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英:命运断想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12-19,星期六 | 阅读:66

文/黄宗英

黄宗英(1925年7月13日-2020年12月14日)

  我,黄宗英。1925年7月13日,即民国十四年农历五月二十三日生于北京,属牛。母亲怀我产期未到,忽阵痛,赶忙遣人去请产婆。产婆未到,我就已经生出来了。家人都说我是急性子。母亲很开心,她头胎二胎生的都是儿子,就盼生个女儿,女儿就来了。我有两个姐姐,是前娘生的。母亲(陈聪)是续弦。父母都格外疼我。夜里,我睡在童室自己的床上,天不亮就醒了,就被抱到北屋父母睡的大床上,焐在父母的大被窝里玩耍。

  五岁时,我到京都第一蒙养园(幼儿园)去,进园时,须口试。试罢,我听一老师说:“我要这个小斜眼儿。”那时我的左眼的黑瞳仁跑到鼻边了,要多难看有多难看,亏得姜老师要我。而小我一岁的大弟弟宗洛,就没老师要。因考试时,老师问他:“你在家跟谁玩?”宗洛答:“跟小妹玩。”问:“小妹是你什么人啊?”答:“小妹是我姐。”老师对家人说:“这孩子连大小都分不清,在家再玩一年吧。”一家人都叫我小妹,所以宗洛也叫我小妹。他真是冤枉。

  到我七岁时,父亲黄曾铭(字述西)从北京西城电话局调青岛电话局,任总工程师,全家迁居青岛。我非常喜欢青岛,喜欢在海边沙滩玩沙子,堆沙坑,盖房子,蚌壳做锅、碗、瓢、勺,与宗洛过家家玩,我当主妇伺候他。

  我们家住青岛龙口路2号。这是一座有大院子的两层楼房,前院空地很大,我和宗洛在里院小片空地上种了花生、芝麻。我父母从来惯着孩子。母亲是世袭中医世家。孩子病了,她会开小药方抓药,分量都写的是古字。母亲西式小学毕业,闲来教我们诵读唐诗、宋词、《千字文》,还教我们孟子曰。父亲则领着我们爬墙上树跳沟。他说:“孩子小时不淘气,大了没出息。”

  我八岁时,父亲给我买了辆四个轱辘的自行车,是后轱辘旁有两个保险小轱辘,待我能骑上去走了,就摘掉一个小轱辘。青岛是丘陵地,我在江苏路第一小学读书,就从坡上骑车去上学,只有大狗吉利跟着我送我到学校。

  我九岁时祖母去世。我和大弟随父母回祖籍浙江温州府瑞安县奔丧。这一年冬天,我父亲也死了,他是生伤寒病死的。父亲病时,没住医院,是请日本医生来家看病的。眼看病情好些,他想吃火腿大米粥,把火腿切得细细的煮粥。父亲吃下去不久就腹泻,泻个不停……我被老张妈从被窝里喊醒,去到父亲房里,老张妈叫我跪下。我只见父亲被人架着站起套丝绵(套丝绵是为了在棺材里骨头不散),我叫了声“爸爸”,爸爸瞄了我一眼,就低下了头。母亲大哭起来,我也痛哭不止。待我大哥二哥被从青岛中学叫回家,父亲已穿好寿衣了,是中式的短袄长裤,而他从来是穿西装的。我和大弟被老张妈叫去,学着用锡箔纸折银元宝。小弟宗汉则开心地绕着来奔丧的客人们的汽车、黄包车,敲着小锣戏耍。当天,也搭起了竹棚,设了灵堂。我们的四叔从瑞安来奔丧,他长得特像我父亲,小弟见到他忙大叫:“爸爸从木头匣子里跑出来了!”母亲哭笑不得,精神有些失常了。

  因父亲的死,家道陡落,从月入360元大洋到无分文收入。无奈只好投靠亲友,举家去了天津我大姐的婆家。我在树德小学上学,上四年级时我曾代表学校参加全市小学生演讲比赛,讲题是“废铁救国”,劝慰大家捐出废铁制造枪弹,打击侵略者。我是端着锈铁锅、铁铲、锈钉子上台的,穿着从张家花园张二小姐处借来的蓝色蓬袖短上衣。我获得全市比赛第四名,奖品是一横的匾额,上书“舌粲群英”,我把它献给了学校。

  我的斜眼儿是怎样治好的呢?原来在北京,父母带我去看了全国最有名的中医孔伯华。孔大夫说:“不用开刀。每天厨子买菜时,切一片薄牛肉片,贴在眼左侧。孩子觉得黏得慌,就老要向左眨眼,眨着眨着就正过来了。”果然,到我十三四岁时,就再也看不出是个斜眼儿的丑丫头了。由于我爱织毛线,又会做鞋,看起来颇贤淑,就相继有富裕人家来说媒了。说媒的条件都是允上学、允出国留学、允照顾母亲弟弟。我和母亲都觉得要被人买了似的,何况我还小,就哪家也没答应。

  我在学校里功课挺好,老考前三名,直到算术四则题讲“鸡兔同笼”时,我的名次才落下来。放学回家,我半个钟头把作业做完,就临成亲王大字帖,临灵飞经小字帖,还在家里的旧英文打字机上练习盲打,想着可以去当秘书也想当护士。开滦矿务局招考培训护士,不收学费,还发津贴。娘不让我去报名,说当护士太苦。

  待我长到十六岁时,大姐已经在金城银行工作,当簿记;二姐在齐鲁医院工作,搞社会调查。她俩都有钱补贴家用,母亲也靠卖首饰支撑。每次我陪母亲去兴业银行开保险箱时,我眼看箱中的首饰渐渐见底,只有一条金项链、一些碎珠子了。母亲顶真地告诉我,待她死时,一定要在她嘴里塞两三粒珠子,到了阴间,阎王爷看到珠子,就判她投身为人,不投身猪和狗了(我没做到)。

  正此时,大哥宗江从上海来函,说参加了新组成的上海职业剧团,剧团正是用人之秋,小妹若能来,总有用得着的地方。我特兴奋,娘也高兴,就回信说去。

  大姐为我找了个旧皮箱,并送给我一件新的猫皮短大衣,说:“这件我没穿过,只适合teenage girl穿,送给你正好。”还给了我20元钱。母亲也凑了20元给我,怕我到了上海一时不能就业,吃不上饭。如此这般,我出门谋生去了。那是1941年深秋。

  大哥当时住在上海桃源村的亭子间里是在灶间的楼上,房间很小,我搭了个地铺在小铁床前,就已经挨着书桌了。大哥如下地,就踩着我的铺盖了。

  上海职业剧团是黄佐临、吴仞之、姚克三位戏剧界巨头主办的。第二天,大哥就带我去剧团后台见头头。我一进后台,就听见有人说:“啊,好高的个儿。”“绿豆芽。”“我可不能跟她配戏。”我见了领导,他们却很欣赏地看着我:“你先跟着吴仞之导演,看他有什么活儿先干什么活儿吧。”吴仞之说:“明天,你跟我一起先登记道具和效果吧。”

  待晚上,哥散戏回家。我问他:“什么叫道具?”哥说:“你不是看过话剧剧本吗?”我说:“看过《秋瑾》《家》《莎士比亚》,没写道具。”哥说:“哎,道具就是大幕拉开来后,台上的桌椅、板凳、床等就是大道具,演员身上的钢笔、别针、耳环叫小道具。”我又问:“被服叫什么道具?”哥答:“……你明天听仞之的,他叫你怎么登,你就怎么登。”我又问:“那效果呢?我怎么能登观众是笑是哭呢?”哥说:“哎,效果是指制作成声响的用具,如打雷是摇铁皮,下雨是用笸箩摇黄豆,枪声是摔炮仗,亏得你说来就来了,要是等公开招考,说不定考都考不上,有两千人报名呢!”我庆幸自己不用考试就进了剧团。

  第二天,我跟着吴仞之边走边登记台上的道具、效果。傍晚,我去买了两个新本子,还买了一盏简易台灯。晚上,我就把潦草的登记本誊写得清清爽爽。哥回家先洗脚上床,我在灯下开夜车。

  第三天,会计把我叫去,发给我16元月薪。我不愁饿肚了。

  领导很满意我的登记本,又吩咐我在前台楼上右侧包厢(灯光厢)看戏。黄导叫我做实习生特别要看女演员的戏,每场都要看,熟悉台词、位置,以备代戏。

  那时,剧团正在卡尔登剧场上演曹禺的《蜕变》。石挥演梁专员,宗江演况西堂,这是一出爱国戏。梁专员的台词常常被观众的掌声哄起。当台上的人物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万岁!”台下也跟着喊起来。我激动地落起泪来。我来自沦陷的华北,很久没听见口号声了。戏闭幕时,我肿着眼睛去后台找宗江,他看到我红红的眼睛问:“怎么啦?”我嗫嚅地说:“戏好。”

  兄妹俩默默地步行在南京路到拉斐德路的大街上,我庆幸自己是在进步的团体。

  双十节的时候,卡尔登剧场的门口挂起:“庆祝《蜕变》演出双满月纪念”的牌子。剧团发给每人一个月的奖金。我也有。我说:“我才来半个多月,也还没上戏。”头头说是“同喜”。我赶去邮局,给母亲寄了10元,仅显示我已赚钱了,有饭吃了。

  这时候,剧团演员严俊和梅村要结婚,请假一星期。黄佐临让我代梅村的戏,饰演伪组织(小的儿)。我并不怵台。小时候,在青岛电话局的舞台上,我曾演过秋瑾的小姑子王淑华。是跳着绳上台的,如今,演小的儿,还让我手里拿着香烟,我哪儿会抽烟啊?糟糕,导演没排我哪句话上场,直到有人慌慌张张往外推我,我才上了台。哎呀,台上的灯怎么这么亮啊,我什么也看不见,也听不见台上人说什么。我只好嚷嚷一番,被人拖下台。第三幕还上场,要撒泼撒野。我在台上吵,被人拖着往外拉,我的绣花鞋掉了,我就坐在地上,用绣花鞋拍打地板,被人拽起一跳一跳跳下台。戏台下鼓起掌来。总算演下来了,我谁也不敢看。忽然黄导来到我身边,对我说:“明天还你上。”呀,认可我了。桌上的蛋炒饭早已凉了,我囫囵吞下,我兴奋得睡不着觉。第三天上台,我看见脚光了,还看见第一排加座上坐着黄导、吴导、周剑云、李健吾……后来大哥告诉我,是黄导请他们来,说剧团来了个新演员,扮相好,北京话特棒,嗓门特亮。我的职业演员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不久,上职剧团分成两拨人。一拨跟着石挥另组剧团,另一组就跟着黄宗江。宗江见自己的老同学郭元同(艺名异方)也跟了石挥,很不开心。元同是团里的乐队指挥兼演员。我就去找元同,跟他说了宗江的心思,并对他说:“如果你追求英子,你在我们剧团照样可以追求英子。”郭元同说:“我没有追求英子,我的心里只有你。”我愣住了,没接这茬。后来元同就来到我们剧团。

  我和大哥住的亭子间的二房东,把整幢房子卖掉了,要去香港,我和大哥就到处找房子。一听说我们是演戏的,都不肯把房子租给我们,直到我们找到西爱咸斯路和平村1号,才租到一间前客堂,一间楼顶的双亭子间。此时,丁力、孙道临、卫禹平都先后来到我们剧团。丁力、李德伦、郭元同和我们住在一起。

  我们五个人,每人出两元钱,用10元一月租了一架钢琴,放在前客堂。琴上还放着元同和德伦抄在谱纸上的乐谱。他俩靠抄谱赚些零用钱,有时还去歌舞厅奏乐赚些外快。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被炸,日军暂时取胜。上海孤岛租界也被日军占领。一天黄导说:“大家都到排练厅去吧,(我们那时在兰心大剧院演出,前台三楼排练厅很大)有事和大家说说。”团里所有演员和后台工作人员都来到排练厅。我坐在卷起的地毯上,只见大低音提琴的影子照在黄导的脚边。黄导说:“我们不给日本鬼子卖命。”全体怵然。他又说:“剧团决定解散,发一个月工资,大家各奔前程吧。”我正愁怎么奔前程,黄导走过来,轻轻对我说:“你们兄妹和石挥就先住我家吧。”于是石挥和我兄妹就搬进卫乐园1号黄寓的楼下。我住饭厅,靠北墙,有一张小铁床;石挥、宗江睡客厅,行军床。每人每月象征性地交一斗米包食宿。黄导和夫人金韵芝(艺名丹尼)居住二楼。丹尼也是名演员。黄导夫妇都是欧美留学回来,是我国戏剧界学术最高的专家。他们都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教育青年艺人。

  石挥每天抱着他的吉他弹,宗江在翻译,我则大看其书。二楼有大书房,我把《莎士比亚全集》再看一遍,还看亚里斯多德、伯来西特……

  日本占领上海租界后,政客川喜多控制了上海电影界,建立了上海联合电影厂。幸亏金星电影公司经理周剑云卖了个交情,没把我们二十多人的名单往上送。那时我们剧团的头面人物,刚被周剑云网罗不久,签了长期合同。记得合同上还有五年内不许结婚条款。当时,让我饰演一名被强盗掠去的少女。少女在灯节时出来看灯,被强盗看中。要拍一个长长的美少女特写。

  我在兰兰大姐的介绍下,把一颗小虎牙换掉了。全片只两个女演员,另一个是强盗婆,由端木兰心饰演。戏还没拍,上海就沦陷了。

  我们在黄导家,平平静静地住了些日子。黄导吴导觉着川喜多无意控制话剧界,就又悄悄排起戏来,给我排了独幕戏《侬发痴》,说的是一位犹豫不决的考虑博士向少女求婚,问了许多稀奇古怪的问题,把少女气得假装发痴把博士赶走,迎来帅气的青年的拥抱。少女发痴时,要唱游龙戏凤,唱京韵大鼓,唱活捉三郎,用围巾捉住博士。总之,这戏就像京剧中的《十八扯》《纺棉花》,演员发挥得淋漓尽致。台下观众不以我荒腔走板不搭调为意,我大过戏瘾,内行也以我耍得开为赞。

  彼时,石挥、张伐、韩非、林榛、英子、崔超明、白穆、莫愁八人组织了一个“八大头牌”剧团,临时雇用些班底,演出了不少好戏。如《风雪夜归人》《梁上君子》《秋海棠》等。我都去观摩了,很佩服。不过,我们两个剧团的上座都不怎么好,因为夜里交通管制。这时,上海大亨黄金荣的儿子黄伟喜欢上话剧,串联两个剧团合作,组成荣伟剧团,规模宏大,角色整齐,日夜两场,演出轰动,掀起话剧运动的新高潮。

  至此,我以演出《甜姐儿》《魂归离恨天》等青春剧而大红大紫。由于我长大了,又演了青春剧,我的私生活也变得复杂了。演《上海屋檐下》时,舞台上搭起二层楼的横剖面。我演舞女。幕启时,我睡在前楼的床上。别的人在楼下演戏,我竟真的睡着了,直到舞台监督用长竹竿把我捅醒才赶忙装作打了个大哈欠,起床演戏……

  这时,著名的电影导演马徐维邦来找宗江,邀请他去香港拍摄《秋海棠》中的秋海棠。大哥觉得他应该离开上海了,就和地下党员戴云谈,戴云为他接好关系,并给了路费。在我演《晚宴》的晚上,宗江悄悄地离开了上海,辗转千里,去到大后方重庆,并没去香港。

  宗江走后,元同等三位男性搬到亭子间,我搬到前客堂。一天晚饭后,天已经黑了,李德伦下楼来找我说:“元同不知怎么啦,他吐了,又躺不下。”我忙上楼去看他。只见元同靠在被垛上哼哼。我让他喝点水,但喝了就吐。我摸他脑门,很烫,不腹泻,不像是吃坏了。我决定去找我们的粉丝夏其昌医生。我到了夏家,夏医生取过诊药箱,开汽车来到和平村,为郭查了体,说:“不要紧,心律不齐,不能动,我留下几片药吧。”夏其昌下楼时对我说:“疑是急性感染性心内膜炎。”我听不懂。第二天天亮,我上楼见元同还熟睡着。等到八点后,我上街买了一只高脚痰盂、一支体温表、一罐奶粉、一斤白糖。回家后我又上楼服侍元同。我把他的小便倒在楼下公用盥洗室男性小便池里,把脚盆洗干净。夏医生又来了,给郭听了听心脏说:“好一点儿。”又给他打了一针,说,“不要让他动,明天我会再来。”如此三五天,我倒屎倒尿,帮他量体温,帮他洗脸擦身,给他读《希克梅特诗选》,哄着他。夏医生每天来,并每天打一针针剂。郭渐渐复原了,能自己穿衣服了。经医生允许,能走路,能下楼上厕所了。他对我说:“真对不起你,让你为我倒屎倒尿,辛苦服侍我那么多天,抱歉。”我说:“那没什么,如果我病倒了,你也会这么待我的。”不久,郭元同的母亲从北京来看病后的元同。丁力说:“婆婆来相儿媳妇了。”我没反驳。郭伯母来后,我陪她逛了大上海。临走时,她送我一只玉镯。以后,元同告诉我,那是他家祖传的宝物。我明白是婆婆相中我了。我也不再推辞。

  1943年10月下旬,我和郭元同请假回北京结婚。元同的家在北京香山一棵松,有一个院子。第二天,伯母、元同和我,就张罗办喜事。为办得光彩,决定租用西交民巷六国饭店礼堂。我不知道郭伯母的家底,我不言声,只和元同一起估计邀请的贺客名单,有六桌人哩。

  伯母赠一座三合院给我们做新房。院子里有一棵无核的枣树,已经结枣了。第三天,元同去城里办事,我也随去,去租白纱礼服,并买些皱纹纸、亮光纸、剪纸、窗帘布等。郭伯母家大院有一座大铁门,门上有个匾额写着伯大尼。我不知什么意思,问元同,他也不明白。(以后,我通读《新旧约全书》才明白伯大尼是悲苦之家的意思。元同的父亲是去年在香港去世。)我先清扫了新房,擦了窗玻璃,贴了龙凤呈祥的剪纸,又把花纸制成纸环,串起来,吊在屋顶上。我见房内有缝纫机,又踏了贴玻璃的白纱布窗帘和厚的细格布窗帘。我要把几年来没敢拥抱元同的思念,统统给他,拥抱个够。近婚期,我和郭伯母下山进城了。我们发现元同病倒了,是忙得累病了吧?礼堂租好,请帖已发出,想延迟婚礼已不可能。届时,就勉强扶他走完红地毯,说完“我愿意”,就送他回石驸马大街他舅舅的医所,躺在为病人查体的病床上。新婚第一夜,我在元同舅妈家写大楷。

  元同的病,一天重一天。一夜,他抖个不停,体温41℃,哼哼不止。元同家都是基督徒,全家为他祷告不停。我大声说:“送医院,必须送医院!”终于把元同送入羊市大街中央医院。送医院后的第三天,元同的母亲和弟弟就不大来医院了,仅留元同妹妹和我守着。第八天的夜里,元同闹了一天后很平静地睡了。我和元同妹妹守夜,我织毛线手套撑着,只听元同的呼吸很粗重,一声比一声长,妹妹急得跑去找医生。我只听到元同的喉咙里“咯”的一声,就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待医生护士进来,才发现元同已经停止了呼吸,打强心针、做心脏按压……什么都来不及了。他死了。我只说:“他被痰卡住了。”没人理我。医生用床单罩住了他的脸……当我们推着他的尸体往太平间走时,我觉得通道特别特别地长。我说:“他会冷的。”没人理我。元同连前带后一共病了十八天,我十八岁成了寡妇。

  次日,郭伯母和元同弟弟出现了,寿衣和棺材出现了。化妆师也出现了。至此,我方才知道郭家人都知道元同必死,只瞒了我一人。

  我这单身新娘在郭家过起了日子,郭伯母待我极好。郭伯母曾劝我信基督,要把我奉献给上帝。我说:“我从小接受自由平等博爱的教育,我没法让自己相信上帝的儿子基督。”

  冬天,山上的风很冷。有一天,我在山上拣松塔,秦妈来叫我:“上海来人啦!”我回家去,见是戴云和林葆龄,我引他们来到新房里坐着说话。他们说:于伶、吴仞之、吴琛和李伯龙的意思,接我回上海,剧团需要我回去,说我的前途还很远大,不能把自己幽闭在山沟里,于是我向郭伯母说了。她知道我决意离开,也就不再劝我,并让元同弟赶快下山,给我买来一件卷毛黑羊皮大衣,是那年代时髦的式样,送我穿了上路。临走,伯母带我去见宋神父,宋神父惋惜地说:“你一定要走毁灭的道路吗。”我告别了伯大尼,重新回到上海。

  我住在柯刚和柯姐的亭子间里。一天她俩都不在家,来了一个人,让我给柯刚传个小纸条。柯刚回来看过纸条,点燃火柴把纸条烧了,就开始收拾行李,说母亲病了,她要回乡,只带简单衣物,就匆匆走了。

  柯刚走后,剧团的头头李伯龙叫我住到他家去,渐渐地我觉得住在头头家总不是个事,就让好友朱修勤给我租了间房,与我同住,并让她小妹每天来给我们买菜、饭、洗衣、收拾房间(付工资)。姐妹俩有时把我反锁在屋里读书,修勤嘱咐我,工资多了花不完,可买圈圈金戒指,需要花钱时,还可以到银行换现钱。

  我又复演看家戏《甜姐儿》。上座奇好,演了下不来,共演了一百多场。剧中Mr.刘问甜姐儿:“你爱吃什么糖?”本来剧本上回答:“我爱吃巧克力糖。”ABC糖果公司的销售经理和剧团接洽,说回答我爱吃甜甜蜜蜜糖。他们除付现金外,还每日给剧团两大包甜甜蜜蜜糖新产品。从此每天两包糖,我一人一包,另一包剧团大家分,我从一包中取了几块给前台工作人员。其实甜甜蜜蜜糖就是牛轧核桃糖,很好吃的,还外加我个人每周得一盒巧克力。

  剧团赚钱了,给我送来一包50斤的面粉、两包20斤的大米、几斤油票,还给我一笔钱,让我寄给母亲。

  以演《家》中鸣凤著称的英子病了,是当时无药可治好的肺病,她起先住在虹桥医院二等病房。我们团里每人凑了些钱,给她送去片装火腿、肉松、乐口福、酱瓜和腐乳。没多久,英子钱紧了,搬到三等病房,再没多久,她交不起任何费用了,医院就停了药。去探望她的人赶快翻空口袋,为她交了半个月的费用,于是话剧界就张罗给英子演“秋风戏”(梨园行演艺界的一种自助方式)为她筹款。义演当场剧场最佳位置不售票,而由名演员去到各商家老板、企业经理门上去劝募,有的老板听说是为英子义演,一百元一张的戏票买十张,一家人连保姆厨子都来看戏。我们演《家》,我饰演英子的角色鸣凤,当我跪在地上,求大奶奶不要把我嫁给冯乐山时,我哭得把大方手绢可以拧出水来,妆也哭花了。当第三幕我在三少爷窗外,与他告别,慢慢走向湖边,独白:“我……去……了。”更泣不成声。我想,今天我为英子演“秋风戏”,他年谁为我演“秋风戏”呢?我跳下台,湖水漾了上来,我已经哭得站不起来,被人挽往后台,我痛苦,为了英子,也为了自己。

  我越来越成熟。我身边的男友多了起来。我的私生活复杂了起来。青春戏越演越腻味,趁我不当主角的档期,悄悄离开了上海,留了封信:“我回北方读书去了。”我打算去大学旁听。不久,我就去北京辅仁大学旁听,选读三门课:中国文学史、左传、世界美术史。后来,上海的剧团因亏损而解散了。卫禹平、孙道临家在北方。他俩来找我说:“剧团解散,我们无所谓,但有人有老婆孩子,如丁力和端木兰心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就很紧张了,希望你再出来演戏。”于是成立了南北剧社,请燕京大学的同学程述尧任经理,在天津大光明电影院演出《甜姐儿》《魂归离恨天》《疯狂世家》三出戏。演就演吧,一时兴起,我在北京和程述尧结婚了。述尧是个好人,可是我俩没什么话可说。他总想带我去参加朋友家的party,可我懒得应酬。他在银行任职襄理,每到他下班时刻,我就紧张。银行福利很好,分给他一间大北屋(可隔成三间)、两间西屋。我就把母亲接来,把养病的大哥和大嫂也接来住,把老张妈也找来烧饭。述尧孝悌有加。

  我们在北京迎来了抗日战争胜利。我很高兴。忽然间出版了很多报纸,我就买来,用翻过来的白报纸剧本贴剪报消遣。贴过一篇《爱国演员赵丹返渝》。当时我并不认识赵丹,只不过看过他的影片《马路天使》《十字街头》,很欣赏。也还知道他在新疆蹲过五年监狱,他能回到老行当、老朋友身边,颇为之欣慰。

  胜利了。中央电影三厂邀请我拍摄影片《追》,是写官僚资本挤压民族资本,沈浮导演。我饰演一个买办资本家的大小姐,与“表哥”谢添演对手戏。《追》公映后,叫好不叫座。接着上海中央电影二厂来京邀我演《幸福狂想曲》一片中的女主角。他们是从李伯龙家我的照片上看到我,说:“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眼睛。”来找我的是陈鲤庭导演。赵丹任男主角。我很高兴地答应了。程述尧知我要离家,很不高兴。我说:“你的太太是个演员,有自己的事业嘛。”到了中电二厂,厂里为我在福履理路租了一间前楼。我在剧组里见到赵丹,觉得他比想象中的要朴实得多。他不修边幅,上衣常扣错扣子,脚上的袜子一只一个颜色,后跟破了,还露出脚后跟来,像个没人管的大孩子。我们合作得很愉快。在《幸福狂想曲》片中,我饰演一个被恶霸霸住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人。赵丹和顾而已饰演为生活所逼,奇思异想卖减肥药片的摊贩。当时中国已拉开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第二战场。卖减肥药片实是对当局的讽刺一天,恶霸叫我送一个点心盒子给他的朋友,拎在我手里的点心盒子被小偷抢跑了,警察来追,小偷把点心盒子一扔,盒子破了,露出毒品。警察转而要逮我。赵丹顾而已掩护了我,因而相识,因而相恋。片尾,是三个没有出路的人,相偕走向远方。我们演得很投入,很舒展。只有男女主角kiss时,我们很矜持,过后也自自然然了。当影片拍完最后一个镜头我卸妆时,在镜中我发现阿丹愣愣地端详我,表情有些异样。我对他说:“我们还要合作呢。”

  1948年,上海戏剧学院校庆纪念大会邀请赵丹和我参加演出。赵丹朗诵《屈原》剧中的《雷电颂》,我则准备化妆彩排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请赵丹为我导演。赵丹又请来他的好友朱今明来布置灯光。我穿上了破烂的衣裳,剧院舍监见了,叱道:“小赤佬,侬哪能进来咯?”被人劝开了。我赤着脚走上台,走在飘着雪花的寒冷的冬夜里,为避风,走向墙边,一直哆嗦地读着《卖火柴的小女孩》的作品原文。墙上大玻璃窗里,点着明亮的灯光,映着桌上热气腾腾的烤鹅。小女孩又冷又饿,就擦起火柴取暖,一根又一根,直到她把盒中仅余的火柴全部燃起。她虚弱地坐在地上。灯光转暗又复明。天亮时,小女孩死在墙边。当台上大亮后,观众热烈地鼓起掌来。幕落,观众依然鼓掌。幕起,我从地上坐起鞠躬,观众大鼓掌。我从幕侧拉出赵丹,与我一同向观众鞠躬。这是一次成功圆满的演出。

  当卸妆后我们走出剧院时,虹口的出租车已经很少了,好容易有一辆出租车,挤了赵丹和我等好几个人,我只好坐在赵丹的腿上。每当经过警察厅时,我就得紧紧弯下身子,以避免被警察发现(按规定只能坐四人),赵丹紧紧地抱住我,我全身都酥软了。到了我的住处,我俩都下车来,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我们不应该分开了,你应该是我的妻子。”我搂了他一下,说:“等我回北京离了婚再说。”

  也是在这年11月里,赵丹和我都先后参加了昆仑影片公司,签了长期合同。虽然“昆仑”是个新公司,工资也不高,但它是地下党领导的啊!

  我回到了北京,向述尧坦白了我的情感现状。程述尧坚决不同意离婚。我在他上班去的一个早上,给他留了张纸条写着:“我决意走了,不要找我。让我们好聚好散吧,一封信请转宗江。”给宗江的信我说:“我决意离开述尧了,留下身边一些钱,请不要再叫老张妈向述尧要饭菜钱了。我以后会给娘寄钱来。”

  我是坐轮船回的上海。因海河结冰,留了许多旅客,又买不到火车票。赵丹来码头接我,对我说:“可急死我了。我到徐家汇教堂去祷告,祷告你回来。”他瘦了,他真的是爱我。我俩都先后接了新片子。我演《街头巷尾》,与张伐合演。他演《遥远的爱》,与秦怡合演。我们手头开始有钱了。我先在郑君里、黄晨夫妇家住几天,赵丹已在昆仑公司一条小街上“顶”下了一间前客堂,在王为一的隔壁。房租一斗米一个月,面积不到20平方米,住址是三角地顺德里36号。赵丹和我到浦石路旧家具商店,买了一张新制的小号双人床、一张书桌和一把椅子,又在街头摊上买了一组藤编的躺椅和茶几。够了。前客堂没有窗,只有四扇狭长的门,门开了就是弄堂。弄堂里晾着新刷好的马桶,晒着一家一家的棉被。上海人有个好习惯,只要一出太阳,家家都要晒棉被。我俩到东方公司买来床上用品,买来锅、碗、瓢、勺和一个有12支捻的煤油炉,就如此这般过起日子来。

  我们和昆仑公司的小兄弟们,在上海广播电台开播“昆仑星期晚会”,朗诵马凡陀的诗,唱“哥哥你要走西口”和“山那边好地方”,暗暗地以迎接解放。解放军节节胜利,天快亮了。

  我俩和沈浮高依云、郑君里黄晨、王林谷陈白尘等,在昆仑公司经理任宗德家里,以打麻将掩护写作《乌鸦与麻雀》,以迎接全国解放。

  阳翰笙找到赵丹,要他参加中央电影制片厂的《武训传》的拍摄,说剧组导演已经去中制了。本子是孙瑜写了好多年的,基础很好。中制在拍摄“戡乱”片,拍飞机轰炸解放区的新闻片,放在故事片前播映。阳翰笙又说:你去中制,要狮子大开口要高片酬,要把他们的摄影棚全搭起布景,住主要创作人员,让他们拍不成“戡乱”片。这是个政治任务。赵丹严肃地领了任务。

  某天夜里有零落的枪声,我们很兴奋。天亮时,知道上海解放了。赵丹和我参加上海解放大游行,参加上海在公园里举办的劳军大义卖,参加了新的上海电影家协会选举活动。

  昆仑公司找出藏在摄影棚灯光台上的《乌鸦与麻雀》电影剧本,略作增改,重新开拍。《乌鸦与麻雀》荣获全国影片第一届比赛一等奖。我和赵丹各获一枚金奖章。

  《武训传》也重新开拍了。赵丹在电影厂在家,都穿起一身破棉衣。我把服装间里穿回来的破棉袄,在大太阳底下晒过,洒了花露水。赵丹进入了角色,又不理我了。我很爱他进入角色的模样。他(武训)身上常有被踢被打的伤痕,因为他要求对方真踢真打。

  《武训传》放映了,得到一致的好评。在为市政协常委放映第一场后,常委们都站起来,向我们演职员久久地鼓掌。

  没想到,无论如何没想到,一天早上读到《人民日报》上批判反动影片《武训传》的消息。“反动”多么刺激的字眼,怎么会和我们联系起来?赵丹在乘电车时乘务员问他:“依呒没进去啊?”票务员以为他已进了牢房,可见这个批判在市民中也很震撼。

  全国掀起了批判《武训传》的高潮。孙瑜、赵丹都是批判的重点,我也被批判了。因为在影片中,是我把武训的故事讲出来的。赵丹想不通,不肯检讨,于伶、黄源到我们家里,规劝赵丹检讨,说赵丹不检讨,运动没法结束。半年后,他们终于帮着赵丹写出一份“不深刻的”检讨。赵丹当然没说,拍《武训传》是地下党交给他的政治任务。

  赵丹蔫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认为自己的政治生命、业务和前途都完蛋了。他不知怎么办才好。我真担心他会寻短见或疯了。

  赵丹演的《我们夫妇之间》也受到批判,导演的《为孩子们祝福》也默默地退出。

  组织上让赵丹去抗美援朝,去到朝鲜炮火前线,以助他“转变立场”。他从朝鲜回国后,只道与浴血苦战的志愿军比,自己实在不应该消极,可又不知道怎样积极。他还是失魂落魄。

  直到1955年,沈浮来请他拍摄《李时珍》。赵丹看完电影剧本说:“这只是个提纲,没戏。”沈浮说:“正是它没戏,咱们就可以有戏了。”沈浮和赵丹给李时珍配了个徒弟、一个卖草药的,赴黄山拍外景去了。黄山美丽的风景,让赵丹重新拿起了画笔。他饰演的李时珍,从十七岁演到七十岁,演得很细腻、流畅。放映后,令人耳目一新。赵丹也恢复了做演员的自信。

  这时,我们已有了女儿赵橘,并已搬到诺曼第公寓的新楼二层,面对孙夫人的花园。

  1958年开始,拍摄国庆十周年献礼片,赵丹先后拍摄了《聂耳》和《林则徐》,在1959年放映后,被誉为献礼片的“红烧头尾”。

  上影厂集中了优势力量,打算拍摄《鲁迅传》,聘请陈白尘编剧,夏衍任顾问;聘北影厂于蓝演许广平、于是之演瞿秋白,还从总政治部请来兰马……当然是赵丹演鲁迅。上海电影局把从外地请来的演职员,安排在淮海中路150号的一幢楼中,并也给赵丹一间屋。于是赵丹就布置了鲁迅的书房。他不回家来住了。他蓄起了小髭,开始用毛笔写字,进入角色了。

  《鲁迅传》资料组在全国各地采访,编辑了好几册采访记录,细节非常生动。

  可是,上海市的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凡是不写建国后十三年的剧组都停拍了,连有重大意义的《鲁迅传》也停了,剧组解散了。赵丹很想不通,又蔫了,饭又吃不下,胃又痛了。在《烈火中永生》中,赵丹饰演许云峰,于蓝饰江姐。体验生活时,让他去渣滓洞白公馆,他犹豫,说监狱的生活我已经体验够了,可还是跟大家一起去了。当他看到江竹筠住的牢房,他落泪了。这部影片,因为赵丹有生活,演得很好。群众称:“赵丹是电影皇帝,演什么像什么。”

  文化大革命中,阿丹和我都受到冲击。他被禁闭在红旗厂(海燕)时,我在东方红厂(天马厂),还能知道点他的讯息。一天,我在“日托牛棚”中,只见“管牛”的尹进才师傅走进来,对我说:“黄宗英,赵丹去吃‘人民食堂’了,你和小把戏日后有什么困难找我好啦。”他走后,白穆告诉我,今天一早,赵丹被公安局用吉普车抓走了。又说:“宗英啊,你一生在业务上算很顺的了,经不起折腾。今后,你什么事,都往最坏处想,也就过得去了。你还有三个孩子,凑合着过吧。”白穆“哲学”管了我后半辈子。

  赵丹被捕后,我和孩子们以及保姆洪娘娘,过着每人每月吃饭不得超过9元的日子。那时,造反派对被批判的牛鬼们的工资和存款全扣了,每月只发25元生活费。

  赵丹是罩着一只眼睛被捕的。头天我问他:“又挨打了?”他说:“是青话的人打的。他们手套里有硬东西,专往脸上打,还说‘让你还演戏!’”他拿给我一张诊断书,是徐汇医院周医生开的。“瞳孔破裂,休息二周”,给了眼药水、药片,我吓坏了。

  赵丹被捕的次日下午,天马厂的工人师傅通知我回家,只见红旗厂的两位造反派一前一后地押着我往家走,命令我为赵丹收拾被褥、衣服、漱洗用具。上得楼来进入卧室,我忙找出一床大被单铺在地上,然后找出新棉被、棉袄、棉背心、毛线裤、袜子等。我压着一条腿,把厚厚的行李卷捆好,仿佛我下乡八年,就为演好今天这出戏。造反派一人一个屋角站着,我又拿了面盆、漱口杯、牙膏、手纸等装在网袋里。造反派拎铺盖网兜噔噔噔下楼了。洪娘娘从门外探头过来。我说“快扶我坐下,我的腿没了。”我转过脸一看,床头柜上放着眼药水和药片,我大叫一声:“来不及了。”赵丹眼要瞎了。

  赵丹被关在监狱里五年零三个月才放出来。还好,他眼没有瞎。押他的人训话后走了。我让他坐下,我一说话,他又站起来。我说:“阿丹,你回家啦!快好好坐着吧。你看两个孩子长得有多大啊!阿橘在乡下,我打电话让她回家来。”阿丹还是不说话。幸亏他吃饭吃得老香,好像饿极了。

  夜晚,我和一个一米八三、一个一米八七的儿子横睡一张大床,给赵丹搭了个钢丝床,铺上暖和的被褥,烧了热水,让他洗漱完毕睡下。半夜里,我被他的自言自语惊醒。我喊他:“阿丹,你想说话,就把我叫醒,别自己跟自己说话,怪吓人的。”他说:“关着我时,就怕自己不会说话,演不成戏,才练着自己跟自己说话。还演戏!这戏痴!

  赵丹缓过来了,看着比自己高许多的两个儿子笑了,还夸张地站在小板凳上吻了他俩,可他在家才待了一个礼拜,又被造反派押着去五七干校强迫劳动。阿丹从干校休假返家时,晒黑了。他说干活虽累,可以锻炼身体。又说:“我和富华在一起,可以悄悄画画。”家里的绘画颜料早干裂得挤不出来了,各式精选毛笔也早被造反派拿去刷大字报了。我赶紧去书画店为他置办一些书画用具,好在我的工资已全发了,还补发了扣的工资,我有钱啦。

  粉碎“四人帮”,我们可盼到头了,满心欢喜。我买来三公一母螃蟹给阿丹配酒。一天,一个朋友来说:威海卫路街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说赵丹的女儿赵青是江青的女儿。我赶忙叫小儿子赵劲用照相机去给拍下来,但已被覆盖了。简直是无稽之谈!幸亏赵丹的原夫人叶露茜在分娩时,赵丹正在摄影棚拍摄《十字街头》,是好友金山去产院看望了产妇和襁褓中的女儿赵青。但谣言已传播开了。当大家上街欢呼胜利游行时,阿丹也拿了面小旗打算参加游行队伍,被一个好心的老工人劝了下来。老工人说:“万一在人群中,有人说你和江青有关系,打起你来,你可吃不消兜着走。你别往人多的地方去。”冤哉枉也!赵丹苦也!

  如此这般,阿丹的运动结论久久没消息,好容易有一天,市委文教办的一位干部,拿了一纸赵丹的运动结论来让他签字。阿丹一看上写着:“说了些错话,办了些错事……”赵丹说:“你们是以叛徒罪立案,应全部推翻!什么错话错事啦?我不签!”干部说:“已经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你不签,将来用你时,还是要看档案的。”赵丹怒道:“谁要看了我的档案才用我,我还不给他用呢!”

  阿丹惦记的只有演戏。他到处求人给他写电影剧本。当然,他从来也不是什么剧本都演的,有个剧本《曙光》,来找他演,内容是写党肃清AB团的错误路线的。赵丹说:“三十年代,我们只要听到共产党这三个字,都要热血沸腾的,哪能说那时候就错杀那么多人呢?”他还是想演鲁迅。阿丹求我写《红楼梦》,说他在新疆监狱,就把《红楼梦》的许多章节分好镜头了。我说我驾驭不了那么大的题材。他又让我给他写《齐白石》,说小白石骑在牛背上顺流而下……我说我给你写闻一多吧。我参加过民主运动,参加过烈士于子三的追悼会,朗诵了《海燕》。我可以到昆明去采访……我给你写一稿吧。

  还好。北影厂请他去北京,饰演《大河奔流》片中的周恩来总理。赵丹大喜过望。

  我陪他去了北京(我作为编剧不坐班),住到北京电影厂招待所的小房间里。导演让工人搬来一个大穿衣镜,为他定制了总理的服装、道具(包括文房四宝)。第一次试镜时,给他剃掉半寸鬓角,又装了两只假槽牙,以显脸宽。第二次试镜时,导演说总理的人中比赵丹长,就以塑胶制作人中,贴在上唇上,照相还好,就是不能说话了。赵丹说:“表演要形似,还要神似,演起戏来,没人会对比人中的,别管它了。”直到第五次试妆,试拍周总理办公批阅文件镜头。播放试片中,赵丹吓得不敢看,缩在椅子里。待他抬眼看时,愣住了,“好像啊,小兔崽子,你真行啊!”“小兔崽子”是普希金写出好诗后,称赞自己的口头语。赵丹试妆后,走在北影大院里,人们都惊异地站住了,真像周总理出现了。赵丹对角色充满自信。

  一天晚上,我和赵丹潇洒地闲坐,剥吃着薄壳核桃,以清肺润咽。厂长汪洋来了,我忙起身为他沏茶。他嗫嚅说:“上边说,你演周总理不适合。大家会觉得是赵丹,不是总理。”

  阿丹说:“这不是理由。”

  汪洋只得说:“要换个新人来演周总理。”

  阿丹愣住了,站起来。汪洋补充说:“这是中央决定的。”汪洋走了。

  阿丹痛苦地揍了一下大镜子。他无法躺下。十一点多了,他又去找汪洋。汪洋只叹无奈,扶他回招待所。阿丹在床边坐了一晚上,男人不能像女人痛哭一场,真可怜。天不亮,他就穿起大衣,离开了北影,离开了他的伤心地。

  我收拾了衣物,结了账,也离开了北影。找到阿丹,我陪他到文化部,找到黄镇部长。我对黄镇说:“黄部长,你派人把赵丹逮捕了吧,人不能不明不白地活着。”

  赵丹说:“我演了一辈子戏,还从来没让人把我换下来过!”

  黄镇说:“不就是一个角色嘛,下次再演嘛。”

  我气得说:“你不就是个部长嘛,换下来,以后再当嘛!”

  外屋听到我们吵起来,推门进来,把我和赵丹劝走。

  阿丹和我怏怏地离开北京,回到上海家里。他病倒了,什么也吃不下,吃一点就干呕。我陪他去华东医院看病,医嘱查胃镜。因他胃是空的,当时就插管子查胃查后就嘱他住院,给他输液。他要求下午输液,上午好画画消遣。我给他送了画画工具。他随画随送医生、护士和工友。一天,我的好友薛素珍的侄子向他求画。他画好后说:“我就不题款了,我死了,你卖画值钱些。”

  我责怪他:“别死啊死的,不吉利。”

  他说:“我说的是实话。”

  一天傍晚我去医院,阿丹说:“你怎么才来啊,急死我啦!”

  我问:“怎么啦?化验报告出来啦?”

  他说:“今天是你生日,我给你画了张画。”

  我一激灵,他从来不管我生日不生日。我有不祥之感。他给我画了一张大寿桃。

  他一天天消瘦,吃不下去什么,一天他又干呕,大便呈黑色,体温升高。上海电影局决定送赵丹去北京治疗。因那时,只有北京肿瘤医院有CT机,让张万年同志陪我们去。于是让我的大儿子阿佐背着爸爸到了机场,又背爸爸上了飞机,到了北京,已经有小汽车等着,把我们接到了北京医院412室。北京医院是中央空调,阿丹进病房就喊冷。病房不能调空调,只得喊来木匠,用木板把空调口封住。我服侍他喝了几口热水,盖好棉被让他睡下。阿佐为他搓手,我为他搓脚,冰凉冰凉,病人真不能和常人比,我已经冒汗了。

  其实,我们一行已经在6月28日来过北京了,住在虎坊桥北纬饭店,然后到北京肿瘤医院做CT检查。那时候,上海还没有CT机。29日阿丹从CT机上下来,医生笑着握住阿丹的手:“恭喜你,好啦,没事。你可以安心疗养了。”阿丹很高兴。晚饭时,他还吃了两片溜鱼片,小半碗莼菜汤,他很久没吃正餐了。

  30日回到上海。7月2日,上海电影局局长袁文殊找我去告诉我:“赵丹生的是胰腺癌,肿瘤生在胰腺的中部,不易发现,发现时已长到8厘米,已扩散,是晚期,很严重。”

  我说:“为什么在北京不告诉我?”

  袁说:“总要商量商量。”

  我又问:“没办法医疗了吗?”

  袁说:“除非手术打开肚子直接照光。”

  我说:“他现在还能撑着画画。腹部开刀后,只能躺在床上等死。没有质量的生命,我们不要,先撑撑看吧。他现在情绪不错。谢谢组织操心,真是谢谢。”

  袁说:“我认识阿丹比你早十年,应该的。”

  赵丹以为自己的病没有危险。他请求上午不输液,好画画,还到医院大花园去写生。

  到了7月15日,他早上醒来就干呕,便呈黑色,有热度,人痛苦不堪。上海电影局紧急决定:还派万年同志陪同送北京诊治。我赶快去银行提取现金两万元,是运动中的扣款储蓄,又取了些换洗和防寒衣裤,匆匆上路。

  孩子们都知道爸爸活着的日子不长了,都陆续来北京陪爸爸。

  长女赵青在北京歌舞剧团。赵矛住在北京电影学院同学的家里。周民说到北京来组稿。赵橘说地里没活干回家来歇歇。阿佐是注定要陪爸爸的。小儿子赵劲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已值暑假,于是平时没工夫管孩子的爸爸这回可补回来了。孩子们按钟点排好次序,来看守服侍爸爸。我在《红旗》杂志招待所里,租了两张床,给男孩子轮换住。病房里有一张小床,是橘子和我的专利。橘子买来一只小熊打鼓的玩具。每当阿丹输液完毕,小熊就哔哔啪啪打起鼓来。病房里笑声不断,不像有垂危的病人。

  阿丹日益衰弱。医生在病房门口贴了张“谢绝探望”的纸条。到9月下旬,床位医生对我说:“朋友们想看阿丹,就让他们来看吧。”我知道这不是好兆头,就去买来几册新出版的《赵丹角色创造》,放在病房窗台上,打电话给熟悉的朋友说可以来看阿丹了。有的朋友来时,阿丹睡着了,也就凄然地取一本书,依依离去。

  一日,我坐在病房靠背藤椅上,对孩子们说:“以后,谁来了也别让人家和爸爸握手。外边细菌多,人身体弱……”义子周民说:“如果华主席来了呢?”正说着护士进屋来说:“华主席来看赵丹同志了。”说时迟,那时快,主席已走进来伸出两只大手和赵丹握了起来,并勉励说:“既来之,则安之。要好好养病,心情要开朗。”

  这下可热闹了。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和他们的秘书子女,都先后来探望。病房里摆满鲜花和花篮。邓颖超同志住在三楼病房,送来自己种的栀子花,并劝慰我要想开些。过后,中央电影局局长陈荒煤来看望赵丹,问他有什么要求。赵丹说:“有些话想和乔木谈。”荒煤说:“我来联系。”

  于是,阿丹每日和我说要和乔木说什么,我简记了下来。他断断续续出口成章,连南通腔也没了。

  某日下午,胡乔木和贺敬之来到病房。我对他们说:“《人民日报》文艺版专栏讨论电影问题。阿丹有话要说。他很弱,由我代说,有不对的,他来补充改正。”乔木说:“有什么说什么,我洗耳恭听。”

  我说:“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党对文艺的领导问题。对具体的文艺创作,党究竟怎样来领导,党领导国民经济的制订,领导工业、农业制度的制订和贯彻执行,但党不会领导怎样种田、怎样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所以,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管得最具体,连身上一块补丁、一根腰带都要管,管得八亿人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给我们以教训吗?”乔木听后,说:“很难得,赵丹在重病期间还思考问题,不简单。宗英整理出文字吧。”

  我笑说:“还有第二个问题呢!给领导者以欣赏艺术的自由。”他们也笑了。

  “我是说电影和话剧的审查排演问题。咱们别‘麻秆打狼两头害怕’。台上怕,台下更怕,该笑的地方不敢笑,不敢点头也不敢摇头,生怕表错了态。其他领导也瞄着第一领导,简直活受罪。生怕把毒草夸成鲜花,上台来握手,只说辛苦了,不敢说好也不敢说孬。建议取消审排。领导来看戏,鼓掌也好,拂袖而去也好,都无所谓,有意见,形成文字由文件表达,这样双方都解放了,都诉诸理性了。一个戏,岂止十月怀胎,有时是若干年的积累而成,一摇头就否了,岂不遗憾。”

  乔木和贺敬之都没表态。

  我固执地说:“第三个问题,是要重视北京电影厂‘创作大师室’的成立和发展。北影成立了‘谢铁骊创作室’‘成荫创作室’‘崔嵬创作室’。创作室配备了固定的摄影、录音、美工、剪辑、编剧,以求创作默契,是值得重视的探索。没有默契便没有艺术嘛。我的话完了。”

  乔木说:“不简单,整理成文字吧。”他们走了。我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文艺版的老友袁鹰同志。袁鹰把我早已整理好的第一部分稿子取走了。

  和乔木说完话后,赵丹像办成一件大事,松弛了下来,呼呼睡去。

  夜里,他把我叫醒,清晰地说:“我不开追悼会。”吓我一跳,我忙说:“不开,不开。”丹又说:“我不要哀乐,要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德彪西。”我说:“我记住了。”他又说:“一个人活着或死了都不要给人以悲痛,要给人以美以真……我祝愿天下都乐。”“我都记住了,你放心吧。才三点多,你再踏踏实实歇歇吧。”

  10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赵丹的《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一文。

  也是10月8日,赵丹到阎王殿逛了一趟。他全身冰凉,没有一丝生的气息。医生抢救无效。杨护士长为赵丹导尿,尿撒出来了,人也缓过来了。我和孩子们为他全身按摩捏搓,像摆弄一只停泊的船。我跟他说:“文章发表了,许多朋友打电话来,都说你写得好。他的眼珠动了一下,这是他最后的欣慰。

  1980年10月10日午夜2时10分,赵丹在睡梦中逝世。

  也是10月10日,上午黄苗子、郁风来到北京医院,给赵丹送来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会员证。

  我忙张罗着阿丹丧事事宜。有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宗英你别紧张。”我说:“我还有什么值得紧张的呢。”他说:“上头有人说话了,说‘有个演员临死还放个屁’,这句话要传达到县团级,要组织批判,你要挺住,要坚强。”我思索着说:“谢谢你告诉我,我骄傲,赵丹是死在火线上。”

  10月23日,中国美术展览馆将举行“赵丹遗作画展”。北京有那么多张报纸,只有一张报发了一条拇指大的消息,其他报都没动静。开幕那天早上八点多钟,我在馆前忙着扎彩球,我的老友袁文殊、陈荒煤、丁峤等来了。他们说:“真抱歉,部里九点钟要开个重要的会,不能请假。我们不能来剪彩了。”

  我缓缓答道:“我明白,我和曹孟浪(一位上了年纪的小公务员)剪彩。”

  我给在国家旅行社工作的刘小妹打了个电话:“小妹啊,我在你阿丹叔叔的展览会会场,十分冷清。请你拉两车外国人来冲冲喜。”

  刘小妹说:“我给你拉四车来。”

  我穿上一件鲜艳的红背心,我为赵丹的第二次艺术生命——书画喝彩。展览会第一天有一千人,是路过,惊喜地发现才进来参观的。夏衍(时未复职)拄着拐杖来了。他仔仔细细地看过,对我说:“以前我以为阿丹只是画画册页和小条幅,至今一看,方知他丈五丈六的大画也拿得起,基本功扎实,可喜可贺……可惜!”

  一传十,十传百,第二天两千人,第三天三千人第六天六千人,是展览馆历届展览参观的最高人数。

  美展圆满结束后,我和孩子抱着赵丹的骨灰回到上海。我已经为骨灰盒织了一件鲜艳的彩虹花的披巾。我们回到家,一打开房门,我傻了!屋里打扮得像灵堂,是我的好友薛素珍为我重新精心地布置过了。阿丹放大的照相镜框上缠了黑纱,大床架子上也缠了黑纱,把原来屋子里一切带红色的物件统统撤了。

  上海的冬天,本来屋子里就冷,如今更像个冰窖。我忙对从乡下叫来看家的张惠珍阿姨说:“打个电话叫洪娘娘过来。两人一块打开樟木箱,拿出狗皮褥子,放在大圆沙发上。有绛红的细格布料,让我踏(缝制)出一套新窗帘,再缝几只花布方椅垫,放在长沙发上,又去买个放在桌上的大圆金鱼缸,买几条杂色的金鱼,让它们活泼地游……总不能死了一个人,一家子都蔫了。赵先生有灵回来也不放心。”

  我挺着活了下来,直到如今。

  有人问:你一生中最难演的角色是哪个?

  答:难为赵丹妻。

  又问:赵丹演的最精彩的戏,是哪一出?

  答:是他的死。

  本文选自《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4年第1期。


来源:汉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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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黄宗英:命运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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