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父亲九十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11-21,星期六 | 阅读:40

作者: 张维迎

(本文发表于《榆林日报》2020年11月13日第6版)

父亲50岁时的照片 | 田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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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今年九十了,耳不聋,眼不花,精气神十足,广场溜达时,偶尔还会跟着秧歌队扭几圈大秧歌,聚会时经不住众人起哄,就亮开嗓子唱一段陕北民歌。

但爷爷还不到三十岁时就病故了。所以我觉得,寿命与基因关系不大。

爷爷死时,父亲只有12岁,下面还有三个妹妹,最大的7岁,最小的1岁,奶奶虽年轻,但长着“三寸金莲”的小脚,无法下地干活,也算不上利索女人,父亲一下子就担起了养活全家的责任。当时村里已搞过土改,家里有几亩地,父亲天生能吃苦,脑瓜也灵,人又实诚,没几年就成为远近有名的好庄稼汉,熬了个好威信,到结婚年龄,家虽穷,还是娶到了来自殷实人家的母亲。外祖父看重的是父亲的人品。

当时的农村,孤儿寡母免不了受人欺负,特别是同家族人的欺负。爷爷死后不久,家族的几位长者就逼着奶奶改嫁,但奶奶放心不下几个孩子,没有立马顺从。直到母亲过了门、大姑和二姑出嫁后,奶奶才带着三姑改嫁到五十华里外的绥德农村。之后,父亲每年正月去看一次奶奶,我小时候走的最长路就是跟随父亲去看奶奶时走的那条路,那是一条从吴堡县出发、穿过佳县、再进入绥德县的山路,中间要爬几次山,我走累了,就得父亲背着。

父亲16岁那年,共产党的军队攻打国民党占据的榆林城,久攻不下,需要农民工到前线抬担架,村里分配到三个名额。即便抬担架,毕竟要在枪林弹雨中奔跑,还是有生命危险的。按理说,父亲是“独子”,这事摊不到他头上,但村委会偏偏派他上前线抬担架。当时的村主任是父亲没出五服关系的爷爷,也是那个逼着奶奶改嫁的人。父亲的外祖父可怜自己的外孙,怕他丢了命,七凑八凑借了6块银元交给政府,把父亲赎回来。

农村人起名,同一辈分人的名字有一个相同的字,这样,从名字就可以知道一个人的辈分和族人的长幼排序。父亲是他那一辈中,惟一无法从名字读出辈分的人。原因是,辛庄村张姓家族没有固定的辈分谱,通常是年龄最长的起名后,其他同辈的人跟随。父亲是他那一辈中最年长的男性,他给自己起名“福元”,但没有人跟随“福”字起名,他之后的同辈人都用了“建”字。到我这辈,我是最年长的,我给自己起名“维迎”后,其他同辈人的名字多从“维”字了。父亲说,我比他有出息。

但不知为什么,父亲小的时候,村里的外姓人不欺负他。不仅不欺负,而且还关照,所以他的异姓朋友很多。父亲的朋友圈,也影响到我小时候的交友。我的小朋友中,异姓孩子多于同姓孩子。

2

父亲是一个有领导才能的人,在村里也有很高的威信,人缘好。合作化一开始,他就出任村干部,担任过生产队队长,生产大队队长,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村党支部书记等职务。村里人对他的评价是:务实,不贪,办事公道,敢承担责任。

父亲担任生产队队长时,队里曾偷偷开过瓜园,种了些西瓜和甜瓜到集市上卖,给队里搞点副业收入。说“偷偷”,是因为按照上面的说法,这是搞“资本主义”,不被允许。我曾随父亲照看瓜园,晚上睡在庵子里,每当此时,我可以大饱口福,但父亲只允许我吃熟过火或被野兔、松鼠糟蹋过的,也就是没法卖出去的瓜。遗憾的是,瓜园也就开了两年,到第三年,公社来的干部把瓜苗拔了,只好再种晚作物。秋收的时候,队里会搞承包,也就是把庄稼包给个人收割,按亩记工分(类似计件工资),这样不至于把庄稼烂在地里。这事上面的态度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提倡,也不禁止。

队里有个社员霍常金,是有名的石匠,但不安心干农活,喜欢做点投机倒把的事。他老婆是个巫婆,有病在延安治疗,他向一些村民借了些布票去延安偷偷倒卖,赚点路费,走时也没有请假(请假肯定不批准),生产队就把他的口粮扣下。夏天他回到村里,家里没一粒粮食,队里有余粮,父亲决定把口粮分给他,但遭到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世招的阻拦。队长要给分,支书不让分。在双方争吵不休的时候,霍常金就把已经装好的一袋子粮食扛走了。支书曾是吃国库粮的干部,原则性强,就打电话给公社书记,说霍常金盗窃仓库。公社马上就安排了批判大会,但他没有到场,另一个批判对象逃跑了,会没开成。公社副书记专门来到村里调查此事,在我们家吃饭。父亲说:霍常金外出不请假、借布票倒卖,这都是事实,但说他盗窃仓库,不对。应该分给他的口粮不给他,又要他下地干活,他没办法,只能如此;是人总得吃饭,否则会饿死,你们要批判就批判我,不要批判霍常金。公社副书记听了父亲话,不仅没有批判霍常金,反倒训斥了大队支书:“如果饿死人,你们谁负责?”类似的冲突,父亲和支书之间发生过多次,其原因,用父亲现在的话说,是“他左我右”。

但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和王世招的私交还是不错的。“文革”开始后,王世招成了村里的头号“走资派”,村里很多人站出来批斗他,有仇的报仇,有气的出气,很快就把他赶下台。但无论会上还是会下,父亲从始到终没说一句话。王世招比父亲大一岁,48岁病逝。病逝的前几天,父亲专程从几十里外的工地跑回来看他,俩人聊了很长时间,依依惜别。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期间,王世招的儿子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对我很关照。可惜,他后来因车祸身亡,死的时候也是48岁。

1972年,霍常金从县引水渠工程承包了一段工程,大概是念及父亲曾经对他的好,允许我暑假期间在他的工地打工。我打工一个月,赚了52元钱,中秋节那天,霍常金冒雨把工钱送到我家。那年我13岁,正在上初中一年级。

1969年,父亲被选为大队革委会主任,但他执意要去一百里外的国防公路(现307国道)工程跟工。他想去跟工,一是工程上能吃饱饭,二是也可以给家里人省下点口粮。工程以公社为单位组织施工,全公社工队为一个营,下设三个连。父亲去后第一天垒灶台,第二天被任命为二连二排排长,第三天又被任命为二连连长。当连长活轻,每顿九两玉米面蒸的圪梁(长条窝窝头)吃不完,父亲就把剩下的晾干保存起来,回来时带给家里人吃。所以,父亲每回家一趟,我就可以饱食几天。

父亲所在工程的主要工作是凿石开路,每次上百米的路段20多个炮眼同时炸裂,工伤事故时有发生。父亲出发前,母亲哭了,怕再也见不到父亲了。父亲说,这是母亲为他哭过的唯一一次。同村去的另一位社员王居升,有文化,曾在西安工作过,担任三连连长,一次放炮炸石,一块拳头大的风化石砸在他的脸上。父亲送他去医院抢救,他的命保住了,但鼻子没有保住,政府给他在县医院安排了个炊事员的工作,后来又安排在乡卫生所卖药,算是对他失去鼻子的补偿。王居升的儿子现在是西安有名的外科医生,他学医与他父亲有关。

我读高中时,父亲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村里的插队知青就是父亲去县城接来的,他对他们的生活做了精心安排,还经常请他们到家里吃饭,知青们现在还念叨他的好。

我高中即将毕业回乡时,村党支部换届选举,父亲被选下去了。有人说父亲落选是因为我要回来了,这属于农村政治学。公社书记说,这个人大队不用,公社用,就安排父亲到县黄河引水上塬工程领工。直到我上大学的头两年,父亲一直在工程上。我第一次暑假回家,中途下车先到工程总部所在地看望父亲,发现他在那里生活得像个公社干部。

人民公社解体后,生产队没有了,父亲准备捡起他的老手艺—弹棉花。我小时候见过父亲用“梳棉弓”弹棉花。文革初期,父亲和他四舅及另一个人合伙买了一台梳棉机,在离我们村25华里的佳县螅镇镇上租了一孔窑洞,每到赶集的时候就去镇上弹棉花。每次干两天活,每人可以赚到三四块钱,这在当时算一笔不小的收入。可惜好景不长,后来开展“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他们的生意就做不成了。1980年,我暑期回家,发现父亲把那台梳棉机从镇上搬回家了,他高兴地对我说,包产到户了,又可以弹棉花赚钱了。但父亲的预测完全错了。没过多久,村里人都开始买衣服穿了,没有人纺纱织布了,连棉花也没有人种了,他的老手艺也就废了。

1993年,父亲62岁时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我当时还在牛津读书。当村支书三年,他为村里干了两件事,一是打了一口水井,解决了村民生活用水问题;二是给村里拉上了电,解决了村民的照明和电气化问题。村里通电后,石磨和碾子都不用了。拉电的钱是我向几位朋友筹集的,但有几个村民说不拉电,要分钱,父亲不许,还闹了不小的矛盾。

1996年换届时,父亲又高票当选,但他坚决不干了,让给了得票第二的人。

父亲不干了,也是我的坚持。为拉电的事,他差点被人打。我不想让他再受别人的气。农村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有老实本分的人,也有流氓无赖。没有能力的玩不转,有能力但心地善良的人只能自己吃亏。父亲属于后一类。

父亲当村干部期间,没有沾过公家的便宜,倒是为招待下乡的干部贴过不少顿饭。人民公社时期返销粮、救济款的分配,我们家总是排在同类家庭的最后。

但80岁之后,倒有机会得点好处了。父亲是49年之前入党的老党员,现在每年能拿到一万多元的“老党员生活费补助”(包括节假日慰问费)。全村(及全乡)有这种资格的只有两人。父亲很满意,说差不多够他的酒钱。父亲每晚睡觉前自斟自酌二两白酒,多不喝,少不行,很有原则。

父亲是个乐观的人。2009年和2016年动过两次手术,手术前躺在手术台上,他还和大夫开玩笑,手术后麻醉一过,他又和大夫说说笑笑。大夫说,很少见到这么开朗的病人。

父亲唱陕北民歌的照片

3

父亲从小喜欢栽树。父亲说,全村就两个人爱栽树,他是其中一个。当然,合作化之后,树只能栽在屋前屋后,或不适合耕种的沟沟洼洼,那属于无用的“公共荒地”,谁栽树归谁所有。我曾问父亲:为什么其他人不栽树,就你喜欢栽树?父亲说,树是需要人伺候的,我勤快。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领着我认树,“这棵树是咱家的”,“那是别人家的”。村里有一小沟,一大沟,成丁字形交汇。小沟就在我家窑洞坡下,沟里的树大部分是父亲栽的。大沟里的树也有不少是我家的。1971年生产大队在大沟上游打坝堰,一下子就掩埋了我家20多棵还没有成材的树。那时候,没有什么赔偿。

父亲栽的树对我家的生活和我本人的成长有着特殊的意义。家里人多、劳力少,每年下来都要欠生产队大几十块的粮钱,不是卖粮就是卖树。卖树的钱也是家里日常开支和我上学用钱的重要来源。当时,一棵树大致能卖二、三十元,最高的卖过40元。有一次父亲外出,村里来了买树的,母亲就自作主张卖了一棵。父亲回来后说,卖便宜了,母亲难过了好几天。

每卖掉一棵成材的树,父亲就在原来的地方再栽一小棵。当然,这是指水桐树。柳树不同。柳树树干上长十几根椽子,有首陕北民歌中唱道“青杨柳树十八根椽,心里头有话开口难”,“十八根椽”就是这个意思。椽子是箍窑頂的好材料,也可以做门窗格。父亲卖柳树,只卖椽子不卖树干,这样卖了一茬,过几年又长出一茬,可以继续卖,就像从银行取利息一样。

1980年家里修了三孔新窑,做门窗用的木材全部来自父亲栽的树。

除了木材树,父亲也栽果树。我上小学时暑假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家的杏树和红果树下度过,这让我至今对杏和红果有特别的偏好。我曾挑着杏(或红果)到邻村卖过,但由于害羞,不愿喊叫,不是很成功。

家里的红果树在一个比较偏僻的犄角旮旯,果实快成熟的季节,需要有人照看,一是防止松鼠糟蹋,二是防止人偷摘。但我做得也不成功。我中午回家吃饭,饭后再回到果树下时,总会发现果子不是被人偷过,就是被松鼠啃过。学过博弈论后我明白,这种情况下我应该用“混合战略”,即随机监督,让想偷果子的人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出现,但我当时用的是“纯战略”。我以为我在监督别人,其实是别人在监督我。现在一些政府监管部门犯着我当年一样的错误,所以监督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父亲对自己的树有着很深的感情。前几年他和一位邻居发生了纠纷,因为一棵榆树的产权归属问题。父亲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我每次回家看他,他总要跟我唠叨这事。我说,爸呀,这树也不值几个钱,他说是他的就让他拿走吧。父亲很恼火,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我相信父亲说的是实话。去年村里搞填沟工程,小沟里的树都得砍掉,其中多一半是我家的。村主任电话里和父亲商量补偿问题,父亲说不要补偿,你们把砍下的树堆放整齐就行了。村主任办事心急,用铲土机把树铲得乱七八糟,把我家的树和别人家的混在一起,父亲就当作笑话给我讲。

当然,父亲不在意补偿,也与树木现在不值钱有关。自上世纪90年代后,农村人用木材,多选择进口的加拿大木材,质量好价格又低;本地木材卖得价格,连人工砍伐和运输成本也难以支付。不独木材树,果树也一样。上世纪80年代中期,父亲栽了一大片苹果林,他信心满满地说,等挂果之后每年可以有不少收入,没想到,挂果后没几年,果子根本卖不出去,没人照看也不要担心谁会偷。看到红红的苹果烂得满地,父亲也懒得再打理了。去年村里平整土地,推土机轰隆隆把一大片果树连根拔掉了。

父亲栽了一辈子树,第一次见到这么粗的树

4

父亲小时候没有机会上学,自己的名字能认得但写不出。父亲曾对我说,如果自己稍微识几个字,凭能力,十有八九吃公家饭了。我说,爸啊,如果你吃了公家饭,我肯定不是你的儿子了。

不识字被人低看,父亲一直难以释怀。有次到集镇上卖粮,对方知道他没文化,给少算了几毛钱,父亲说你算错了,对方说没错,父亲坚持说错了,僵持了半天,对方最后不得不承认确实算错了。从此之后,这个收粮人再没有算错父亲的粮钱。

父亲对我上学寄予厚望。记得三四岁的时候,我发现家里柜子里有一支墨水笔,就拿出来玩。父亲看到后厉声斥责道,这是为你以后上学准备的,现在不能玩,玩坏了以后上学就不能用了。大概在1964年“四清”期间,有天晚上我在睡梦里听到父亲对母亲说,今晚会上我把水笔的事说了,明天就交了吧。后来我知道,原来,生产队曾买了几支笔,每个队干部一支,父亲当时是保管,虽然不识字,也分到一支,想留着我上学时用。运动来了,父亲担心这属于经济问题,就上交了。

我小时候挨过父亲不少打,其中两次与上学有关,我至今记忆犹新。第一次是我到上学年龄,第二天就要报名,我哭着喊着说不去上学,父亲很生气。当时我坐在门栏上,面朝里,父亲在门外,一脚就把我踢到三米远的后脚地。第二天我就乖乖报名上学了。

另一次是我小学一年级的下学期,父亲买回几种不同的菜籽,包括白菜籽和萝卜籽,装在不同的小白布袋里。白菜籽和萝卜籽肉眼看上去区别不大,为了避免下种时搞错,须在布袋上写上菜籽的名字。这样的事过去他是找识字的叔叔做,但现在自己的儿子上学了,他觉得应该由儿子写。他也想看看儿子上学是不是学到了点真本事。吴堡话“白”发音类似“撇”(pie),如白菜叫“撇菜”,白面叫“撇面”,瞪白眼叫“瞪撇眼”,等等。父亲要我在一个袋子上写“pie cai”,我说,爸爸,pie cai就是白菜吧,我会写“白菜”,不会写pie cai。父亲很生气,说“什么白菜,pie cai 就是pie cai。你这一年学给老子白上了。”说着就打了我一巴掌,把我打哭了。第二天,小学老师告诉父亲我是对的,pie cai 就是白菜。父亲向我道了歉。从此后,父亲就比较相信我说的了。

开学需要报名费,母亲总是催父亲早点准备,但父亲从来都是不慌不忙,直到报名的前一天晚上才去借钱。我不知道父亲是胸有成竹,还是一筹莫展。倒是从来没有误事。

父亲没文化,但记性好,喜欢给我讲故事。当然,他讲的故事都全是从别处听来的,有些故事讲过多遍,基本上都是“好人有好报,坏人跑不掉”之类的。但有一个故事比较特别,好像是在去探望奶奶的路上讲的,让我实在忘不了。故事情节大致如下:

很久很久之前,有位老父亲送儿子到山里拜师学艺。学徒期是三年,中间不能回家。老父亲把儿子交给师傅后,就走了。老父亲走后,师傅把徒弟领到一个湖边,告诉徒弟:从今以后,你每天要做的事就是趴在湖边对着湖水吹,吹上三年,湖水能翻过来的时候,你就算学成了。徒弟信以为真,每天一大早起来,就老老实实按师傅说的做。但一年半过去了,看到湖水还丝纹不动,徒弟泄气了,不辞而别。

儿子回到家里,老父亲非常生气,说你真是个没出息的东西,学徒期还不满就跑回来,这算怎么回事啊!儿子也很沮丧,闭着眼睛长叹了一口气,就再听不到屋里有任何动静了。睁开眼睛一看,发现父亲不见了。他一声叹息,就把老父亲不知吹到哪里去了。

我相信,父亲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自己并没有理解其中的含义。我当时听了,也就咯咯一笑,好玩而已。但牛津大学毕业后,我开始悟出了这个故事包含的哲理。到北大当老师后,我经常给学生讲这个故事(好多年不再讲了),我想告诉他们的是:功夫是不知不觉中练出来的。读书、做学问,就像这个徒弟吹湖,需要信念,需要耐心,持之以恒,功到自然成,不要急功近利,不能每天都想着有看得见的效果。

自上研究生后,我有时反倒庆幸父母不识字。如果他们识字的话,一定会看到我写的文章,免不了为我担心,会告诫我这不能写,那不能写。这样的话,为了不让他们为我提心吊胆,我写文章时就会谨小慎微,锋芒全无。但随着新的通讯技术的使用,这个文盲屏障现在不完全有效了。

三年前的一天早晨,我还没有起床,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父亲很少主动给我打电话,除非有特别的事情。父亲在电话里说,听说有人把我告了,他一整夜都没有睡着。

原来,在北大国发院召开的有关网约车管理政策的研讨会上,我做了个发言,批评了有关部门和出租车公司维护既得利益的倾向。随后,三十多家出租车公司联名给北京大学领导写了告状信,我一笑了之,北大领导也没作任何反应。但告状信被放在网上,我姐夫看到了,告诉了父亲,父亲就紧张起来。我反复给他解释我没事,他还是似信非信,直到我专程回去一趟,见到我确实好好的,父亲才放下心来。父亲说,你现在不愁吃不愁穿,人家领导不喜欢的东西你就不要写,千万不要惹麻烦。

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件事。1989年夏天,有人说看到一辆拉犯人的车从绥德路过,我就在车上。这话传到村里,传话人说的活灵活现,父亲在焦虑中抽起了烟。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抽过烟。我小的时候,父亲在自家窑前坡地种过烟草,但只是为了卖几个零花钱,自己舍不得抽。

看到父亲这么大年纪,还要为我操心,我感到有些内疚。我现在倒希望父亲是一个文化程度很高的人,这样,即便我有个三长两短,被污名化,他也能理解我。

我对父亲说:爸,你放心吧!为了你活过一百岁,我不会惹麻烦!

我与父亲在自家的谷地 | 冯东旭摄

(注:父亲生于1931年10月初一,今年90虚岁。本文中其他年龄是周岁。)

(2020年8月17日定稿。)


来源: 辛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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