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一场演出成绝唱

发布: | 发布时间:2021-02-1,星期一 | 阅读:35

金雁

《白毛女》

1966年底“长征”大串联返校后,大家谁都会背M的那几句话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可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宣言书、播种机且不论,宣传队似乎不难。那时原来的剧团、文工团等等都瘫痪了,文艺活动只剩下宣传队了。停课闹革命后,被煽呼起来的学生成立造反派组织,每天忙着刻蜡板撒传单、贴大字报、揪走资派,学着外地红卫兵到处发动革命,宣传革命形势,纷纷成立“M思想宣传队”到各地掀起大批判的新高潮。在发动群众宣传造势的同时,学生们还会穿插一些即兴表演。一般来讲穿军装戴军帽、系皮带,女生露出小刷子短辫是当时的标配。

刚开始表演的都是些三忠于四无限的颂扬类型的节目,像《大海航行靠舵手》、《天大地大不如D的恩情大》、《我们走在大路上》、《造反有理》等等,所谓的红卫兵舞蹈动作简单如同广播操,手捧红宝书的人们对着毛主席像机械地比划。如《红卫兵战歌》中“D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D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加上咬牙刀劈脚踩的动作。更早时还有“血统论”的“滚蛋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跟我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滚他妈的蛋!!滚他妈的蛋!!!”男生女生齐唱骂街粗口而竟能赢得喝彩,也就是那时的“美学”奇观了。

上世纪干校宣传队汇演

这种街头演出也没有什么训练和专业指导,也就是说说对口词,演演唱,如果有笛子或口琴伴奏就算不错了,参演者往往一人身兼多职,在精神生活匮乏的农村集市上还有一定的吸引力,在城里就严重地审美疲劳了。

不久由于政治倾向性不同,群众组织逐渐分化成两大对立派别。那些拉杆子起队伍的小团体被整合进大的组织。而这些组织内部分工明朗化,相继又成立了政治部、广播站、后勤组、理论组、宣传队,各司其责,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由于动员群众的作用凸显,对宣传队的要求也就随之提高。它既要体现政治正确,又要以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受群众欢迎。而且两派还要在这方面较劲。

这时仅凭文艺爱好者学来的一些“撂场子”节目已经不能满足火药味十足的宣传攻势了,尤其是相互对立派别的宣传队有了竞争意识以后,就开始抢夺文艺骨干,宣传队的重要性陡然上升,拿出好节目便成为硬性任务。在Z县一中的宏卫兵组织中,不知是谁建议“解放音乐老师指导宣传队”,这提案立即获得政治部通过。教声乐的袁老师成为解放对象,她是正经的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生,因为家庭出身是资本家,父亲又是国民党军官,被贬黜到这苦寒之地。

袁老师不但人靓,嗓子好,弹得一手好钢琴,经过形体训练的身材,收腹挺胸婀娜多姿,平日里不论她如何力求衣着上“劳动人民化”,与群众打成一片,但在一帮黑压压的中山装单调色彩中仍然显得鹤立鸡群,是县城里一道不可多得的风景线。因为袁老师的丈夫是右派,离异后她独自带着一个洋娃娃般的小女孩。在学校批老师的浪潮中,她因其家庭出身和“封资修”的做派被罚去扫厕所。

这时袁老师接到任务,让她限期两个月训练出一支一流的宣传队,并且要有一台完整的汇报演出,否则她就回去继续扫厕所。袁老师答应了,但有前提条件:首先人员由她挑选,学校的乐器设备供她使用;其次排练什么节目她有决定权,当然最后把关是政治部说了算;第三,袁老师要求她的同学、WG前专业文工团的编导——现在已经改行在县医院当司药的范老师来协助。这前面几条都好说,而后一条因为跨单位,还颇费了点周折,后来是经过“支左”的武装部军人协调,县医院才同意把范老师临时借调给县一中造反派的。

有了专业指导立马就不一样了,很快袁老师根据她平时的观察,把县一中二中的文艺人才扒拉了一遍,立刻组织起一支像模像样的20多人的舞蹈、音乐队,以及6-7人的小型乐队,还有相应的后勤保障人员。一时间学校操场上尽是吊嗓子、压腿、吱吱呀呀练乐器的人,因为头顶政治任务,能进宣传队成了很多人的梦想,宣传队的“正规化”、“专业化”也引来无数羡慕的眼光,为喊杀喊打的学校注入了一股柔美之气。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工团的姑娘们

袁老师、范老师和体育奚老师利用自己的同学关系,结合一些大城市的流行节目,经过琢磨改编,很快拿出一些别开生面的半原创性质的节目:比如,同样是“不忘阶级苦”的表演唱,原来只是几个女生边唱边比划几个动作,现在在老师们的指导下,演唱的人员成为背景,前面的表演者或凝立不动成雕塑形象,或缓慢沉重变换姿态,还有反面人物的陪衬,再配之以诗朗诵,动和静、实和虚的互相衬托,加上舞台场景和灯光辅助,营造浓郁的悲壮氛围,一下子就有了大型歌舞《东方红》的感觉。

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下定决心”等语录歌以及《完蛋歌》,一般只用于大合唱,很难加工成别的类型节目。范老师却把它们变成男生舞蹈。此前舞蹈一向以女生为主,男生只是陪衬,纯男性舞蹈以往很少尝试过,而范老师仅用平时常见的立正、稍息、向右转、向左转、正步走、卧倒、射击、投手榴弹这些动作,就编排出一套既整齐划一又充满阳刚之气的节目,这种舞蹈的新颖诠释的确少见。当一身军装打着绑腿的八个男生慷锵有力地靠不断变换队形,最后以一个所有人的大托举亮相定格时,令所有人不由得眼前一亮。男性舞蹈的战斗性,烘托出英雄主义的情愫和以解放天下为己任的豪迈,被各地的宣传队复制加工。

革命歌舞

谁也没有想到,那个原来在县医院取药窗口里佝偻着背、披着一个烂棉袄、头发乱蓬蓬、不苟言笑的范老师,一到了排练场整个人都变了,抖掉了烂棉袄后,那一身磨旧的运动装显得他睿智机敏、帅气洒脱,解说起某一舞蹈要表现的艺术思想和表达形式来整个人都闪烁着光芒,那种指挥编导的节奏感和忘我精神,一看就是生来是吃艺术创作这碗饭的,男生们都特别受其感染。

还有芭蕾舞《白毛女》片断——喜儿和杨白劳“扎红头绳”那一节,袁老师初衷是要跳就跳原汁原味的脚尖芭蕾,她甚至写信让她在上海新舞校的同学寄来一双真正的芭蕾舞鞋。而在西北边荒小县城长大的女生,哪里见过这玩意,宣传队的女生像看稀罕物一样传看了一圈,纷纷推脱说立不起来,更遑论抬腿抬手跳舞。在袁老师的一再鼓励下,几个基本功好的小心翼翼试着扶着桌椅像捣蒜似的挪腾了几步。俗话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芭蕾也不是一天练成的,看样子一时半会儿也培养不出来一个能跳脚尖舞的人,袁老师只好退而求其次,让“喜儿”穿体操鞋跳半脚尖舞,倒也有六七分的神似,后来扎红头绳便成为每场必跳的保留节目。

金雁/插画

另外像“草原上的宏卫兵见到了毛主席”,“草原英雄小姐妹”和“北京的金山上”这些舞蹈动作编排到不是很难,天下舞蹈一大抄,抄来抄去,蒙古舞、藏族舞就那几样基础动作,把握住它们的一些特点通过变换肢体和队形组合就可以了。以前一身旧军装可以跳任何舞,可是偏偏袁老师的审美有点“超前”或者说“复旧”,她必须要舞美和服装配套。

《草原英雄小姐妹》

袁老师说服大家的理由是,展现一个好的舞蹈,动作充其量只能占五六分,其他宣传队都能做到,而我们的不同就要靠服装和舞台背景来体现,后者甚至在观感上超过内容本身。这在当时是有政治风险的,那时候相信很多人都没有听过“舞美”这个词,但是袁老师想要体现效果蕴含的意义,大家还是懂得,只是担心会不会又被扣上恢复“十七年”帽子挨批判,但是想着反正最后由政治部把关,试试也无妨。

在破四旧时,学校和县文工团原来的戏服都被毁坏了,现在要找几套演出的蒙古服和藏族服行头还真不容易。大家说没想到千难万难服装最难。好不容易服装凑齐了,袁老师又要求蒙古舞和藏族舞要穿靴子,说穿靴子脚下利索生风,旋转起来格外好看。大家觉得对脚上靴子的要求有点矫枉过正了,即便是大的专业文工团也没有从头到脚一水的行头啊,但是鉴于袁老师获得节目决定权,只好先尽量配合她。

要说服装难的话,靴子就更难找。最后集体群策群力想出的办法是,把废秋裤改瘦用染料染成黑色,上面缝上松紧带,类似于现在的半截裤袜,再穿上染黑的体操鞋,基本上就浑然一体,和紧腿的靴子也有几分像了。但是翻遍了校内外,只找到了6双体操鞋,原来练习时的八人,只好撤下来两人做后备队员。还有自创的节目“四奶奶学毛选”,四个挽着发髻拿着小板凳的老太太与四个梳着髽角的小姑娘的对唱也很有新意。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排练,等到与乐队合练彩排以及最后审核的时候,虽然有些场景和服装都还没有到位,但效果已经十分惊人了。不但碾压对立组织没的说,就是说超过地区文工团也绝不虚妄。对袁老师要求服装这一项,因为没有试穿效果,只是口头描述了一番,她的理由是,《白毛女》的喜儿还穿着瘦腿的绿裤子红袄,李铁梅的服装也很注重审美,听了这些,审核节目的人也没有表达不同意见。

袁老师和范老师在节目编排上很用心,对服装、灯光、每一个节目站位、展现的效果都反复商讨,对什么是过渡节目、什么地方应该有高潮是重头戏,有张有弛,也研究地头头是道。于是汇报演出的前几天,就已经是“村镇上纷纷传言……”,在娱乐活动匮乏的当时,有这么一台好戏等着上演,吊足了大家的胃口,使人们期待无比,就是那些平时在政见上剑拔弩张的人,也都托关系渴望亲眼一窥这精彩的演出,或者说想去现场挑挑刺。

到演出的那天,就像是一个重大节日,宣传队整个下午都在备演,其他广播站后勤组等人员也来帮忙,虽然每一个演唱、舞蹈、朗诵环节都不知反复排练了多少回,但是真到公开亮相时还是让人紧张不已。后台化妆、梳头、换服装更是一派忙乱,不是你撞我碰的道具出了问题,就是服装错号了不合身。跳藏族舞的姑娘们头发里编进彩色毛线,勾上脸,穿上服装后大家立马有了进入角色的感觉,一身行头照照镜子,舞台感十足。

等到大幕拉开的一瞬间,所有的演出人员都像打了鸡血一般格外卖力,因为大家知道这台演出决定宣传队的生死。而这时袁、范两位老师却轻松地站在舞台边上“大撒把”,欣赏着自己的努力成果,从他们淡定自信的神情就能感觉出“成了”。

由于秋裤打造的半截裤袜要显出包裹腿的紧身效果,只能是一次性的,穿上去就不好脱下来,所以蒙古舞和藏族舞只好排在倒数第二第三位。结果这种排序方式被大家认为是压轴好戏在后头。果然与穿肥大军装的男性化装扮就是不一样,袁老师打造的合体的少数民族服装,让6个少女婀娜的身姿一下就显现出来,柔美灵动的舞姿太吸引人的眼球了,但这也为后来授人以柄埋下了隐患——西北小县城的审美自然无法与上海大城市相比。

总之,每一个节目都超出了预期效果,台上魅力四射,台下掌声一片。这种揉和了时代和常规的新审美,在当时来看足够大胆,也令人们兴奋不已。站在后台观望的候补队员看到每一个节目后的反响,别提有多心酸了,所有的过场都经历了,最后的光彩亮相偏偏没有自己,能不懊悔吗。

就在后台忙乱、前台高潮迭起的时候,大礼堂守门的执勤队员陡然身价倍增,拥挤在礼堂门外各种套近乎托熟人的招数都使上,只为能在边道或后排获得站着观看的机会,那些挤在门口没有票的观众软磨硬泡一直到结束还有人不肯散去。这一台节目足足让人们津津乐道谈论了好些天。演出者们立刻成为全县的名人,走到街上都会有人问,你是演什么什么节目的那一个吧?这种震撼以至于很多年后还有人提起。

宣传队的露天演出

演出也让Z县一中宣传队名声大躁,各地取经学习的人纷至沓来,邀请函像雪片一样让人接应不暇。接下来宣传队进入到各地巡演的档期,因为太忙,不得已有时甚至分成两三个队伍分头演出,装上道具乐器乘敞篷大卡车去外地,每到一地好吃好喝被款待。但说实话,演出质量再也没有达到过第一次演出的那种惊艳效果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情窦初开的男女偷食禁果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到了1969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大趋势已定,对立派别贴大字报说袁老师和范老师不但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而且对演出的服装有很多批评。果然如最初所担心的,说什么“用资产阶级的审美”取代“劳动人民的审美”,有露、瘦、透的嫌疑,有刻意突现女性特点的“黄色”嫌疑等种种罪名。那一台演出便从此成为了绝唱。后来县医院以范老师借调期满为由把人要了回去,袁老师则被打发去了五七干校,宣传队锐气大挫,第一波创始人和表演者都无可奈何花落去地很快凋谢了。


来源:秦川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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