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式资本主义

发布: | 发布时间:2012-06-8,星期五 | 阅读:1,499
作者:李华芳
科斯和助手王宁教授 @imgbj.bimg.126.net

科斯和助手王宁教授(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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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一月去芝城拜访科斯教授时,就听王宁老师说和科斯将有部新书要在2012年出版。心下吃惊,那可是101岁的人了,还在写书?今年春天,在华府樱花盛开的季节,就收到王老师的来信,说是新书已经出版了。接着就收到了出版社寄来的样书,题名《中国是怎样变成资本主义的》(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此书尽管主要是王宁老师的工作,但如王老师所言,每一个部分都是与科斯充分讨论后的产物,所以字里行间也处处体现了科斯的思想。人生过百,还在参与学术工作,实在是学者典范了。这是本有“份量”的书。

我最早接触科斯的文章,是在大学时周其仁老师的课堂上。之前读得最多的是《企业的性质》这一名篇,也曾模仿科斯的提问方式,问过自己如果价格机制有效,为何世界上还存在多种组织形式,例如政府、家庭和NGO等明显不同于市场的组织。不同合约和不同的组织形式,到今天依旧是自己关心的事情。如果将国家看成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那么困扰经济学数百年的头号议题就是,为什么有的国家富,有的国家穷?穷国家要怎么才能促成经济增长?

这问题从《国富论》以来已经吸引了无数智慧的头脑,不过任何试图一劳永逸解决这个问题的努力可能都不会成功。只能各自努力,添砖加瓦。而对于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科斯而言,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不同的制度对经济增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有一个个案是所有关心上述问题的人无法忽略的,那就是“中国奇迹”。但对这奇迹却有多重不同的解释。大致而言,这些解释分属两个不同的视角,一个是自上而下的视角,认为是共产党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而推动改革,并且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政府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所致,这种视角后续的争议中逐渐演变成“共产党领导市场经济获得成功”的所谓“中国模式论”;另一个是自下而上的视角,认为中国的成功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无非是遵循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产权,放开了价格管制,促成了市场形成,并且激励了企业家精神,随后迎来了长期的经济增长。

这样的区分当然过于简略,而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细节往往至关重要,这也是科斯所说的“面向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一贯提倡的。在科斯和王宁看来,中国在毛以后的制度变迁是一个“双轨结构”,自下而上的边缘革命和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力相互作用,才使得中国的经济有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这本书也是用历史事实解释这个过程到底是如何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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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呢?大体而言,西方主流学界对中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毛时代,对邓时代的研究还不是很多,而增强对邓及江胡时代的研究,有助于消除学界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傅高义最近也出版了《邓小平时代》,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对后毛时代中国的研究会越来越多。当然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是为了延续张五常在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 Affairs)之前的一项研究。张五常与科斯的关系亦师亦友,科斯的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离不开张五常。上世纪80年代,张五常为“经济事务研究所”写文章认为“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并解释了中国为什么会走向资本主义。而科斯和王宁的新书则解释了“中国是怎样走向资本主义”的。

毛泽东时代的遗产当然对邓时代的改革有深刻的影响,这一点在讨论前后三十年时不应该割裂开来,仿佛一瞬间从“打倒四人帮”就跳跃到了“改革开放”。一个可能有争议的话题是科斯和王宁在书中提到毛泽东的行政构架实际上是去中心化的,也就是说,其行政构架是允许地方自主的分权式框架,而不是通常认为的专制集权模式。证据当然有不少,但其中一个较为明显的证据是毛在《论十大关系》中阐述中央与地方关系时,的确明确赞成地方的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权,而不是通过中央政府省级政府以及市县等层级结构来控制。

例如毛指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毛如此表态,可能有几种不同的原因:首先是建立起其个人与地方尤其是省市一级政府的直接关系,也就是说,虽然表面上是一个分权式的行政架构,但实际上毛个人可以直接联系和控制省市级政府的行为。这在削弱中央政府权威的同时却极大增加了毛个人的权威。其次,毛迫切需要从苏联模式中摆脱出来,形成自己的道路。所以他明确指出:“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全国这么多省市,毛一手抓起来成本也很大,为什么不考虑设立大区制,然后通过大区领导人代理来进行统治呢,这主要是因为毛吸取了“高饶反党集团”的教训,避免再次出现高岗事件对自己的统治形成威胁。也就是说,对毛而言,其实分权或集权只是维持自己统治的一种工具而已。所以,这种表面的分权式行政架构,是不是要用“分权”(decentralization)这个词来描述,还是值得进一步考虑的。

目前关于毛时代的评价中,有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毛时代为中国后三十年的增长奠定了基础,例如较高的识字率以及一些基础设施建设等。但这种说法未能更细致的处理抗战和内战带来的破坏,这些所谓奠基在很大程度上是回复到战前的水平。而大跃进对经济发展造成的是巨大的损害,三年饿死数千万人的惨剧在人类历史上也极为罕见。反右和文革对思想的戕害,负面影响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审视,而这种思想戕害带来的损失由于不可见,极易被忽略,但真正的损失可能非常巨大。对毛时代为邓改革奠基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这一点从华国锋短暂的执政经历中可以看出来。华以处理“四人帮”出名,但对经济改革而言,华的重要影响是让经历文革浩劫的中国重新回到日常生活而非政治生活上来,在短短两年内鼓励向外看,派出了大量官员出国考察。这一新中国的睁眼看世界活动,对各级官员产生了巨大的震撼,使他们从社会主义的梦幻中回过神来,尽管在感情上难以割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留恋,但在实际行动中就已经显得更加务实了。这倒可以说为邓之后的改革做了一点先期的铺垫。尤其是邓本人访问日本企业后被深深触动,这或许极大促成了他对改革开放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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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往的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很少注意制度变迁内部的过程,而即使谈到过程也很少像历史学家一样重视领袖的作用。而在科斯和王宁的这本著作中,对共产党领导人物的考察,不失时机的提醒了研究者,领军人物往往在制度变迁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邓时代的经济改革之所以不激进,而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相对而言非常实用主义的态度,表面上是因为中国的改革没有先例可循,所以邓采用了一种试错的方法。但如果仔细审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会发现实际上这是一个陈云和邓小平的双头结构。在意识形态方面陈云较为保守,因此其对邓的经济改革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牵制作用,这使得邓的较为激进的主张在事实上被缓和下来了。也就是说,实际上邓一直主张较为激进的经济改革,对很多地方上的创新,邓都采取了较为宽容甚至鼓励的态度。但掩盖在“不争论”旗号下的,其实往往是来自陈云的反对,使得邓的改革被迫采用了不那么激进的手法。这一双头领导结构对于理解中国的渐进改革绝对是一个重要而有益的补充。或许可以说渐进改革并非邓的主动选择,而是不得不采取的手法。

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所谓的“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背后有极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推动了,为了维持社会主义的正统,邓一方面要发展经济,鼓励私营经济;另一方面又因为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遭致陈云等的反对,陈云认为私营经济这条资本主义道路将会侵蚀社会主义的根基。这种内在的矛盾一直困扰邓,最终呈现出了所谓的“可控思路”。这从几种称呼的转变中可见端倪,1982年,共产党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两年后这个口号改成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了1992年就综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隐藏在这些奇特的文字组合背后的是共产党一段时期的双寡头领导结构,之前的讨论并不重视这一点。将来的讨论也许绕不开去了。

对于邓的领导角色,傅高义在最近的新书《邓小平时代》中也有涉及,其中一个主要的观点是邓主要是为了收拾毛泽东的烂摊子,这也有助于消除之前的一个误解,即所谓“毛时代为改革奠基”。对邓来说,维持党的统治才是首要考虑的事情,而改革只不过是一项副产品,尽管这项副产品的实际效果超出了预料,有了哈耶克所谓的“非意图后果”,带来的长期经济增长毕竟使得稳固党的统治这一目标变得更加切实可行。

但这一切并非顺理成章,而是邓损兵折将的结果。先是胡耀邦因为过于激进的改革姿态而被保守派逼下台。而后是赵紫阳因为天安门事件而下台。但事实上,按照科斯和王宁的分析,天安门事件反映了关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斗争,是一个矛盾的集中体现。因为保守势力认为是市场经济引发了天安门事件,自此市场化改革遭受了政治上的质疑。而在党内,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已经解释过寻求正当性的重要性,凡事要师出有名。如果在政治上不正当,那么办事就会困难重重。因此邓小平南巡讲话就是为了要在八九事件后给改革找到政治上的合法性。从理论上抛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掀起讨论后,邓自己反复强调“不争论”,“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等实用主义的论调,缓和了意识形态分歧带来的紧张关系。这当然得益于邓的领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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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过程是极其复杂的,如同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罗德里克所言是“有原则而无药方”,每一个国家促进其经济增长的政策都是不同的,尽管领导人,例如像邓这样的改革者可能知道基本的原则和改革的方向,但具体到怎么做以及如何落实,现实总会带来更多的挑战。因此解释中国的改革也必须关注这些在改革进程中不断展开的具体现实,科斯和王宁为读者展现了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应该具有的面貌。

在两人看来,中国的改革需要结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视角,单一视角未必能够臻至有效理解。这种改革的“双轨结构”相较于之前的总偏向一个维度的论述,体现了更丰富而切实的观察。不能否认领导人以及强势政府在推动改革上的贡献,同样也要意识到边缘处的变革逐渐形成的自发演化,并且两者往往是相互纠缠在一起,互有影响。这样说当然有陷入诡辩的危险,但小心谨慎的处理让两位作者带领读者走进深入理解的境地。

从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市场、推动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以及将经济指标纳入地方行政长官的考核,具体到1992年的价改和1994年的税改,更多都依靠自上而下的政治决断和行政强力。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边缘革命的兴起,例如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个体户企业家和乡镇企业的兴起、以及地方经济特区以及其后的各种开发区的兴建等,都体现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改革努力。不管是出于主动寻求改革还是被迫接受改变,这些发生在中央政府的命令和计划之外的改革行为最终也被政府加持,试点改革的成功经验一旦得到政府认可,就可以供其他地方进行学习,但采用与否并没有一刀切,而是由地方政府去做出选择。在广袤的领土上,这允许了无限多种可能的改革实验,也给中国的改革持续不断带来动力和刺激。在这个意义上,科斯和王宁着重强调了“边缘革命”对中国改革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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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这种“双轨结构”的最好例子,或许就是“地方竞争”。这一概念经张五常的传播而广为人知,而之前钱颖一、许成刚、李宏彬等人的研究其实已经提出并探究了这个问题。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相当于地方承包了税收业务,除了少数地区例如西藏一直依赖中央的转移支付外,绝大部分省和直辖市都有极强得追求经济增长的激励,因为交足国家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而这又与官员的选拨机制结合在一起,地方行政长官由此展开了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竞争锦标赛”式的竞争。尽管很难说经济绩效决定了所有官员的升迁,因为这还同样取决于中国传统中深嵌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共产党长期累积的但并不透明的干部培养制度,但地方经济差的官员被提升的机会将大大减少。

“地方竞争”裹挟着各种不同的理论面目,例如“财政分权”、“财政联邦主义或中国式联邦主义”、“地方竞争锦标赛”等等,展示了这个独特故事的不同方面。在我看来,地方竞争这个故事放是中国改革双规结构的一个绝佳例证,尽管作者们并没有刻意强调这一点。从经济特区的概念在华国锋和谷牧时起源到邓小平批准,这一切听起来很像一个行政计划,这一“计划”得自对外学习的经验。从经济特区到沿海经济开发区再到后来的保税区、工业园区和产业园以及新区等,这逐渐成为了各级地方政府向上级及中央政府争取政策支持的一个利器,因为一旦计划被批准,就意味着政策和税收的支持,而对于当地政府来说也多了一个可以招商引资进而提高当地经济指标的利器。这是中央计划下非意图的政策后果,地方之间的竞争自发开始将此作为一个竞争策略了。而从蛇口走到如今正在酝酿的上海自由贸易区,繁荣背后又是无数实际的细小的边缘革命,这些往往是企业家自发活动的结果。但这在地方试点中央认可的格局中,变成了自下而上的改革影响自上而下的政策。从一开始竞争相同的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到目前的各地差异化竞争道路,中国地方政府在改革中起到的作用还没有被完全讨论,甚至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这个故事的确是中国改革过程中的精彩华章。

地方竞争往往被认为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尽管不得不承认有一些中国特色,但大体上这种地方竞争在成熟的发达国家并不少见,尤其是联邦制国家,地方竞争简直是家常便饭。以美国为例,州与州之间的本质竞争是在联邦宪法下各州宪法制度是否优越的竞争,这种州制度之间的竞争在长短期的表现不同。短期内投资环境就业率等经济指标会占上风,但长期上,教育、医疗、法治等等与自由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的制度影响迁移的选择。而在中国,尽管有户籍制度的严苛限制,大规模的城市化已经显示了这种地方竞争带来的人口迁移选择的趋势。市场会因为严格的管制而受到限制,但是其同样会展示流水般的韧性,从这个制度的缺口处渗透并最终改变制度本身。

中国地方竞争的故事还忽略掉的一点是不同的地方其实竞争的规则很不一样,生产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配置资源的方式会截然不同。张五常的得意之见是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推动了经济的强势增长,但这个故事如果细分一下,就会发现张的论述过于粗放,很显然“百强县”和“贫困县”之间并不一定构成通常意义上的竞争,百强县自然有激励寻求更高的经济增长,但对于贫困县而言其目标是最大化中央的转移支付,因为这个往往比自己寻求增长来得直接。考虑到官员的任期制不长,那么追求较为长期的经济增长往往不合算,那么短期内争取转移支付就成了首选。而要争取到转移支付,那么维持贫困县身份甚至越来越贫困才可以最大化转移支付。维持贫困县身份的竞争同样很激烈,但这一规则却不如GDP等指标衡量的竞争那么明显,这涉及到大量的暗箱操作和人情,因此会产生“贫困县花巨资维持贫困”的古今奇谈。这些所谓的“竞争”并没有改善资源配置的效率,反而是被浪费了。地方竞争产生的区域间市场壁垒问题,同样也需要考虑。与探究中国的整体改革一样,在地方竞争的故事里,也应该用更加细致的视角,将时间和过程引进去,让里头的细节亮出来,这才真正有助于理解中国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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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和王宁的书会成为一本经典之作,他们不仅详细解释了中国改革符合一般经济学原理的一面,同样解释了为什么不能以理解苏联的逻辑来理解中国,还撇清不少笼罩在中国奇迹上的误解,更重要的是他们将细节引入到制度分析,再一次展现了经济学要如何面向真实世界。

这本书的结论可能稍有争议,因为中国还在不断变化之中。对过往的历史细节的考察,科斯和王宁认为市场化改革即便在共产主义中国也是可行的,而且中国共产党正努力将党本身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剥离出来。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毛泽东对苏联式中央集权方式的拒绝,华国锋短暂而重要的走出去学习西方的政策,以及邓小平搁置意识形态争议追求经济发展的努力,都显示了一定程度的去意识形态化过程。事实上,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探究如何转向资本主义的过程,也有助于“中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转型。或许可以这样说,科斯和王宁在这本著作的努力,尽管是对于过去的解释,但其目标却在于为未来的转型提供经验。当下的中国,毛时代的反右和文革留下的意识形态荼毒依旧很深,如何缓解并逐步消除这些负面的影响,这对中国共产党和整个中国而言,都是挑战。而把党和其意识形态区分开来的努力是否能获得成功,只能留待未来去检验了。

中国对经济学家们充满了吸引力。对科斯而言,中国发生的故事一来能催生理论上的新解释,二来他的理论也能参与到这种解释过程中,那是一种美妙的感觉。科斯反复强调了“思想市场”的重要性,对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大国而言,历史上的各种思潮正在以各种全新的面貌登场,竞争对毛以后中国改革的解释。而科斯和王宁的这本新作,正如香港大学许成刚教授所言,不仅是经济学研究也是中国研究的巨作,影响不仅在当下,更会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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