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在路上的人生与文学

发布: | 发布时间:2012-01-23,星期一 | 阅读:2,594
来源:野夫

——山西长治学院演讲记录稿

野夫本名郑世平,(1962年-)出生于湖北恩施。中国自由作家,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小说,论文,剧本等约一百多万字。2006年获“第三代诗人回顾展”之“杰出贡献奖”,2009年获“2009当代汉语贡献奖”,2010年1月,《江上的母亲》获2010台北国际书展非小说类大奖,是中国首位作家获得此奖项。目前在云南生活、写作。(资料来源:维基百科)

非常激动,几乎还从来没有面对过这么多的年轻面孔说话。记得三十三年前,我像诸位一样上了大学,那是1978年,我是文革结束后第一批参加高考的应届生。三十三年前,我像诸位一样求知若渴,也曾经坐在这样的礼堂里面,听台上的老师、专家、学者上课。在那个时候,从来没有想到我的一生还会有这样的机会,成为一个台上的主讲。所以今天有些激动,尤其像我这样一个没有职称的自由写作者,一个永远行走在路上的人。事实上,我的全部写作几乎都来源于几十年的动荡人生,所以今天来,我只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点我的生活经验。

我想今天来的一定是对文学有兴趣的同学,否则不会来听这样一个无味的讲座。三十三年前,我跟大家一样喜欢文学,喜欢诗歌,在大学,诗歌总是首先进入文学青年的梦乡。三十年前,我们也曾一起成立诗社,那个时候还没有打印机,是用铁笔蜡纸刻钢板,然后再用油印机一张张印,最后一张一张装订成册。我们的地下诗集就是那样印制的,然后在民间传阅。

我很小就算是一个热爱文学的人,大概每个小学生都会写一个作文叫“我的理想”。我的童年是在文革期间,我们家是属于那种被打击得很严重的,我父亲是走资派,母亲是右派,他们那时候属于“地富反坏右”,叫五类分子,我这样一个“狗崽子”那会儿写的“我的理想”,让我们的老师大吃一惊。因为那会儿教育孩子都是说,要向工农兵学习,所以多数同学都会写,我的理想是当人民解放军、工人或者农民,偶尔有同学会写我的理想当教师,只有我一个人写理想是当一个作家,这样一个作家的梦在几岁的时候就进入了我的内心,而我几乎用了一生的时间,直到今天为止才勉强成为一个体制外的,朋友们认为是作家的作家。我就想讲这样的一个人奋斗的历史,只当是一堂励志课,希望给大家带来一点鼓励,一点梦想。

我的故乡在湖北省最西南部最偏远的一个县叫利川县,我是在那个县的一个乡镇长大的。我的父亲是土家族,我就是这样一个偏远省份边远山区的一个少数民族的孩子。我的整个小学到高中几乎都是在文革中度过的。文革对你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话题,当时叫“停课闹革命”。那时学校也上一些课,但是不多,很多时候学校把孩子组织起来去学工学农,就是到工厂里面去做小工,锤焦炭。或者到农村去帮农民种地,叫做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的意思是在那个十年实际上我们没有受到一个良好的教育,更何况那时的教材现在看起来像一个笑话,教材提供的都是讲“阶级斗争”的,一点营养没有的东西。但即使是在那样一种教育背景下,我还是深深地喜欢文学,尽管连老师都嘲笑,一个想做作家的少数民族的孩子,许多人认为这就是一个天然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这完全是痴心妄想。

在那样一个全国都不仅不读书,而且谁要是读书谁要家里有书就会被抄去焚烧的时代,我偷偷摸摸地读书。我发现每一个过去的大户人家家里都可能有藏书,我就会去他们家里拜访,在他们家的角落里搜集一些残破的书出来,一个人偷偷地读。在小学期间我几乎读完了古典小说,所谓三国水浒西游,红楼封神七侠五义等所有这些。

我天性算是一个好学的孩子,但又是一个特别坏的孩子,因为是在文革中野蛮成长起来的,就像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那样一群少年,在街上打群架,我的少年时期充满了野蛮和血腥。我曾经写过这样一篇散文叫《童年的恐惧与仇恨》,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了解一下我们那一代孩子的成长。还有一篇叫《残忍教育》,就是说我们所受的教育其实是一种残忍教育,我们从小像野孩子一样见到了这个社会上很多残忍的事情,我的那篇散文里开篇讲的第一个细节就是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放学时老师集合大家排队,然后老师把一个用竹子做成的大扫帚拆开,给每个孩子发一个竹条子,我们不知道发一个竹条子干什么,然后老师让领队喊一二三四齐步走,走上我们那个小镇的街头。当我们走过去,远远地看见街中间的一个高台子下面围了很多人,看着我们这群孩子每个人拿着一个竹条子齐步走向这个高台子上的人,所有群众就拍手欢迎我们,为我们闪开一条道。然后我们走到近前去,看见了地上横躺着一个水泥管,水泥管上面站着一个农民。这个农民我至今都印象很深,穿着破烂的衣服,裤脚卷在膝盖上面,脚上穿着一双草鞋,我都不知道你们北方农村有没有这种用稻草打的鞋子。然后我们这些孩子围着水泥管站好,老师一声令下:打!于是所有的孩子——我们虽然是小学,但是农村小学实际上有很多孩子都是十五六岁的青少年,也有像我这样的七八岁的孩子,每个人的力气是不一样的。大家一起挥动竹条抽打那个农民膝盖以下的部分,这个农民就在那个水泥管上疼得来回的跑。但是他所到之处都围满了孩子,所到之处都会有竹条。我亲眼看见一条一条的鞭痕一点一点印上去,他的腿一点一点的变红,发紫,最后肿得像萝卜一样,慢慢失血。这个人就蹦跳惨叫,汗如雨下,最后在惨叫声中突然晕厥摔了下来。

这样一场老师带领学生去做的暴力事件,原因是什么呢?后来听大人们议论才知道,这叫“打强盗”,这个强盗说的就是小偷。而所谓小偷仅仅是这个农民到镇上来赶集,路过一个裁缝铺的门口,看见门边上有三尺布,他顺手将这三尺布捡来装在兜里,就溜了。裁缝发现就追出来逮住了他,于是裁缝一声喊,镇上的人——叫市民,市民和农民在中国是两种户口,这种城乡二元体制今天依然存在。就这样,市民们把这个小偷抓住了,罚站在水泥管上,就有人来学校通知老师,带你们孩子去打这个小偷。

当我这篇文章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确实流泪了,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个农民是一个父亲,他也有像我们一样大的孩子,一定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衣不蔽体,才想到捡这么三尺布回去哪怕为孩子做一条小裤子,但他为这一贫穷下的顺手牵羊的行为几乎付出了他的生命。这是我所受的残忍教育的一个起点,这个起点为什么我一生都没有忘记?到我四十多岁的时候我终于把它写了出来,我觉得这就是文学。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要是不把这样一些东西记录下来,我会一生都为我曾经挥过竹条子而愧疚。虽然我是被大人教唆着去干了这件恶事,但是在那一刻,我是帮凶之一,因为我的无知,因为在那样一个野蛮的年代,没有人教育我们要有悲悯心。但是今天我们进步了,我一定要告诉我的孩子们,我们再也不能教育我们的孩子去参与暴力,去实施暴力。我们没有权利去惩罚别人,更不要说这样一个穷人,这样一个无路可走的父亲。正是基于成长过程中见证过的无数残酷,我决定要把这一切写下来,但却一直积压在自己的内心没有写。

1981年我参加工作,成为了一个中学老师,后来成为教育局教研员,再后来成为宣传部的干事。当时我的父亲已经恢复官职了,身边所有的长辈都告诉我,你要从政。因为我有从政的条件,用老话说就是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在我们的地方上,我父亲还算是一个中高级官员,我很容易就混成一个正科级官员。假设在当时放弃我的文学梦的话,按照这个道路一直走下去,也许会走成一个什么官员,胡锦涛也是由一个基层团支部书记干过来的。但是我很早就放弃了从政的道路,这是我的第一次选择,我愿意和大家分享。每个人在一生中都会面临无数重大选择,每一次选择都有可能决定你的人生走向。但是人生毕竟不是话剧,它无法彩排一次重新把一切做得天衣无缝了再正式开始。人生只有一次,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别无选择,你的每一次选择都会决定你未来的一生,也许到了老年,你才会知道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对还是错。

那么,今天当我回忆起那个时候的选择,我想我是对了。那个时候湖北省成立了青年诗歌协会,要介绍我到省诗歌协会去做常务理事。对于我来说,一种选择是留在山里面当官然后一路走下去,一种选择是当一个诗人,诗人在这个国家是最卑贱的,它本身并不是一种职业,诗歌到今天为止也是卖不到钱的,今天的诗人远不像古代的诗人一样受人尊敬,今天的诗人就是一个自娱自乐的人。除非你就是骨子里热爱它,否则诗歌不能为你带来任何世俗的荣华富贵。今天,诗人这顶桂冠戴在头上,更像是一种嘲笑。在面临这样一种选择的时候,我当时还是选择了做诗人。

于是在1984年,我离开了故乡恩施来到武汉。那是一个山里少年真正第一次走出大山,那个时候我们从县城到自己遥远的省城要走三天三夜。后来,第二次上大学就考到了武汉大学,毕业后,正值深圳特区基本建成功了,深圳特区的成功让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自由奋斗的希望。当时内地各个领域的工程师、技术员、大学生纷纷投奔深圳去创业,在那儿圆自己的梦,就像当年的十里洋场上海滩那样,吸引了全世界的冒险家。于是中国决定把海南建成一个比深圳“更特”的特区,“更特”意味着在政治上还要更宽松的一个省即将诞生。那个时候我们的毕业分配也有很多选择,可以到北京、上海,也可以留在武汉。而到一个穷困的海岛,一个地区级改成的省,这是许多人不愿意去的,而我是自己到学校报名坚决要求到海南岛去,恰好那时海南也在各个大学引进人才。我就成了海南建省后引进的第一批所谓人才。和我们武汉大学二十几个同学一起到了海南岛。

当时海南岛的街上没有一盏红绿灯,非常落后,这已经是1988年了。海南岛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极端不好的。虽然它有成片的椰子树,异国风情,很多和内地完全不一样的风俗景观,但它的语言和我们不同,它的语词我们也不习惯。忽然引进百万人才,连个安住的地方都没有,许多人只能住地下室。

到了海南岛我,选择做了警察,一个我生命中最荒诞的职业,一个常年喝酒打架的人最后变成了一个警察。(众哄笑)就像现在人们习惯说警匪一家一样,在我身上很早就实现了一家。(众大笑)

因为随着大量的人涌进去,犯罪的人也多。海南警察的普通话说不好,每当审大陆的嫌疑犯时就需要我来参与翻译,而我也审不了海南籍的犯人,因为语言不通完全没办法对话。那一年我二十六、七岁,有时也参与各种抓捕行动,也参与便衣队。我当便衣警察总是很成功,可能因为天生就像一个二流子。(众哄笑)真的,我们总是化装得流里流气在一些案件高发地段抽烟啊,打牌呀,等着大白天发案然后抓人,行话叫“蹲守”。有时也参与刑讯逼供,但那都是老警察干的,我们这种新警察只能看着老警察把谁用苏秦背剑的方式拷起来,然后在边上守着。当然还有更残忍的画面,我都经历过。

我怀揣着作家的梦,却当了一个持枪的人,这看上去很荒诞。但我当时还是很清醒的,因为我意识到,这在我生命中几乎是可遇不可求的一次机会。它让我了解这个与罪犯打交道的职业,同时也是个犯罪高发的、危险的职业。比如警察受贿、警察刑讯逼供把人搞残了、警察贪污,很多警察后来又纷纷坐牢,所以警察犯罪这种事情也是频发的,因为他自认为有特权。这一年给我提供的经历也非常重要,我觉得后来的写作,这一块也是我的一种重要的养分,因为我又观察到了我们许多人一生都很难接触到的生活。

一年之后【六四】我辞职了,然后又当了工厂的工人,这一段历史我不便跟你们细说。之后又坐牢,变成一个囚徒。当然不是拐卖妇女儿童那种的。(众笑)在我自己看来不算是一个太丢人的罪名之下,我坐了四年半的牢,这四年半的人生是一种很痛苦的考验。但对我来说像是又读了一个大学一样,见到了太多精彩纷呈的人生。我还没有正式开始写这四年半的生活,到目前为止只写了一篇文章叫《绑缚刑场的青春》。这篇文章写的是和我睡在一个枕头上的小孩,被枪毙了,一个十八岁半的小孩,一个死刑犯。通过这篇文章大家可以窥见我那几年过着什么样的日子。这篇文章据说很多人看了都流泪了,因为那个孩子差不多是你们这个年龄的,但他却走向了刑场。

四年半以后,我出来了,等我出来的时候已经家破人亡。自己一贫如洗,父辈没了,孩子也带走了,我变成了这个世界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人。95年,我用最后一点钱买了三块墓地埋葬了我的外婆、父亲的骨灰和母亲的衣冠冢,也就是我的全部长辈,然后我决定北漂了。当时也有武汉的朋友劝我留在武汉打工给我开份工资,我想了一下还是决定再一次远走,于是选择去了北京。

我昨天也讲了这个故事,两个朋友送我到火车站,正月十二的夜晚,火车站挤满了要出门打工的人群,所有的火车站都一样,在今天还是这样。人群被警察呵斥着排着长队,谁要是稍微排得弯一点,警察就会上去踢你一脚。所有的农民都背着自己的被窝,这是中国特有的画面。出去流浪的人要带着自己的被窝。

我还好,我没带被子。但是我的一个朋友给我拎了一口锅来,(众笑)他要我背着这口锅到北京去。他善意地认为我到北京之后,没有这口锅我就没饭吃了,他大概认为我随时需要埋锅造饭。我当时就两包换洗衣服,但是我要另外再拎一口锅确实显得很滑稽。(众笑)我跟他说这口锅我是真不背了,你背回去。你的情谊我永记心间。我要是背一口锅去北京闯荡的话,我一生都离不开这口锅了。(众笑)古人说“破釜沉舟”,釜就是锅嘛。打仗之前破釜沉舟,把锅砸了,把船沉了,这一仗背水一战必须赢,不赢就无颜见江东父老。我就跟这个朋友说,你再让我带这口锅我就在这铁轨上把它砸了。我说我不信我在这个世界还需要背着锅流浪。(众笑)

就这样我来到北京,来到北京的生活依旧充满了戏剧性。仿佛上天就是要把我栽培成一个作家一样,让我遍尝人间的各种苦难和荒诞。生活在许多时候不仅仅是悲剧,而是荒诞剧。荒诞其实是我们生活中的主角,荒诞有时比痛苦还要残酷。

我到北京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给当年闻名天下的“中国首富”牟其中当秘书,(众惊叹)那个时候牟其中在南德集团如日中天,许多中南海的人下海直奔牟其中而去。今天很多名闻天下的商人都是当年牟其中的部下,如一些著名的房地产商等。

一个想当作家的青年,突然变成了“中国首富”的秘书。一个富人或一个官员的秘书是什么?就是要给人拎包,上车之前帮人开车门,这是规矩。许多人愿意当秘书,也有许多因为当秘书而成功,而当了官。但是我觉得一个当作家的人决不是一个当秘书的人。因为我这样做内心会感到一种屈辱。虽然他是用钱买的我的这份服务,他给我发工资,我应该为他做这些事。你们中有人未来也会当秘书,这是秘书的本职,它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它会与一个想当作家的人内心有冲突,我想说的仅仅是这一点。

一个想当作家的人,他内心总会有些自视清高、桀骜不驯的东西,所以我只当了一个月的秘书就辞职了。然后我情愿去海南出版社当一个被聘用的小编辑。

我想说的荒诞是什么?就是那个时候的牟其中,可以随时出入中南海,八面威风。从另一方面看,牟其中是我尊敬的一个企业家,他用中国的小商品换俄罗斯的大飞机。在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坐过两次牢,而且两次都是死缓,差点就枪毙了。他第一次判死缓是因为在文革年间和几个爱读书思考的青年成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在中国民间要想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是要冒着死亡危险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只能党研究,不能民间去研究。文革时候他就因为这个罪名被打入反革命集团。就是这样很传奇的企业家,他的企业在九十年代中后期非常成功。

结果在我离开大约三年多的时候,他从“中国首富”一下子变成了媒体所说的“中国首骗”,他因为诈骗罪被湖北省高级法院又一次判了无期徒刑,他送去服刑的地方就是当时我服刑的那个队。(众哄笑)管我的干警现在又接管他了,这是个人生的戏剧。我出来他进去,我曾经是他的秘书,他现在又成了阶下囚。(众笑)当年看管我的干警现在已经是我的老朋友了,对我非常友好。这就是人生的大起大伏,人的一生,像老牟,我真是觉得不可思议,三次起伏,到现在还没有出来。他的所谓诈骗罪其实就是贷了银行的款,资金链断了还不起。在国外可能就不会被判刑了,在中国就可能判刑。

我成了出版社的编辑后,终于把我多年积累的对图书的认识,找到了一个发挥的途径。我编了很多很多的好书,估计你们现在读不到,因为早已经卖完了。只要我进任何一个图书馆,进任何一个读书人的家里,我都敢和他打赌,你这里一定有我编的或者说我经营的书,我每次都赢。

我编了很多好书,于是就有投资商来找我,说我给你办个公司,你当总经理,然后给你分成。我就这样在当了一年半的打工编辑之后,成了一个图书公司的老总,然后从96年到06年当了将近十年。这十年使我从一个只有几件换洗衣服、差点背一个锅来到北京的青年变成了有房有车有公司还有几十个员工的图书公司负责人,终于从一无所有完成了我的原始积累。

做到06年的时候,一方面是图书业下滑很严重,另一方面是我自己厌倦了,我想起我小学时候的作文——我要当一个作家。我当这个小商人虽然成功了,虽然丰衣足食了,但是我在其中并没有获得快乐。在这个经商的道路上,无论我再怎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比尔·盖茨,不可能成为柳传志。经商的最初乐趣我已经享受了,在经商的过程中我也了解了什么是商战,在中国怎样成为一个小老板,怎样创业,这些我都懂了。无论何时何地,我相信我可以白手起家,我学会了以一搏十这个本事,学会了怎样合理投资控制成本变成产品销售,懂得了一些经营之道。

但是这一切没有给我带来快乐,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书分发到全国各地,要结账的时候我都得打电话。比如长治书商欠我钱,我得催“一万块钱,你该结账了。”这很败坏人的心情。我觉得我活到四十多岁还是一个天天跟人讨账的人,就像黑社会的生活,(众笑)没有意思,我觉得我该写作了。

不写则已,我一写一定会写出中国很多体制内的作家想都不敢想的东西,因为我的经历是独特的,我几十年的坎坷崎岖­——今天在这讲的只是冰山一角。我知道我要写的话,完全不能依赖在国内媒体发表来博取自己的荣誉。但是当我决心重新拿起笔的时候,网络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就是不需要你杂志发表,不需要你官媒认可,你们爱发不发。你们要记住一点:是金子总要闪光的。就是说你的作品一定要足够好,能打动人,你不用在任何刊物发表,一样可以名满天下,更何况这是一个网络的时代。你们想一下唐诗宋词,那时哪有发表的地方,不照样留下来了吗?更何况今天的网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自由创作、自由发表的时代。只有你想到要去官媒发表的时候,你才会感到不自由,你不去想的时候,你的一切、你的生命都是自由的,一定要做一个自由的人,我认为自由是人类最核心的价值。

于是我重新拿起笔来开始写作——这时已经不能叫重新拿起笔来,已经变成键盘写作了。虽然我到今天为止都是“一指禅”一个指头打字,(众笑)但一样可以写出好作品。我从06年才开始网络写作,我这样一个快五十岁的人像二十几岁的青年人一样,成了网络作家——因为首先是在网络上传播,然后才有很多媒体看到,拿去发表在他们的刊物上,编订在他们的文集里。就这样一点一点,我终于找到了童年的梦想。

这个时候,一方面,我已经完成了个人的原始积累,写作的稿酬对我既不构成威胁,也不构成利诱;另一方面,一个人把自己心中积郁多少年的故事一点一点地敲打出来,字字琢金,一定会在这个世界找见你的知音。我就是这样找到了无数的知音,很多人都非常喜欢我的文章,各位朋友有兴趣可以随便搜一下,也许你会读到更多。因为我笔下的故事奇特,但都是真实的,当然也不排除我还有一点点文采(众笑)。

但是写这样的文章在网络上发表,靠杂志转载的稿费是不足以生存的。于是我要跟大家讲,人生嘛,还是要完成一个任务:永远要活得有尊严,活得自由,但是尊严和自由都必须要经济独立。你可以不是一个为钱而奋斗一生的人,但是不要让钱奴役你的一生。你还是要凭自己的脑袋和双手为自己赚来一份独立,自由,尊严的生活。我真心希望大家把我这样一个老大哥、老前辈的教训记在心中。

所以我不开公司了,把公司送给朋友,把外面欠我的300多万账本撕了,我必须把这些断掉才能真正回归文学。可我必须还要挣钱啊,于是我自学成了一个编剧,我的第一个剧本就是《父亲的战争》,一个三十集的电视剧,黄海波,李雪健等人演的,在全国有许多个省台的卫视都播过。后来我把电视剧的剧本又改编成了一部同名长篇小说。

作为一个电视剧编剧在这个国家基本上可以活得非常自在,做编剧比做小说家和诗人更有钱,因为编剧的稿酬比较高。除了这个电视剧外,另外一个马上要开机了,另外我也参与编其它一些电影。然后我就开始一边编剧一边写自己的散文、论文和社会调查报告。我不再是商人了,我现在是行走在中国大地上的彻底的一个在路上的人。一年我都不知道要走多少公里,一年有大半年的时间都是在各地游窜,我喜欢这种生活。因为这种生活给你带来的每一天都是新鲜的,你在路上遭遇的每一个人,认识的每一个朋友,见识到的每一道风景都是你人生的养分。

我在路上也见到了很多在路上的年轻人,他们也给我提供很多活法的样本。因为我长期在云南大理这边,我就经常见到像你们一样的大学生,大学毕业就离开父母自己去挣第一笔路费,来到一个小城,比如大理,来到外面就没钱了,找到随便一个酒吧,我来给你打工,不要钱,你管我吃住就行。好,老板往往喜欢要这样的义工——大学毕业生。因为会有老外去泡吧,酒吧的服务员需要懂点英语的,管吃住对老板来说也很容易。然后在一个酒吧呆个把月或者半年,第一你在里面学会了调酒,你可以成为一个调酒师,你学会了做简单的西餐或者咖啡,这里面的每一样都是学问。你虽然没有工资,但你免费学习了技能,然后当你觉得这个城市已经呆腻了的时候,想从大理到丽江,车费只需几十块钱,一般情况下这个时候老板会给你一点工资和补贴的,你用这个钱就可以到下一站拷贝这样的生活。

我见过许多这样的年轻人,一路广西,云南,西藏再走回北京。我说这样的故事就是要告诉大家,许多时候,生活就是要看有没有想象力,有没有勇气。我刚才从教学楼下上来的时候就看见你们的牌子——“一元钱周游世界”,这个想法很好,并且是真正可以实现的事情。所以说,这样一个时代还是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可能。

2008年的时候,四川罗江请我去写电视剧,那是一个小县城,我四月三十号去了那个县,接了这个任务准备写电视剧,然后在乡下调查。我正在一个土房里采访的时候,大地开始摇晃了,我也像所有的灾民一样夺路狂奔,跑出来的时候大地像筛子一样颤动,我见证了四川汶川大地震。

因为我所在的这个地方距著名的汉旺镇只有三十公里,开车半个小时就到。汉旺镇当时最惨的是汉旺中学、汉旺小学,死了很多学生。我逃出来了,但这个时候再去写电视剧是不可能的,我立马投身到抗震救灾中,作为一个志愿者,在四川留了下来。我在第一时间拍了大量的照片,然后在地震第九天,我将现场实拍的照片带回到北京,举行了地震后在北京的第一次演讲,我就像这样在屏幕上放着我拍回来的照片,一边解说一边演讲。最后以个人之力募得了190万现金,(众惊叹)带回捐给罗江县。后来罗江县聘请我做政府的高级顾问,可以一起参加他们的常委会会议旁听。大家请记住,我是一个劳改释放犯,我的政治身份是一个——用官方词语叫“两劳人员”,这在中国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我在罗江县留了下来,帮他们做重建工作。我提出了在家园重建的同时搞精神重建。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做了两件具体的,我认为有价值的事情。一件是基层民主试验。可能我们来自农村的同学知道,现在农村的所谓村级直选,表面看村主任是可以村民投票选举的,但是事实上大家也知道,我们网络上报道的也多,就是这个村主任直选,要么是政府暗中指定,要么是贿选,花钱在村里买选票,要么是村主任这一家势力大,威胁大家投票。因此我们这个所谓的基层民主制本质上还是一个虚假的民主。然后村委书记是不能选的,必须由政府直接任命,因为属于党组织,人民没有选党的权利。

那么我提出在一个村子里搞基层民主试验,因为中国早晚会走上民主之路。具体做法就是,一个村往往有八到十个村民小组,实际上就是过去的小队大队,大队就是村,小队就是组。每个组先选自己的——不是组长,是议员,农民议员,由农民议员定向代表他的对等的群众。比如这个小组由陈、王两个大姓组成,那就陈姓选一个议员,王姓选一个议员,你们要代表你们的族群。由村民议员组建成村里的议事委员会,以后整个村里的所有大事都由村民议事委员会决定。村两委,就是村委会、村支部,只是执行机构。其实就是农民议员决策,村两委执行。

我们现在的其他地方都是村两委自己决策自己执行,因此激起了很多官民矛盾,基层矛盾就是这么来的。我所负责试验的这个村,我每年都要回访几次,做了几年下来,一个在罗江县最偏僻最落后的村子,现在看来做得非常成功,老百姓很满意。

我这个体制外的人,按说,农村的事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可以活得悠游自在,我当编剧赚的钱足够我挥霍一生。我为什么还去参加这样一些社会事务?是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他的价值不仅是留下声名。真正的作家,一个有良心的作家,还是要有社会担当,要有社会责任感。

我们这个社会,大家或多或少都有抱怨和不满,但是,我们该怎么办呢?光靠抱怨不满或者歌功颂德,能够使它变得更好吗?我们要身体力行,一点一点的努力去改造这个世界,改造我们的时代。

我在罗江县做的第二件有趣的事情,就是我认为,传统中国乡村是“皇权不下县”,皇权都不进入县以下的乡村世界,而我们今天的皇权是到了村为止。这皇权不下县的时代就是所谓封建王朝时代,因为那会也没电视也没广播也不办报纸,老百姓的社会道德教育和生活秩序是怎么维持的?我认为除了传统的宗法社会,乡绅在维持,在传递道德教化这些东西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群体就是乡村艺人,他们在为传递中国这个伟大的道统起着巨大无形的,看不见的作用。用费孝通的话说,中国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就是说张家李家都是互相熟悉的,而熟人社会它必然涉及到面子问题,比如哪家的小孩不孝敬老人,要是被说书的传到周围十里八乡去了,一定是莫大的耻辱。陈世美抛弃了糟糠之妻,被编进了戏文,他就会背上千古骂名。因此这样一种乡村戏剧、乡村曲艺,他们在传递一些传统的古老的道德训条。但是今天的乡村已经没有乡村戏剧了,只有电视剧,农民家家户户都有广播电视机,政府在电视下乡这方面是卓有成效的。

问题是,电视机千家万户都有了,但是电视节目与千家万户的农民似乎没有太大关系。电视剧都是战争戏、宫廷戏、都市戏,极少数的乡村戏也不是真实的农村,像《乡村爱情》这类所谓的农村戏,那根本不代表中国广大农村的实际情况。整个中国农村的实际精神生活,道德生活,物质生活是什么样的?它至少不是《乡村爱情》那样的。

当时我所在的地震后的罗江矛盾频发,农民之间为了抢救灾物资都出了几条人命,地震没死,结果在这样一些争抢中死去,于是我在罗江搞了一个实验性的农民剧组,培养农民编剧编独幕剧,培养农民演戏,让当地电视台拍下来,剪辑出来,在自己的电视台播放。这个戏就叫《罗江故事》,纯粹的农民自编自演,我只辅导了他们两三集,他们现在已自娱自乐搞了将近二十集了。然后随便拿一集参加国际传媒大会就获得了特等奖,省里的奖,地区的奖拿得更多了。

这是我在罗江做的一个小小的戏剧实验,我讲这些故事,为的是跟大家分享。我就是这样一个一直在路上,愿意去尝试各种生活的人。无论苦难也好,快乐也罢,我们来这个世界走一趟,就是要怀着最大的善意,尽量把这种真,这种善,这种美,分享给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这是我今天的漫谈。谢谢大家。(掌声)

我不知道大家厌倦了没有,留一点时间提问,我知无不言。愿意交流的就交流,大家不用拘谨。

 

 听众:老师你好,我看过您的一些资料,您之前对八九这个好像大家都不怎么谈的政治事件有过涉及。我想问一下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在我们大学生在这方面可以做哪些探讨,您对我们有些什么希望或者鼓励?

野夫:好,20多年前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现在政府称之为事件,这个事件现在暂时是不被公开的。我是亲历者,不便在此和大家分享我的经历。但这个事件必将进入历史,所有的历史都有待被后人去重新考察评定,去总结它的经验教训。每个对历史有求真欲求知欲的同学,实际上在今天都很容易了解事件的经过,不用我在这里转述,谢谢。(笑)

听众:野夫先生您好,我想问的是,许多人在失败后就选择了放弃,是什么支撑您走出人生低谷的呢?

野夫:一般来说,泛泛之谈都说是信念。(笑)因为信念是个用在任何地方都正确的东西,实际上是很轻飘的一个词。

我的确经历了很多低谷时期。95年出来,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有着巨大的不适应。当时有一个念头就是,我要就此跳江,随我母亲去死了,我的这份屈辱就白受了。我一定要让这份屈辱在未来得到声张,我一定要赢,我来到这个时代,不能就这样白来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结论。也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男人身上有这样一种野性。所有的男生,我都希望你们不要做一种容易被打败的人,而要做一个打不败的人。就像在打架,(众笑)我们受教的就是,一打眼力二打快,三打功夫四打赖,要有那种赖,就是被打倒了要敢于站起来,这就是我的回答,谢谢。(掌声)

听众:野夫先生,创作一般都来源于生活。可是像我们这种……就是很听话,从小学到大学……那如果想写作的话,该怎样来经历,通过什么来经历?

野夫:喜欢写作的人,肯定是经历得越多越好,但并不是说写作都必须是以经历来支撑的。经历只是为一个写作者积累各种体验和经验。真正的写作,虚构是一个主要功能。全世界的文学经典很多都是虚构出来的,但这种虚构又建立在一个人对各种情感体验的基础上。比如人类的屈辱,悲悯,仇恨和爱。作为一个写作者,你如果能像托尔斯泰一样,对人类那种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有深刻的内心体验,那你也可能写出像他那样伟大的作品。但那一系列经验并不一定全是托尔斯泰经历的,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想象和虚构。比如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1984》等,全是寓言类的东西,作者寓言的这个社会是他根本没经历过的,但是这样的一部寓言小说,一直到今天为止,都是世界经典。我主张多经历,但是也不要故意去体验痛苦。(众笑)谢谢。(掌声)

野夫:(纸条)这个问题是说,很多作家的性格会很极端,或者是很抑郁。那你认为你的性格是怎么样的?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最应具备什么能力?

很多作家的性格会很极端这个我不太同意,其实生活中很多作家不是很极端的人,极端的是作家里面和诗人里面很少的一部分,像顾城,或者像海子那样,都是少数。多数没那么极端。有抑郁症的作家确实不少,但是,有抑郁症的作家的比例远远低于有抑郁症的官员。(众笑,掌声)这是真的,这个可以查证,作家相对而言不是抑郁症高发群体。

另外,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相信通过今天的一席谈话大家都可以感觉到,我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我在生活中,在朋友圈里,是一个给大家带来快乐的人,我在酒桌上是一个从头到尾可以把大家逗乐的人。当然我也有偷偷哭泣的时候,也有内心的敏感脆弱,有时甚至看一个很烂的电影,都可能因为其中某一句台词而流泪。但另一方面,我也是很开心的一个人,非常快乐。绝不抑郁。谢谢!(掌声,笑声)

我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说,作为一个写作者最应该具备什么能力?一个写作者最应该具备语言能力。因为文学归根结底是语言的艺术。就像美术是色彩的艺术一样,所有文艺学、文艺理论都在讲“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是唯一的,不可改变的金科玉律。写作必须具有语言能力,往浅了说,就是你必须知道什么样的语言是美的,有味道的;什么样的语言是平庸的,乏味的。获得这种基本语言能力的一个起点,就是必须多读书,读好书。谢谢。(掌声)

野夫:(纸条)这位同学问我来长治是作为一个过客呢,还是会在这里做一些具体的事情。(众笑)

(笑答)是一个过客。没准备在这开一个面馆。(众哄笑)是因为你们张老师邀请我到这里来和同学们进行一次对话,而我也是一个努力想让自己更多保持一些青春感觉的人,我每年都愿意跟大学生做一次这样的对话,所以我就来了。谢谢大家。(掌声)

野夫:(纸条)在您的一生中,行走是最重要的经历。而对我们而言,是否还有更多的事情和责任需要我们践行?如果我们行走,将选择怎样的方式?

这个话题很好。这个同学的纸条里隐含了这样一个信息,好像行走就是出去玩耍,就是不尽责任。其实行走不是旅游,不是背包客,不是一个简单的驴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命运,实际上都是在行走中拓展开来的。我主张的是带着事情和责任的行走,而不是背着一个背包简单的旅行。你们大学毕业的那一天,就是幼鸟飞出窝的一天,就是应该要离开父母的臂膀,要独自展翅高飞的一天。

我也有一个女儿,比你们大一点,前两年大学毕业,我跟她的谈话就是,从你大学毕业开始,或者说从你任何一天终止读书开始,我将终止对你的资助,你必须自己养活自己。虽然我有足够的能力养活你,但我不能这样做,你必须上路。

大家不要怕上路,等你们毕业了,许多人会到远方去,命运会把你们带到不同的地方,但那个地方也许都不是你们的终点,而只是一个小小的起点。今天的你们已经不像我们那个时候,工作一干就是一辈子,你们的工作可能要面对无数变动,可能会从这个城市走到那个城市。这份工作不满意了,你要敢于再去找一个新的,这就是我所说的行走的含义,只有这样的行走才是践行了自己责任的行走。谢谢。(掌声)

野夫:(纸条)你觉得走在路上的作家和整天坐在桌前的作家有什么不同?

我有很多作家朋友,他们都是坐在桌前的。他们偶尔的行走就是国家宣传部安排的旅行或者考察之类的才会出去行走一下。他们和我的不同是,他们是圈养动物,我是野兽,就是这样。(笑声,掌声)

野夫:(纸条)我从小的愿望就是做一名编辑,但是作为一名大学生,我目前应该把精力放在现实生活上还是自己的梦想上呢?

这个问题我最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编辑出身的。你的话说得太悲观了。你的愿望就是做一个编辑,你居然觉得这是个梦想,和你的现实毫不相关。

我想告诉你的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成为一个编辑比成为一个厨师要简单得多,真的。你要想成为一个厨师的话还得读一个烹饪学校,而作为一个大学中文系的本科毕业生,做编辑应该是你的基本功。你只要真正读好四年大学,字词句功夫过关了,任何一个地方——中国需要海量的编辑。我当图书公司老总的时候,就是招不到好编辑。你们写篇文章拿过来,让我能够改不出一个错别字来我就佩服你们了。

如果一个大学中文系的本科毕业生,自己还是满篇错别字,那你怎么能够当编辑,去给人家做校对,改错字病句?编辑很简单,伟大的编辑都是从校对开始的。更不要说伟大的图书公司老板。但前提是你一定要过字词句的基本功,这是多么简单。但在一个电脑时代,你能够看出别人的错别字病句吗?你会为一个简单的文言文做好句读吗?我对今天的大学中文系学生多少怀有一些隐忧。

本来这是一份很近的工作,但却因为你连基本功都不具备,使得它好像变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事情,使得它让你发出一个幽叹,觉得会和你的现实生活产生冲突。实际上你当个编辑就解决了你的现实压力,一个编辑在这个社会,工作报酬不低,社会地位不低,是美好的事情。我希望你充满自信地打好基本功,然后大胆去应聘编辑,中国有五百多家出版社北京占了一大半,缺的就是编辑。小兄弟一定要充满自信,谢谢。(掌声)

听众:野夫先生,我想问的是,你一直在路上是因为您的理想和现实有差距吗?还是你天性就更习惯在路上的这种感觉呢?

野夫:我仔细分析过自己,到现在,孔夫子说“五十而知天命”,我已经五十了,我突然发现,我就是喜欢在路上。

听众:如果一直到四十岁都找不到理想和现实的契合点,一般人还会像你一样选择在路上吗?你会一直坚持在路上吗?

野夫:我想我会。但是多数人可能选择这条路还是困难的。因为除了勇气之外,他还要热衷于在路上。在路上它也有所谓“人也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我自己还有点乐淘淘的。

听众:谢谢先生,还有就是我也是来自四川重灾区的,谢谢先生为我们做的这些事。

野夫:(谦虚笑)不客气,谢谢。(掌声)

听众:野夫先生,您好,我想我问的这个问题可能比较辛辣一点。

野夫:嗯,没事。

听众:您刚才用了“野兽”一词,但我觉得您还是不够有野性。因为第一个男生提的那个敏感问题您没有直说,我很喜欢那种特立独行的人,比如韩寒,他就敢于揭露一些更多政治方面的问题,非常鲜明的批判,根本不管那些去粉饰的人。

野夫:我听懂了,我来回答你的问题。我其实非常愿意接受你的指责。(竖大拇指)这是对的,这说明你是一个好人。但是我为什么不清楚地回答第一个同学的问题呢?——虽然我是一个敢讲实话的人,是一个勇敢的人,我甚至是一个敢坐牢的人,但是我同时是一个讲“江湖道义”的人。江湖道义告诉我们,不要给朋友带去麻烦。我自己讲了,我屁股一拍回北京了,没有人能管得了我。但是有可能会连累在座的老师,你一定要体谅他们。我对这个制度的认识要远比你深得多。我为了道义不得不放弃一部分勇敢,请多体谅。(掌声雷动)

野夫:(纸条)你说你是一个体制外的人,你是如何界定体制内和体制外的?

(笑)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界定。体制内外之分,几乎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才有的一个政治学、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概念,一种身份。通常认为,凡是国家公务员,党政事业单位,在这样单位工作的,终身工作是固定的,工资是固定的,这个我们称之为体制内;凡不在党政事业单位、国家单位工作的,都叫体制外的人。哪怕你是一个煤老板,哪怕你身价过亿,你还是体制外的人。

野夫:(纸条)你倡导我们要为这个社会的改变做点什么,尤其是当今中国的民主改革制度。您是如何看待……这个同学的字我有些不太……(笑)不太熟悉,(默念)……比如体制……我回答一个大意吧。

中国的民主制度改革,这个不光是我们在说,你们要是看党中央每年的各种政府报告,其实从来都没有放弃说民主,法制这些话题,温家宝讲政改今年以来讲了七次,这种改革不仅是总理在这样想,不仅是我在这样想,中国有无数的知识分子都在这样想。但是民主不是一天建成的,它首先需要每个人公民意识的觉醒,你要意识到你在这个国家是公民而不是臣民。而一个公民也应有公民的基本素质,基本道德和基本原则。当我们每个人都做好基本公民的时候,我们离民主就更近了一步。谢谢。(掌声)

野夫:(纸条)这个问题简单归纳就是说,如果人生再来一次你会怎么选择?

我觉得我还是会这样选择。用宗教的观点来看,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不是第一次,有可能是无数次来过这个世界。就像我跟你们,都可能不是第一次相会,可能我们有过前世无数次的缘分在一起聊过天。(笑)这是一个宗教观点,也可能是存在的。那么,假如还有来世的话,我还是愿意选择我的生活,也还是愿意选择,像今天这样和诸位会面。谢谢。(掌声)

主持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提问了。野夫老师,用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我们讲了在他行走的路上有关文学和写作的事情,并详尽地回答了我们的提问。让我们再次感谢野夫老师为我们所做的精彩讲座。(热烈的掌声)

野夫:感谢大家,耽误大家休息吃饭时间。另外我要说一句,从今天的提问来看,长治学院的学生是很有素质的,很多问题提得都挺好。感谢大家。(持续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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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年 1 月 23 日 — 野夫:在路上的人生与文学 […]

  2. […] 社会万象.标签: 人物, 刘震云, 演讲相关文章:2012 年 1 月 23 日 — 野夫:在路上的人生与文学 (0)2012 年 7 月 6 日 — 【BBC】芮成钢:中国最成功的商业新闻记者 (0)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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