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917至1937年的中国思想潮流丨1955年讲稿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12-18,星期五 | 阅读:39

作者:胡适 译者:赵靖怡

晚年胡适侧影

编 者 弁 言

1955年5月6日,胡适应费正清之邀,在麻省剑桥的哈佛大学Littauer Center做了一次演讲,题为《1917至1937年的中国思想潮流》(“The Intellectual Trends in China from 1917-1937”)。这次演讲似乎没有变为成型的文稿问世,但胡适留有相当连贯完整的手写笔记(胡适纪念馆检索号HS-US01-030-011 )。适逢胡适诞辰129周年之日,我们译出这篇笔记,作为一点微小的纪念。

1917至1937的中国思想潮流

作者:胡适 译者:赵靖怡

这是为一篇题为《1917至1937年的中国思想潮流》的论文所写的笔记,该文在Littauer Center向有志于现代中国研究的教授、研究生及其来宾宣读,时间是1955年5月6日,星期五晚上。

本文应以“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运动”或“1917-37年的中国思想潮流”为题,增扩完备。

The 4-fold division under “5”, is all right.(注:此句颇不可解,5加引号,不知是何用意,存原文以待方家)① “世界主义心态”对上民族主义的护教意识(本节应作更详尽的阐述,尤其是关于(a)自责和(b)对西方的欣赏)。② 中国的实验主义方法。③ 接受并复兴亦旧亦新的“考据”方法——作为在研究与思考中引入科学方法的一种手段。④ 以自由独立的个人为理想。

就历史而言,这20年间(1917-37年)包括三大主要思想潮流:一开始是几乎纯粹思想上的,自觉的,非政治性的运动,致力于将中国文学和思想从传统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它最初的范围仅限于对中国人生活中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和讨论:a 抛弃死的文言,以老百姓的活的白话取而代之,既当作文学的工具,也当作教育的工具。b 改良文学的各个分支,诗、戏剧、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c 作为国教和一套道德和政治教化体系的孔教之问题。d 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婚姻问题,慈善问题和寡妇再婚问题。e 如何处理众多中国国故的问题。f 介绍(通过翻译)西方文学和思想名著的问题。

这场运动的中心是北京大学——当时中国唯一的国立大学,其机关刊物是由一群教授合编的月刊《新青年》。

走的道路几乎是纯粹学术的、思想性的、非政治的、无党派的。

例如:

1918年,有“易卜生专号”。

1919年,有“马克思专号”。

1919年,约翰·杜威应邀演讲。

1920年,伯特朗·罗素来华。

正如我在1919年所说,新思潮的根本意义是一种评判的态度——即怀疑和提问的态度;不先以新的眼光审视或重审,就不接受任何事物的表面价值——除非有充分理由,否则就不轻易相信的态度。

事实证明,这种批判精神是相当有效的,它当然包含了很多打破偶像的思想,也有很多建设的思想。例如,我讲授中国哲学史的第一天,几乎引起了惯于传统思维方式的学生们的抗议!这种评判的态度大大搅动了北京乃至全国的思想空气。尤其是“中国文学革命”的提倡——主张自觉地以白话新文学取代文言文学——吸引了全国的关注和讨论。

老式的北京大学很快就成为了来自全国各地年轻知识分子的“麦加圣地”,无论是正式生还是“旁听生”。“新文学”,“新思想潮流”在当时青年中风行一时。

参与人员:

北大校长,蔡元培

文学院院长,陈独秀,(《新青年》)杂志的第一任编辑。

胡适

钱玄同

周作人

周树人(“鲁迅”)

(教育部的一名职员,所以用了笔名)

李大钊

陶履恭

高一涵

沈尹默

刘复

对此思潮的第一波真正的回响来自北大的译班思想成熟的学生,他们在1918年冬天决定出版自己的杂志《新潮》,他们选择了“The Renaissance”作为英文刊名。

这群学生包括:

傅斯年

顾颉刚

罗家伦

王敬熙

毛子水

潘家洵

谭平山

与欧洲文艺复兴的相似之处:

1. 有意识地倡导新文学。

2. 对传统的反叛。

3. 男女个人的解放。

4. 一场力求对旧文化得到新认识和新理解的人文运动。

我曾以非政治的道路之必要性力劝我的同仁。全副心力应放在“建立新文学和新的思想生活,作为未来社会和政治改革的新基础。”我们也许有必要做到“二十年不干政治,甚至十年、二十年不谈政治”。

但是我们的许多朋友都热心政治。例如在我们中间有四个后来中共的“大人物”,陈,李,谭,毛(属旁听生)。1918年12月,陈独秀和李大钊创办了一份独立的周报,《每周评论》,专门讨论国家和世界当前的政治事件。

我们的想法引起了政府内外的保守派的反对。陈独秀成了众矢之的。

高压之下,陈独秀于1919年初辞去文学院院长职务。

古典旧文学的捍卫者们暗示政府采取强力措施镇压新运动。

但是他们的论证是软弱无力的。林纾说:

“古文之不当废,吾知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

然后就发生了“五四”学生运动(1919年5月4日)。

“五四运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自发表达——以学生对反动政府的大胜而告终:

1. 6月10日,免去3名亲日官员。

2. 6月28日,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署《和平条约》。

对思想运动的两个严重后果:

1. 新文学和新思想在唤醒青年新的民族意识中的作用被大肆夸扬,青年运动作为改革或革命的有效政治武器被过度估计。

1920年1月29日,孙中山给他的海外同志写信说: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

甚至在1919年5月之前,梁启超先生的政界友人就已经将他们在北京的两份日报换成白话文,并在各自的专栏中译介现代自由主义和激进派的著作。孙中山在上海的政党报刊也是这样做的。

1919年5月之后,这两派人都创办了致力于新文化运动的新杂志。所有这些刊物都为新一代的青年作者开辟了专栏。

大学中的思想运动正迅速扩大为政党的新武器。

2. 另一个后果是陈独秀意外被迫永远离开了他在北京大学的同仁。

6月11日,就在北京政府以罢免三名官员向人民的要求妥协的第二天,陈独秀在散发传单时被警察逮捕,传单上内容包括要求惩办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他被关了几个月。1920年初,警察对他下了警告之后释放了他,但他没有理会警告,接受邀请,在汉口和武昌给学生们做了一些公开讲演。他一回到北京,警察就派人抓他。他和李大钊一起离开北京,去了上海,从此之后除了秘密活动,再没有回北京了。

陈独秀在思想和生活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个人主义者。他总是能够怀疑最神圣的传统。他经常引用我的话,说他自己是一个“终身反对派”,意思是他总是准备反对事物的任何既定秩序。而就是这一切才使他成为他的两大理想的忠实拥护者:科学与民主。

我很肯定,如果他不是迫于环境而离开北京,与一班充满热情但不加批判的革命者为伍,最终落入马列主义的严密思想体系——这个体系容不得任何反对、任何质疑,容不得任何个人偏差——那么他本来会一直做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在1921年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并担任了六年的领导人。为了革命的事业,为了扮演一个由思想上的奴隶组成的政党的领袖,他多年来一直甘心压制自己的个人主义、怀疑习惯和反对主义。

1927年8月,他被解除了中共的领导职务。两年后,1929年11月15日,他和“其他反对派”一起被开除党籍。

1920年后,北大一班人四分五裂。

《每周评论》于1919年8月被警察查封。《新青年》被陈独秀带到上海编辑,1921年后他将《新青年》改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后来被上海法租界的法国当局查禁。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生在1921年7、8月之间。

孙中山的政党于1923年改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以及国民党“一大”都发生在1924年初。

自1920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内战和革命状态。最初由大学中的同道,为了中国的文化复兴携手开展的平静且基本偏于学术的运动只进行了三年左右。自1920-1921年以来,中国思想有三个主要潮流:

1. 孙中山及其政党领导下的民族主义运动。

2. 中国共产党的路线。

3. 以及一种自认非革命的自由主义运动,大致以我自己和我的友人为代表。

国民党的早期领袖包括了一些严肃的思想家,如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等。但他们中最伟大的无疑是他们的领袖孙中山先生。他根本上说是一个深受盎格鲁-撒克逊社会和政治思想影响的人。他天生是一个革命者和领袖。

他的“知难行易”说,主要是呼吁绝对服从有知者的领导。他引用了十组事物来阐述他的理论。但他从来没有用过自己的医学本行作例子,而在这个职业中,知与行恰恰都不容易,而且必须共同成长。

他的《三民主义》手稿在1922年被毁,这是一个无可挽回的损失。但他广受欢迎的《三民主义》讲演显示了广泛的阅读和积极的思考。例如关于他的思想原则的第一讲,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相当有效的批评。他对“直接民主”四大政治权力的接受证明了他的折衷主义。但他把中国的考试和监察列作五权之二,虽说不完全是独创的,还是体现了他对政府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他的“训政”之说很容易与苏联的一党专政观念联系起来。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他的革命三个必要阶段的概念中,训政时期显然不是作为最终阶段,而是作为通向宪政议会民主这一最终时代的过渡阶段。

我认为,孙中山的政治哲学最大的缺陷是他对自由在民主中的地位估计过低。他毕生都是一个革命党的创始人和组织者,所以他对组织的团结和凝聚的重要性比对个人自由的重要性更感兴趣。他的名言“中国人的自由是太多了”在他死后仍流传不息,足以为祸他的政党和人民。

但是我仍然认为,他的主要政治著作,如果没有被过度神化而变得不容置喙,是可以作为民主哲学的发展基础的。

我想我没有必要再谈中国共产党的路线,这一点已经由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 )教授在他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一书中作了很仔细的分析。

我在这里只想补充一点我个人的观察,我仔细阅读了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的大部分著作,也读了一点刘少奇的东西。我不禁感到,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主义的文献之中并没有产生一丁点儿自由、独立或独创的思想。

甚至连所谓的“毛泽东战略”也够不上独创的思想。李昂呼吁人们注意毛可能从《三国志》学习了这一套。但任何读过《水浒传》的人毫无疑问都可以从梁山好汉们身上学到这一策略,其中就包括所谓“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对历史救赎的信仰”。那些英雄好汉不就打出了“替天行道”的大旗吗?

中国共产党仅有的一点独立而独创的思想,是由我的朋友陈独秀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里完成的。

1937年11月,陈独秀写信给他的朋友们,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的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

他在1940年7月告诉他的朋友们:

你们错误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自列宁、托洛斯基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当着这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欺骗,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是:

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之自由;工人有罢工权;

农民有耕种土地权;

思想,宗教自由,等等。

这都是大众所需要,也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以鲜血斗争七百余 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

所谓“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实施的范围广狭不同,并不是在内容上另有一套无产阶级的民主。

十月(革命)以来,拿“无产阶级的民主”这一个空洞的抽象名词做武器,来打毁资产阶级的实际民主,才至有今天的史大林统治的苏联。意、德还是跟着学话。现在你们又拿这一个空洞的名词做武器,来为希特勒攻打资产阶级民主的英美。

1940年9月,他在病床上写了一封五千字的信。他在信中告诉他的朋友们:

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产阶级独裁”必然流为史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别乌制。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史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

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的罪恶,哪一样不是凭藉着苏联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 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 呢?”

独秀自己加注释道:

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史大林。

他接着说:

明明是独裁 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

那一年的11月,他写一篇文章,题为《我的根本意见》。

在那篇文章中,他说:

应该毫无成见的领悟苏俄二十年来的教训,科学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不能一切归罪于 史大林,例如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民主制的问题。

而他最为重要的结论就是他的宣言:

“无产阶级民主”的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

没有这些,议会与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独秀说:“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 ”

这就是我的朋友陈独秀的思想,他在1937年就“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并且“绝对不怕孤立”。


来源:胡适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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