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历史上的“秘密逮捕”制度

发布: | 发布时间:2012-03-19,星期一 | 阅读:2,015
作者:沈彬  等 | 来源:南方都市报

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资料图片)

欧洲历史上“密札逮捕”制度的兴衰

◎沈彬 法律工作者

1775年12月一个月夜,巴黎街头,医生马奈特被一辆马车拦停,他被厄弗里蒙侯爵兄弟强迫出诊。因为见证这对贵族兄弟淫邪杀人的罪行,他写信举报,不幸举报信落到侯爵兄弟手中。然后,他就突然“消失”了。他的夫人多方打听其下落,却杳无音讯,2年之后抑郁而死。

原来,他被关进了巴士底监狱,被关了整整18年,后来,因为厄弗里蒙侯爵失去恩宠,他才获释出狱。这是狄更斯小说《双城记》的情节;而这种秘密逮捕制度,就是法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密札”制度(Lettre de cachet,直译为附有印章的信,也译成“空白逮捕令”)。

这个制度来源于罗马法里“国王不受法律约束”的思想。到了路易十四时期,法国发展出了极端的封建专制。“朕即国家”意味着国王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对臣民可不经过必要的审判制度,就直接予以处罚。政治和宗教迫害也常常是逮捕的原因;更加危险的是,路易十四经常将密札作为赏赐,赠与自己亲信;只签国王名字,却下被捕人名字的空白,赋予了贵族随意逮捕别人的权力。

贵族们也利用“密札”做一些法律不方便做的事。比如著名的色情作家萨德侯爵(M ar-quis de Sade)荒淫无耻,连做修女的小姨子都不放过,严重辱没家族。他的那个有背景的丈母娘,就弄来“密札”把他投进了监狱,之后又转到了著名的巴士底狱。后来群众攻打巴士底狱时,萨德就在里面。著名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也是“密札逮捕”制度的受害者。

总之,法国封建制度后期,秘密逮捕制度制造了极大的社会恐慌,大活人平白无故就“合法”失踪了,不用通知家属,也不知道被捕的原因,不用审判,也没有明确刑期。不仅草根市民谈虎变色,就是贵族之间也是人人自危,比如著名立宪派政治家米拉波伯爵,就是被他的父亲用“密札”抓进牢里的。这种恐怖的社会氛围,是促成大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并且大批的贵族毅然参与到革命当中,因为在这个制度中,谁都没有安全感。

大革命中,密札逮捕制度被制宪会议所废除,法国于1791年制订第一部《宪法》,意在严防国家滥用权力,第7、9、12、16条都涉及到限制逮捕。第7条规定:除非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并按照法律所指示的手续,否则不得控告、逮捕或拘留任何人。第16条规定:即使在法律准许逮捕的情况下,将公民带至、接受或者拘留于非公开合法指定为拘留所之处者,以擅自拘留论罪。这成为现代刑事制度中程序正义、保障人权的思想渊源。

在英国,逐步废除“普通搜捕令”(gen-eral w arranty),建立现代逮捕制度,稍早于法国。虽然,当年英国已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并且也有《人身保护法》等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但刑事搜捕制度,还部分延续着中世纪的野蛮。事情在1763年,因为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案有了变化。威尔克斯是英国的议员,办了《苏格兰人》报批评政府,把25岁的年轻国王惹恼了。大臣哈利法克斯按当时的习惯,写了一纸“普通搜捕令”:叫御差去逮捕报纸的“撰稿人、印刷者和出版者”。请注意,这个“搜捕令”并没有明确逮捕的人名,这就等于给了御差随意抓人的权力。此前,大臣签署的这种无人名的“普通搜捕令”,一直处于支配地位;不过,这次英国人不再忍受了,法律界一致认定“普通搜捕令”违法;之前因为诽谤政府被御差抓过的印刷商,也提起一系列诉讼。最终法院判决:普通搜捕令制度违法。这就敲响了野蛮、随意逮捕公民制度的丧钟。英国著名大法官丹宁勋爵,将该案作为影响英国历史的案件写入了《法律的界碑》一书。

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在现代逮捕制度上殊途同归:一是强调逮捕制度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关系;二是对逮捕程序有严格限制。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只有逮捕制度,没有由警方自己决定抓人的刑事拘留;原则上,警察抓人,要先向司法官申请逮捕令,逮捕令上写明逮捕对象的名字、涉嫌罪名,绝对不允许用空白逮捕令抓人;只有对现行犯,或者行迹明鲜可疑者,可先予以逮捕,是谓“无证逮捕”,是一种例外情况。并且,由于刑案中要保障当事人的受辩护权,甚至规定警察讯问时,要保障律师的“在场权”,所以电影里有台词“律师来之前,我什么都不会说”。以上种种根本上杜绝了“秘密抓捕”的可能性。

当然,人类的历史也走过弯路。比如,纳粹德国于1933年开始执行“保护性拘留”(Schutzhaft)———这个“保护”就是“党卫军”(Schutzstaffel)的那个“卫”———抓捕、拘禁公民,不需要经过法律程序,法院也无权守问。事实上,纳粹德国除把法院系统纳粹化,还在司法系统之外设立了盖世太保的政治警察制度,形成了双司法系统,便于其实施法西斯统治。

1933年,时任普鲁士内政部长的戈林称:可以以行政命令对无政府主义者和社民党党员搞“保护性拘留”。当年,大约有2.7万人被长期或短期移送“保护性拘留”。监禁的场所,并不是普通监狱,而是由党卫军(早期冲锋队也参与)管理的集中营。事实上,集中营中关押的,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犹太人,还有就是“保护性拘留”者、同性恋、酗酒者等等。这种秘密抓捕、法外施刑的制度,连当年纳粹的司法部长居特纳也看不过去,在1934年向希特勒提出要关掉集中营。希特勒回答说:“为时尚早。”纳粹德国的非法拘捕制度的最后结局,大家都知道了。

明代东西厂和锦衣卫对官民的防范和监视

◎四一  知名网友

明代司法机构分为中央三法司和地方司。三法司为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刑部是国家最高审判机关,有点像现在的最高法院;大理寺掌复核,也有部分最高法院的功能;都察院是监察机关,兼理刑名,有点像现在的最高检察院。地方司则包括依照行省设置的提刑按察使,府县两级的知府、知县等。

但在国家法定的以三法司为首的司法机构之外,明代还存在由皇帝直接支配和操纵(有时实权也落于宦官之手,但名义上仍是皇帝管控)的秘密警察系统,从侦查、拘捕到审讯及执行,做足全套。所谓“缉访于罗织之门,锻炼于诏狱之手,裁决于内降之旨”,法律失去自己的位置,司法受到极大扭曲。这套系统,历史学家一般称作“厂卫”,主要功能是侦查官员和民众的言行,不经正式司法机构之手,也无须遵循严格司法程序,可将嫌疑人直接下狱刑讯并处罚。

厂卫之酷,贯穿有明一代,即使在以宽厚著称的孝宗朝,也未能取缔。厂卫之反法制本质,《明史·刑法志》论曰:“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有遗民在明朝覆亡后,发出“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之叹,泣血锥心,实不夸大。

厂卫之机构,包括锦衣卫和东厂、西厂(明宪宗时汪直创建,后被废)及内行厂(明武宗时增设,只短期存在)。厂卫机构总部设于京师,在地方也有诸多分支机构。

锦衣卫俗称“缇骑”,最多达到十五六万人。其由朱元璋创立,除传统仪仗、警卫职责外,还兼管刑狱,名唤“诏狱”,专门侦查“不轨妖言”,可不经司法机关,直接逮捕拷讯有危害皇权统治嫌疑的人员,其刑罚决定三法司也无权更改。

厂则是由司礼太监主管的秘密警察系统,只有东厂一直持续到明朝覆亡,此处姑且专叙东厂。东厂役长、番役均自锦衣卫中挑选,轮流外出侦查,一是听记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和北镇抚司审案,一是打听官员情况及各种民情。侦查结果通常会写成报告,直接送交皇帝。东厂同样有独立的逮捕、审讯和判决权,除非有圣旨,司法机构甚至内阁都不能过问。

厂卫的秘密警察性质,可由其职权充分体现。首先是秘密拘捕权。明代官府抓人,需要“符”(逮捕者的身份证明)以及逮捕证明,但厂卫无须“符”,只凭“驾帖”(逮捕证)就可千里之外跨省追捕。到明中期以后,厂卫甚至无须“驾帖”即可任意逮人。其次是秘密审判权,厂卫均可自设法庭,秘密审讯。再次是秘密关押权,一下诏狱、厂狱,即如堕十八层地狱,少有生机。若冤死狱中,也无从投诉。最后是独立处罚乃至处决权,旁人无法过问。

厂卫之酷烈,于成化朝的汪直、正德朝的刘瑾、天启朝的魏忠贤三个时期最甚,又以魏忠贤时期最为黑暗和漫长。

天启年间,魏忠贤以司礼秉笔太监兼掌东厂,是实际上独裁最高权力的“九千岁”。其时秘密警察多如牛虱,不论百姓或官员,莫不置于严密监视之下。有平民与朋友在密室喝酒,大骂魏忠贤,立被东厂番役捕去,凌迟处死。当然,厂卫监控更多的还是官员、士人中的持不同政见者,而且一人犯忌,亲朋好友皆受株连,随时有送命可能。魏大中被逮,有司不通知其家属所系何地,大中的儿子只能偷偷跑到京师,想刺探父亲的消息,还得“变姓名匿旅舍,昼伏夜出。”杨涟被捕下狱,他的一个朋友苏继欧,已经削籍回乡,且为人低调隐忍,本不至于招杀身之祸,但为同里阉党恐吓,竟自己上吊而死。周顺昌被下诏狱,朱祖文进京访周的朋友,战战兢兢如新娶之妇,和人接洽,只在萧寺古庙之中,信件常折成指头大小,藏于鞋袜,或糊之壁间。秘密警察的恐怖,将有良心而未附阉党的知识分子个个逼成潜伏的“余则成”。

魏忠贤的秘密警察统治,可谓网罗森严,为达到“未雨绸缪”、“一网打尽”的目的,他和厂卫中人拟了不少黑名单,以防范、监视名单中人,随时将之构陷、逮捕、刑讯、处罚。

当时最著名的黑名单,是魏忠贤的干将王绍徽拟进的《东林点将录》和崔呈秀的《同志录》,此外魏应嘉、邵辅忠、卢承钦、岳和声、阮大铖等人也都拟有名单。后来魏的刽子手许显纯逮人,就以上述名单为基础,钱谦益回忆说,“显纯操刀,每出片纸,姓名累累如保牒。”

在魏忠贤掌权时期,大狱屡兴,前后诛杀朝臣名士不下百人(《先拨志始》记:每死一公,许显纯就剔其喉骨,以小盒封盛,交给魏忠贤以示信),无辜平民则以千计,基本上都是依靠厂卫之秘密警察系统。其狱之酷,《明史》诸传及明末野史有详尽记述,太过残忍,暂不征引。只摘方苞记史可法狱中见左光斗之《左忠毅公逸事》一段,可见一斑:“左公……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史可法)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

左光斗之肺肝虽铁石铸造,终未能熬过黑狱,惨死其中。与他一同下狱的清流名士,也多遭酷刑致死。至今读这段历史,犹觉胸中耿耿,如有阴冷剑戟搅动活人生肉。

后来崇祯帝即位,魏忠贤倒台,此前的黑暗诏狱部分得到昭雪。但秘密警察统治并未结束,因为崇祯帝自己又搞起来,不但加强厂卫侦缉,还弄许多经济特务和军事特务。秘密警察的势焰较魏忠贤时代一点也不减弱,特务们对官员可玩弄于股掌,有次竟将京师附近各县县官一起免职,对老百姓更是生杀予夺,常因抢掠不成,将平民肆意逮虐。这帮秘密警察一到甲申明亡,又带头投降,期盼在新统治者手中“再建新功”。不过李自成没待见他们,不是打杀,就是赶走。沦落民间的过去的秘密警察们,被民众追逐喊打,只得“哀号奔走,青肿流血”,衣服被扯得稀烂,随身的钱也被抢得精光。

其实秘密警察头子,还真没几个有好下场。前面说的魏忠贤,只落个自杀下场;再早的刘瑾,则遭凌迟处死;而西厂的缔造者汪直,最终被放逐南京御马监,废弃而死。“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有明一代,厂卫领袖基本都是宦官,这句格言,不但印证了他们的生前,也落实了他们的身后。

东德的线民和秘密档案开放

◎沈旭晖 香港教育学院副教授

2003年,德国政府决定将前东德秘密警察机构斯塔西(STASI)秘密档案全部向公众开放。档案全长200公里,厚达21 .25亿页,放在整座大厦供当事人查案,如此规模浩大的翻旧账可谓世界纪录。这时,东德人才发现全国整整1/3人口都有档案建立,同样数目的人曾向秘密警察告发亲友,从查档发现历史,这就是2006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窃听风暴》(T heL ivesof O thers)剧本的现实基础。然而告密人究竟算是合作者、刁民还是受害人,其实已不可能判断,像电影那样发现一位好心秘密警察的可能性极小,发现亲密战友夫妻子女出卖自己的可能性极大。电影对开放档案持“面对历史”的正面态度,并非德国一致共识,在国内也曾惹起争议。

教皇本笃十六世被揭发年轻时曾加入希特勒青年队,依然成为教皇,他的同业就没有这么幸运。前东德天主教行政总管史托菲(M anfredStolpe)在德国统一后成为交通部长,原来被视为“东德良心”,档案却揭露他曾为秘密警察当卧底25年。波兰著名神父、已故教皇约翰保禄二世的同乡兼亲密战友海莫(K onradStanislaw H ejm o)2005年被揭发曾任秘密警察,监视对象正是教皇,也是源自德国算账风,掌管档案的波兰国家纪念院(IPN )负责翻旧账,同时意外发现的还有波兰秘密警察为教皇捏造情妇的故事。东德末代足球先生古斯科、球迷熟悉的勒沃库森足球会的德国前锋基尔斯滕,也是档案披露的斯塔西线人,监视对象自然少不了来自东德的世界足球先生萨默尔。德国是对历史负责的民族,这值得嘉许,但电影“告密者总是软弱”的暗示,则未免过分简化、残忍。旧闻揭下去容易黑白分明,国家繁荣时,过来人可一笑置之;一旦出现金融风暴还是什么,人性,就难免爱算总账。毕竟,看过这类电影的观众容易在道德高地审判“谁是好人”。这结论,却是翻文档不可能弄明白的。《窃听风暴》上映时,某曾任东德秘密警察的男配角父亲参加首映被认出,激起公愤,被逼向公众道歉才能平息众怒。又是一个疮疤。

正史中的东德文化人圈子有点像嬉皮士,集体住在东柏林一个租金便宜、啤酒便宜、召妓便宜的旧城区,也许就像今日北京的798旧工厂文化村。《窃听风暴》的东德文化人却甚少嬉皮味,比正史政治化得多,而且都是关系多多的社会精英,广受上层官僚重视,主角更被称为“唯一同时获东西方重视的东德作家”,属于一个更小的小圈子。在小圈子内坚持“知识分子的良知”是容易的,但他们的话语、他们的贝多芬,其实不太落地。东德百姓不满经济下滑、甚至要靠西德借贷,知识分子就不大能感觉到,因为他们物质上属于既得利益层,从电影可见他们的中产公寓环境优美,还有钢琴。电影提及的《明镜》杂志对德国知识分子影响深远,但也经常被批评借助专家用语扭曲事实和装作中立,特别是在文化人更似精英的当年。前集权政治下的文化精英到了民主社会,创作往往大为失色,这并非偶然。

要说“人性光辉”,另一部类似题材的电影《再见,列宁》虽是黑色喜剧,但它那人工自制历史和真历史的混肴,似乎寓意更深、更贴身。主角的母亲相信共产主义并非为了什么大道理,只是自我感觉良好,最爱就鸡毛蒜皮小事“为人民服务”,写信“反映情况”,喜欢井然有序的生活……但其实她知道流亡西德的丈夫健在,依然有通信,也知道东西差异的并存。东德人虽然身在铁幕,但一直有便捷的信息流通,基本上了解西方发生何事。她选择东德,比文化精英和窃听的秘密警察的心路更有代表性,而她绝对是一个好人。她那虚拟的东德感染儿子,比贝多芬音乐感染特工叫人信服,也比“坏人里有好人、好人里有坏人”一类伊索寓言更堪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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