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聪与胡耀邦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12-30,星期三 | 阅读:61

作者: 丁邢

昨天,世界著名钢琴家傅聪因感染新冠病毒,在英国逝世,享年86岁。

傅聪1934年3月10日生于上海,1943年开始学钢琴。1954年到波兰留学,1955年,获得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第三名以及“玛祖卡”最佳演奏奖,成为东方人在这项赛事中的首次获奖者。1956年,他到欧洲巡演,被誉为“钢琴诗人”。专家认为,傅聪以中国传统的哲学、伦理、诗词和美术等方面的修养,理解和解释欧洲音乐家的作品,他的演奏富于东方神韵和意境,形成了他钢琴表演的艺术特色。

傅聪的父亲是著名翻译家傅雷。1957年初,傅雷到北京参加全国宣传会议,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夜不成眠。他响应号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却被打成右派。不久,傅聪也接到回国的通知,当时离毕业还有半年。在一位英籍音乐教师的帮助下,傅聪悄悄买了从华沙飞往伦敦的机票,出走英国。这件事当时十分轰动。1965年,傅聪加入了英国籍。他说:这完全是为了生计。拿着中国护照,许多地方不准我演出。弄得我没有办法生活。傅雷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同他断绝了通信。直到半年后,他的岳父梅纽因写信多方解释、劝说,傅雷才同他恢复了通信。1966年9月3日,傅聪的父母傅雷、朱梅馥在文革高潮中,不堪凌辱,双双自尽。傅雷平反后,傅聪说:我即将毕业回国,我知道,等待我的,将是父子互相揭发、批判。对于两个自尊心很强,绝不肯违心地讲话、行事的人来说,这实在太难堪了!果真如此,前年就不是给我父亲一个人开追悼会了,很可能是开父子追悼会。他沉重地说:实在是逼上梁山。我当时确实预感到国家可能要走上一条吉凶难测的路。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我是在极度痛苦和失望中走的。

1978年11月,音乐家吴祖强率团访问英国,和老友傅聪见了面。傅聪表示想回国看看,吴祖强建议他给邓小平写信。1978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傅聪的信上批示:“傅回国探亲或回国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办理。”

不久,傅聪如愿回国演奏。1981年,《人民日报》为音乐会发了广告。这时中央党校高级班一学员给胡耀邦写信,认为傅聪是“叛逃者”,对报纸广告称他为“先生”表示愤慨。胡耀邦作了批示,意思是演奏会开了也就开了,这样“大肆宣扬,真是荒唐!”一些报刊记者原定对傅聪的采访随之突然取消。

中央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是一位耿直敢言之士,1975年夏天,他曾就电影《创业》问题贴过一张批判于会泳的大字报,引起毛泽东、邓小平的关注。粉碎四人帮以后,朝野对他刮目相看。他当选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率先提出恢复《国歌》田汉原词。

他和傅聪相识不久,听到傅聪突遭冷遇,连夜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春节前后,我先后两次同傅聪长谈。我觉得有责任把我知道的情况说一说,或有助于澄清一些误解和偏见,对各方面有点益处。

促使傅聪出走的直接原因,是他的父亲,著名作家、翻译家傅雷被打成“右派”。粉碎“四人帮”后,傅聪看到了新的希望。1979年,他主动向我赴英艺术教育考察团要求回国做一点工作,考察团的同志告诉他国内条件还很艰苦。他说:我不怕,我一定要回去,什么苦我都能吃。

傅聪三次回国教学、演奏,无论学识、修养还是工作态度,都得到好评,受到赞扬。为他开车的司机说:这个专家很老实,每天就是上学校练琴、教课。星期天也不休息。商店、公园一次都没去过。离京赴沪的当天上午,他仍像平日一样到学校练琴。

谈到我们学校许多天赋很好的学生时,他说:他们都是非常之好的材料,但是往往只能发展到某一个限度。他告诉我,他父亲曾对他说:你首先要做一个人,然后才谈得到做艺术家。他认为许多学生不懂得这个道理,一味热衷于技术,热衷于国际比赛,说穿了还是热衷于狭隘的个人名利,很少去思考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目的去学习音乐,心地很狭窄。这样的人,在艺术上的发展只能是很有限的。问题在于有些教师和领导人好像也喜欢这样,因为容易出“成绩”。他还认为我们的某些艺术创作、表演中存在盲目崇拜、模仿外国的庸俗倾向,搞得非常浅薄。

一月三十日,《北京晚报》关于傅聪同中央乐团合作演出的报道,从原稿中把傅聪的名字全删掉了,但保留了同台演出的美国指挥家、乐团独唱演员的名字。这件事对他刺激很大。在北京期间,特别是后期,有的同志对他态度有点冷淡,尤其是有的记者,对他先热后冷,使他觉得伤心。我想,这样一个人,又经过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是理应获得谅解的。

我感到应当使更多的人知道傅聪的真实情况,澄清一些误解和偏见。如果在许多人心目中,傅聪始终是一个抛弃祖国、背叛人民的“叛逃者”,那么,我们像现在这样热情地邀他回来讲学、演出,自然会使人感到是很没有原则的。

李春光把信写好,第二天早上就送给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渢。赵渢说:你信中材料是准确的,但是不要提耀邦批示,那是内部的东西,你何以知之?更不要去批评耀邦。你把那些话统统删掉吧。李春光说:不必删。据我所知,耀邦是可以批评,而且是欢迎批评的。如果你的批评合事实,有道理,他不会生气,反而会高兴。

当天中午,李春光骑自行车来到中南海东门,把信交给一位秘书,并说:这是一个急件,请求尽快送达。下午两点,胡耀邦就读到了。他说:这件事要想个办法妥善处理,并写了一段批语。大意说:傅聪出走,情有可原。出走之后,没有做损害祖国的事。他在国外刻苦钻研业务,回国演出、讲学受到欢迎。对他,要体谅,要爱护,要关心。他在国外生活似不甚富裕,回来演出、讲学,要给一点报酬。要派一个人去同他谈一谈,以表示社会主义祖国的慈母心肠。

两三天后,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的秘书打电话把胡耀邦批示内容告诉李春光,并说,决定派吴祖强去上海看望傅聪。后来,周巍峙又请傅聪吃饭,询问有什么事需要帮助。傅聪说,黄宾虹送给父亲的书画,他想带几幅去英国,海关不准。周巍峙于是同外事部门联系,使之放行。

此后,傅聪数度回国演奏,都得到礼遇。

我没有见过傅聪先生。好友张森根教授和傅聪的弟弟傅敏,既是同学,又是邻居。经张先生介绍,我得以认识傅敏先生,因而了解一些傅家的故事。

1990年代,郑仲兵介绍我到李春光先生家中拜访,我和李春光先生谈得十分投机。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与世长辞。

2017年6月30日,李春光与世长辞。

2020年12月28日,傅聪与世长辞。

本文的三个主人公都走了。当年那种冰雪消融,大地回春的景象,成为历史的一页。然而,胡耀邦的虚怀若谷,李春光的仗义执言,傅聪的艺术追求,将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来源:丁东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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