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实“四民主义”

发布: | 发布时间:2012-01-22,星期日 | 阅读:1,035
作者:许章润

许章润,安徽庐江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资料图片)

新年发愿,几多期许,依然有梦。这里,单挑一条:请坐实“四民主义”。其中,主要谈的是“权为民所赋”。

I.

理论上讲,民国政制立基于“三民主义”,其之取替王朝义理和帝制道统,为中国政治开一新局。此脉理路,几经辗转,历经顿挫,最后终于宝岛开花结果,使得如同香港是大中华“先法治起来”的地区一样,宝岛成为中国“先民主起来”的地区。民主法治均已居地生根开花结果,正说明中国文明具有宽和的包容性和自我更新的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几年前,中共倡言“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曾有海外媒体誉为“新三民主义”。的确,这一套话语铿锵有力,涉及权力、利益和情感等重大公共资源,标示着一种权力下倾的和解姿态,释放出沟通和回应的政制善意。但也正因为这一姿态,反而暴露出了它的恩赐式、施舍式的居高临下,一种单项度的、非平等互动性的绝对主义格局,而终究未曾回答“权力自何而来?”、“为何你有权力?”以及“你是如何获取权力的?”等等事关政治正当性的大是大非,使得这一话语如同“小康社会”一样,不过是一种前现代的言说,了无相互承认法权蕴涵的自说自话。实际上,它也是一种似曾相识的革命话语的翻版。过去讲“为人民服务”,讲“同吃同住同劳动”,讲“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过就是这一套。而现代政治和前现代政治的根本差别,就在于前者在立宪民主的语境中回应了此一重大追问,奠立于“同意”及其授权的“统治”这一法理基础之上。在此情形下,直到前不久,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讲话中,始添加上“权为民所赋”,算是明确回答了政治统治的正当性这一根本问题。如果说“新三民主义”意在努力表征政制合法性,那么,“权为民所赋”恰可进境于政治正当性。若果真能落实,凡此四项,合为“四民主义”,并当奠立政治统治之正当性矣。

总之,“四民主义”庶几乎算是一个关于政治正当性的完整言说,一种奠立政权合法性的大纲式架构。中国此刻急务,就是坐实“四民主义”,特别是以制度性安排和实践性操作,将“权为民所赋”形诸公民的政治实践,真正回应“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表征现代政治的根本承诺,而为万世开太平。

II.

我们知道,一百多年来,中国处在一个社会历史文化转型的非常时段,所谓“中国革命”的长程历史之中。在此时段,“救国”和“建国”构成其主旨,要求将政道和治道通盘换过,以应对“中国文明和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与“政治统治的正当性”这两大危机。自清末的改制更张,至1911年的“第一共和”和1949年的“第二共和”,下迄1980年代逐渐启动的“改革开放”,其间千头万绪,综理大端,不外乎四项。此即“发展经济-社会,建构民族国家,提炼优良政体,重缔意义秩序”。其中,“提炼优良政体”旨在重缔“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期期于中国政治上轨道,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于“政治上有办法”,是最大的政治,可谓重中之重。但是,恰恰在此,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始终如同世纪梦魇,一直未曾获得彻底解决。帝制王朝以“君权神授”解决这一问题;进入新中国后,“三民主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式的丛林法则以及“人心向背”也曾一度解决或者暂时悬置了这一问题。而仅有理论上的宣示,特别是采取“悬置”或者“屏蔽”之策,终究无法代替对于这一问题的实质性解决。时至今日,此一问题早已再度浮现,为世人所熟识而共知,亦为世人所同情而共虑者也。

解决政治统治的正当性问题,也就是在中国这一浩瀚的文明时空,重新赋予政治以道统与政统。此间一个插曲是,作为一种暂时屏蔽或者悬置之策,1978年后标榜的“改革开放”,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政制合法性”,标领“发展是硬道理”,确实至少暂时缓解了或者说推迟了对于“政治统治的正当性”这一根本问题的终究性追问。然而,时至今日,中国出现了“三化”与“三局”,不满情绪蔓延国中,使得这一问题再度不可避免地进入国人视野,仅仅秉持空洞的“改革开放”来说事已然不够了。换言之,随着中国社会体制的“固化”、政治体制的“僵化”,尤其是最近几年自上而下基于“维稳”而出现的“反民主化”,导致中国社会和政治出现了“困局”与“危局”,致使人心思变,希望出现实质性的改革之“变局”。置此情形下,本属正面的“改革开放”,在一般大众心目中,似乎成了反讽,早已不敷铺展政治正当性之用了。因为,君不见,一些地方政府的殃民之策,谋政府一己私利的歪招,包括发改委关于油品涨价的种种诿辞,其之出台与说项,不都是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吗!“改革开放”这一满载国民美好憧憬的旗帜落入今天这般田地,夫复何言。

在此情况下,“新三民主义”虽然表达了政治和解的姿态,甚至革命平民主义的愿景,希望藉此“夯实”合法性与正当性,但却远远不够。只有加上“权为民所赋”,才算回应了“政治统治的正当性”这一根本追问,将政权的正当性奠立于人民基于同意的授权基础之上。实际上,往回看去,一部现代政治史,从英国革命,至美、法革命,到俄、中革命,以及今日燎原于北非中东伊斯兰世界的革命之火,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也是衡量一国是否进入现代的标志,就是其政权的来源问题。换言之,以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的方式,基于同意和主权者人民的授权,在一种平等互动的相互承认法权关系之中,赋予政府以治权,才是现代政权和现代政治。否则,拒绝回答政权来源、高高在上施舍式的姿态表明的,不过是一种前现代的威权主义政治罢了,一种家父式的绝对主义。这不是与时俱进,而是逆流。其实,按照现代治道,国家是一个超大型公司,政府只是作为代理人来进行治理,全体人民作为股东,在赋予其权力的同时却保留着撤换代理人的权利,经由阶段性、公开化和仪式性的民主程序,随时可以收回这一权力,本不是什么新鲜事情。“权为民所赋”,有助于朝此思路迈进,进而建设现代中国文明的政治秩序。

III.

可以说,人类现有的政治想象力和制度想象力所能穷尽的优良政体,不外乎就是建立在自由而平等的个体横向联合基础之上,以“同意和授权”为机轴而构成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亦即“立宪民主政体”。由此才有政制意义上的“命令和服从”,也才有社会景象意义上的“政通人和”、“长治久安”以及“天下太平”。此为最佳政体,道尽了“历史终结”的基本含意。其间精髓,就是“权为民所赋”。

“权为民所赋”这一命题,其“民”为“人民”,其“权”指“政权”,至少意味着下列三项命意。首先,实现人民身份的法权和政治还原,兑现人民的政治位格。通常所谓的“人民”,作为一个集合概念,甚为空洞,如若不能还原为具体而实在的法权和政治身份,毫无意义,不过是理论家书斋的专用名词,甚或不过是政客嘴上的挡箭牌罢了。在现代立宪民主法政哲学看来,设定为“自由而平等”的个体,我们这些芸芸众生,首先是血肉之躯,自然的产物,无法免于吃喝拉撒,作为“自然人”和“市民”,秉持自然法权和市民社会的生活法则。又因为分属于不同的种族、民族和族群,由此而有“族民”这一身份,以及基此而来的文化、社会和政治、法律的认同。就现代情势而言,广袤地球遭人为分割为彼此分立的一个个独立共同体,其基本政法单元是民族国家,因此,我们必定隶属于某一特定国度,决定了“国民”是我们无法摆脱的身份。对于国家的政治忠诚,引导出公民爱国主义,以及附着而来的权利义务,造成了又一身份,即“公民”。字面上来看,公民有种种权利义务,其中最为核心,也最具力量的一种,就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平时政府治理,奉行“命令与服从”之则,何曾奈何得了它和他们。只有在特定时刻和场合,即“公民”转化为“选民”之际,权力才会俯身,讨好选民,并听命于选民。因此,公民必得藉诸真实而例行之选举,才能蜕身而为选民,也才有制衡之杀手锏,由此获得首先自保,进而互保之权能。因此,我们这些人,作为“市民”、“族民”、“国民”和“公民”,特别是兑现公民权能的“选民”,集合而为一个政治联合体“人民”,这样的“人民”才有点意义,也才不枉当一回人民。如此这般,“人民”才不只是“老百姓”、“群众”或者“人民群众”这种前政治的存在,而进境为一个政治存在,才有力量。“人民”和“自由而平等的个体”,就这样互联曲通,展示着现代政道,为现代治道铺路。

其次,尊重和保障公民的组织化生存。我们作为公民,一个个分散的个体,面对建制化的政权,庞大而复杂的政府机构和商业帝国,一幢幢森严大楼,总体而言,都依然是孤独无助、软弱无力的。无论是在威权主义体制之下还是在立宪民主国度,此种情势,一般无二。因此,让市民、族民、国民和公民获得各自的社会政治空间,充分拓展,生活于自组织化的时空之中,于自由结社中兑现各自的社会、法权和政治身份,进而凝聚各自的经济、社会、法律和政治力量,是“权为民所赋”必得延展的政治含义。农民工为何惨遭盘剥,沦为中国社会最底层,还不就是因为一盘散沙,没有自家的组织嘛!没有自己的组织,谁能替你说话呢?谁会为你撑腰呢?!就如大学教授多半不是所在基层单位党委书记的对手,就是因为教员是非组织化生存,而他们却凭藉严密建制,直能翻云覆雨,想整你就整你,想怎么整你就怎么整你呢!换言之,农民和农民工可以自我组织农会工会,教员可以自己团结组织教师公会,一如大家看了《建党大业》后,整个“党”这类组织化生存的东西玩玩,这样才算是真的公民,这样的公民也才真的有力量。此时此刻,“我们人民”,这些号称“自由而平等”的芸芸个体,好家伙,还真就不负所托,像模像样地履行“权为民所赋”之赋权职能呢!因此,自另一面言,果真有意兑现“权为民所赋”,请从兑现宪法早已规定的“结社自由”起步。就此而言,广东省以地方性实践率先有限度地放开社团登记,算是朝此迈出了一步。——中国的事情这么多,又这么烦,没有千千万万的各种市民和公民社团来协助打理,自我打理,光靠一家一派,哪里忙得完,如何理得清!

再次,以建制化的程序安排,亦即真实的选举,直至大选,落实赋权进程。在组织化的生存中,大家由公民化身为选民,每个人手上都捏着一张选票,一人一票,同票同价,经由公开、直接、竞争、差额的选举方式,直观地、阶段性、仪式性地履行“人民赋权”的过程,从而,群策群力,为这个政权和权力建立正当性基础。此即一套现代民主政治的具体运作方式,宝岛同胞基本玩上路了,连非洲兄弟都在玩,不少玩得还不错,早已深入人心,家喻户晓,无需多费口舌。

诸君,经此过程,奠立于“权为民所赋”基础之上的政治统治兑现了两个立宪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也是其赖以实现的基本机制。第一,通过这种机制,将人民主权建制化为国家主权,国家主权在具体化为特定政府的治权之际,并落实为人民的立法主权,实现主权和政权、政权与权力以及人民与政府之间彼此互为犄角、良性互动的政治局面。第二,兑现了承认政治,体现了尊严政治。基于“同意”的双向承认,以及承认政治所牵扯到的尊严政治,构成了现代政治的骨干;没有承认、基于承认的同意,以及因为我同意授权于你,我并且有权撤换授予你的权力而来的权利,则尊严无从谈起,“人民”将成为笑谈。刻下中国参与热情高涨,却无实现的体制化渠道,使得基于公民身份自我认同的尊严受挫,导致伴随“参与赤字”的,是无语彷徨和怒火难抑的“尊严赤字”。“参与赤字”表明一种政治危机,可能成为政治革命的引擎;“尊严赤字”反政治,逆体面生活与正派社会的公民愿景,表明一种社会危机,弄不好点燃社会革命的怒火。两项赤字,客观存在,仅仅喊“权为民所用”,或者“情为民所系”没用。相反,要靠兑现“权为民所赋”来化解,可能,也才可能化解。

当政者一直倡言民主法治,但迄今为止尚未拿出一个“时间表”来。国民的焦躁,一般大众的不满,知识界的担忧,不少渊源于此。当年清末新政许愿以九年预备立宪;民国政制则标举军政、训政和宪政三期,承诺逐期推进。现在的当政者只是笼统说“不懈推进民主法治建设,逐步……”如何如何,太过缥缈,让人望不到头,不禁怀疑其政治诚意。因此,我希望今年换届后的新一届政府,诚诚恳恳,能够拿出一个实实在在的“时间表”和“行动图”,比方说三十年实现立宪民主,头五年怎么做,后五年怎么做,再过五年又怎么做,2020年大学不再设立党组织,2025年省长直选,2040年举行全国大选,诸如此类,等因奉此,均载明于“时间表”与“行动图”,相信大家都能理解,可能也都会拥护。虽说计划赶不上变化,未来的变数甚多,不可控随机之情随时可能发生,但当政者能够开示愿景,标明奋斗目标,才能凝聚人心,提高士气,在让大家看到希望的同时,提高自家的信用等级,这叫做“大家”的全体国民和公民,“我们人民”,才能跟你一起干。

IV.

说到这个地方,一起往回看看,各位想必都知道,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极权国家,也出现过极权社会。一般而言,所谓右翼极权体制多为集权国家。如拉美的专制国家,1975年前的西班牙、希腊,“解严”前的宝岛,等等。但是,这些国家不存在集权社会,社会享有较高的自我治理,舞照跳,马照跑,咖啡照喝,小资麻麻。与此不同,左翼极权政制则集“极权国家”和“极权社会”于一身,不仅政治领域绝对不许碰,就是社会生活,也管得铁板一块,密不透风,连发型和裤子,都不许越雷池一步。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集“极权国家”和“极权社会”二重结构于一身,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两方面均有所弱化。特别是社会一面,其中又特别是市民社会这一层,放开得更多一些,已非旧说所能框含,真正是进步多多,相信大家自有公论。六、七十年代,美国一个很有名的教授写过一本书,说近代英国是一个“新国家、旧社会”,而1776年立国的美利坚,却是一个“新社会、旧国家”。套用此话,我想,今天的中国既是一个新国家,也是一个新社会;同时,既是一个旧国家,又是一个旧社会。如此模模糊糊,藕断丝连,关键就在于,它的全体公民尚未获得组织化的生存,依然是以孤立、无助、分散的个体来面对建制化的政府和政权,因此,公民社会一面尚待发育。毕竟,光有市民社会不够,社会的政治热情需要有公民社会来容纳和承载。另一方面,虽说“改革开放”多年,但政治领域尚未开放,因此,“权为民所赋”不见落实,政治上依旧是一种威权主义形态。因此,今天吁请坐实“四民主义”,特别是兑现“权为民所赋”,既在“建设新社会”,更在“建设新国家”。它们合而为一,就是“新中国”,十三万万人的温馨家园。而起步则是让每一个个体的手心里捏一张选票,以切实的体制安排让全体公民分享祖国政治昌明的大国荣光。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举国欢腾,当时胡风作诗,高咏“时间开始了”。梁漱溟先生当年作文,核心论题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制度变革,不过依然是“朝代更迭”罢了。体制并没有重大变化,中国的问题依旧,关键是政治要上轨道。1987年,梁先生说我的观点没有变,中国的政治一直没有上轨道。今天看来,中国最大的软肋,实为优良政体尚未最后成型,依然表现为“政治上没有办法”,政治没有上轨道。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能够站得住脚的、具有正当性的优良政体,则一切经济成就,均难掩其弊。直白而言,没有民主法治这两项,真是软肋呢!它甚至影响到了“祖国的统一大业”。这不,台湾动不动放话,小模小样的,什么“以自由民主宪政统一中华”,搞得这边不敢接招,问题就在这里。

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此消彼长,构成了晚近90年中国政治的重要一脉。迄而至今,各有消长,可分为“里子”和“面子”两方面来谈。就里子来看,共产党可能略占下风,因为推翻帝制王朝政治,为两千年来的中国政治开一新局,再接续以台湾作为实验空间率先实行政党轮替和民主政治,使“旧中国”步入“现代中国”,实现威权政制向现代政治的转型,国民党尽力于前,获誉在后。就此而言,着眼长远历史评价,共产党可能比国民党的评价要低。就面子来看,则国民党退守台岛,不仅因为专制腐败,而且因为缺失国家能力,表明还是共产党有办法,而且,此后更是以六十多年的打拼,让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全体国民与有荣焉。就此来看,则共产党所获评价一定高于国民党。不过,事情并未到此结束。因为,到目前为止,如果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走向民主宪政,在中国全境实现政治民主化,则祖国统一大业不待人谋而后成,里子和面子俱全,其历史评价必定高于对岸,此无疑问矣!

V.

随着美国的中东战事和“反恐”战争告一段落,原来中国领导层所预估的迄止2020年长近20年的战略机遇期,可能提前结束,而伴随着全球的经济恶化,东西、南北之此消彼长,内政的恶化会不会随之出现?换言之,外部势力的挤压和国际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也许会导致当政者基于种种考量,特别是危机感,而将内政的改革一再延后。或者,以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别出枝节。因此,值此情形下,外部环境的恶化会不会导致内政恶化,我想这是需要在今明两年特别加以警惕的。

晚近几十年,全球范围内,不分东西,政坛呈现的是一种普遍的平庸化现象。的确,重大问题既已解决,剩下来的不过就是看家护院罢了。类如当年美国“新政”之际的政治家和吾土邓公式“拨乱反正”的领袖型人物,不复见矣。包括中共这一届十年的领导,都是平庸政治的产物,典型的六十年代初期中国工科教育的产品。如笔者此前在“身份认同、世俗化与世界体系”一文中所述,其之历史愿景阙如、缺乏立足于此刻而观照“过去”与“未来”的宏大气象,普遍丧失社会理想与阳刚浪漫的民族主义,只有当下、此世与“我”,竞技状态萎靡,仅仅以忙碌于一己的谋划为已足,最多不过围绕着GDP打转,持守浅薄的工商主义立国路线,成为一代人的写照。此不独中国,北美、欧洲和东亚,表现不同,但大都属于此种“维稳”的行政路径,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拒绝改革和开拓的平庸政治时代。全世界范围内,包括欧美这一曾经引领人类近代历史的火车头在内,都出现了这种情况,似乎说明了一个问题,即西方“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以还,孕育于欧洲的现代道义精神、责任伦理与思想力量,历经三、四百年的运转,好像消耗得差不多了,老大疲惫。中国自清末积攒下来的思想资源,1980年代以来启动的改革势能,似乎同样萎靡不堪,无所作为了。下一步怎么办,这是摆在我们全体汉语文明中国知识人士面前需要思考的问题。与此同时,西方社会饱享六十余年的优势红利,造成整个政制以向国民透支“福利”或者“自由”来获取治权,导致世界范围内的国民腐化现象,实在令人触目惊心。当下中国情势不同,但是国民的腐化伴随着官场的腐败,似乎亦且抬头,正需认真对待。如果说欧美式的国民腐化渊源于民主政体老大疲惫,因而需要注入新料,以资更新的话,那么,中国式的国民腐化则多来于公民人格不彰、人民未曾发育成型,因而,治疗方子当在启动民主进程,给人民以自我政治培育的机会。此处牵扯多端,限于篇幅,无遑深究,另当详论。

总之,当此之际,中国恰恰不能放松内政改革,相反,却需以内政的民主化来迎应国家间政治的大博弈时代,通过建构优良政体实现立宪民主和人民共和,完成百年转型的最后一役。优良政体不限于“立宪民主”和“人民共和”,但绝不可缺此选项。在此,时代呼唤“政治决断”。半新半旧之际,进退维谷之时,一定要有“政治决断”。真正的政治家不同于凭借熬年资、听话而爬上来的行政官员,更不同于虚与委蛇的政客,就在于秉获大历史视野,以政治决断为己任,并且敢于实行政治决断,将历史打上自己的鲜明烙印。中国今日需要此种政治家和政治决断,以突破“勃列日列夫式”闷局,推转历史前行。

* * * * * *

的确,如盛洪兄今天会议开始所言,此刻中国,读书人当以理性和平之心,秉持风雅之态,在“德”与“位”、“理”与“势”的平等互动中,臧否国事,把脉国是,而寄望于当政者惟勤惟谨,好自为之。不到万不得已,我相信,没人会放弃改良主义的渐进路线。小步子慢慢跑,跑个不停,一直跑向目的地,其实优于大哄大起,疾走疾停。就字面来看,现有的宪法、法律和制度,类如《宪法》第35条,不少堪当良法良制,不输欧美,问题只在实践中如何忠实执行,并非必须另起炉灶。可能,坐实“四民主义”,特别是“权为民所赋”,是切近此种理路的一种较为不坏的选项。既已许愿,意思表达清楚了,话也就到此为止了。

2012年元月13日改定于清华无斋

[本文为清华大学法学院许章润教授在2012年1月10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中评网主办的2012「新年期许」论坛的发言修订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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