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屋庄吉:孙中山的“幕后金主”?

发布: | 发布时间:2012-05-10,星期四 | 阅读:1,712
作者:刘柠 | 来源:《看历史》

孙中山与梅屋庄吉的友谊,基于共同的信仰和理想,竟奇迹般地超越了双方各自的“国益”等现实政治的束缚,成为动荡的革命岁月中一种“超现实”的存在。

作为革命家的孙中山,以日本为根据地,不仅在那里组建革命组织(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创办机关刊物(《民报》)、筹措革命资金,革命运动失败时,逃亡日本——其革命生涯的三分之一是在岛国度过的,而且与日本朝野各界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关系。彼时与孙中山交往的日人,有政治家、实业家、大陆浪人、志士,构成复杂,背景各异,多与日本政府、军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则干脆是大陆政策的策划、参与者。用历史学者、南开大学俞辛淳教授的话说,“(日本)大陆浪人和政治家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同情、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而另一方面又想在日本的对华政策上利用孙中山。然而,也不能说孙中山和日本人的所有交往都局限于这个框架中。”譬如,浪人宫崎滔天和志士山田良政、山田纯一郎兄弟就很纯粹。而梅屋庄吉与孙中山的关系更是不同寻常,“他秉承自己的理想和人生观,倾其所有,全心全意地支援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

孙中山在日流亡的时间累积逾9年,所交往的日本友人不可谓不多。但碍于历史的局限,客观地说,双方均有为各自国家及其紧迫的政治目标所囿之处,难免相互猜忌、防范,甚至利用,尤其与那些有官宪背景的人士的交往,想保持私谊之“纯洁性”也难。可唯有与梅屋庄吉的友谊,基于共同的信仰和理想,竟奇迹般地超越了双方各自的“国益”等现实政治的束缚,成了动荡的革命岁月中一种“超现实”的存在。

“君举兵,我以财政相助”

百年后的今天,知道梅屋庄吉的人已寥寥无几,甚至在孙中山、宫崎滔天等知之甚深者的著作中,也鲜有提及。之所以如此,盖因梅屋其人刻意的“低调”。他的遗物中有一只大笔记本,上面写着一句话:“我基于与孙文的盟约,决意参与中国革命。与此相关的日记、信件等概不对外泄露。”这既是梅屋的自律,也是其对家人的约束,因为他深知在乱世的峥嵘岁月,自己所从事的是对邻国革命的资助,出于对革命理想的至诚和对友人孙文的信义,必须确保万无一失。直至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梅屋庄吉之女梅屋千世子才把这段尘封的往事公之于世。而梅屋庄吉的名字进入公共视野,其实是在21世纪以后。尤其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前后,中日两国举办各种纪念活动,通过媒体的推介,梅屋庄吉和孙中山的交往才广为世人所知。

梅屋庄吉于明治维新之年(1868年)的11月26日出生于长崎市西滨町,从小被过继给无子嗣的远亲梅屋吉五郎夫妇。养父吉五郎开了一家梅屋商店,在经营碾米的同时从事贸易,是长崎与上海之间贸易的领军人物。长崎作为港口城市,在锁国时代就是德川幕府指定的唯一对外通商口岸,有贸易的传统。三菱财阀的创始人岩崎弥太郎早年在土佐藩开设的土佐商会做事,曾在梅屋商店的出租屋里居住过,据说还曾背着年幼的庄吉四处玩耍。

15岁时,庄吉乘自家货轮“鹤江”号只身赴上海、南洋游历。在上海,头一次见识了十里洋场的繁华,同时也看到了白人殖民者的霸气和中国人的卑贱,内心唤起对中国的同情。庄吉从小就有乐善好施的性格,且不图回报。少时,每天都从店里的钱柜擅自拿钱,却并不为自己的零用,而是到贫民区施舍于人。据说有一次,一位贫民临终前,双手合十,郑重向庄吉托愿:“梅屋家的少东家,请帮俺立块碑吧。”庄吉慨然应允。梅屋夫妇先后领养过不少孤儿、弃儿,将他们一一抚育成人,送入社会。其中包括戴季陶与日本女人生的孩子(即蒋纬国),在戴致庄吉夫妇的信笺中,记录着此事的经过和对夫妇的谢意。(《戴季陶在讨袁运动时期对日本的认识1913—1916年》)

经历最初在大米投机生意上的挫折后,庄吉在新加坡开了一家照相馆。后移至香港,“梅屋写真馆”就位于繁华的市中心中环一带。19世纪末,摄影技术已臻成熟,成为面向富裕层的高级文化消费。庄吉原本就有经商的才具,加上铺面的位置绝佳,很快便人气了得。

1895年仲春的一天,一位身材瘦削、着装整饬的青年绅士光顾照相馆,拍完照后,并无去意,庄吉见状便将客人引入内室。其实,来客并非陌生人。两天前,在一个慈善晚会上,店里的老主顾、英国医生詹姆斯·康德黎博士便向庄吉引荐过:孙文,康德黎博士的得意弟子。西医书院(即今香港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澳门、厦门、广州等地开业行医,目下“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暂居香港”。

有证据表明,内室密谈话题广泛,且相当深度,二人琴瑟共鸣,血脉贲张。30年后,梅屋庄吉在孙中山陵前所致的悼词中,深情追忆了二人从邂逅、相识到交换盟约的过程:

关于中日结好、亚洲振兴乃至人类的平等之理想,我等英雄所见略同。特别是先生以为实现此理想,须先进行中国革命。如此胆识和热忱令我感动。短暂会晤,已盟誓将来。

同为声气相求的“大亚洲主义者”,庄吉迫切希望看到孙中山革命理想的实现。为此,愿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资金支持:“君举兵,我以财政相助。”彼时,孙中山29岁,庄吉27岁。

“革命的幕后策划者”

照相馆密谈后不久,梅屋庄吉与孙中山便开始了第一个“项目”的合作:广州起义。庄吉多次随孙中山一道赴穗考察,和以往有过贸易来往的中国人及帮会头目接触,秘密推进起义计划。

为确保起义成功,须采购大量武器。孙中山内心很清楚日本政府对自己所持的暧昧立场——既不得罪清廷,又觊觎革命胜利后的特殊权利,对革命派暗通款曲——他自己也有意利用这一点。他多次赴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拜访中川恒次郎领事,并当面委托他代为筹措步枪2.5万支、手枪1000支。为牵制清廷,中川也有心援手,便向当时的外务省通商局长原敬(后成为首相)做了汇报,但日本政府却采取静观立场,按兵不动。眼看起义的日程迫近,梅屋庄吉多方奔走,派人到澳门、厦门、新加坡等地活动,通过个人渠道筹集了数百支手枪。但遗憾的是,因电报走岔,泄露风声,起义受挫。香港的后援部队在广州港口被一网打尽,陆皓东、朱贵全等起义领袖罹难,梅屋庄吉费尽心血筹集来的600支手枪也被悉数收缴。孙中山化妆成苦力,好歹从水路逃往澳门,随后转道香港,却被清政府悬赏1000块大洋追捕,情况危急。

老师康德黎和梅屋庄吉力劝孙中山去日本避难。孙听从二人劝告,在兴中会成员郑士良、陈少白等的陪同下,乘船赴神户。途中得知报上已经报道了他们逃亡的消息,遂临时决定改道横滨。但首鼠两端的日本政府顾及与清廷的关系,竟然拒绝了孙的避难请求。

无奈之下,孙中山只得投奔兄长孙眉所在的夏威夷。为表达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孙毅然剪去发辫。庄吉在孙出发之际,汇款1300美元,按当时的汇率计算,约折合今天的1000万日元。

明治维新以降,“脱亚入欧”思想渗透日人骨髓,已固化为某种意识形态。但梅屋庄吉作为“大亚洲主义者”,却逆潮流而动,不仅对中国,对亚洲各国的独立革命运动也抱有深切同情和莫大关注,并倾力资助。美西战争时,庄吉曾亲自携巨款驰援菲律宾,与菲国独立运动领袖阿奎纳多、彭塞交情深厚,还把孙中山介绍给彭塞。孙致信彭塞,从“大亚洲主义”的立场出发,高度评价菲律宾革命,主张“中国革命和菲律宾革命都是亚洲民众携手打倒列强的殖民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富强的运动,具有相同的意义”。

梅屋庄吉为人慷慨豪爽,极其看重友情,有种日本武士道所尊崇的“洁”(Kiyoshi)的气质。“梅屋写真馆”很快成了一个革命据点,往来进出者,多为兴中会成员或日本的大陆浪人、革命志士,可谓“往来无白丁,谈笑皆暴动”。由于活动日益频密,终于引来了清廷的“关照”。加上有日人叛徒告密,说庄吉是“革命的幕后策划者”,清政府要逮捕梅屋。

梅屋夫妇听到风声,火速做好了逃亡的准备。为避免打草惊蛇,表面上仍维持照相馆的正常营业。关键时刻,平时对兴中会成员的帮助起了作用,从办理出境手续到乘船出逃,处处有朋友暗中援手。1904年5月,梅屋夫妇顺利抵达新加坡。

 

投身电影业

在新加坡落定后,庄吉打出了“梅屋照相馆新加坡分店”的招牌,准备重新开张。但新加坡毕竟不同于香港,如何建立新的商业模式,以继续完成资助革命的事业,庄吉颇费了一番考量。刚好随身行李中,有一台百代公司产的电影放映机和四卷电影胶片,庄吉想到了电影院生意,却苦于没有场地和发电机。此时,一些过去曾得到梅屋帮助的华侨志士们再次伸出了援手,他们提供土地、筹备器材、策划宣传,很短时间便搭起了一处帐篷式简易电影院,居然有1200个座位。

当时是默片时代。庄吉从香港带来的胶片只够放映4分钟,但观众却蜂拥而至。经过初期的磨合之后,又从法国进口了新的影片拷贝,人气攀升。庄吉不愧是长崎出身的商人,对商机的直觉、判断异常精准,从照相馆到电影院的升级、转型相当成功。1906年6月,当在海外漂泊了12年之久的庄吉回国时,已经积累了50万日元(相当于今天约4亿日元)的巨额财富,时年36岁。

回国后,梅屋庄吉注册成立了“M百代商会”(M为梅屋庄吉日文拼写中的头一个字母),开始进军国内电影业,后来成为著名影业公司“日活”(日本活动写真株式会社)的前身,庄吉也成为日本电影界的领军人物,推出很多开风气之先的大制作,如1912年公映的、跟随日本第一支南极探险队“白濑队” 拍摄的南极探险纪录片,成为世界最早的南极科考资料,极其珍贵。

 

别后重逢

孙中山自1895年首次举兵以来,7年间共组织了10次武装革命,接连受挫。但孙矢志不移,屡败屡战,不懈抗争,其背后始终有梅屋庄吉的影子。1911年的武昌起义成为起爆剂,革命的气运高涨,迅速波及全国。

庄吉接到武昌起义的电报,欢呼雀跃,立即派摄影师荻屋赴中国前线,跟踪拍摄、记录影像资料。仅为武昌攻防战一役,便捐款17万日元(折合现在的1亿日元以上)。

1913年2月,孙中山访日,会见梅屋庄吉。这是二人阔别8年后重逢,自香港交换“君举兵,我以财政相助”的誓言以来,已过了18载岁月。孙在日本各地巡回访问、演讲,所到之处,受到“革命英雄”般的欢迎。留下的一系列珍贵历史照片中,庄吉均与孙并肩立于画面中央。

孙中山应邀参观庄吉位于东京浅草的电影院。庄吉特意为客人安排了一场观影会:偌大影院,只有宾主二人落座于观影席中央。银幕上,是荻屋摄影师所拍摄的、由庄吉本人亲自剪辑的辛亥革命纪录片。激烈的巷战、溃散的清兵、革命军的急行军、炮火硝烟中的长江沿岸……影片的结尾,是1912年元旦于南京举行的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盛大庆典。

孙目不转睛地盯着银幕,看过一遍后,又看了第二遍。看完之后,庄吉把电影胶片郑重赠与了孙中山。这部电影,在日本国内从未公开上映过,是庄吉专为孙中山的特别制作。对此,孙郑重感谢:“这是民族与革命的记录,将长久地流传于后世。”后来,一些不时出现在历史记录电影中的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资料,多源自这部纪录片。

 

孙中山身后事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被迫再度流亡。日本政府再次表现出机会主义的“根性”,采取了支持袁世凯的方针,外务大臣牧野伸显下令严防孙文亡命日本。鉴于这种状况,孙身边的志士萱野长知恳请孙重新考虑避难地的问题,并建议选择新加坡。但孙坦言道:“我应该去的地方,只有日本。”在孙自信满满的背后,显然有梅屋庄吉的鼎力支持。事实上,1913年8月8日,孙中山一行从台湾乘“信浓”号商船从门司港登陆仅10天后,便秘密住进了位于东京大久保百人町的梅屋宅邸,且一住3年,仅有犬养毅、头山满、宫崎滔天等极少数人知道。后在梅屋夫人的亲自撮合下,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此结婚,共同生活在这个寓所。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于北京病逝,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政治遗嘱,享年59岁。长子孙科给梅屋庄吉发来讣电:“父孙中山十二日晨9时去世。谨此感谢生前您给予父亲的深厚情谊。”梅屋庄吉作为唯一与宋庆龄和孙科一起扶灵回南京的日本人,亲手安葬了终生信赖的友人。

孙中山死后,庄吉一度身体大不如前,连一向喜爱的盆栽也失去了兴趣,把培育了20年之久的盆栽统统抛售,“整整用两辆汽车搬运盆栽”。

1928年4月,蒋介石再次北伐;6月,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国民革命军进驻北京,北伐结束;12月,东北易帜,中华民国终于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但与此同时,关东军却加紧渗透,中日关系阴云密布,前景殊不乐观。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邀请梅屋庄吉访华,以践国父生前“待革命成功之时,一定要邀请梅屋庄吉及其家人作为国宾前来中国”之诺言。实际上,日本政府也有意让梅屋扮演民间大使以“斡旋和平”。

此时,梅屋已辞去“日活”会长职务有年,年老体衰,经济状况也不容乐观。但他想到与孙文逾30年的友谊及共同的革命理想,痛感在此历史关头,自己理应出面,以当事者的身份缅怀故人,让孙文的思想流传后世。于是,他倾其家产,斥重金请日本有名的店家精心制作了四尊孙中山的铜像(每尊高3.6米,重达7吨),无偿捐赠中方。1929年3月,与妻女一道,作为国宾,携首尊铜像乘船赴中国。首尊铜像安置于南京中央军官学校内;后三尊随后分别安置于广州(中山大学)、澳门(国父纪念馆)和黄埔(黄埔军校旧址)三地。

梅屋庄吉生前念兹在兹的最后“项目”,是投资拍摄一部反映孙中山生平的电影《大孙文》,终未能实现。孙中山殁后第9年,1934年11月23日,梅屋庄吉对日益恶化的中日关系无限忧虑,准备与时任首相的广田弘毅会谈,遏制军部的“暴走”,在赴会的路上猝死,享年66岁。关于中国革命,庄吉只留下了一句话:“在中国发生革命之际,与他国志士交往中,始终坚信要为一个信念而努力。”

梅屋庄吉的葬礼上,蒋介石送来了花圈。灵柩上覆盖着日章旗和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

 

资助到底有多少?

梅屋庄吉从早年起,共鸣于孙中山的政治理想,30年如一日,无私而不懈地资助孙的革命活动。由于历史及梅屋本人的原因,庄吉生前对包括具体资助金额在内的细节并未透露。虽然一些资助项目在故人手记《永代日记》中有所记载,但对其总数并未统计,记载是否完全,也不清楚。

长年以来,对梅屋资助孙的额度问题,有各种说法,如“1兆日元”说(兆为日本货币计算单位,1兆=10000亿)、“2兆日元”说,不一而足,莫衷一是。

2011年6月14日,日本历史学者、孙文纪念馆(神户)名誉馆长狭间直树教授在《每日新闻》撰文,认为“兆元单位是事实误认”。因为即使以“1兆日元”计的话,摊成每年的费用,也是堪与日本当时皇室预算相当的金额;而若以“2兆日元”计的话,则大大超过了皇室预算。说梅屋对孙文的资助居然超过了日本皇室预算,实为荒诞无稽之谈,“不仅有辱梅屋庄吉对孙文革命的支援,亦会给孙文的革命史留下硬伤。”

狭间教授的质疑本身并无问题,但他把以讹传讹的根源归咎于梅屋庄吉的曾外孙女小坂文乃于2009年在日本出版的著作《孙中山与梅屋庄吉:推动辛亥革命的日本人》一书,却是不对的。

对此,小坂女士已提出抗议,因为她在书中说得很清楚:“自1895年广州起义以来,梅屋庄吉用于革命运动的武器弹药资金、机关报的发行资金、给参与革命的志士的援助、对他们家属的照顾、孙中山避难海外的旅费、军票的制作、医疗救援队的派遣、从飞机场的建设到飞机的筹备乃至孙中山铜像的制作等费用,究竟投入了多少,没有人能知道确切的数字。”

当然,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梅屋庄吉对孙中山的援助肯定是天文数字,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搞清楚包括具体金额在内的历史细节,既是对当事者的交代与告慰,也是历史的责任,还有赖于中日两国的学者做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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