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关于“珍珠港事件”的回忆

发布: | 发布时间:2021-01-30,星期六 | 阅读:22

沙青青 译

按:本文选自约瑟夫·格鲁《使日十年》(沙青青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553-561页。


1941年12月8日早上7点,被加濑打来的电话唤醒,他叫我尽快去见外相。他说,从早上5点起一再打电话,都打不通。我急忙更衣,约7点半来到外相官邸。加濑很亲热,东乡却一脸严肃、态度拘谨。他发表一篇简短声明,该声明现已纳入我呈报国务院的报告。接着他又交给我一份长达十三页的备忘录,写明日期是12月8日。他说这份备忘录今天已由野村将军交给了国务院,通知国务院停止会谈。下面是备忘录的最后一段:

日本政府感到非常遗憾,不得不告知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鉴于美国美利坚合众国的态度,日本政府只能认为继续谈判将不可能达成协议。

东乡说,他已觐见过天皇(我听说在凌晨3点)。这个备忘录也就是天皇对总统来信的回答。他还讲了几句道谢的话,感谢我在会谈期间的合作,随即送我下楼,在门口道别。他只字未提珍珠港的事。

我返回使馆后即洗漱剃须,吃早饭。然后,向国务院发去报告,但此电未必成功送出。随即得知,大本营(注:战争期间设置的日本陆海军最高统帅机关)已宣布:日本已向美英开战。这是《读卖新闻》今天清早的一篇报道的内容。报道虽全带官方口吻,但初读时仍令人难以置信。不久后,外务省的大野来拜访克罗克,拿着正式通告,两手发颤向他读道:两国的武装冲突已经开始了。

随后,使馆的大门被封锁。我们则被告知,任何人都不能出入。外务省的职员增尾被任命为联络官,充当我们与外务省之间的通道。我们又被告知,不得拍发任何密码电报,所有电报均须先送外务省批准。罗伯特·克雷吉爵士来看我,却在门口被警察挡住。他走下车,表明他的身份,可是警察仍抓住他的两膀。他推开他们,找到一个负责的警官,这名警官把他放了进来。我们进行了最后的倾谈,为我们的合作互致谢意。他说,我们的这种合作是他驻日数年间少有的乐事。丹麦公使的妻子蒂利茨(Tillite)夫人也来看望艾丽斯,回去时遇到刁难难以返家,最后是在一位便衣警官的帮助下才得以返家。我们的最后来访者是清晨前来的希腊公使波利蒂斯,以及西班牙公使的妻子德·比戈(de Vigo)夫人,她是来看艾丽斯的。

一群日本无线电技师在使馆办公楼和职员宿舍进进出出、仔细搜查,把所有的短波收音机都拿走了。他们很有礼貌,却查得非常彻底。来到大使官邸时,我说我只有两台收音机,他们也就相信了,只拿走收音机并没有搜其余的房间。他们都非常客气,陪同前来的外务省的大野尤为谦恭,特为打扰道歉。

一听到开战的消息已经证实,我便下令烧毁全部密码和机密信件。

同时又交代大家,为了自己的安全,每个人都应该留在使馆院内。拟好一封明码电报,告诉国务院使馆全体人员均平安无事,但暂未发出,因为核查人数时发现漏了兰德尔·琼斯(Randall Jones)。原来他今天休假到横滨去了,还没有回来。大家一度担忧,最后见他穿过院子走进使馆,这才松了一口大气,而且有点惊异。大致是这么回事:他在横滨听到开战的消息后,便乘头班火车赶回来,并没有出事。之后,又从新桥站坐出租汽车来大使馆,也一切正常。到达后他才发现使馆的门都被封锁起来了,不许进出。他站着不知如何是好,正在想办法的时候,有个便衣警官走过来,指了指隔壁海军武官住的院子,建议他用史密斯-赫顿武官的花园墙边的梯子爬过使馆围墙。那梯子几年来一直放在那里。他接受了这个建议,所以安全回来了。

大使馆参赞尤金·杜曼记述今日之事的日记中有两段也应该放在这里,以便留下记录:

我的男仆每天早晨都在7点半叫醒我。今晨他却提前叫醒了我,说美联社记者马克斯·希尔先生有电话来。我听希尔先生说:“我得问问警察是否允许我同你讲话。”我可以隐约听到希尔先生在电话那一头和某个日本人谈话的声音。我明白了,希尔先生的话意在向我透露信息。过了好一阵,他的女仆才在电话里说,希尔先生已不得不离开寓所。我答道:我完全明白。

我立即打电话给本宁霍夫先生,请他立刻去希尔先生家查明实况,因为我非常担心他已被警察逮捕。约8点半,本宁霍夫先生来到我家,说刚去看过希尔先生。他称:希尔先生被软禁在家,正在用早餐,餐后就要去警视厅,他将在那里受审。美联社次席特派记者戴南特(Dynast)先生和合众社记者罗伯特·贝莱尔(Robert Bellaire)也在希尔先生处,但本宁霍夫先生报告说,警察不许他们同希尔先生交谈。

后来提到的这两位记者显然没有遭到逮捕。贝莱尔先生找到几分钟的机会对本宁霍夫先生说,大本营已宣布,日本舰队已在西南太平洋某处与美英舰队交战。贝莱尔先生还说,他听说今天清晨日本飞机已轰炸檀香山。本宁霍夫先生和我共进早餐,随即回去洗澡,准备做今天的工作。

日本人采用了德国闪电战的策略,在会谈尚未破裂时就这样干,实属卑劣之举。我还不知道袭击的准确时间,但是我非常怀疑在轰炸夏威夷、战争开始以前,野村将军是否已通知赫尔先生会谈决裂。日本人要是仅限于在远东扩张、只进攻菲律宾,美国国内本会有和平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跳出来说:远东的事横竖与我们无关。可是,他们一旦进攻了夏威夷,美国人民肯定就会群情激愤,团结一致。电台援引惠勒(Wheeler)参议员的话:美国必须“狠揍日本人一顿”。这话说得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在我们的力量充分施展之前,我们也许还会受到一些沉重打击。但从长远来看,日本必败无疑,因为美国人民一旦愤起,就绝不会善罢甘休,由于美、英、澳、荷属东印度,甚或苏俄、中国都终于起来反对它,不久它就会应接不暇。

注:惠勒(Burton K. Wheeler,1882-1975),美国民主党政治家,曾担任参议员(1923-1947)。1937年之前,是坚定的新政自由主义者,后因罗斯福主张扩充最高法院,而与其决裂。1938-1941年,在外交政策上,他是党内不干预主义者的领袖,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反对加入“二战”。

我在最近的一封电报里说过,日本绝对干得出这种事:全力以赴、殊死斗争,以顶住外面的经济压力,即便意味着民族切腹亦在所不惜。其行动还可能会是“危险地、戏剧性地突然爆发”,我们应当有所准备:我很高兴此言已记录在案。现在发生的事果然是这样。

禁止出入时,幸好我们的其他所有馆员,包括非受任命的人员在内,都在使馆院内;只有琼斯在横滨,但也平安地回来了。在被关在屋里之前,我已经禁止馆员外出。纷传日本国内境况严峻,甚至说东京已宣布戒严,我却不相信。但也很可能有反美的示威游行,我馆一等秘书兼总领事梅金森(Makinson)报告说,他透过办公楼的窗子看见约有两百名日本人正向大使馆走来。不过,他们显然是绝对到不了使馆这里的。

今天马克斯·汉密尔顿从华盛顿给我打电话,我听得很清楚,他却似乎很难听清我的话。他说,国务院正在考虑委托谁来照管我们在日本的利益,他征求我的意见。我提出阿根廷和巴西,尽管我认为后者可能会参战。英国人已把他们的利益委托给了阿根廷人。后来,我又在电报中提出中立国如瑞士、西班牙和葡萄牙,但不知他能否收到此电。我说,我们已非正式地向外务省建议,“龙田丸”仍应继续驶往美国,接载日本大使馆和各领事馆的人员,日本人也可以将另艘船交给我们使用,我们当然没有做出任何承诺,因为我还不知道政府的意见如何。“龙田丸”上有许多美国人和外交人员,因此我料想我们不会阻碍它的行程。但也许它不管怎样已经折返日本了。

汉密尔顿代国务院全体同僚向我们致亲切的问候。

下午6点45分,我们把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全体人员请来举行酒会,共约六十人。杜曼发表了一篇关于艾丽斯和我的短小精炼的讲话,使我们深为感动,住在馆外的科尔斯(Coles)小姐、杜曼、威廉姆斯、克罗克、波伦、特纳、本宁霍夫、库珀(Cooper)和埃斯皮(Espy)俱已迁入使馆,床铺全由我们供给,也多与我们共餐。在宿舍有房间者则为需要床铺或地铺的人提供临时床位。我们是一个团结、合作的集体,又是一群志趣相投的人,在此种时刻更体现出这一点。就我所知,日本是历史上唯一先对美国宣战的国家,今晚在与日本开战的第一天,每个人都疲惫不堪。

8日凌晨我见到东乡时,他当然已经知道战争爆发了,可是他只字不提。如果说有什么迹象的话,那就是他进屋后把日方对我国新建议的复文“啪”的一下丢在桌上的那种态度,等于说:这是最后的回答。但和往常一样,他的态度十分冷静,谈完后站起来时,他还和颜悦色地地讲了几句感谢我合作的话。离开他的官邸时,除知道会谈已经破裂外,我丝毫也没有感觉到战争已经爆发了。东乡想必也觉察到了我没有起任何疑心。以前日军开进印度支那时,会谈也一度破裂,但后来还是恢复了。我在11月3日预言过,战争恐将是“危险地、戏剧性地突然爆发”。除了这点感觉外,从大使馆的角度来说,这次闪电战确是完全出乎意料的。

意味深长的是,国务院12月6日晚9点发出的传达总统致天皇书的第818号电报,其实是在7日正午到达东京中央电信局的,可是直到晚上10点半才被送到使馆来。电报上打印的收报时间的日语记号表明了这一点。

日本的俘虏

1941年12月9日

今晨,警视总监留冈幸男带着一个副官兼译员来找我(仍由特纳当翻译),说他会尽量使我们感到舒适和方便。他非常和气。后来警察却擅自闯入使馆办公楼和宿舍,甚至闯入大使官邸,对我们从馆外购进食物和衣着用品的行为百般刁难。即便不把我们当作阶下囚,他们也完全把我们当作俘虏来看待:这种种行为和态度无疑是出自下级警官的命令,出自看守警察的愚昧无知,不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地位就按自己揣测的上意来行动。这些情况,总监恐怕还一点也不知道。

外务省欧洲局的太田也来过。他说,外务省美洲局的加濑今天本是要来的,但不巧太忙。太田说,他刚去过英国大使馆,看能做点什么来改善那里的境遇。为了改善这里的境况,他很想听听杜曼的意见。杜曼便把本宁霍夫叫来,一起开了一张很长的必办事项的清单,交给了太田。供应新鲜食品、来这里的日本官员彼此之间互不协调、供给燃料油等问题都列在上面了。太田说,所有这些事项他都会加以考虑。本宁霍夫走后,太田谈到周日晚杜曼与友田通电话的事。杜曼问太田,外相表示不愿太迟就寝,所以不大想见他,这是否意味着外相试图避免在开战以后和他再见面。太田有点急,提高嗓门道“绝对不是。袭击夏威夷一事,外相一点也不知道,是到第二天清早才听说的。”无须深究,日军将要采取战争行动,天皇陛下的外务大臣却似乎对事态并不了如指掌。

史密斯—赫顿一家暂时还能继续住在使馆隔壁的屋子里,还可以给大约十六人提供食宿之便,用梯子(此梯“久负盛名”,“二二六事变”期间就已用过)翻墙,就能进入使馆院子,所以他们又可以给我们带报纸来。警察当然晓得爬梯子的事,起初并不反对。后来,我们的一个领事未经与杜曼或我们当中的任何人商量就去找他的中国仆人,叫他越墙而入;仆人抱着一包鸡蛋,在黑暗中掉进反光的水池里,引起一片喧嚷声,警察跑来了。这又招来了调查:梯子被拿走,史密斯—赫顿全家及其宿客不得不长久地住进使馆来,使馆得多供养十六个人的食宿,以致办公室里也铺上了床,史密斯—赫顿一家三口则迁入大使官邸,一如杜曼、威廉姆斯、克罗克、波伦、特纳、本宁霍夫、艾丽斯的秘书科尔斯小姐等。我们还每天都摆下可坐十四人的餐桌,轮流邀请其他馆员和办事员来用餐。

为了留下记录,特将8日早晨外务省美洲局第二课课长大野交给克罗克的信函照录如下。拟了一电,向国务院呈报此件,交外务省代表增尾代发,后来听说已经发了,但无法肯定国务院究竟能否收到。

第136号——绝密——调查5

外务省

东京,1941年12月

阁下:谨通知阁下,自今日起,贵国与日本已进入战争状态。我就此机会向阁下再次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外务大臣 东乡茂德

致美利坚合众国驻东京特命全权大使约瑟夫·克拉克·格鲁阁下

大野读完后,克罗克说:“现在是一个很可悲的时刻。”大野答道:“是的,我的这项任务令人生厌。”

大野接着又念了下述声明的译文,这是日本当局拟定的有关大使馆及其职能的几项规定:

1941年12月8日,大野先生向克罗克先生宣读了下述声明:

(1)大使馆及各领事馆的职能自今天起停止。

(2)大使馆及各领事馆的人员将按国际惯例获得保护及生活上的便利。

(3)为获得上述保护和便利,建议使馆全体人员集中住在使馆院墙内。

(4)与外界的通信,包括电话和电报,一律停止。凡有人外出,均须通过即将派驻使馆的增尾联络官向外务省取得许可。他已随我来到此地。

(5)代表贵国利益的国家确定后,即允许贵使馆与该国代表建立为代表贵国利益所需要的联系。

(6)对于保护美国公民将给予应有的关切。

(7)立刻交出所有无线电发报机。

(8)不许再保有短波无线电接收机,无论公私,一律交出。

(9)关于战争状态的通知,可用明码电报转告贵国政府,电报可通过联络官拍发。


来源:保守主义评论



 

版权声明

文章编辑: ( 点击名字查看他发布的更多文章 )
文章标题: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关于“珍珠港事件”的回忆
文章链接:http://ccdigs.com/121125.html

分类: 历史纵横, 国际观察.
标签: , ,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