媒体置于死地。政治狂人薄熙来被废黜之后,本追随重庆模式的兴风作浪之辈未见收敛,反而愈发肆无忌惮,大有风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但他们心里相当清楚,这番政治押宝,胜算的比率并没有多高。

在这样的时刻,韩国人金宰贤真率的直言显然不合时宜。

谁也不能对中国说不,除非你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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