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民粹主义的历史与现实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12-21,星期一 | 阅读:25

近年来的奇异政治事件不断,从突如其来却又藕断丝连的英国脱欧,到高谈“到美国再次伟大”的特朗普当选总统,再到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的民粹政党甚嚣尘上……我们对各国民粹主义仍然是雾里看花,毕竟它们并非从天而降,而是自有其诞生的土壤,本文将探讨19世纪末至今,法国政治中民粹主义的历史与现实。

从1789年到1945年,法兰西经历了3个君主国、2个波拿巴帝国、5个共和国,至少颁布了15部宪法,某种意义上看她可以被称作欧洲乃至世界政治的“万花筒”与“试验田”。本期外刊扫描的第一篇文章从19世纪末的布朗热运动梳理至20世纪后期老勒庞的国民阵线,以“抗议型民粹主义”和“认同型民粹主义”的区分勾勒出法国民粹主义复杂的历史面貌。第二篇文章则回答了一个重要问题:在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甚至走向权力舞台中心的今日,它是否使得主流也变得极端化呢?通过回顾法国主流右翼的共和党与极右翼的国民阵线10年间的调和与分歧可以看到,未来仍旧充满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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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数的民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末)

来源:Populismes français,Vingtièm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No. 56, Numéro spécial: Les populismes (Oct. – Dec., 1997), pp. 77-91

作者:Michel Winock

“民粹主义”一词很晚才出现在关于法国的历史书写中。正是让-马利·勒庞(Jean-Marie Le Pen)领导的法国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在1980年代的异军突起才使人们开始使用“民族-民粹主义”(national-populisme)这一概念,最早提出此概念的是历史学家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Pierre-André Taguieff)。他将民粹主义划分为两类:抗议型民粹主义(populisme protestataire)和认同型民粹主义(populisme identitaire)。在19世纪晚期的法国可以看到这两类民粹主义的典型案例,前者为布朗热主义(boulangisme),尤其是由保罗·戴鲁莱德(Paul Déroulède)发起的最持久的爱国者同盟(Ligue des Patriotes);后者则以反犹思潮为代表,它的旗手爱德华·德律蒙(Edouard Drumont)写作了大量文论,还创办了反犹同盟(Ligue antisémitique),该同盟后来由儒勒·盖兰(Jules Guérin)接手。

布朗热运动发端于1887年,那年布朗热将军遭到罢免,尚未从军中退役,随后于1889年在巴黎被选为议员。布朗热主义当时被反对者们视为凯撒主义或波拿巴主义的变体:一个受到热烈拥戴的军事首长宣称自己代表人民发言,妄图夺取权力。他的纲领总结为三个词“解体、修正、制宪”,其最终目标是改变被他视为低效、腐化、由隔绝于人民的寡头所垄断的政治体制。最初他仅受那些认为1875年的制宪妥协不够共和的极左翼支持,但随后布朗热逐渐得到了所有反对议会共和国的势力的拥护,包括波拿巴主义者、君主派、反世俗化的天主教。

乔治·欧内斯特·布朗热

《社会主义评论》(Revue Socialiste)的主编贝努瓦·马龙(Benoît Malon)在1888年4月刊上向它的通讯员们解释为何不可站在布朗热一边:“在法国,每当人们走上这条道路,便会陷入专制和侵略的泥沼中。难道他们连这些阴森的字眼都忘记了么:雾月和滑铁卢,十二月和色当?”但马龙也明白,“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在民众中间不断发酵的所有不满、欺骗、愤怒与希望。”深层原因是共和政体的种种不足,这个政体拒绝一切对宪法的民主修正,在法国遭遇经济危机时拒绝一切经济改革,它还体现出腐败的各方面特点,爱丽舍宫成了总统女婿渎职的跳板。马龙在这场运动中看到了左翼(共和派)和右翼(凯撒主义者)的危险联合,唯一的解决之道是对1875年宪法在民主、共和层面进行修正,并马上采取深入的经济改革,“大众在布朗热运动上寄托了他们对政治净化和社会转型的急不可耐的期望,1883年以来的工业和商业危机使这份期望更加迫切。”贝努瓦·马龙的通讯员、工团主义者欧仁·富尼埃(Eugène Fournière)也在同一期撰文解释了布朗热主义的一些构成要素:其支持者们的“不可抵挡的民众天性”,“一份模糊的、完全消极的纲领”,其中表达出他们与“意见领袖”(议员和新闻记者)之间的区隔,以及希望一位所谓的能代表国家的救世主出现。

布朗热主义的意识形态首先是消极的。它反对代议制和腐败,认为议员们都是蝇营狗苟之辈,心中全无国家利益,使公共生活道德化是其主旋律。同时布朗热主义也反对一个低效的政体:议员经常缺席,公共政策缺乏连贯性,缺少改革,它对国家权力由一帮机会主义者所霸占感到深恶痛绝。真正的问题来自人们所说的“法律意义上的国家”(政治阶级)和“实实在在的国家”(普选)之间不断扩大的裂痕。这也正是为什么布朗热主义能够超越左派/右派或共和派/君主派的传统划分,它将自己置于真正的民主制的立场上以反对寡头的、腐败的民主制。此外,布朗热主义积极的一面则在于它自称修正派,因为1875年宪法并不是民主宪法,并未服从于享有主权的人民。不过它给出的修正方案却十分模糊,因为布朗热运动中的左翼想要废除共和国总统和参议院议长的职位,而运动的右翼则更想要一个强有力的行政首脑,布朗热本人赞同后者。

1888年6月,布朗热不止一次地向议会表达他的宪政主张,他提出要诉诸人民,不仅以全民公决批准废除代议制的新宪法,而且人民也通过公决享有立法创议权,试图以此重塑国家权威,这点遭到议员诟病。保罗·戴鲁莱德是这一观点的坚定支持者,正是他和他的爱国者同盟提出了“全民投票的共和国”,总统需全民投票选出,还要定期对宪法进行全民表决。布朗热主义的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施行社会改革,但由于其支持者社会构成复杂,很难制定一个明确的计划,反犹主义便趁虚而入了。不过反犹思想在布朗热运动中其实一直是边缘的,布朗热本人也拒绝了反犹同盟给他的8万法郎资助。最后,布朗热主义表现为一种萌发中的民族主义,在对外政策上反德,主张法俄同盟、让意大利退出三国同盟(德、奥匈、意大利)等,同时要求超越社会、政治划分的民族统一。

一幅关于布朗热的漫画

总的来说,布朗热主义比较符合P-A·塔吉耶夫对抗议型民粹主义的定义:反精英主义(下位者反对上位者),信任人民、反对代表制度(反代议制),以全民投票的形式诉诸人民,“通过一位卡里斯马型‘有男子气概’、‘正直’的人物使得运动获得超个人化(hyperpersonnalisation)”、跨阶级以及民族统一的意识形态。

与抗议型民粹主义不同的是认同型民粹主义,两者的基础不同,后者主张“这里的人”和“对面的人”,亦即一个集体的、民族的、各阶级相融合的“我们”与可能使“我们”的历史、文化甚至种族认同变质的“他者”之间的对立。这种民粹主义常常被表达为排外主义,“他者”因国家不同而不同,尤其以反犹主义的形式出现。法国的情况就是如此,爱德华·德律蒙是反犹思潮的“先知”,他的反犹同盟便是民众反犹组织的一次尝试。

反犹运动兴起于1880年代初,那是第三共和国平稳建设时期,经由立法会议确立的关于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的法律,恢复市长选举,学校法等对1875年宪法进行了完善。同一时期,《十字架报》(La Croix)开始发表敌视犹太人的文章,尤其是1884年以后。在1890年该报自诩为“法国最反犹的报纸,它支持耶稣基督,代表了对犹太人的憎恶。”不过《十字架报》上的反犹观点并非都属于基督教传统的反犹太主义(antijudaïsme),海军上将吉凯尔·德杜什(Gicquel des Touches) 1886年在该报上发起了一场反犹运动,他不仅将犹太人与基督教徒对立起来,还将犹太人与法兰西人对立起来:“以色列人就是一个民族……鉴于它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性,它便没有任何理由和我们共享一个民族……让犹太人的民族性归于犹太人吧,拒绝把我们的民族性归于他们。”这些社会的敌人被描述为具有如下特征,与我们本质不同的外来者,他们会腐蚀国家,目的是“奴役我们的种族”,他们霸占银行、商贸及行政高位,还与共济会、新教徒之流构成了共和国立法的神秘灵感的来源(特别是与离婚相关的法律)。

在几年的低潮后,反犹运动于1889年在《十字架报》上再度兴起,从1890年开始,《朝圣者报》(Le Pèlerin)也加入其中,抨击犹太人靠劫掠基督徒获得大量财富。法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令《十字架报》十分担忧,它从1893年开始发文区分天主教雇主和犹太雇主,P. 巴依(P. Bailly)写道:“社会问题首先是犹太问题……今日奴役的根源就是犹太人;去除犹太人,这样资本就会再度变成工作的手段,而非赚取银行手续费的工具。” 世纪末的德雷福斯事件似乎确证了这些报刊对法国社会遭犹太人入侵的判断,他们甚至占据了参谋部的高位。这两份报纸有50万读者,1888年,《十字架报》卖出了近170000份。对这些古老的、前资本主义、乡村的、由国家宗教统一起来的法国的捍卫者们而言,反犹主义势必成为某种形式的反现代主义,共和体制和工业社会败坏了这个古老的国家,而反犹主义则能为他们提供一种解释(都是因为政府里的犹太人、资本经济里的犹太人)。反犹主义同样使他们确立一种认同,而他们发现,这种认同“变质”的迹象在世纪末日益明显。

1883年的一份《十字架报》,该报存续至今

与此同时,爱德华·德律蒙的作品也推动了反犹运动,他自《犹太的法兰西》(La France juive)大获成功后便开始了批判“犹太入侵”的终生事业。作为一名天主教徒,他也痴迷于古老的法兰西、“老巴黎”,蔑视现代世界,他认为“这个共济会和犹太的、腐烂到骨子里的共和国”的一切罪恶的魔鬼代理人就是犹太入侵者。一部作品接着一部,他孜孜不倦地向读者们灌输其观点,其中杂糅了宗教、经济和种族因素,特别重提了持续数世纪的雅利安人与闪米特人之间的种族斗争,认为这是所有当代冲突的关键。在从生理(弯曲的鼻梁、闪烁不定的眼神等)和精神(不知爱国主义为何物、游牧精神、贪财等)层面界定了这些内部敌人的特征后,他指出“法兰西就是对一切犹太特质的绝对否定”。德律蒙也很同情工人们的悲惨状况,他经常与社会主义者来往,但提醒他们要从种族斗争而非阶级斗争的视角来看待社会问题。在德律蒙心中,最典型的法兰西人形象应该是乡村的、正派的、信仰基督教的、平和的,“在乡村,人们在田野上劳作,完美的道德家保持着——尽管有根植于人性的丑恶——那些曾使祖先们的法兰西如此强大的传统德性。”而如今这个老法国正在分崩离析,罪魁祸首就是那些犹太人,他因此呼吁各阶级、全民族团结起来对抗之。

1892年德律蒙建立了反犹日报《自由言说》(La libre parole),参与了从巴拿马事件到德雷福斯事件的每一场反犹运动。1889年9月在布朗热主义蓬勃发展、议会选举临近之际,反犹同盟成功创建,德律蒙和雅克·德比亚兹(Jacques de Biez)担任主席,但随后在布朗热运动的狂潮中反犹运动逐渐边缘化,直到1897年反犹同盟才重焕活力,新领导人是儒勒·盖兰,一位品行不端、负债累累的破产者,他以小企业的捍卫者自居而反抗“巨头”。同盟公开宣称其目标为:无阶级差别地保护“国民的工作”对抗外国竞争者;从“犹太枷锁”中解放法兰西民族;禁止犹太人担任一切公职,“直到剥夺他们的法兰西公民权”。反犹同盟拥有数万支持者,还有官方刊物《反犹》(L’Anti-juif),其影响力在1898-1899年因德雷福斯事件而达到顶点。1898年5年德律蒙还在阿尔及利亚当选议员,并在议会中组织一个小的“反犹团体”。最后,因为同盟办公室的选址问题,盖兰受到了高等法院审判,在他被判刑后这场运动便冷却了下来。

这场运动既是民族主义的(雅利安法兰西人 v.s 犹太人),同时也是民粹主义的(普通民众v.s囤积居奇者),却一直缺少一位卡里斯马型的领导者,因而政治影响力有限。德律蒙更像一个文人,盖兰则声名狼藉。德雷福斯事件使反犹同盟能够组织街头游行示威,甚至在阿尔及利亚组织针对犹太人的暴力事件,但面对瓦尔德克-卢梭政府的反击时则无力抵抗。

抗议型民粹主义与认同型民粹主义尚未合流,1900年,戴鲁莱德和盖兰一道在高等法院接受审判时,后者的辩护人就当庭直言“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相似性,没有任何联系。” 不过无论民粹主义如何多变,上述区分还是有助于我们厘清法兰西民族主义的诸种思潮和趋势,捍卫人民——各阶级相融合的人民——反对寡头是他们的共同基础。但两者的着重点不同,人民可能被视为政治的(dêmos)或种族的(ethnos),前者意味着一种纯粹的民粹主义(人民/精英),后者则是一种民族-民粹主义(作为民族的永恒不变的人民/外来入侵者)。1886到1900年的法国见证了这两类趋向,没有什么能禁止它们相融合。

对德律蒙的讽刺画,1898年

1930年代的出现了许多新的同盟、类法西斯组织,民族主义也以不同的形式卷土重来,但我们在这一时期很难找到十分典型的民粹主义思潮。1934年2月6日算是具有民粹色彩:谴责腐败、对无力的政体的愤怒、粗暴的反代议制等,我们看到了很多布朗热主义的变体,却未有像他那样的领导者,人们依然崇拜领袖,欣赏萨拉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却不再如以往般信任人民,普选被斥为“无法食用的面粉”。受经济危机和来自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犹太难民的刺激,排外主义与反犹主义甚嚣尘上,在法兰西社会主义与民族行动统一党、法兰西反犹同盟、青年阵线、法兰西民族-共产党等组织的话语中频繁出现,公权力也通过严格限制接纳政治流放者和“激进份子”的条件来回应这些呼声。1936年起拉洛克(La Rocque)上校的法兰西社会党(Parti social français)成为了主要的右翼势力,其纲领借鉴自天主教社会主义,其策略是合法地夺取权力。它所用的话语中有很多抗议型民粹主义的典型特征,如谴责腐败、严肃地呼吁道德等,但不同之处在于与其说它反议会制,不如说它反对政治本身(antipolitisme),认为政治会导致“分裂”。拉洛克否认政党和体制本身,他要建立的是反政党的政党,反体制的体制。这种认为“政治”就意味着冲突、诡诈、权谋的反马基雅维利主义在当时和一位梦想着“共同体”、“大家庭”,希望以“精神价值”消弭阶级冲突的法西斯领袖结合在了一起。拉洛克的话语提醒我们天主教也可能成为民粹主义的来源,这种对政治的不信任有其大一统宗教的历史根源,在像法国这样的国家可能滋生民粹主义。

第四共和国于1947年正式成立,期间民粹主义表现为布热德运动(poujadisme)。彼时现代化潮流已势不可挡,1950年代初开始的工业化、城市化、乡村移民和工商业集中化进程使手工业者、小商贩、小老板甚至农业经营者等阶层都感到了威胁,皮埃尔·布热德(Pierre Poujade)成为这些被遗弃者的使者与先知。他本是洛特省(Lot)圣-塞雷(Saint-Céré)的一名书商,这是最少受工业化影响的职业之一,他创办的捍卫商人和手工业者联盟(Union de défense des commerçants et artisans, UDCA)很快就在该地区拥有了政治影响力。因为越来越多的当地人移居到城市,手工业者和商人们的客户不断流失,1953-54年的新经济政策对财务加强了控制,制裁走私,使当地从事传统经济活动、受”无产化”威胁的人民十分不安。布热德从政之初便号召反对巴黎的税收管控,创办UDCA也是为了联合各省不满人士一道反抗税务机关,很快它就成为了全国大量独立劳动者们团结的中心。布热德运动还受益于同北非去殖民化的受害者们的结盟,1954年11月UDCA的第一次全国大会就是在阿尔及利亚举办的。现在布热德已经从批判税收转向批判代议制,试图集结所有对孟戴斯·弗朗斯(Mendès France)政府不满之人向当局发起挑战,1955年1月24日聚集在巴黎凡尔赛门前的10万群众就证明了其动员能力。在1956年1月2日的大选中UDCA得到了250万票,11.6%的得票率,52个席位,这是一场毋庸置疑的成功。但是两年后重掌权力的戴高乐挫败了布热德运动,实际上在一个高速发展的世界里其固有的抱残守缺就注定了它的结局。

布热德的抗议型民粹主义抨击的是国会议员、专家治国、知识分子,所有的巴黎精英,某种程度上他继续了激进派和哲学家阿兰的“小人物”反抗“大人物”的斗争。他重申法国大革命的无套裤汉传统,号召再度召开三级会议,同时还影射孟戴斯的犹太人身份。布热德主义的法国是乡村的、前工业的、对外殖民的,他尤其反感知识分子,与其说他的主张是反代议制的,不如说是反智主义的。作为一类抗议运动,布热德运动一度代表了那些被现代世界所打败、打压或威胁的小人物们的反抗。它认同型民粹主义的一面要弱于反抗型民粹主义的一面,但也并非没有,其话语中仍有非典型的反犹因素。无论如何,这是老法国在不断扩张的现代世界面前所做的最后一次抗争。

捍卫商人和手工业者联盟(UDCA)的标志

让-马利·勒庞也曾是一名布热德派的议员,他在1972年创立了法国国民阵线,这个极右翼的小政党在当时和很多其他同类党派差不多,似乎没什么前途。但在1980年代国民阵线乘风直上,1983年在德勒(Dreux)的市镇补缺选举上初露锋芒,次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首次赢得席位。它在密特朗的第二任期和希拉克任期内强势崛起:1988年和1995年大选中勒庞获得了大约15%的选票,1996年2月在维特罗尔(Vitrolles)的市镇补缺选举中获得大胜,那是勒庞主义者第一次在选举中以绝对多数当选。国民阵线的发迹无疑与许多欧洲国家中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政党的发展相呼应,但是除了奥地利没有哪个国家如法国般瞩目。评论家们难以解释这一现象的合理性,其中原因大概可总结为失业率上升引发的困难,大量阿拉伯-穆斯林移民迁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对国家主权带来的影响,以及危及民族认同的世界性交流互动。勒庞主义的本质不易界定,P-A·塔吉耶夫提出的“民族-民粹主义”或许最为恰切。勒庞的民族-民粹主义迄今为止成功地结合了法国极右翼思潮的多种因素,从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原教旨天主教到新法西斯或新纳粹,还接受了贝当元帅的国民革命和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怀旧病。这种种极右因素的融合使勒庞主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它的选民可能来自任何社会阶级和政治派别,这使其政党成为了最“大众”、最“工人的”政党。

国民阵线的第一个特征是其创始人与领导者的个性。勒庞是一位体制外人士,家境普通,曾是一位平庸的法学学生,参加过印度支那的战争,亦曾是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军官。这位爱国者一直自称“国民右派”。他擅长演说,时而嘲讽时而暴躁,是电视和媒体很喜欢的那类现代煽动家,他给运动烙了上很强的个人印记,这位领导者成了人民不满与希望的化身。他一开始便宣称“我们就是人民”,打破阶级壁垒的法兰西人民。阵线日益关注工人阶层,也同样捍卫传统的中间阶层,它渴望成为整个法兰西,除了两个例外:当权阶层和住在法国的外国人。国民阵线有抗议型民粹主义的一面,继续着“下位者”反对“上位者”的斗争,这种对“官僚国家主义”的反对又与反智主义结合到了一起,总理阿兰·朱佩(Alain Juppé)就是国民阵线抨击的典型:前高师学生、官僚、国立行政学校毕业生,这种人因远离人民而忽视人民。勒庞还主张诉诸人民,希望由全民公投来决定死刑、移民等社会问题。

勒庞反复提醒本土法国人警惕过多的外来移民,他们要为失业、犯罪、普遍的不安全负责,“看看那些街道、机场、学校、公共设施、医院就足够了”。此外勒庞还强调生育率的持续下降,表示“入侵”将会给种族-文化认同带来“致命”打击。他说法国就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文化斗争的场域,“已经成为法国第二大宗教的伊斯兰教反对任何程度的同化,威胁到了我们自己的认同,我们的基督教西方文明”。勒庞还毫不犹豫地主张种族歧视,种族间的不平等,反对异族通婚。这种排外主义也未能使国民阵线的领导者免于反犹思想。在他眼中犹太人是媒体、报刊、电视和出版业的控制者,他们参与到“欧洲-世界主义的旨在消除法兰西民族性的阴谋”中。世界主义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他希望法国封闭起来与外隔绝。

老勒庞,2006年

国民阵线前途如何?与前文论及的布朗热运动、反犹运动和布热德运动不同,这是人们第一次目睹类似现象在法国扎下了根。它的未来取决于诸多变量,首先是国家经济状况。它的范围覆盖全国各地,所吸纳的社会-职业群体之广是先前布热德运动无法相比的。与其他民粹运动所宣称的“既非左派也非右派”不同,他主张自己才是“真正的右派”,因而其最直接的政治对手是当权的主流右派、“假右派”,誓要捍卫法兰西民族的种族-文化认同。像勒庞这样的政党领袖并不是在1980年代从天而降的,国民阵线的宣传模式让人不禁回想起19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不过在法国用民粹主义(抗议型)和民族-民粹主义(认同型)比用法西斯主义更易于理解勒庞现象,毕竟它并非静态不变的,谁也不知道要是它真的执政后会怎么样,是南非式的种族隔离政体,排外的新波拿巴主义,还是民族主义的暴民政治?无论如何,勒庞主义是与共和主义传统相决裂的,这和布朗热主义或布热德主义都不同,这种对1789年精神的拒斥似乎可以将其看做“反大革命”(Contre-Révolution)的现代变种,只不过大众法取代了神圣法律。它是对不断加速的全球化导致的混乱后果的反动,受益于其引发的种种问题,也可能像当年的反革命那样取得暂时的胜利。

似近实远:法国国民阵线与共和党(2007-2017)

来源:So Close, Yet So Far :The French Front National and Les Républicains(2007-2017), in Trumping The Mainstream :The Conquest of Democratic Politics by th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edited by Lise Esther Herman and James Muldoon, Routledge, 2019

作者:Florence Haegel and Nonna Mayer

当所谓的“第三波”极右翼政党于1980年代末在欧洲兴起,便有大量的作品聚焦于其兴起背后的原因以及它们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三十年后,这些政党大多数不但存活了下来还从边缘走向主流,有时还能进入政府。人们也逐渐开始用far right或populist radical right(PRR)而非extreme right来指称极右翼。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极右翼对现存政党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影响,它们可能以多种方式“使主流川普化”(trumping the mainstream)。

法兰西的情况尤为有趣。首先,国民阵线是欧洲最老牌、最成功的极右政党之一,也被视为这一类政党的模板。然而尽管国民阵线在选举中表现强劲,但因为法国多数至上的选举体制导致的高度比例失调,它在议会中重要性并不大。法国的特殊之处还在于,主流右翼政党采取了调和策略与对抗策略相结合的方式,以致长期以来国民阵线的选举成功并未打破原有的两极化政党格局。但2017年事情起了变化,自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2011年接手以来,该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选举记录,在201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和2015年的省和大区选举中,国民阵线都一路领先,超过了主流左翼和右翼政党。2017年大选更打破了传统的左右秩序,勒庞在第二轮中对阵政治新人马克龙,得到了大约1100万选票,得票率超过三分之一。尽管她最终失败了,但这依然标志着法国政治版图的重组。

本文将聚焦从2007年大选到2017年大选之间国民阵线与主流右翼政党共和党(Les Républicains, LR,前人民运动联盟,ex-UMP)的互动。我们将重点探究两个问题,首先是两个政党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融合程度,这是包括主流适应激进派与激进派温和化以靠近主流的双向过程;其次是党派分裂问题,不仅包括党内分裂成不同派系,还有党内精英、普通党员以及选民之间的策略预期和意识形态立场分裂。供给侧是政党(党派立场、代理机构和策略),需求侧是选民(选民偏好),双方不断地相互影响。本文第一部分考察政党层面,探究国民阵线的正常化策略和共和党的适应策略是如何加剧了各自组织的内部分裂。第二部分将考察两党各自选民群体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及其演变,论证两者间融合与分歧的模式。

法国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如今已改名为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

乍一看,国民阵线和共和党是越走越近了。玛丽娜勒庞2011年以来采取了去妖魔化策略以给其运动树立更正面的形象,萨科齐则自2007年起选择激进化路线以争取极右翼选民,这在两党内都引发了分裂。

勒庞的目的是摆脱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标签,表明国民阵线也是“一个和其他党派一样的政党”。但这也不是什么新招,在1989年时其父让-马利·勒庞就在发表于《世界报》(Le Monde)的一篇文章中率先提出“去妖魔化”概念,试图对那些使该党妖魔化、非法化的人予以回击。不过国民阵线的策略从一开始就是模棱两可的,在正常化和反叛、从众与自我彰显之间摇摆,这取决于其面对的受众和情境如何。这种两面派的策略导致了内部危机,一方面激进的反体制立场能吸引很多选民,另一方面夺取官方权力的需要又迫使它采取更体制化、专业化的温和立场。第一波正常化开始于国民阵线创立时期,其实创立该政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新秩序(Nouveau Ordre)这一极右翼团体得以名正言顺地参与议会竞选,正常化的证据就是选择老勒庞这样一位1956年布热德运动中的前议员作为领袖,他还曾在1956年总统大选期间担任亲法的阿尔及利亚候选人韦南库尔(Jean-Louis Tixier-Vignancour)的竞选经理。但是两年还不到,新秩序的领导们就离开了国民阵线转而创建了更亲近主流右翼的新力量党(Parti des forces nouvelles)。第二波正常化发生于1998-1999年间,当时国民阵线的二号人物布吕诺·梅格莱(Bruno Mégret)主张为了掌权而和主流右翼结成联盟,该策略受到老勒庞的激烈反对,两人的争执再次导致了分裂,造就了一个短命的新党派。

最后一波正常化始于2011年,玛丽娜·勒庞接替其父出任党魁。为了最大限度地吸引选票,她坚决与父亲的一些极端立场划清界限,尤其是反犹思想。像之前的梅格莱一样,她在2010年4月组建了智库“思想与民族”(Idées-Nations)以招揽学者和知识分子。她还在2012年5月创立了新组织“玛丽娜的蓝色联盟”(Rassemblement Bleu Marine)以吸引并不隶属该党的外界人士,比如饱受争议的极左翼市长罗伯特·梅纳尔(Robert Ménard)。勒庞还想让国民阵线从一个只关注移民问题的利基党(niche party)转型为一个关注议题广泛的一般政党(generalist party)。为了赢得经济有困难的选民们的支持,该党日益关注经济问题,在2017年大选中勒庞就强调保护35小时工作制等社会权利,回归60岁退休制,为残障人士、老人和法国家庭提升社会福利,捍卫购买力,为低收入者降低收入税等。而且,勒庞还试图在堕胎、同性恋等问题上摒弃其父的道德立场,她本人在2002年曾支持堕胎合法化,但国民阵线在同性婚姻问题上分歧严重,勒庞压力很大,她想同时赢得年轻的城市世俗选民与天主教选民的支持。最终在2017年大选中她避免提及堕胎问题,提议废除关于同性婚姻的法律。最后,她延续了该党一贯的反欧盟主张,大选中她呼吁一个自由民族的欧洲,封锁边境,国家主权高于欧盟法律,捍卫民族的传统与生活方式。而脱欧问题在2017年成为核心议题,国民阵线的主张也使其与另一个小政党“法兰西站起来”相结盟,这打破了国民阵线的政治孤立,显示出其与主流右翼政党结盟的可能性。但是在两轮电视辩论中,勒庞却没能成功地论证法国脱欧的可实施性,在党内和党外都引发了人们对脱欧问题的反思。

总体来说,勒庞的策略给国民阵线添了一道深深的裂痕,马克龙的当选更加剧了分歧,两个主要的内部派别冒出了头。它们的领头人分别是勒庞的侄女、“自由-保守”派的玛丽昂·勒庞(Marion Maréchal-Le Pen)和主张脱欧的戴高乐主义者、共和派人士弗洛里安·菲利波特(Florian Philippot),他在17年作为勒庞的军师,成了其败选的替罪羊。前者在主张自由主义经济、温和的反欧盟、传统的天主教道德观以及“整体性的民族主义”,后者则是坚定的脱欧派,采取“既非左也非右”的策略,重点关注安全、移民和伊斯兰问题。据《世界报》的调研,2011-2013年间国民阵线的去妖魔化策略取得了成功,人们对“国民阵线是否危及民主制”的肯定回答逐年下降至47%,但从2014到2017年则逐年上升,2017年时已达到58%的历史新高,否定回答则只有36%,看来前几年的成功最终适得其反。

2017年大选中的勒庞

共和党针对国民阵线采取的策略则更为复杂,结合了意识形态上的效仿、公共政策上的吸纳以及选举中的倾斜。希拉克已经借鉴了一些国民阵线的主张,而在萨科齐的领导下——他2004-2007年担任党首,2007-2012任总统,卸任后再次成为党首——人民运动联盟(之后的共和党)则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激进化,这种适应策略被称为“比松路线“,得名自他的顾问之一帕特里克·比松(Patrick Buisson)。这种策略在2007年大选中取得成功,国民阵线的得票率只有大约10%,但在2010年3月的大区选举中人民运动联盟却遭遇失利,国民阵线在22个大区中的12个都杀进了第二轮,随后萨科齐再次加强了他的激进策略,在格勒诺布尔(Grenoble)的演讲中他强调“民族身份认同”,承诺在三个月内拆除所有罗姆人的非法营帐,对法律、秩序方面的问题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例如袭警者将被剥夺法国国籍。人民运动联盟秘书长让-弗朗索瓦·科佩(Jean-François Copé)也在党内积极推行相同策略,反对在公共场合穿戴头巾和宗教服装。顺着同样的思路,2010年7月14日联盟的一个议会派别“大众右翼”(Popular right)被创立了,其成员的核心政策主张与国民阵线如出一辙,比如限制移民的权利、限制双国籍公民的权利、部分恢复死刑、更严格的法律控制、捍卫警察和军队以及对家庭、教育和性别议题的传统价值观,大众右翼的议员拒绝给LGBT群体公民权。同时他们重视象征和纪念政策,如主张惩罚对不尊重国旗的行为,对共产主义和殖民运动的集体记忆应该被密切地监控与塑造。

法国的右翼政党无疑正在持续激进化,2012和2017年的党内竞选和2016年的总统初选都可证明这一点。在党内竞选的六支竞争势力中,有三支是是右翼,另外三支是中间派。“大众右翼”受到了党内新团体“强势右翼”(Strong Right)的挑战,它由两位持激进右派立场的若福瓦·迪迪耶(Geoffroy DIdier)和纪尧姆·佩尔梯耶(Guillaume Peltier)领导,后者最早就是从国民阵线青年运动开始政治生涯的,他们表示自己代表了萨科齐的一代。另外还有批评福利国家、提倡天主教传统的“社会右翼”(Social Right)。重点是所有这些团体都宣称自己属于“右派”,这个意识形态标签在前几年的法国政治辩论中很少使用。“强势右翼”(27.8%)、“大众右翼”(10.9%)和“社会右翼”(21.7%)总共得到了约60%的党内支持,这是人民运动联盟激进化的明确标志。同时中间派和戴高乐主义派别的式微也引人瞩目,它们只在一些地方受人青睐,但右翼势力却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广泛支持。共和党在2016年11月组织的公开总统初选也很能说明问题,此次选举的目的是选出右翼和中间派的候选人,7位竞争者中有三位中右派,四位右派,其中萨科齐和科佩代表了“不受拘束的右派”,让-弗里德里希·布瓦松(Jean-Frédéric Poisson)是一个小天主教团体的领袖、反对同性婚姻,弗朗索瓦·菲永(François Fillon)的纲领则是经济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结合。

弗朗索瓦·菲永在第一轮中出人意料地获得了44.1%的选票,而中右派的阿兰·朱佩则仅有28.6%,他在道德问题上立场更加开放,更少关注身份认同问题,对伊斯兰教也相对宽容些,这个结果进一步论证了主流右翼的激进化,但是萨科齐的失败也表明“比松路线”已不再受大多数欢迎。从地理上看,朱佩的选票多来自2012年总统初选中左翼选民占上风的地区,萨科齐的选票则多来自勒庞获胜的东北和东南地区。而菲永的得票则非常均衡,吸引了约51%的共和党支持者,他成功地树立起了中间派的形象,同时得到了许多天主教选民的支持,这些常去教堂的法国人大多把票投给了菲永,而非萨科齐或朱佩。最后,2017年11月洛朗·沃吉耶(Laurent Wauquiez)当选党首表明了共和党党员的激进化,他不仅提倡身份政治,反对移民,关心道德问题,还对欧洲联合问题持更加怀疑的立场。至今,主流右翼的调和策略正是基于道德和文化问题上的右转,而在未来持国家干预和反欧盟立场的可能性不大。

法国前总统萨科齐

尽管法国右翼有明显的激进化,但无论是在选举还是政府中,共和党的领袖们依然反对与国民阵线合作。在80年代初国民阵线刚刚兴起时,戴高乐主义的右翼采取的策略是在国家层面孤立之,在地方层面却与之合作,使国民阵线初露锋芒的1983年德勒的地方补缺选举便是一例。但这种模棱两可的策略在1998年大区选举后便停止了,新戴高乐主义政党选择了“共和阵线”策略,要求选民们阻挡国民阵线,不遵从该原则的候选人将被驱逐出党。2011年萨科齐转换了策略,在各区选举和次年的大选中采取“既不也不”(ni-ni)方针,即如果本党候选人进不了第二轮,选民们就既不投社会党,也不投国民阵线。民意调查显示,1998年大区选举后有三分之一的右翼支持者对在地方选举中与国民阵线合作表示认同,这一比率到2010年基本稳定,但在2010-2012年间比例快速升高,2012年5月的调查中有54%亲人民运动联盟者支持与国民阵线合作,2013年5月的一项调研显示,在年轻人、工人阶级选民中间和国民阵线影响力大的地区尤其如此。“既不也不”策略也给萨科齐招致了阿兰·朱佩等党内人士的批评,他们指责这是把国民阵线和“共和主义的”社会党一视同仁,不过也有人坚持此路线,如弗朗索瓦·菲永。为了中止混乱,萨科齐在2015年大区选举中重申了“既不也不”方针和“比松路线”。马克龙在2017的获胜导致了共和党新的策略转向,在立法议会竞选中呼吁“共和阵线”,阻挡国民阵线,而马克龙政府任用阿兰·朱佩的支持者、温和右派的爱德华·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的举措再一次加深了共和党内温和派和传统右派的分裂。

下面从选民的角度考察共和党与国民阵线的分与合。通过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干预、失业)、文化自由主义(妇女、同性恋群体)、对欧盟的态度(法国是否从欧洲联合中获益)和在政治光谱中的自我定位等问题的调研,以期勾勒出法国右翼谱系的意识形态地图,观察其在07-17年间的演变,被调查的是2007、2012和2017年大选中的中间派、主流右翼和极右翼选民。统计显示,10年间激进左翼选民增长了约13%(从8.6%增长到21.3%),极右翼上涨了约11%(从10.4%增长到21.3%),中间派只增长了5.5%(从18.5%增长到24%)。而主流右翼的选票则减少了11%,主流左翼更是缩水了19.5%。

在意识形态层面,无论是2007和2012年萨科齐、2017年菲永的支持者,还是让-马利和玛丽娜·勒庞的支持者都明确地自我定位为右翼,但两者之间仍有区别。当被调选民以1到10选择自己的左-右立场时(10是右极,1是左极),我们发现勒庞的支持者中选择10的比率要大得多,而且自认为“既非左也非右”的也更多,相比而言菲永的支持者选择6-8居多,马克龙的支持者则以中左(4-6)居多。

对许多更具体的议题的立场也揭示出主流右翼和极右翼选民的差异。主流右翼和极右翼都持基于权威、等级和秩序的保守主义社会观,这使他们区别于中间派和左翼选民。但相比之下,勒庞的投票者们更多地倾向于认为有“太多的移民”,以及“应该恢复死刑”,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两者之间的意识形态差距并非缩小,而是不断增大。诚然,在萨科齐执政并采取“比松路线”的时期,在移民问题上主流右翼的观点有激进化的趋势,但是从2012到2017年,主流右翼选民中持反移民立场的人数比例不断下降,2017年大选中比勒庞阵营中反对移民的选民比例少了33%(前者58%,后者91%),实际上除了极右翼,中间派和左翼阵营中反对移民的选民比例都在降低,法兰西社会普遍的宽容程度越来越高。如此国民阵线就显得更加孤立了,在死刑问题上更加明显,1981年左派政府废除了死刑,在2012-2017年中除了勒庞阵营,其他所有阵营中支持恢复死刑的比率都在不断降低,17年大选中菲永阵营和勒庞阵营在这一问题上的比率差距达到了45个百分点(前者29%,后者74%),实际上两派的差距从未如此之大。

法国穆斯林移民

在性别议题上,双方选民比较接近,而且只比中间派和左翼更保守一点点,比如大多数共和党和勒庞的支持者都否认女人生来就是为了生儿育女的观念,还有一小部分选民认为同性群体也应该有收养孩子的权利。在这一话题上勒庞的选民甚至比主流右翼选民还要宽容,特别是2017年菲永在想要得到老派的天主教团体支持的情况下。

在经济政策上极右翼和主流右翼选民则针锋相对。首先双方都反对左翼立场,大力主张失业者们“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如果他们真的想找的话”。但是勒庞派在这个议题上容忍度更低,他们更多地站在雇员一边,而萨科齐和菲永的选民们则更多地站在雇主一边。从2007到2017年,双方的立场差距越来越大。在调研中所有关于经济自由主义的问题上,勒庞的选民们日益认同国家干涉主义。

在欧洲联合议题上,双方的分歧就更大了。首先是2012-2017选民们对“法国是否因欧盟而获益”的认知变迁,其次是2007-2017年间选民们对“从属于欧盟是否是一件好事”的认识。极右翼很明显极力反欧,而中间派、主流右翼和主流左翼则紧密团结在一起,而且或许是因为英国脱欧的刺激,后三者中对欧盟的正面观点正稳步增加。调研显示,2007-2017年双方选民中认同法国能够从欧盟获益的比例差距从30上升到40个百分点,而认为从属于欧盟是一件好事的选民比例差距则从35扩大到了破纪录的54个百分点。而且数据还显示,勒庞的支持者们如今比极左翼还要质疑欧盟,后者从1992年关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公投以来就持较高的欧洲怀疑论立场。但极左和极右质疑欧洲联合的原因是不同的,极左翼批判欧盟是因为它对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自由主义立场,而极右翼却首要地认为欧盟给移民敞开了大门并且威胁到了法国的民族国家认同。而且即便是极左翼阵营,在2012-2017年间支持欧盟的比例也在不断提高,国民阵线因其逆潮流而动,正在被日渐孤立。

总的来说,认为主流右翼和极右翼在意识形态上日渐相似的看法过于夸张。确实在2006-2013年因为“比松路线”主流右翼阵营出现了右转的趋势,但是那之后直到2017年双方的差距正在不断扩大,勒庞的支持者们是迄今为止最敌视移民、最威权主义、最怀疑欧盟的选民。他们排斥过去10年间法国缓慢但普遍的社会转变,即尽管有难民危机和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回潮,法国社会正变得日益宽容。

上述对政党领袖和选民两个方面的分析揭示出党派精英、党员和选民之间相互影响的复杂性。的确,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共和党党员和选民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党员相比温和的选民要更加右倾。这一结果直接使人质疑党内民主的影响,例如党内初选可能以温和的选民为代价,让激进的党员掌握权力。实际上党员投票不断增长的重要性使得党领导不得不回应他们的意识形态立场。

2017年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开启了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政治新人马克龙不仅击败了主流右翼和左翼候选人,还打破了勒庞的总统梦,接下来主流右翼和极右翼将如何选择,是分还是合?无论哪种选择,都可能使两党——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陷入分崩离析的险境。如果马克龙成功地在法国政党体制中确立了一个政治核心,那么共和党和国民阵线则可能走得更近,而长久以来维持左右两极格局的政治体制就可能发生剧变,如果马克龙失败了,则两者不大可能联合。

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后巴黎爆发的反对国民阵线的游行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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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法兰西民粹主义的历史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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