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是否重视食品安全?

发布: | 发布时间:2012-06-6,星期三 | 阅读:3,491
作者: asian_elephant | 来源:凤凰博客

许多人认为,毛泽东时代尽管物质匮乏,但粮食、蔬菜、肉类等食品是纯天然的,绿色的,不但味道好,而且品质好,很安全。事实是否如此?我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我以我的亲身经历来说明事实真相。

先说肉类。大多数情况下猪肉等确实是新鲜的,因为本来就不多,商店来了就卖,所以坏不了。如果真的因为肉类太多而放得变质了,老百姓的生活就不至于那么苦了。事实恰恰相反,当时国家的冷库很少也很小,贮藏不了多少肉类,所以有的大城市还出现动员吃“爱国肉”的现象,就是国家将库存过期或即将过期的肉类拿出来卖,但老百姓没有钱买,就动员大家买。这样的“好事”在大跃进前比较多,以后再也没有了。

文革后期,物质极度匮乏,城市居民连一口人一个月一斤也很难保。这种情况下,国营商店里卖的肉的质量就很难说了。现在许多人仍然能记得,那时供应的猪肉,不论是冷冻的还是新鲜的,多半很瘦,颜色不新鲜,因为那时猪是集体农民在自家养的,农民连自己都吃不饱,更没有饲料喂猪,当然更谈不到科学饲养了。1968——1973年间我在贵州工作时,有一年春节每人供应一斤猪肉,我听一个熟人说,批给他们商店的猪肉,有的半片猪只重17斤。那肯定不是够出栏标准的屠宰猪,多半是死猪。

米猪肉,猪肉上的白点就是寄生虫幼虫 @club.kdnet.net

米猪肉,猪肉上的白点就是寄生虫幼虫 (资料图片)

如果这种情况在国营商店里不常见,那么供应给饭店的肉(或饭店自行采购的肉)就很难说了。1968年10月末我在贵州省独山县等换乘长途汽车去一个军垦农场,在这里等了三天,每天要到饭店吃饭。我想吃肉,走遍了全城的饭店,没有一家饭店卖的肉不是臭的,甚至整个饭店都充斥着臭味。我住宿的旅店的一个服务员是东北人,他告诉我说(因为我也是东北人),这里没有不臭的肉。所有的饭店或老百姓都是用白芷等中药或其它香料加工或烹食臭猪肉。1974年我调回我的故乡辽宁省阜新市,在这年的夏天我到彰武县办事,在该县最大的国营饭店吃饭,发现猪肉上有高粱米粒大小的痘,就问服务员这是否是痘猪肉(患猪囊虫的猪),她笑而不答。那时根本没有投诉之说,你告到哪里也没有用,根本没有人或任何部门受理你的投诉。

我在文革时步行或乘车走过北方很多地方,发现至少在整个河北及山东省,农民的猪圈都是与厕所连着的(所谓连茅圈)。猪圈在厕所底下,厕所的便坑直通猪圈,人解的大便当时就被猪吃掉,甚至人刚一蹲上便坑,猪就哼哼着张开大嘴等着接吃,使我们这些外地人甚至不敢在这里解大便。据说整个华北都用这样的连茅圈,因为农民没有饲料喂猪。所以在文革以前,文革中,以至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华北(包括北京天津在内的大城市)数千万城里人吃的猪肉是吃屎长大的。现在许多人埋怨用饭店的泔水养猪,就是不知道你的父母及爷爷奶奶吃的猪是用人的大便喂出来的。

这样一来,带痘的猪肉特别多。当时国家也规定这样的肉不许出屠宰场,用大锅将肉炼成油,然后只利用油。这样的油是否给人吃,我不得而知。但农民自行宰杀的猪,有相当多的痘肉流入国营(或集体的)饭店及农贸市场。

再说豆制品和植物油。为了提高作物的出油率,许多地方都用化学萃取法制油,越是大的粮油加工厂越是如此。请问那时有谁不吃这样的“化学油”?那时的豆腐基本是用榨油后的豆粕做的,极少有用纯大豆做的(除非乡下的小豆腐坊),而且就是用化学溶剂萃取后剩下的东西做的。能吃上用豆饼(压榨法制油形成的)做的豆腐就谢天谢地了。我在贵州省遵义市工作时,有一家酱油厂用人的头发生产酱油(因为没有大豆),他们不造假,公开说明他们的酱油是用化学法水解人发制造的,所以很科学,而买的人相当多,甚至奔走相告,终于有酱油吃了。

回想我这一辈子,在那个伟大的时代不知吃了多少死牲口肉,多少烂菜(没有多少烂水果,因为烂的也买不起)。现在讲究得多了。但比起年青人,生活仍然粗放,譬如我去超市,基本不看包装袋上的保鲜期。过期的食品如面包等,只要不长毛,我都照吃不误,我的女婿要将过期半年的啤酒扔掉,我要来自己喝了。在毛泽东时代,由于物质短缺,公家及私人都没有条件讲食品安全,现在人们重视这个问题,当然是好事,但前提是物质丰富了,人们能吃饱,所以才有心情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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