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为何从“亲共”人士变身反共先锋

发布: | 发布时间:2012-02-22,星期三 | 阅读:2,559
作者:何志明,原题:从“亲共”到反共的戴季陶,选自:《文史天地》2011年第9期

戴季陶

戴季陶(1891-1949),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晚号孝园。原籍浙江湖州,生于四川省广汉市。众所周知,戴季陶早年就追随孙中山,为国民党元老之一,以坚定“反共”著称。但并不为人熟知的是,戴早年却热衷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甚至几乎参与了中共的创建工作。那么戴季陶究竟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内“反共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的人呢?

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

戴季陶早年留学日本,并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并曾在广州军政府担任外交部次长之职。1918年5月4日,因桂系军阀操纵国会,孙中山受到排挤,愤然宣布辞去大元帅之职,在戴季陶的陪同下,于21日离开广州前往上海。

戴到达上海后,于1918年底遇到从日本回到上海的李汉俊。李乃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一见到戴季陶,即开始谈论马克思主义。由于戴也曾读过相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两人便经常在一起聊天。当时国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刊物为北京的《每周评论》,由新文化运动健将陈独秀等人主编,很受读者热捧,戴李二人也经常阅读。由于该刊物为北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因此,二人便商议也在上海创办一个杂志,名为《星期评论》。从名称上可以看出,该杂志有与《每周评论》遥相呼应之意。就在五四运动前后,经过孙中山的同意,戴季陶在上海与李汉俊、沈玄庐正式创办了《星期评论》,并作为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系列刊物,由戴季陶任主编。

在担任主编后,为了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戴季陶撰写了不少文章,着力于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宣传社会主义思潮,对共产主义也作了广泛介绍。他还曾尝试用共产主义说明中国伦理问题,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等,并撰文批判有人企图压制思想解放,说:“翻译马克司(思)的著作和研究马克司批评马克司的著作,岂是可以禁止的?又岂是能禁止的吗?”朱执信(国民党早期党员)等人创办的《建设杂志》还陆续登载过他由日文转译的考茨基著《马克思资本论解说》。

当时国内工人运动也日渐高涨,发生了著名的六三罢工(上海等地为声援五四爱国运动而发动的大罢工),社会气氛也随之紧张。戴季陶针对该现象,却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他对孙中山说:六三罢工以来“工人直接参加政治社会运动的事,已经开了幕,如果有智识有学问的人不来研究这个问题,就思想上智识上来领导他们,将来渐渐地趋向到不合理不合时的一方面去,实在是很危险的”。他认为工人运动若没有人予以约束,将会走上制造社会动乱的道路上去。

1920年,新文化运动干将陈独秀到了上海。他肩负着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全国共产党组织的使命。那时,李汉俊是陈独秀家的常客。接着,李汉俊又将戴季陶、沈玄庐介绍给陈独秀认识。陈独秀本对戴季陶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创办《星期评论》甚是嘉许,而戴也对陈独秀这位新文化运动中的健将十分仰慕,两人一见如故。为了表示自己的善意,戴季陶还将自己租住的楼让出来给陈独秀一家居住。于是,这里就成了陈独秀的家,也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更成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发起的诞生地。在上海的那段时光,陈、戴两人朝夕相处,常常交流思想,关系简直胜似亲兄弟。当时陈独秀等人已经在上海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而戴季陶的住址即团址,对外挂“外国语学校”牌子,团务由袁振英、施存统、俞秀松等人主持。这实际上是准共产党小组。所以,戴季陶的家也是共产党小组所在地。

当时苏俄为了“输出革命”,积极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共产国际还专门派了维经斯基(中文名为吴延康)前来指导工作。经陈独秀介绍,戴季陶与维经斯基建立了联系。戴季陶经常参加由陈独秀主持、在《新青年》杂志社举行的座谈会,他们不断讨论有关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改造等问题。为了尽快成立中共党组织,1920年5月,陈独秀约了戴季陶、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周佛海、杨明斋和袁振英等人,会同维经斯基到戴季陶住宅密商组织共产党的办法。大家经过多次商讨,决定正式成立中共党组织,商定由张继和柏文蔚(辛亥革命后柏文蔚任安徽都督时,陈独秀曾任他的秘书长)牵头。鉴于戴季陶在马克思理论方面的突出才能,陈独秀等人则将党纲的起草工作交给他。而党纲的产生也不是戴一个人完成,而是边讨论,边修改。

当这个《中国共产党党纲》起草完成后,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俞秀松、邵力子等人在陈独秀家开会,讨论正式成立党组织。但戴季陶本人却意外地缺席了这个会议。待会议快要结束后,戴季陶才姗姗来迟。当他推门进来,这些人已经将组织共产党的事完成了,他要做的事就是点头同意了。但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戴季陶居然说:“我不能参加,只要孙中山先生在世一天,我就决不可能参加其他的政党。”因为凭着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大家认为谁不参加都有可能,唯有戴季陶不可能不参加。所以戴此言一出,举座皆惊,整个会场的气氛为之凝结。

戴季陶之所以不愿意加入中共党组织,一是因为戴季陶本人逐渐与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观点相排斥,他并不赞成阶级斗争,也反对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的工人运动,这使他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二是戴季陶准备参与创建中共党组织的事情被孙中山所知,遭到了孙的严厉呵斥。因为在孙中山的眼里,中共成员只不过是“一班小学生”,根本无法与国民党相提并论。在遭到孙中山的反对后,戴季陶也彻底放弃了加入中共党组织的念头。因此这就有了后来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在一次党史报告中说的:“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但他(戴)并没有继续朝前进步。”戴季陶与中共可谓失之交臂,既然同志做不成了,那么双方的关系究竟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从“同志”到“魔鬼”

戴季陶在拒绝参加中共党组织后,转而从事经济活动。他曾参与股票投机生意,却遭到惨败。在回四川的船上,他在得知川内战乱将起,一时备感凄凉,心灰意冷之下,甚至一度跳江自杀,后被一个来江边摸鱼的渔夫所救。在捡回一条命后,戴季陶决定前往广州继续追随孙中山。

孙中山因与广东实力派陈炯明发生了冲突,此时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俄国人适时地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表示愿意予以钱款,但条件是孙中山必须改组国民党,并将共产党容纳进国民党内。对此,俄国人还特地派遣了一个特使前往广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此人就是鲍罗廷。鲍罗廷到达广州后,很快就得到了孙中山的信任,但鲍对国民党松散的组织形式很不以为然,甚至私下里称呼国民党为“一具僵尸”。孙中山对将共产党员纳入国民党内较为疑虑,因为戴季陶曾参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对此他特地征求戴季陶的意见。不料,戴季陶对此不但不支持,反而竭力反对。戴劝阻孙中山,称没有必要节外生枝搞什么国民党改组,说这样是“屡格于众议”,是“没有独立之规划,而乃以外力为动机”的事情,更说孙中山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养虎为患,只会壮大共产党的力量,必然“启他日之纠纷”。

尽管戴季陶等人反对,孙中山并未因此放弃其“联俄容共”的政策。1923年,他很快正式提出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在孙中山的坚持下,1924年,国民党“一大”顺利召开,在成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中共成员占有了一定的名额。尽管孙中山坚定的“容共”态度使国民党内部的争议暂时搁置,但一些国民党元老如邹鲁、谢持、邓泽如等人始终反对孙中山的“容共”政策,这就为后来的分裂埋下了隐患。

为了争取盟友,孤立对手,中共将国民党内部的成员进行了分类。那些支持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成员为“左派”,站在中共对立面的则为“右派”,介于两者之间是其争取的对象。在进行“右派”的划分时,鉴于戴季陶与中共的渊源颇深,中共一开始并未将其划为国民党内的“右派”,相反,陈独秀他们还将戴季陶列为“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如1924年7月,陈独秀在给维经斯基的一封信中,还称戴季陶为“左翼理论家”。

但在鲍罗廷看来则不然。对国民党内部进行分化,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定下的方略。鲍罗廷曾坦言,他到中国的任务之一就是“加速国民党不可避免的分裂”,进而达到将国民党改造成“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的目标。他一到广东,就开始在国民党内部物色“左派”,除了选定了廖仲恺是无可置疑的人选外,还曾在汪精卫、胡汉民和戴季陶之间游移不决。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他给汪精卫的评语是“有野心可利用”,对胡汉民做出了“难相与”的评语,而给戴季陶的则为“拿不定”。由于对戴季陶的政治倾向性持怀疑态度,针对戴季陶表示希望前往苏联进行访问的意愿,1924年7月18日,鲍罗廷在给瞿秋白的信中也明确表示“应暂缓进行”。

事实证明,鲍罗廷的判断是正确的。随着戴季陶反共态度的逐渐明显,中共开始将其划为国民党内“右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双方的冲突逐渐升级。针对中共的“左”“右”派划分法,戴季陶表示坚决反对,他还说:“左右这种字眼,不过是一个方向的代名词,他本身是没有意义没有界限的。”在一次演讲中,他还特地一连进行了四个左转,以自己仍在原地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据说“引起全场大笑”。

1925年,戴季陶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小册子,指责共产党“只借中国国民党的躯壳,发展自己组织”。如在国民党内部扩张共产党或青年团的组织,“只单纯的利用国民党政治的保护力和经济的维持力,扩张自己的生命”,文中对中共进行了激烈的抨击。该著作在当时影响很大,按照戴季陶自己的说法就是“出版以后,在国内翻印的就有好几种,散布的数目不下十余万,有了几国文字的翻译,莫斯科的第三国际视为共产党在国内的唯一劲敌”。除此之外,他还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认为孙中山继承了尧舜禹汤等先贤的正统思想,同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攻击。

针对戴季陶的言论,中共方面迅速组织力量进行反击。1925年8月,瞿秋白发表《中国革命与戴季陶主义》长文,对戴季陶发表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进行驳斥,称其为“一种唯心论的道统说”,同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也发表《给戴季陶的一封信》,称其书中“错误的见解非常之多”,随之予以逐条驳斥。针对戴季陶的“道统说”,当时在广州城内还出现了一幅漫画,上面画着戴季陶背着孙中山的遗像,弯着腰,满头大汗地向一所古老破败的孔庙走去,上书“戴道统”以示讽刺。因此,针对戴季陶的行为,中共彻底放弃了争取戴季陶的希望,而将其列为斗争对象之一。

1925年,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决议案》中指出,国民党在改组后,党内分化的趋势“日渐明显”,同时对戴季陶进行了点名,称“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戴季陶等)在国民党内,假借‘真正三民主义’的招牌,提出阶级妥协的口号来反对阶级斗争”。“这一派人形成国民党的右派,一天天的明显出来”。如认为戴季陶、邹鲁、邵元冲等为“国民党中真正的右派”,将戴名列第一。

在此之前的该年3月,孙中山在戴季陶等人的陪同下北上参加和平会议,但不久就因病去世。孙的去世,使那些一开始就反对“容共”政策的国民党大佬们如邹鲁、谢持等人,摇身一变,成了去掉紧箍咒的“齐天大圣”。他们借悼念孙的名义召集部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于1925年11月23日在北京西山孙中山灵前举行会议,公开反共。这个派别史称“西山会议派”。尽管戴季陶没有参加此次会议,但发表了书面声明,称“在一定主张之下可以同意西山会议之决议”。

对此,中共迅速做出反应。2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加强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要求各地在宣传中“积极的解释三民主义”,并在国民党员中组织“三民主义学会”。12月9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通告,要求发动各地国民党党部通电“痛驳”西山会议派,称“新右派”戴季陶、邹鲁、邵元冲等人勾结“以前的右派”谢持、居正等人在西山非法开会,要求各地发动各地党部“一致发电痛驳”。除此之外,在鲍罗廷罗列的中共五个敌人即“五个魔鬼”中,戴季陶名列第五(其余为“帝国主义、军阀、买办资产阶级、国民党右派)。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戴季陶被鲍罗廷从国民党右派中单列出来,足见中共方面对戴季陶的重视程度。自此,双方已呈冰炭同炉之势。

公认的反共先锋

戴季陶之所以在国民党内被称为“反共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乃国民党内少有的杰出理论家。他发表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及《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为国民党后来反共奠定了理论基础。所谓“反共最早、决心最大”,是指他从一开始就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内,认为党内有党,必定走向分裂。如陈立夫就称戴季陶“率先揭发共产党混入本党之阴谋诡计”。称他“办法最彻底”,是指他与其他国民党反共成员不同,主要埋头著述,建立了一整套反共理论。因此,戴季陶成为国民党中的反共“先锋”。

戴季陶之所以被中共所“看重”,乃是他建立了一整套反共理论。特别是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及《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小册子发行后,一时之间,引起了较大的轰动。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称该著作系“极忠实的研究成绩”,邵元冲甚至在广州《民生日报》上撰文,对其予以盛赞,并充当义务宣传员;时任中山大学校长的邹鲁还将其著作分发给一部分中大学生;广州卫戍司令许崇智也将其印发给全体官兵阅读。

其实自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第一天起,共产党人就与国民党内的反共成员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尽管双方主要在意识形态领域这个不见硝烟的战场上较量,但杀得却是金角嘶鸣,战鼓声声。但总体而言,在早期国共论战中,国民党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远非中共的对手,尽管前者拥有广州《民国日报》和上海《民国日报》等大型党报,但仅侧重新闻报道,无法与中共的《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那样致力于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宣传相抗衡。有趣的是,广州《民国日报》的社论甚至有时还照搬中共机关报《向导》上的文字。

对于国民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弱势,西山会议派方面也发出这样的慨叹:“本党宣传功夫不如共产派,很可虑的。”但是,要说国民党内没有人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挑起大梁,那是不准确的。因为戴季陶就是当时国民党内唯一公开著书立说,并试图与中共在意识形态方面对垒的人。然而戴发表的文章,对于中共来说“其理论攻击力实在有限”,其文刚一出笼,就遭到了中共的文字围剿,他几乎没有任何回击便偃旗息鼓。但中共并未因此而轻视戴季陶在理论宣传方面的能力,而赠之以“戴季陶主义”。

西山会议派在西山开会后,戴季陶还被他们内定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西山会议派并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二大”,建立新的“中央党部”,与广州方面对峙。戴季陶因在理论方面才能突出,也被他们内定为“中央”重要成员之一。尽管戴季陶反共,但他并不愿意走到广州国民党中央的对立面,加剧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对此,戴季陶还专门与邵元冲登报声明,称“此次上海一部分中国国民党员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鄙人等认为非法,均未加入,特此声明。”

正如戴季陶预料的那样,西山会议派随即遭到广州国民党中央的强力反击。1926年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并通过相关决议,称邹鲁、谢持二人“捣乱北京执行部,更进而发起西山会议。事后又派遣党徒分赴各地运动联络,攘夺党部”,决定将其“永远开除党籍”。同时,对参加会议的居正等十一人予以警告处分。但是,对于北上但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的戴季陶,尽管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惹起党内纠纷”,但因“此次西山会议始终未与会,离京之日曾函吴稚晖同时表示悔悟”,故而大会只是“促其猛省”,同时令他“三年内不得作文字”。戴季陶在此次政治风波中轻易过关,不仅未成为广州国民党方面打击的主要对象,反而以196票当选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对此,戴季陶认为参加西山会议之人均被处分,而自己反而当选为中央委员,“有失公平”,进而向国民党中央呈文要求解除自己的职务,并取消对邹鲁、谢持二人的处分,以“留第三大会平反之余地”。可见他始终对西山会议派持同情态度,反共姿态仍然不变。他递交辞职申请后,在元老张静江、谭延闿等人的协调下,11月,戴季陶出任中山大学委员长(校长)。

国民党二大后,广州国民政府很快进行北伐。随着北伐军的捷报频传,特别是进入长江流域后,戴季陶应蒋介石之邀前往江西,为其出谋划策。蒋介石在占领江浙地区后,不久就发动了“清党”,四处捕杀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对此,戴季陶不仅大力支持,而且还因曾留学日本,与日本朝野人士交谊,乃应蒋介石之命,前往日本,希望能劝说日本支持国民党的北伐。他在日本历时一个半月,“在日本朝野公开演说八十余次”,竭力为蒋介石争取支持。

国共两党正式分道扬镳后,南京国民政府也很快成立,戴季陶在其中担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之职,前后长达二十余年之久。当然,伴随这段时光的,是国共两党之间的长期对峙。解放战争爆发后,南京政府在三大战役中的惨败,表明其丢失政权已成定局。解放军占领南京后,戴季陶随着国民政府败退广州。1949年2月11日,面对窗外的凄风苦雨,戴季陶大生悲恸凄惨之感,在广州吞服过量安眠药,匆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949年3月底,中共中央公布了应惩办的国民政府43名战犯中,戴季陶赫然名列16。而这离他自尽身亡还不足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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