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我的良心是清白的

发布: | 发布时间:2010-10-27,星期三 | 阅读:1,957
作者:黄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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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一个中国人熟悉的名字,一个中国人陌生的人物,对戈尔巴乔夫改革也是见仁见智。不过,新近翻译出版的《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却是立场明确。作者中,既有当年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担任要职的官员,也有当年给戈尔巴乔夫做智囊的专家学者,还有当时驻苏的美、英大使等,他们迄今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持肯定态度。比如,在1986—1990年曾任苏共中央社会主义国家部顾问的亚历山大·齐普科,就连自己的文章标题,也直截了当地取了个“不要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横加指责!”

可是,读完了《奔向自由》,获益匪浅的同时,我也感到像卢梭说的那样,自己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我知道我想说什么,可我不知道我能说什么。毕竟,对戈尔巴乔夫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中国人的感情复杂多样,而我下笔时却不能无视这种复杂的强大存在。

中国还缺乏能够深入敞开探讨戈尔巴乔夫改革成败的环境。不过,贬之为罪魁也好,捧之为圣贤也罢,不管怎么评价,事实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改变了苏联,也改变了世界。谁都无法否认,冷战结束、德国统一、东欧国家变革不再遭遇“布拉格之春”时的噩梦,当然还有苏联解体,都有戈尔巴乔夫的印记。

正如兹德拉沃梅斯洛娃的文章中一个小标题所言:“有他,许多东西都可以改变”。不错,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让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结束了流放生活,解除了公开批评党和国家领导的禁令,取消了书报检查制度,苏维埃人民代表选举民主化,允许集会和游行示威……因为有了戈尔巴乔夫,苏联的历史从1985年开始拐弯。

戈尔巴乔夫是1985年3月11日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可戈尔巴乔夫刚上台时,人们对他并不怎么看好。曾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的杰克·马特洛克就说,“当时没有人存有幻想,认为戈尔巴乔夫容易对付,相反,一些人认为他将比其前任更强硬”。马特洛克的前任阿瑟·哈特曼,他在1985年4月给里根总统的情况通报中说,戈尔巴乔夫“眼界狭隘,观点陈旧”,上台后一定时间内将忙于巩固自己的权力,而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则预测戈尔巴乔夫可能比他的前任“更危险”。

巨石似乎没有松动的迹象。毕竟,苏联当年的情势就像牛津大学教授阿尔奇·布朗所说的那样:“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能够在苏联牢固存在的共产主义制度下向多元的政治制度和平转变的唯一途径就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戈尔巴乔夫会不会也像抛出“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勃列日涅夫那样,在玩弄新的政治词藻中墨守陈规呢?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不就是“完善”这个词成了不深入改革的另一种巧妙表述?即使戈尔巴乔夫要改革,他又能够走多远呢?

阿克顿说,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可他戈尔巴乔夫,就拥有这种绝对的权力。在1995年出版的回忆录里,戈尔巴乔夫说过:“我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换言之,他完全有机会像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们那样,牢控权力,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只要生时没有天翻地覆,就是苏联依旧停滞不前,那又怎样,难道死后马克思或上帝会找他戈尔巴乔夫的阴魂算账不成?!齐普科就说:“如果另外一个人处在戈尔巴乔夫的位置,这个人永远也不会放开手中的缰绳,不会与谁分享自己的权力。”古往今来,这都是政治常例,而在苏联,勃列日涅夫是这样做的,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也是这样做的。

可戈尔巴乔夫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曾任英国驻莫斯科大使的罗德里克·布赖特韦特则说,戈尔巴乔夫最大的功绩,是他“使俄罗斯较为容易地转上了深刻的历史改革的道路,他同声誉扫地的苏联制度决裂了,在将国家变为较为民主较为有效益的机体方面走出了头几步,他在结束冷战方面走出了决定性的几步。要是当时苏联政权由另一个人掌舵,他也许会试图对抗历史的进程,这就会使问题解决起来更为困难,流血更多,对我们大家更危险。”

你完全可以不同意布赖特韦特对戈尔巴乔夫的赞誉,但很难否定他所提到的事实。正如曾当过苏联人民代表的尼古拉·什梅廖夫所说,随着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俄罗斯开始了一场不流血的革命。是戈尔巴乔夫推动了长期耸立的巨石,而且石头所到之处,没有造成流血。你也可以诅咒戈尔巴乔夫断送了苏联,但没有人能指责他埋葬过俄罗斯人的生命。

戈尔巴乔夫是平静地迎接自己权势终结之日的到来。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时间19时38分,克里姆林宫顶楼的苏联国旗徐徐落下。从此,苏联成了一个历史名词,权势也离戈尔巴乔夫远去,他成了平民百姓。对于那些权力迷们来说,戈尔巴乔夫放着权力和荣华富贵不要,简直就是不可理喻的怪物。当年,莫斯科总督罗斯托普钦伯爵不也这样评论过十二月党人:“通常是鞋匠革命,为的是好当大老爷;但在我们这里,却是大老爷想要充当鞋匠。”

本来,戈尔巴乔夫手里的大权远非里根老布什所能比拟。只要他不去用自己帝王般的权力启动政治改革,他本可以用克格勃对付一切不同的声音,用报刊把自己打扮成英明伟大的领袖,用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扑灭任何一个地方的火星……前提是只要他愿意。可他竟然没按常规出牌。

面对重重阻力,戈尔巴乔夫没有选择回避动摇政治体制,用“赎买”的方式,即通过进一步腐蚀权力来推动经济的成长,而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政改”。觉得俄国人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的戈尔巴乔夫,不想保留斯大林模式的“旧有灵魂”——即苏共对权力的垄断。我们可以假设,倘若戈尔巴乔夫不强调“公开性”,不宣扬“需要多一些光明正大”,需要“让党和人民知道一切”,将斯大林模式的“旧有灵魂”原封不动,捂嘴关门搞改革,以经济改革来缓解和释放压力,或许苏联和苏共今天依旧还在,那苏联又会是怎样的前景呢?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力,会不会陷入一种腐败的漩涡呢?没有人知道。

在改革过程中,戈尔巴乔夫也没有解冻之后又降霜。1988年2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说:“直到今天仍然有人看到民主化过程的规模而有些震惊。有人着急,提醒我们注意:不要让民主导致混乱。”可戈尔巴乔夫并不准备收紧走回头路,而是认为“这些人为什么着急?他们根本不是为社会的重大问题而操心,他们关心的是私人利益。”开弓没有回头箭。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一个转折点,提出了要“根本改革政治体制”,要“通过革命性改革塑造社会主义新形象”。戈尔巴乔夫在会上批评现行政治体制是“口头上宣扬民主原则,实际上却是独断专行;在讲台上宣扬人民政权,实际上是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大谈民主制度,实际上是践踏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准则,缺乏批评和公开性……”

在亚纳耶夫等人1991年发动的“8·19”政变中,数百辆坦克、步兵战车、装甲运兵车和几个伞兵团被调往莫斯科街头和广场。紧急状态委员会想用坦克和刺刀对付在改革过程中激发出来的自下而上的变革力量。但戈尔巴乔夫拒绝了政变者的要求:要么辞职,要么签署紧急状态总统令。他不愿看到坦克改变改革进程。政变很快在一片反对声中失败了。即使到了1991年发表告别演说那一刻,戈尔巴乔夫还在告诫俄国人:“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应当从根本上改变一切。”戈尔巴乔夫那是真的革了自己的命。结果,苏联彻底死了。但那是一次安乐死。俄罗斯没有陷入内战的血泊之中。

对苏联来说,在最后的挣扎里,所流的血,还不及这个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一次车祸,一次矿难。有的人觉得不可思议。或许,他们惊讶的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武力居然没有指向自己的人民。这远比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更让人惊诧。之所以会这样,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将这句话作为自己生平的一个重要教训:“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暴力是没有用的。”政治家并非是没有自己选择余地的木偶。事在人为。倘若戈尔巴乔夫信奉武力,不怕两败俱伤,苏联就不会有和平转型的可能。我想,即使到享尽了天年那一刻,戈尔巴乔夫也不会被带血的噩梦所纠缠。

许多人把戈尔巴乔夫拱手让权视为软弱的表现,严重的失败。但戈尔巴乔夫并不是脑袋出了毛病的傻子,他也知道,“迄今为止,在所有的价值衡量表上,丧失权力的统治者都是失败者”,但他并不因此就把掌握权力当成生命的最高价值。戈尔巴乔夫有自己的立场。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电视演说中称:“所有局部的改革(已为数不少)均先后以失败告终。国家没有前途可言。……应当从根本上改变一切。正因如此,我从不后悔自己没有仅仅为了利用总书记的职务在数年的时间里‘称王称霸’。我认为那是不负责任和不道德的。”这份《告苏联公民书》,他又把它作为1995年出版的回忆录的代序。我想,戈尔巴乔夫并不担心人走茶凉。或许可以套用一下林则徐的那句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何惧回家卖红薯?也许正是因为面对权力的那种平和心态,离开权力中心之后的戈尔巴乔夫才会有这样一种坦荡:“追求权力的人应该有一根不能滥用职权的精神意志。在这方面,我的良心是清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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