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休谟:我的自传

发布: | 发布时间:2021-07-19,星期一 | 阅读:24

编者按:本文收入欧内斯特·C.莫斯纳:《大卫·休谟传》,周保巍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附录部分,第653-659页,首发于“政治哲学与思想史”,在此鸣谢!

一个人写自己的生平,如果说得太多了,总不免有沽名钓誉之嫌,所以我的自传力求简短。人们或许会认为,我竟擅敢写自己的生平,这正是沽名钓誉的一个实例。不过,这篇文字所记载的无非是我的文字生涯,而我的一生也差不多都消耗在舞文弄墨中。此外,我大部分著作的初次成功也并不足以成为虚荣的对象。

我是在1711年旧历4月26日在爱丁堡出生的。我的家世不论在父系方面或母系方面都系出名门。我父亲的家系是霍姆伯爵,或休谟伯爵家系的一支;至于我的祖先们,则历代以来曾领有我兄长所领有的那些产业。我的母亲是法尔康诺爵士的女儿(法尔康诺是苏格兰法律同人会的会长),她的兄弟曾世袭了赫尔克顿勋爵的头衔。

不过我的家境并不富裕;而且在兄弟中我排行最小,所以按照我们国家的习俗,我的遗产自然是微乎其微的。我父亲算是一个有才干的人,当我还是婴孩时,他就死了。他撇下我和一个长兄,一个姐姐,由母亲来照管我们。我母亲是一位特别有德行的人,她虽然年轻而且美丽,却全身心地扑在子女的养育上。我受过普通的教育,成绩颇佳。自幼,我就酷爱文学,这是我一生的主情(ruling passions),也是我快乐的不竭源头。我因为好学,沉静而勤勉(my studious Disposition,my sobricty,and my industry),所以众人都想,法律才是适合我的行当。不过除了哲学和一般学问的钻研外,我对于任何东西都感到一种不可抑制的嫌恶。因此,当他们以为我正在披阅沃伊特(Voet)和维尼乌斯(Vinnius)的时候,我实际上在暗中贪读西塞罗和维吉尔等诸位作家。

不过我微薄的家资实在不适宜于这种生活安排,而且我的健康也因为太过用功的缘故,受到了些许损害。故而,我就跃跃欲试(或者毋宁说迫不得已),想小试身手,以求进人一种较为积极主动的生涯中。1734年,我曾带了几封推荐信到布里斯托去找几位驰名的商人。不过几个月后,我就觉得那种生涯完全不适合我。我于是去了法兰西,打算在乡下隐居,从事研读。我在那里就制订了一生的计划,并在此后一直孜孜以求,结果也算不负所望。我那时力求节省,以弥补资产的不足,以维持我的独立生活。并且,除了在文学中培养我的才能,我决心将其他一切事物都视为草芥。

在隐居法国时(最初在兰斯,不过后来大部分时间却在安茹郡的拉弗莱舍),我写出了我的《人性论》。在法国舒服地度过了3年之后,我于1737年返回伦敦。并于1738年末印行了我的《人性论》,随后我立即回乡省亲,探望了我的母亲和长兄。我的长兄住在他的乡下老宅,很精明地努力增益他的家业,而且颇为成功。

任何文学尝试都不及我的《人性论》那样不幸。它一刊印出来就像是死产,无声无臭的,甚至在狂热者中也不曾激起任何怨訾。不过我的天性原是愉快的、乐观的,所以不久便从此次打击中恢复过来,而且在乡下孜孜不倦地从事研读。在1742年我在爱丁堡印行了我的《随笔》(Essays)的第一部分。这部著作颇受人欢迎,所以不久我就完全忘了从前的挫折。我和我的母亲及长兄继续待在乡下,并且在那时候,重新温习了希腊文——在幼年时,我对它多有忽略。

1745年,我接到安南戴尔侯爵的一封信,邀请我到英格兰与他一块生活。我同时还发现:这位青年贵族的朋友和家人,都愿意让他受我的照料和指导,因为他的心理和健康的情况都需要这样做。我和他一道生活了12个月。在那段时间,我的这些任职将我的微薄资产大大增益了。此后,我又受到圣克莱尔将军的邀请,作为他的秘书随他一道远征。这个远征团原本打算要去加拿大,但结果却侵人了法国的海岸。第二年,也即1747年,圣克莱尔将军率军事代表团出使维也纳和都灵的宫廷。他再度邀我随行,仍做他的秘书。我于是穿着一个武官的制服,以副官身份被介绍到那些宫廷里;和我同去的有厄斯金爵士和陆军上尉格兰特——即现在的格兰特将军。我一生中只有这两年中断了我的读书生活。我那时日子过得很惬意,而且出入于上流社会。我因为担任了这个官职,再加上力事节省,所以就积蓄了一笔资财,我白认为这笔资财足可让我过一种自立的生活。虽然我这样说时,大多数朋友多嘲笑我。总而言之,我此时差不多拥有了1000镑的身家。

我向来认为,《人性论》的刊行之所以失败,多半是由于文风的不当,而不是由于意见的不妥,而我之仓促将其付印,乃是最鲁莽的一件事。因此,我就把那部书的第一部分重新改写了,以《人类理解研究》为名出版。这部新书出版时,我正在都灵。不过这部书起初并不比《人性论》更为成功。自意大利归来后,我灰心丧气地发现:全英国都对米德尔顿博士(Dr. Middleton)的《自由研究》发了狂,但我的作品却无人问津。我早先在伦敦刊印的《道德和政治随笔》,到此时又出了新版,不过也并不受欢迎。

不过由于我天性乐观,这些失意事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大的影响。1749年,我回到老家,与我的长兄一道在他的乡下老宅住了两年,因为我的母亲在此时已经辞世了。在那里,我撰写了我的《道德和政治随笔》的第二部分,取名为《政治论衡》(Political Discourses)。此外,我还撰写了《道德原则研究》(I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 of Morals),这是我重新改写过的《人性论》的另一部分。与此同时,我的书商安德鲁·米拉告诉我:我先前刊印的著作(除了那个不幸的《人性论》)已经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销量也逐渐多起来,而且社会上还要求再版。一年之中,牧师和主教们的回应文章也有两三篇,而且根据沃伯顿博士(Dr. Warburton)的嘲骂,我发现:在上流社会中,这些书开始逐渐地受到了重视。但是,我曾下定决心,绝不答复任何人,而且终生不移。我的脾气既不容易发怒,所以我就容易摆脱开一切文字上的争讼。这些预示着我正声名鹊起的征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因为就天性而言,在看待事物的时候,我总爱看积极的一面,而不爱看消极的一面。我想,一个人如若有了这种心向,远比生在年人万镑的豪富之家还要幸福。

1751年,我从乡下搬到城里——这才是文人的真正舞台。1752年,我的《政治论衡》于爱丁堡一一我那时正卜居此地——刊行。在我的所有作品中,唯有这一部在出版伊始就获得了成功。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它都大受欢迎。同年,又在伦敦印行了我的《道德原则研究》,在我看来(我自然是不该自行判断的),在我的所有著作中(不论历史的,哲学的和文学的),这部书是无双的。但是它出版以后,却根本就没有引起世人的关注和注意。

1752年,苏格兰律师公会(Faculty of Advocates)选我为其图书馆的管理员,这个职务的薪俸相当寒薄,不过却使我可以掌管一个偌大的图书馆。于是我就拟定了一个计划,准备着手写《英国史》。不过要叙述1700年间的历史,想起来就令人害怕,所以我就从斯图亚特朝继位开始写起。我以为,主要是从那时起,出于党派偏见,历史写作中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现象才开始出现。我承认,在当时,对于此书的成功,我是颇感乐观的。我曾想,身为历史家而能将现世的权力、利益和权威,以及大众成见的呼声,都齐之不顾的,唯有我一人。而且,既然这个题材可以将我的才情一览无余的发挥出来,所以我也期待得到相当的赞赏。不过我受的挫折也太过可怜。人们都攻击我,向我发出斥责,非难甚至厌恶的呼声来。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辉格党,托利党,国教徒,新教徒,自由思想家,宗教家,爱国者,宫廷中人,都众口一词地对我大光其火,因为我竟敢对查理一世和斯特拉福德伯爵的命运洒一掬同情之泪。更令人丧气的是:当他们第一波愤怒的狂潮迸发之后,这部书似乎已被世人们抛至九霄云外。米拉先生告我说,一年之内,他只售出45部。实际上,在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我几乎不曾听说有哪一位能容忍我这部书,对那些显贵或文豪而言更是如此。不过英格兰大主教海林博士(Dr. Herring)和爱尔兰大主教斯通博士(Dr. Stone)却似乎是两个凤毛麟角的例外。这两位主教曾经分别捎口信给我,嘱我不要气馁。

不过我得承认,我最终还是气馁了。若不是当时英、法两国爆发了战争,我肯定会退隐至法国的某个省城,改名换姓,再也不回我的母邦。不过这个计划在当时既然不甚合乎实际,而且后面的卷帙也大有进展,所以我就决心鼓起勇气,继续努力精进。

在此期间,我在伦敦印行了我的《宗教自然史》以及其他的一些短章。它虽发表于世,却相当地湮没无闻,只有赫德博士(Dr. Hurd)写了一本小册子来攻击它,带有沃渥顿学派所特有的那种偏执,暴躁,傲慢和刻薄。相对于其他作品所遇到的冷遇和漠然,这本小册子算是给了我些许安慰。

1756年,在第一卷出版之后2年,我的《英国史》的第二卷也出版了,这一卷涵盖了自查理一世之死到(光荣)革命这一历史时期的英国史。与上一卷相比,该卷较少引致辉格党人的不快,也较受欢迎。它不仅提高了自己的地位,而且也让其不幸的兄弟得以抬起头来。

不过,我虽然凭经验知道:辉格党握有一切可以赏赐的政治和文学方面的权位,但是,我仍不愿意屈服于他们那种毫无无意义的喧嚷。所以,就斯图亚特朝前两个国王统治时期的历史而言,作为继续研读和沉思的结果,我虽然在其中改动了百余处,但凡是改动过的地方,几乎无一例外地偏向托利党。真的,要认为此前的英国宪法是一个拥护自由的规范方案(regular program of liberty),那是很可笑的。1759年,我印行了我的都铎朝统治时期英国史。人们对该书所吐露的喧嚷,几乎不亚于斯图亚特朝前两个君主统治时期英国史。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历史特别令人生厌。不过在这时候,对于一般愚人的观感,我处之泰然。因而我继续恬然自足地生活在爱丁堡的隐遁处,并写完了早期英国史,共两卷,于1761年刊印,所得到的只有一点勉强说得过去的成功。

不过,我的著作虽然经受了这样的狂风暴雨,但它们仍然进展顺利,因而书商所给我的版税竞然大大超过了英国此前所知的任何作品的版税。因此,我不仅获得了经济独立,而且富甲一方。我于是退隐至苏格兰的故乡,决意不再涉足世事。那时,因为自己从不曾拜谒过任何一位大人物,甚至也不曾邀好于任何权贵,所以颇为自得,并愿借隐居把这种自得之乐维持下去。现在我既然50有余,所以自己打算在这种哲学的生涯中度过自己的余生。不过在1763年时,我却接到素昧平生的赫特福德伯爵的招请,让我陪他到巴黎赴任大使,而且他允诺我不久即可就任使馆秘书:同时,我实际上执行的也是秘书之职。这个建议虽然富有引诱力,但我起初却辞谢了。一则是因为我不愿意和权贵打交道,二则是因为我恐怕巴黎的礼让文雅,繁华都丽的社交圈,也不适宜于我这样年纪和性格的人。不过那位伯爵既然一再敦请,所以我就接受了他的提议。就快乐讲,就利益讲,我和那位贵族相处,是幸福的一件事。就是后来和他的兄弟康威将军相处,也是很幸福的。如果人们没有见识过其风尚的奇特之处,那他们永远想象不到我在巴黎从各种阶层,各种地位的男男女女那里受到了什么样的款待!我愈是回避他们那过度的礼让谦恭,他们愈是对我表示礼让谦恭。不过在巴黎往,也能得到一种真正的满意,因为那个城市中富有、聪明、睿智而文雅的人们,是全世界任何地方所不及的。我一度曾打算终身定居在那里。

此后,我被任命为使馆秘书。1765年夏,赫特福德伯爵离开我,因为他已经被任命为爱尔兰总督。我做了代理公使,一直等到里奇蒙(Richmond)公爵那一年年底赴任后才作罢。1766年初,我离开巴黎,夏天又去了爱丁堡,我去那里的意思仍和先前一样,仍是打算让自己隐居在一个哲学的隐遁处。我返回那个地方时,比我离开它的时候,虽然不能说是更为豪富了,可是因为赫特福德的友谊,我却有了更多的钱,较大的进项。那时我正打算试试,多余的家资会发生什么结果,一如我先前试验我的小康时那样。但在1767年,我又接到康威先生的邀请,让我去做次官。因为那位先生的人格和我同赫特福德伯爵的关系,使我不能辞去那种邀请。后来我返回爱丁堡,很是富裕(因为我每年有1000镑的收入),健壮,而且虽然年迈,但还希望久享清福,并看着自己声名日起。

1775年春,我患了肠胃症,那种症候在一开始并不曾使我惊恐,不过我想它嗣后却成为致命的、无法治疗的病症。现在我料想死亡是很快的了。我倒没有因为我的疾病受了什么痛苦;更奇怪的是,我的身体虽然很衰弱,可是我的精神从没有一刻消沉。因此,假若要我指出我一生中哪一个时期,是我最愿意重过一次的,我一定会挑出这一段晚年的时光。我的研读仍如以往那样热烈,我的谈笑仍如以往那样快活。而且我想,一个人已经到了65岁,就是死了,也只是截去不多几年患疾的光景。而且我虽然看到,有许多征象,预示着我的文名终究会显耀起来,可是我知道我也只有不多几年来享受它。我到此时对于生命算是最无牵挂的了。

现在我可以回顾一下我的性格,结束此文。我的为人,或者宁可说,我从前的为人(因为我现在说到自己时,应该用这种过去说法;这样一来,倒使我鼓起勇气来,吐露自己的意见),和平而能自制,坦白而又和蔼,愉快而善与人亲昵,最不易发生仇恨,而且一切感情都是十分中和的。我虽是最爱文名,可是这种主情也并不曾使我辛酸,虽然我也几度遭遇挫折。青年人和不自检束的人也乐与我相处,正如勤恳的人和致力文艺的人乐与我相处似的。我因为与歉抑的女子相处,觉得特别快乐,所以她们待我也很好,使我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总而言之,许多人虽然在别的方面都超卓,可是也往往遭到人的怨谤,致使自己不悦。至于我,则不曾被诽谤的毒齿所噬、所触。我虽然置身于各政党和各教派的狂怒之下,可是因为我对他们平素的愤怒处之泰然,他们反似乎失掉了武器。我的朋友们从来没有遇见任何机会,来给我的品格和行为的某些方面辩护。狂热的信徒们并非不愿意捏造并传播不利于我的故事,但是他们从来找不到可以令人有几分相信的事实来。我并不是说,我给我自己所写的这种安葬演说没有掺杂任何虚荣心,不过我希望,我的这种虚荣心并没有错置,这是一种容易弄明、容易稽查的事实。


来源:学术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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