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岁去非洲支教,我几乎尝遍意面100 种吃法

发布: | 发布时间:2021-02-2,星期二 | 阅读:32

采访、撰文:蔚佳璇,讲述:韩春晓,摄影:刘咏涵、陈宇轩,编辑:樊越,新媒体编辑:李欣怡

原文标题:《20岁那年,我去非洲支教 | Further报道》

头图由讲述者提供

非洲,世界初等教育就学率最低的地区。

尽管这里资源丰富,但长期的殖民历史使它千疮百孔。这里大约有世界六分之一的人口,但出生率和死亡率都位居世界前列,教育资源也极度稀缺。1990 年召开的世界全民教育大会使非洲初等教育的发展问题成为关注焦点。面对极度匮乏的师资,当地教师甚至从未受过专业培训,有些在小学学了一些简单的文学和计算就开始任教。

当我在知乎上搜索有关非洲支教的关键词时,出现的是:“年薪三十万,让你驻扎非洲,你愿意吗”“如何劝准备一个人去非洲支教的妹妹”“女孩子单独去非洲支教可以吗”——回答是:那你可能是疯了。

而在五年前,尚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年仅 20 岁的女生韩春晓,独自一人前往非洲喀麦隆支教一年。其间经历孤独、伤病、艰苦,且未拿到一分钱工资。

如今,作为北京师大附中高一年级英语老师,她讲述了那段非同寻常的故事。

韩春晓:蜕变在非洲

初来乍到 

我第一次来到那所学校,整个校园里只有一间教室,屋子是砖砌的,周围植被非常少。那时是假期,桌子上和地上全是土和被风吹进来的东西。我和其他几位工作人员开始打扫卫生,可教室里一把扫帚也没有,我们只能用两个像筷子一样的东西,把垃圾夹起来放到桶里,速度非常慢,就这样一直干到晚上。

埃塞克是遍布全球的最大青年学生组织,有自己的网站,主要负责志愿者工作申请。只要在网站上选择了正在招人的国家及具体工作后,就会有埃塞克的工作人员来面试,没问题就可以过去工作。

那是我第一次出国,之前没想到会这么麻烦。提前了好几个月预约打疫苗,打之前还有全套体检。我四五点钟起床,坐地铁再坐公交去排队,到的时候天都没亮。体检前一直不能吃东西,就这样看着周围人疲惫的脸色等到八九点。

给我打疫苗的人挺震惊的,因为在去非洲的队伍里基本都是些中年男子,他们要去刚果,可能是干劳工之类的工作。刚果至少还都听说过,而且既然有人去工作,说明那里是有中国人聚集的地方,但喀麦隆基本没有人去,更别说我一个 20 岁的小姑娘。我打的疫苗种类也比他们多,有些针还不能一次打完,导致我后来又去排了好几次队,总共打了五到十种,咔咔地打,像个筛子一样。

我第一次在机场感觉到困难重重。机窗外还是黑茫茫的一片,我觉得自己的时差都飞乱了,一直挤在狭小的座位上,一个接着一个地看电影,感觉都与世隔绝了。这已经是从巴黎到喀麦隆的飞机,如果把在机场和飞机上的时间都算上,我已经离开家将近 48 个小时了。之前从北京到巴黎的飞机上大多数都是游客,但现在,飞机上真的只有我一个亚洲人,广播也开始只播报法语了。

其实我最初申请的志愿项目是去埃及。埃及诱惑真的很大啊,四处都是沙漠,一抬头就能看见那么高的金字塔。我想去看胡夫金字塔很久了。在去喀麦隆的飞机上,我往下也看到过茫茫的沙漠,不知道那是不是撒哈拉。但是,因为喀麦隆那边真的很缺老师,所以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去那里。选完就感觉自己浑身笼罩着“圣母光环”,好像肩负着拯救人类的重大使命一样。

喀麦隆学校教室及学生

我到喀麦隆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入境的队分两列,一列是外国入境,另一列是本国入境。我不认识指示牌上的法文,机场没网,也没法去搜,最后还是海关的人给我找了个翻译。按照约定,埃塞克会有人来接我。我只看过他的护照照片,在人群中不是很容易分辨,只能等他来找我。但我四处打量,也没看见有人在等我的样子。

很少会有一个亚洲女性出现在这里,所以许多人看到我,都很惊讶地指指点点,甚至吹起口哨。这让我挺不知所措的。还好有一队巡逻的警察看到,过来把我围在中间。后来埃塞克的人终于赶到,带我去打出租车前往住处。出租车要拼车,一辆车能坐 6 个人,前面有一个人需要坐在主驾和副驾之间的栏杆上。

我是山东人,在行李箱里塞了一些山东特产小零食,还有黄飞鸿花生米。之前不觉得有什么,到这儿才发现是人间美味。我们住的地方环境也不太好,过得还挺不舒服的。我跟其他的外国志愿者聊天,其实语言不是很通,交流也比较困难,感觉大家都是表面客气,好像聊得很开心,但躺下的时候都很崩溃。

来喀麦隆之前,我联系中国移动开通国际漫游,但可能因为去的地方太偏吧,落地后手机一片空白。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失联了,或者爸妈很着急之类的,我觉得没信号就等着有信号再和他们说呗。后来有一天,我到网吧和家里人联系,才知道他们那么着急。

“人间的底层” 

我对当地最普遍的主食“大蕉”过敏,所以只能每天吃面包或者意面。有时候我会到路边的小车上买个法棍,高级一点的会加点巧克力酱,不高级的话,就站在路边干啃。而意面只有在当地一个非常高端的外国超市里才有。炒意面、煮意面、通心粉……我几乎尝试了所有的意大利面,直到每天看到这“老两样”就想吐。后来有一天,我忽然发现了一种新吃法:用法棍夹着意面吃。我突然觉得,生活还能如此有趣。最后,我几乎尝遍了意面的 100 种吃法和法棍的 100 种夹馅。

法棍加意面,我在非洲的“美味”

有时候打牙祭,会和工作人员一起去小饭馆吃。小饭馆里有特别多奇奇怪怪的吃的,有时候吃到非常奇怪的东西,也不太会去上网查,主要是不知道如何拼写,但也是怕查了以后再也不敢吃。有好多次,我吃下一只比脸还大的牛油果,挑战了几乎所有奇奇怪怪的非洲食物,后果惨烈,最后挺着肚子看满大街的足球训练和比赛。饭后伴着落日余晖,爬上富人区最高的石头看夕阳,然后在夜色里一步步走回家,就像是从天堂的云端走到人间的最底层。

起初,我住在首都雅温得的一间平房,里面一间卧室一个客厅,我和另一个女生挤在一张床上。卫生间里只有一个通冷水的水管,每次都要咬着牙走到冷水下洗澡,牙齿咯咯打颤,整个人僵到不敢睁眼说不出话。

当时觉得洗冷水澡就很惨了,但是后来,等我搬到学校旁一个叫欧巴朗的小村子里,连洗澡都成了奢侈。我需要在深夜去玉米地里,找个地方用手机照着明,把白天打的水一瓢一瓢泼在身上。玉米地里乌漆嘛黑,一个人也没有,我感觉自己就像个幽灵。

终于,我习惯了每天摇摇晃晃地穿过树林和玉米地,排着长长的队伍,从遥远的井里提回来要吃和要用的水。看着非洲当地人把打来的水一桶桶顶在头上运回去,就像一只巨大的货架。所有人都恨不得把每一滴水用十遍。

我和我的非洲学生

我其实是个不太会想家的人,但生病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儿。

在喀麦隆,床上总是会有各种各样见过的没见过的虫子。有一阵子,我被虫子咬了,又恰逢结膜炎还没好,整个人又红又肿,但是也没有办法。我套上长袖长裤,再把帽子戴上,拉链拉到下巴,额头上还敷了个东西,恨不得只露出半张脸。我没有手套,就找了个袋子把手裹住,浑身包到根本喘不动气。

当时身上又痒又疼,还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也没有信号,没办法和爸妈联系。最后,我应该是哭了吧,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后来,我也习惯了睡在爬着蚂蚁和蜘蛛的地铺上,在半夜被奇怪的东西咬醒后,看到自己肿成两倍大的手指,在睁眼看到一只老鼠出现在面前时,淡定地闭上眼睛。

我每天打摩的上班,招一下手,告诉司机去哪,再定个价钱,就会和另一位乘客一起被夹在中间“起飞”,到达我支教的学校。

我教的学生来自四面八方,年龄也各不相同。年纪小的在上小学,年纪大的都有自己的孩子了。对于年龄比较大的学生,我会给他们讲一些生理健康课,讲怎么洗手,讲疟疾是怎么回事。平时大部分时间,我主要用当地官方语言法语来教他们中文和英文。

我只在大二时上过一段时间的法语选修课,所以我的法语并不是特别好。备课时,我会把要教的单词写下来给助教,让他在旁边写上法语。我要先学会这些单词的法语怎么念,再在上课的时候用法语告诉学生们词汇的英文和中文。

比如,上午教的是英文的“一二三”,那么下午就教中文的“一二三”。最后再用法语补充说明一下,他们就能理解,并且印象深刻。我还一个人编写了很多教材,每天也带着那些年龄比较小的学生做些小游戏。最后,竟真的能听到小朋友们学会用中文做自我介绍和简单对话。

在非洲使用的教案

有的时候,我会自己坐火车和大巴去另一个城市教课。从早上坐到晚上,简直刷新了我人生的憋尿时长,常常饿到昏厥,还时常被警察叫下去谈话。

这里的孩子们从来不会计较学习的目的,这是最让我诧异和感动的一点。功利地讲,对他们来说,学习中文不会有学习英文有用。甚至,在我走了以后,他们这辈子估计都不会再有机会去说中文。但他们依然保持着浓厚的学习兴趣,甚至对中文的喜爱要超过英文的。因此我也从来没有过中途离开的念头。

在那之前的很多年里,他们都没有真正学习过英语。所以我觉得,我在这里能待多久就待多久,能给他们多少就给他们多少。我希望他们的眼界不会再局限于自己的国家,或是只知道其他说英文的国家。我希望让他们知道世界上有另外一个国家,那个国家的人说的语言叫中文。希望我带给他们的世界,能大一点。

“去中国看看” 

其实,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去非洲,就想当老师的。

19 岁大二那年,因为要做志愿活动,我去了北京郊区的冷泉村支教。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在那里,我带着希望社区的孩子们做游戏、学英语。

冬天很冷,环境简陋到没有暖气。之前有老师给我打过预防针,说可能学生会越来越少。所以,为了留住学生,我会在课上花更多的心思。直到最后,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听课。这些孩子从一开始连单词都不会读,到后来真正能用英语交流,甚至能演小品剧。

我感受到了被别人需要的那种欣喜若狂,以及发现自己真真正正可以为这个世界做出一点儿改变。这些孩子对学习的热爱不仅限于英语这一个学科,他们开始想着考大学,向往着更宽阔的天地。我走的时候能感受到他们的这些变化。有些孩子哭了,问我明年还会不会来。

对冷泉村的学生们来说,我算是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他们对学习的兴趣,让他们重新考虑自己未来的目标。而对喀麦隆的学生们来说,我教给他们的中文和英文,以后应该不会有人能再教到。我仿佛变成了一个权威,教给他们什么就是什么,就算教错了也不会有人知道。这是我唯一留下的一点知识,我想,他们日后想到这些知识时,这辈子可能想到的就只会是我。

后来,我从哈佛读研毕业回来,在 23 岁时进入北京师大附中教书。

我来之前很紧张,因为从来没有真正接触过北京的小孩儿。我想,这些孩子会不会很傲娇,从小就是一副娇生惯养的模样。况且我和他们的年龄也没有差太多,他们会不会都不服我,然后家长也来找我?我就这样幻想着我的噩梦:我在讲台上说话却没有人理我,学生们都在下面大声笑。

令我惊讶的是,附中的学生们都对我很好奇,甚至还有点害羞。熟了之后,我经常给他们讲我之前做过的一些很傻的事情,然后大家一起笑。

我想,毕竟我都能教那些远在世界另一端的,最开始听不懂我说话的学生,再教中国的学生一定会简单很多。

我曾在自己的公众号里写下对现在教书生活的感受:

“我以为做老师就是要努力在别人的生命中留下有温度的痕迹,现在知道反向也是一直成立的。那些 magic moments 支撑我们克服生活的浑浊、粗粝、不近人情,也克服它的嘈杂、不公、狼烟四起。真正幸运的人会知道,幸运不是富贵成功,或毫无痛苦地快乐着,而是无论喜怒哀乐,都被爱着。”

非洲支教的经历对我现在的教学也有很多影响。比如我会用各种方式带学生巩固学过的知识:分组讨论、发吃的等等,不拘泥于上课的形式。我自己觉得最有趣的一点就是我很少用 PPT ,而是用板书。因为板书可以让学生更好地跟上思路,也或许是因为在非洲的时候没有条件放 PPT 吧。我还经常会在黑板上画巨大的插图,也许也是那个时候留下的习惯。

在喀麦隆的时候,有个非常喜欢中国文化的小男孩。课间,小伙伴们都去踢足球,他总会跑过来看我的手机相册。看到鸡爪就问我这是什么、怎么吃;看到风景就问我这是哪里、有什么;还会问我地铁是什么样的,挖在地底下那么多不会相撞吗;皇帝是住在故宫那么大的一个房子里吗。我会告诉他:地铁是在地下分层挖的不会撞上,皇帝有很多很多个老婆……

他很聪明,中文也学得很好。有时候聊到兴头,会客气地跟我说,以后要到中国找我玩,我也会客气地邀请他。但是这些时候,我鼻头就会酸酸的。

这些孩子们很可能一辈子都无法来中国。一方面,他们的家里没有这个经济条件,另一方面,也没有中国的学校能接收他们。他们连第一步申请签证都不会通过。这个小男孩很单纯。他说,有一天我要挣很多很多的钱,去中国看看。他单纯得让我心疼。

我常常会想,他在那渺小的希望下,最终有没有成功来到中国,看没看到在地下飞速穿梭的地铁,以及巍峨的故宫宫殿。

临别时,我和他一起用油漆在喀麦隆学校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中国国旗。你会记得我吗?我可是会很想你的。


来源:附中人Further(ID:bjsdfz_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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