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在进步吗?

发布: | 发布时间:2012-04-11,星期三 | 阅读:1,338
译者:betty00402 | 原作者: Toni Vogel Carey

原文:Is Philosophy Progressive?

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 - 伊曼努尔·康德

有人说科学和哲学 的一个主要区别就是科学不断进步而哲学只是循环往复地讨论同样的问题。 Tony Vogel 不同意这种说法。

科学史这比较新的领域的创立人George Sarton 很多把科学称为 ‘显然而且不容置疑的不断积累和进步的’ 从前, 人们认为那些可怕的,意外的现象如打雷和闪电一定是由于上帝发怒造成的。 但是随着希腊文明的到来,欧几里得几何学,毕达哥拉斯谐波,亚里士多德生物学, 阿基米德统计学等等,真正的科学开始了。 接近2千年的时光把那个黄金时期与下一个时期分隔开来。 科学革命汹涌向前,进步的洪流几乎从未减弱。 牛顿用万有引力把天堂和地球联系在一起。弗兰克林 罗斯福 用电把他们连了起来, 他用一只避雷针把上帝的怒火驯服了。达尔文用自然选择的丝线把所有生命系统缝在一起。爱因斯坦发现了e = mc2. 现在物理学家们正热衷寻找一个万能的理论,一个象爱因斯坦的方程式那样简单的,宇宙等式。

在这方面艺术就不是如此,而且目的也不同。 ‘贝多芬并没有超越巴赫,’ 诺贝尔获奖生物学家 Francois Jacob说,‘不象爱因斯坦超越牛顿那样。’。 恰恰相反,艺术是为了充分表达观点,代表了创造者的独特个性。 他们可以都表现真理,但是又如此不同,无法比较。

哲学处于艺术和科学之间。 一方面,哲学提供了特殊的世界观,互不相干,无法相比:例如,休谟和胡塞尔, 或斯宾诺莎和萨特. 所以几乎从来没人问诸如” 哲学进步了吗”这种问题,也就不令人惊讶了. 另一方面, 哲学与科学一样, 也是追求真理, 而且也要求我们把自己对外部世界的观察或者对内部世界的审视(如感知,痛苦等), 和我们的理论做检查.

一些哲学家, 例如黑格尔和赫伯特 斯宾塞, 似乎认为所有的东西都在进步. 但是, 但是,即使根本不愿赞同进步观念的悲观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也很少有人认为哲学史总体上显示出进步――如果不是今天比昨天有进步,至少是这个世纪比上一个世纪有进步。认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超过柏拉图的想法似乎是极端愚蠢的。

如果我们问的是, 哲学是否有过进步,我认为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有时候甚至是累积的进步, 就像Sarton说的科学那样. 而且我认为如果哲学家在关于他们写的东西是否推动哲学向前进这一点上多做些思考,还是仅仅堆积一些冗长的词句, 我们还可以看到更多的进步.

伟根斯坦在文化与价值中写道, ‘ 我所做的真的值得吗? 如果上面有一道光照到它,那么是的.但是如果上面没有那道光,我最多只能算小聪明而已. ‘

科学也有时会走错误的方向和走进死胡同,这是肯定的; 实际上, 按照生物哲学家David Hull的说法, 大多数科学研究都失败了, 什么也没做成. 并且科学在对追寻真理有敌意的人面前是非常脆弱的. 苏联的生物学在很多年都只允许发表Lysenko的获得性遗传学说. 更微妙的、但对科学的危险不亚于上述情况的是,在一个领域内,在一段时期中,你从事什么研究课题、在这些课题中你担任什么角色都得由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称之为“学术权威”决定,胆敢违抗,就意味着你的学术生命的终结。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实证论者把包括伦理学,形而上学,美学等在内的全部哲学学科都称为毫无意义的,理由是它们不够科学。当然,新学说总免不了受到不怎么懂和应该更懂的人的抵制。人人都知道伽利略与教会之间的不和。但我们对“他与当局的最早冲突”了解很少,Stillman Drake告诉我们:“这与宗教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比萨大学的学者在从中作祟,他们觉得伽利略新学说对他们构成了威胁。

尽管有很多恶名昭著的反面例子, 科学自从1600年以来仍然取得的巨大的进步, 这是无法否认的. 我们倾向于把这个归公于发现和发明新事物;但是至少对旧事物的新看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Thomas Kuhn 说, 当亚里士多德看到摆动的物体, 认为是’艰难下落’的东西, 而伽利略看到它时, 却认为是钟摆. 科学在这方面是可以解释, 可以分析的, 有时也表现出和哲学分析类似的特点. 例如, 宇宙主义者把银河系看成是’构成连续的, 完美流体的颗粒’, 经济学家把一个产品定义为’ 购买者完美的替代品单位的集合’.

有些人, 像实证主义者W.V.O. Quine在他著名的文章”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 中写道的, 把科学和哲学的区别最小化了. 另一些人, 像Wittgenstein 和 Max Black, 则强调两者的区别. Black指出, 事实是” 普遍意义上说,哲学家在职业上就不怎么关心的东西’.

我对建造一个房子不感兴趣, 对可能的建筑的基础清晰观点也不感兴趣. 所以我的目标与那些科学家不同, 我的思维方式和他们的也不同. – Wittgenstein , 文化与价值

如果哲学与科学在某些方面类似但不是各方面都相似, 我们就可以期待有时候哲学的进步与科学类似, 但是有时候不是这样. 这些期待是产生于以下三个例子:

进步与破坏

卡尔 波普尔坚持认为,可证伪性,比正面证实更加重要, 因为不管我们看到多少只白天鹅, 只需一只黑天鹅就足够推翻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结论. 在商业和个人关系 方面,破坏性的批评是没有帮助的. 但是在科学和哲学方面, 很少有象对一个推定的理论给出明确的反面意见那样有价值.

Edmund Gettier 因为一个三页纸的短文而一举成名的; 他对柏拉图在’Theatetus” 中给知识的定义提出了破坏性的反证. Gettier的例子仅仅依靠没有争议的假设, 如果我们相信p是对的, 而且知道p 意味着 q. 于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相信q , 那么我们就相信q被证明是对的。在这里我提出一个对Gettie的例子一个有趣的变形 – 在观看温布尔顿男子网球决赛的时候, 看到约翰 麦肯罗拿到与吉米 康纳斯的赛点, 电视观众就下结论说麦肯罗刚刚赢下了比赛。 他们是对的,但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的原因。 比赛的当时,麦肯罗在赛点上赢了康纳斯的时候,摄像机出问题了。由于技术上的错误,电视观众看到的是前一年比赛赛点的重播,那时候麦肯罗也在类似的情况下战胜了康纳斯。 因此,观众相信麦肯罗赢得了温布尔顿是真实的也是正确的,但是这并不等于是知识。

在法律上,‘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并不达到直接证据的要求,所以Gettie的例子告诉我们,被证明是正确的信念并不一定是真正的知识。确定柏拉图定义的前景基本是没有的。 无论如何,我们认为长时期来看,柏拉图公式并不成立,算是件好事。

进步与澄清

自从苏格拉底指出了道路以后,澄清我们的想法已经成为哲学的一个主要目的;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John Rawls 在1955的文章“规则的两个概念‘。 功利主义伦理学可以追溯到Jeremy Bentham和James和 Stuart Mill, 与道德本能纠缠在一起的,我们认为是基本的概念; 例如, 宁可给被判有罪的娈童癖100个单位,也不愿意给一个遵守法律的,道德高尚的人99个单位。人们希望规则功利主义能够更加令人满意,因此Rawls 在’总结性概念规则‘与’实践‘概念之间划清了界限。前者的好处是提供了’过去决定的总结‘, 从而不必把每一个案子都从零开始评判。 缺点是根据功利性原则,总结性规则只是过去的经验法则, 因而如果一个人为了做出更好的结果,应该可以’违反‘这些规则。

在总结性概念上,某个具体事件中, 决定在逻辑上先于规则. 在实践概念上,正好相反. 实践规则是某些行动的确定性特征,比如板球和棒球比赛,比如承诺和处罚的制度. 因为如此, 一个人无法在一个特定的事件上决定什么是最好的并且按之行动. 一个人无法在道德规则上超越权威,也就是说, 直接诉诸于功利原则. 有些个别行动则受到控制他们的实践规则的制约, 在这些规则中,功利性原则管理的是规则,而不是管理特定的行动.

Rawls对于偶然性的和法律般的笼统化的区分是有关系的,虽然他没有把探索从元伦理学延伸到元科学的问题上. 他区分实践和总结性的主要意义在于强调了功利主义观点., 虽然没有把功利主义变成完全可以辩护的东西. 我认为他在两方面都是对的. 因为他的澄清,规则功利主义和行为功利主义区别开来, 并且不仅得到了可靠性,而且还在这个过程中赢得了庄严. 但对于那些认为功利主义的整个推动力都是误导性的人包括W.D. Ross, Bernard Williams以及甚至Rawls自己在他的巨著’正义论’来说, 他的努力只能到此为止了. 而且,Rawls的功利主义是有代价的; 因为它的澄清,使得规则功利主义不仅不像行为功利主义而且很大程度上更像他的主要对手- 规则义务论了. 对于功利主义来说,Rawls的区分是祸福兼得的,但是对于哲学来说,这是一个清楚明晰的进步的例子.

进步与怀疑

我们如何能够确定历史不是5分钟前才开始的, 以记录和’记忆’来完成的呢? 我们如何能知道外部世界不是邪恶的魔鬼为了欺骗我们而制造出的幻觉呢? 这些是只有哲学家才会提出的问题. 因为对于所有的意图和目的来说,它们没有任何意义. 如果根本没有外部世界,那么我们就不需要付帐,只需看上去付了可能的账单; 而且我们究竟如何看出其中的不同呢?

这些问题虽然令人怀疑,但是它们还是有些实际意义的; 一方面, 就像Gettier的反证例子,它们显示出我们知道的不象我们想的那么多. Hume的怀疑性突袭显示出他需要’谨慎和谦虚’, 实际上,在我们确认之前应该加一个沉默的’如果'(‘如果我明白你的意思的话,’ ‘ 如果来源是可信任的话’,’如果确有一个外部世界’,等等). Hume的’温和怀疑主义’ 把绝对命题变成了隐含的条件句.

如果我们能够具有Hume的谦逊, 我们的论述就会更加文明,而且世界就会是一个更加和平的地方. 而且这不需要任何代价,除了我们知道的比我们做到的多这个假设. 这是一个简单的教训,而且就像苏格拉底一样古老. 可是我们好像从来没有明白这一点. 我觉得,恐怕没有什么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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