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桩好事还是读书

发布: | 发布时间:2021-02-11,星期四 | 阅读:53

采访人手记: 两年前,我曾与两位好友江松霖、伞擎杨在学人scholar发布过一期博雅圆桌谈(学人对话|谈谈我们经历的博雅教育:古典语言、经典著作……)。后来我们三人各自继续在求学道路上艰苦前行。我在耶鲁留校读博,江兄即将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伞兄已从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毕业,现在正在博士班的申请过程中。

过去的一年除了病毒肆虐,又有美国大规模的社会动荡,终至酿成选举闹剧,震惊全球。值此世态骚然之际,我一直在思索青年读书人可以做些什么,因此最近先与我的越南裔好友阮瑞丹完成了一篇访谈(君子学文以成人:专访越南儒生阮瑞丹)。与阮君畅谈后,我感到意犹未尽,于是邀请江、伞二兄再续前缘。两篇文章的侧重虽有不同,但是核心都是重申阅读经典对砥砺智识、培养情操的重要性。这样的话从名家口中说出也许稍感隔膜,现在由三个稚嫩的青年学子现身说法,希望对青年读者们有所启发。

高: 我们从一个具体的问题开始谈吧。最近欧美学界兴起了愈演愈烈的”取消经典”运动。尤其在古典学的范围内,许多高校纷纷削减甚或取消古希腊文与拉丁文经典作品的课程,代之以所谓更体现”多元文化”的作家与作品。不知道二位对此有什么看法?

江: 我人在国内,了解不多,仅就我了解的信息谈一谈。最近牛津大学古典学系据传有动议,要取消荷马史诗和罗马史诗《埃涅阿斯纪》(Aeneid)的必修课。其理据是这些课程对入学前准备不足的学生可能过于吃力,如果取消会令古典学更具普及性。这个观点我难以赞成。根据我本人学习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经验,古典学有”主干”与”旁枝”的区别。有些基础的东西是绕不开的,所以对于真正有志于古典学的同学来说,这种调整并非福音。

《牛津学生报》相关报道我怀疑现在的”取消经典”运动与之前的”政治正确”运动在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其主要发源地当在美国。这种当代人对古典的想象,缺少温和、深入的反思。不过我虽然不支持,但个人面对一场如此庞大的运动,也感到无能为力。

高: 对古典学来说比较尴尬的是,无论你如何挖掘,囿于学科建制的限制,也挖不出太多符合当代左翼话术的东西。比如你再怎么挖,大部分希腊罗马的作家也是男性。一定要在这种话题上搞”男女平权”,无异于缘木求鱼。所以有不少人认为,今后古典学可能会在高校越发边缘化,甚至会走向没落。

江: 语文学研究在任何时代都找不出符合当代文化与政治的内容。可能有些左派确实希望看到古典学没落吧。如果我们把”没落”定义成某种学科不再受大众关注,所谓”沉没到思想的地平线以下”,那我们只能说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下,古典学确实在走向没落。

但是我个人其实不太在意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喜欢的东西还在,只不过研究的范式一直在变化。什么是古典学的内容呢?我认为无非是铭文纸草、词法句法、修辞、哲学论证这几项。这些东西不会消失。我也会继续以我喜欢的方式去研究。

伞: 古典学是一个交叉性很强的综合学科,包括文学,哲学,历史,艺术等等。这个学科的视角必然是语文学的。有些人可能认为语文学视角只适用于存世文献较少的古文明,比如以巴利语为载体的古代佛教文明。所以我们也可以探讨是否应将古典学拆分成上述的几个学科,而不是像现在的高校一样把文、史、哲、艺统统放在古典学系里。

不过话说回来,古典学的研究是否过时了呢?我同意江兄的看法。古典学本来就是在研究过时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个当代社会和古希腊罗马社会一样。古典学的魅力就在于其研究对象是如此不同。

我在圣约翰学院读书基本是按照思想史顺序。这是有道理的。比如先读黑格尔再读马克思,就会看到《资本论》里有很多黑格尔的内容。但是这就难免一个问题:相比较而言,西方古典时期的作品离我们最远。我们可能会领悟到一些古希腊文明的精华,但是我们不太可能认同古希腊人的价值观与世界观。所以也有人说是不是该倒着读,从近现代读起,最终回到古代。不过就我个人兴趣来说,我觉得读古代的书比读现代的书有意思,因为现代人的思维大同小异,而读古人书,则常有新奇之感。

我们就算要打破当下古典学的语文学建制,也不会改变研究对象的异质性,更不会取消古典学千百年来的学科积淀。在从业者方面,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估计还是同一批人。

陈嘉映,《普遍性种种》

高: 现在国际学界也在热烈探讨”西方中心论”的话题。在大陆学界,就我关注所及,有两位重量级学者对”西方中心论”作出了有力反思。孙歌先生多年来一直在强调亚洲不能只生产西方原理的材料,而必须直接生产原理。陈嘉映先生出版了一部书,叫作《普遍性种种》,意在指出西方原理生产出的普遍性在哲学上并不是真正”普遍”的。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引出了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第一,中国的经典如何与西方经典构成有效对话?第二,我们这些钻研西方经典的华人,在这个反思西方中心论的时代风气里又该何以自处?

江: 我们还是要回归个人。什么叫对话?对话如何发生?对话的结构又是什么?我只能说在个人身上,不同文化可以通过最朴素的方式发生对话。一个人可以既读外国书,也读中国书,没有任何问题。

举个例子。古希腊的哲学家,无论是最初的自然主义哲学家,还是之后的智者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人为了探讨”本原”的问题,构建了一整套诘问与逻辑推理的方法。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这套方法与中国先秦哲学都是有区别的。但是这个区别不会妨碍一个人既学习古希腊哲学又学习先秦哲学,作为个人的读者也必然会联系自己当下的生命体验。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这些大问题都要落实在个人身上。

我读西方古典哲学的时候就经常联系中国哲学。比如罗马哲学家赛内卡(Seneca)。他对于”何为良好生活”这个问题的解答,还有他那种坚毅刚强的生活态度,就让我联想到孟子。在他的书信集(Epistulae ad Lucilium)第110号信件中,他阐述哲人当鄙夷虚浮之物(res supervacuas contemnere),比如珠宝、华服、家居装饰等等。这就让我想到孟子的”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但是其实赛内卡比孟子还要激进,在他的第99号信件中,他训斥一个丧失爱子的人,认为儿女情长不是哲人所应有的。这种面对苦难的决绝态度,在儒家看来可能就有些乖于人情了。

Seneca书信集

虽然东西方古典哲学非常不同,但是我读西方古典哲学的时候仍有一种心灵上的亲近感。我们可以反思西方中心论,但是要严谨。我同意这种反思会对非西方的人有利,但是要防止一种思路普及过后的扁平化。什么叫西方中心论?西方中心论又如何与个体读者发生关系?现在有些时候在这些方面讲得比较含混。

高: 奥尔巴赫(Auerbach) 在1952年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叫作《世界文学的语文学》(The Phil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他可能是因为在土耳其生活过很长时间,所以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在西方学者中是比较早的。但是他也指出,搞”世界文学”不能靠大兵团作战,最后还是要靠个体学者的天才与直觉。如果没有一个生命个体的视角,就等于把”人”从人文学科里抽走了。世界文学这种最宏观的东西,反而更要落实在个别学者身上。我在这里开个脑洞,如果他知道孟子说过”万物皆备于我”,陆象山说过”吾心即是宇宙”,大概会引以为知音。

伞: 说到中西对话,就不能不提汉学。欧美的汉学研究基本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学术传统之上。这个也很正常。他们研究的问题,都是对他们自己最有价值的。比如汉学家都比较关注中西交流的历史,也有很多人研究中国的宗教,后者很明显是以基督教为参照系的。老实说,我觉得研究中国文化还得要靠中国人自己。

高: 研究中国宗教最著名的汉学家,我认为首推法国的谢和耐(Jacques Gernet)。伞兄说得对,诗书本是吾家事,中国研究必须靠中国人,不能重现陈寅恪先生当年痛心的”群趋东邻受国史”的场面。

伞: 比较不同文明在刚开始接触经典的时候可能是件很自然的事。比如中国人读到亚里士多德的“美德是两个极端的中点”时会想到“中庸”,读到伯克利的主观唯心论“存在就是被感知”时会联想到王阳明“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但是不是有如此多的可比项其实值得怀疑。很多意义浅的比较只是为比较而比较。

当然也有很多有意义的比较研究。比如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巡游各地,并留下了许多石刻;而在几乎同一时代,印度的阿育王也有刻石立碑的举措。这种相似行为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中印文化交流的线索。再比如法国学者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有一本The Ancient City《古代城邦》,从传世文献分析了古代印度、希腊和罗马的原始宗教。中国读者可能会觉得这种原始宗教和中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上世纪60年代,李宗侗先生翻译这部著作的时候也著有文章,将中国纳入到比较的框架中。总之,比较的方法能不能用,有没有用,还得分情况讨论。在此之前,还是得脚踏实地地做研究。

高: 余英时先生研究中国的时候也处处留心与西方比较。不过老实说,可能是因为余先生的学术训练并没有集中于西方经典,个别地方我感觉流于粗疏了。

伞: 做学问思路要活。我很赞成北宋学者徐积的一段话: “若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于浅陋之学。”(《节孝集》)比较研究的思路总体上是非常可取的,但是要严谨老实。

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我们暂时还走不出胡适”整理国故”的框框,总的趋势还是把中国故有文化纳入西方现代学科的范式中去。这个做法究竟是否可取,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仍然是持开放态度的,不要把这些问题上升到民族主义的高度。

比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可能大家知道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有类似“民为主,君为客”的思想,但黄宗羲从深度和造成的影响上都远不及卢梭。就像物理和化学课本里会讲牛顿和门捷列夫,但不会以同样的篇幅介绍葛洪和沈括,否则就是笑话了。当然后者可以作为轶事了解,或者从中国自然科学史的角度去研究。人文学科也是这样。

高: 我最近越发服膺钱钟书先生的一句话: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即使西方比我们先进,也不说明我们就是两个无法沟通的物种。见贤思齐,这是老祖宗的古训。

江: 古罗马戏剧家泰伦提乌斯在《自我折磨者(Heauton Timorumenos)》里有一句台词: “我是人,人的事情对我没有什么陌生的。”(Homo sum: humani nil a me alienum puto.) 这句话也许有些夸张,因为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在历史上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但是其中的精神我认为是正确的。

伞: 有些根本立场的差异确实难以沟通。比如说我们读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里面提到”宗教奴役人”。有信教的同学对此表示异议,认为人越有信仰反而越自由。这种根本立场上的差异恐怕无法直接交流,不过我们读一些文学作品(比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可以感受到这种宗教感情。就算是互相冲突的观点,也可以融合为一个读者的活生生的阅读经验。这样的阅读才是有张力,有生命力的。

高: 我们聊点个人的问题吧。现在有不少人都在怀疑年轻人还要不要读经典。二位怎么看?能不能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谈一谈?

江: 对我来说,读经典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经典作品既能给我提供精神享受,也有助于我正确的思维观念的养成。但是这些问题没有亲身经验说不清楚。你喜欢哪本经典,拿起来读就可以了。你不读,别人讲得再多也没有用。

忏悔录

伞: 基督教哲学家奥古斯丁(Augustine)在《忏悔录》里说他皈依基督教的契机就是听到一个童声对他说: “捧起来读吧!捧起来读吧!”(Tolle lege! Tolle lege!)结果他捧起了一本基督教圣徒的传记,读到一段话深受触动,就此皈依了基督教。当然我不是在向大家传教,只是想说明读经典其实很简单,拿起来读就是了。

江: 我读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常常感觉我从一个匍匐的状态被他抓起,在半空中翱翔。我读柏拉图的时候,内心的感情波动非常剧烈,甚至可以说有一种眩晕感。比如柏拉图第一部四联剧(Τετραογία ἡ πρώτη)中的《申辩》和《斐多》,以及《理想国》卷十的厄尔神话(ὁ τοῦ Ἠρὸς μῦθος)。我可以用三个词概括我的阅读体验: 震撼,激动,感动。这是我在阅读其他作品的时候感受不到的。

我读到《理想国》中著名的”洞穴之喻”时,好像被一束强光打在脸上,震惊得说不出话来。整个人仿佛被打碎之后又被重新塑造。

伞: 有人会问: 读经典有什么用?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经典阅读是一门反对功利的学问。《孟子》一开篇就是”王,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 。孔子说”君子不器”。我们说哲学以哲学本身为目的,人也以人本身为目的。如果一定要谈功利,那就等于把人降格为一件器皿。

经典当然更关注人性中不变的一面,但是也不能走极端。比如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位哲学家叫Mortimer Adler,他写过一本书叫作How to Read a Book,这本书有中文版。在这本书和其他一些著作里,他都在强调所谓的syntopical reading,就是把古往今来的大思想家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理出一条线索来,让你知道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对某个问题都是怎么看的。在他看来这些所谓的great ideas数量有限,可以浓缩到一本书里,古今思想之间也是所同胜所异。这就是过分强调了人性中不变的一面。

还有一个关于“为什么读经典”的答案。我们随时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理论的影响,有些可能很浅薄。如果不去学习理论的话可能会在实践中不自觉地应用很浅薄的理论。读经典也是这样。比如可能很多人喜欢电影《黑客帝国》里面的哲学意味,但是电影里关于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探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超出柏拉图洞穴比喻的范畴。又例如人在极端情境下的行为准则,很多文学作品构造得最好。我相信读经典有事半功倍之效。荀子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大概有这层意思。

高: 我给二位的观点补充一个社会层面的视角。我一直很推崇韦伯(Max Weber)关于”两种天职”的提法。如果以学术为天职,就不能轻易被时俗的政治风气鼓动、裹挟。但是如果认为韦伯在提倡一种个人主义的学术生活,那就太幼稚了。因为以学术为天职也是需要某种风气为基础的。按照儒家的说法,就是”士风”或者”学风”。如果风气败坏,那么学者个人的单打独斗是没有太大用处的。这个时候只能被迫”卷之退藏于密”。

艾略特

通过今天的谈话,我知道二位也是喜欢读《孟子》的。孟子为什么要说”谨庠序之教”?就是因为如果社会上风俗败坏,学界学风败坏,那么学者个人是很难独善其身的。比如在当下的美国高等学府中,我就认为学风几乎败坏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儒家思想最有力量的地方就在于鼓励读书人通过教育去”匡正风气”。在西方现代思想家当中,对这个观念认识最深的是艾略特(T. S. Eliot)。他探讨基督教匡扶人心的作用,并强调艺术家个人的”天才”(individual talent)只能寄身于”伟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之中,这些观点与孔孟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将艾略特的社群主义与奥尔巴赫的个人主义结合起来,可能是我们最好的出路。


来源:学人Sch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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