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学校是如何教授二战历史的?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11-19,星期四 | 阅读:30

作者:Nasser Ayash 来源:利维坦(ID:liweitan2014)、美国史教学与研究

© History Wench

利维坦按:

如果就“特定的历史距离”来说,二战的历史距离当代还是太“近”了。在何种政治语境下来复述和呈现那段历史,无疑会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参看两德统一前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就二战史教材观点的变化,就可见一斑。单就屠杀犹太人而言,现今教材凸显大屠杀乃至于符号化,也在于不断强调把集体罪责作为基本前提。不过,如果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对于二战期间日本乃至亚洲(中国)战场的描写几乎是没有的,或许,就教材编订者而言,反思对于犹太人的大屠杀,才是德国最重要的当代“政治正确”。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意志国家被彻底摧毁了。它不仅被分成了四部分,最关键的是,通过诸如纽伦堡审判这样的公共事件,它被迫直面纳粹政府和军队犯下的累累暴行,其行径之残忍、波及之广,前所未有。这与可以被视为大规模复兴计划的去纳粹化进程两相结合,配合着(两个)德国重新争取独立的步调,帮助50年代的德国人民展望未来,埋葬过去。

这不仅仅是一场败仗,如果只是吃了败仗,人们可以在接受失败的同时仍然为己方在战争中的英勇事迹感到自豪,法国人也许正是如此看待拿破仑的未尽功业,奥地利人评判七年战争中的败绩时可能也是这等心态。然而,对二战中的德国来说,战后的感觉也许类似于一个人在被裹挟进为足球队欢呼的人群或其他类型的集体性狂欢之后,做出了暴力行为,随后逐渐恢复了理智。

一名德国学生在接受种族主义教育,约1935年。© Times of India

自然,考虑到战争和暴行结束后披露的一切真相,德国人,作为一个集体,只想忘记一切,专注于新的目标——首先是经济,这给德国带来了奇迹;然后是欧盟的建立,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德国可以说成为了欧盟的主要领导国。

但是学校里的历史书怎么办呢?毕竟,一般来说,在任何冲突发生后,不管某一方是胜者还是败方,学校里教授的历史往往是加以粉饰、偏袒己方人民的。然而,这种情况不可能在德国发生。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多种多样,一者是为了确保类似的事件不会再次发生,当然,也因为德国犯下的暴行太过深重,波及到了全球,还因为这些事件还未过去多久,对它们的记录也十分完整全面。

从这里,我们能够大致了解德国学校在过去和现在是如何教授这场战争的。在此,我们应当指出,德国的教育系统不是由联邦政府管理的,而是由构成德意志联邦共和国(BRD)的16个州各自独立管理。因此,尽管不同地区在历史教学的大方向上大致接近,彼此之间仍然可能有着极大的差异。例如,不仅不同年级的不同班级会选择使用极为不同的文献,在不同的联邦州之间也是如此。

在忽视这一差异的前提下,对二战时期的研究以及德国学校看待二战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1918年,德国国会大厦前的集会人群。©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首先是魏玛共和国(指1918年至1933年采用共和宪政政体的德国):对于魏玛共和国,至少是它的开端,人们普遍持积极态度。它被视为迈向民主化的第一次体面努力,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波之下,它面临着种种问题。历史书详细描述了这些问题,强调了其中终将导致民主制度崩溃的错误:这些问题越积越多,最终引发了20世纪2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使得纳粹政权随后崛起。

可以说,尽管魏玛共和国存在的时间很短,但人们看待它时带着某种怀旧的情绪,同时交织着对即将到来的一切的隐隐恐惧。这里的“一切”指的不仅仅是战争,还有纳粹本身和他们的意识形态。

第二部分是纳粹意识形态和纳粹暴行:学生们必须直面极权主义政权、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毁灭性影响,以及它们可能导向的后果。除了照片和纪录片,大多数学校还强制组织学生参观大屠杀纪念馆,这些纪念馆通常是由集中营改造而来。

这么做的不仅仅只有历史课。老师还会向学生介绍讨论二战时期欧洲纳粹主义和种族仇恨问题的文学作品。这包括但不限于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holt Brecht)和托马斯·曼(Thomas Mann)等作家。此外,犹太人的声音得到放大,其形式主要有犹太诗歌、犹太幸存者的报告,以及关注仇恨和暴力带来的长期后果的历史纪录片。

二战最著名的受害者之一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生于德国的荷兰犹太人,1945年2月或3月死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得年15岁。© wikipedia

学校选择的部分文学作品表明,校方试图强调人性的方方面面,以及群体性心理和群体性偏见这一问题,例如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的战后戏剧《安道拉》(Andorra),还有诸如《穿条纹睡衣的男孩》【The Boy in the Striped Pyjamas,约翰·伯恩(John Boyne)编剧,2006年】和《朗读者》【The Reader,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编剧】这类年代较新的作品,不过,这些内容在《安妮日记》这样的早期作品中也有所体现。一旦老师认为学生足够成熟,也会让他们研读支持纳粹的文本节选。

在这一背景下,师生们会在高等历史课上研读《我的奋斗》(Mein Kampf)中的节选,强调文本内部的矛盾、当时的公民可能从中获得认同感的内容,以及文本中的道德缺失。有趣的是,仿佛是为了用一种类似类型的偏见去补充纳粹意识形态一般,另一个集中热烈讨论的主要话题是美国的奴隶制、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

《朗读者》(The Reader,2008)剧照。© 豆瓣电影

第三部分是战争本身: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学校对于战场上的细节通常较少提及。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展示德国在二战头两年领土扩张阶段的地图,并讨论他们获胜的战役,可能会鼓舞民族自豪感,而对许多人来说,考虑到教育工作者试图传授的观点,这似乎适得其反。

更进一步地说,讨论隆美尔在非洲每一场胜仗或败仗的细节或是东线的供应问题,对于分析纳粹政权的暴行而言并不重要。另一个更实际的方面是,不管怎么说,在战争这一主题上已经分配了大量的时间,因此他们缩减了对实际战役的介绍。

1944年10月18日,隆美尔的国葬仪式。© wikipedia

当然,弱化战争细节的缺点之一是,许多德国学生从来不曾真正了解到许多具体的军事事件和军事征服。由于学校的大部分重点放在理论或哲学方面的内部发展,当然还有种族清洗的意识形态和实践,以及对其他如犹太人、同性恋者、共产主义者等,被视为种族、文化或政治弃儿群体的残酷无情,其结果就是,战争的军事进展被轻描淡写地带过,仅仅是隐约提及。这导致了令人震惊的后果:许多德国学生在得知德国曾入侵(如今的)乌克兰、(如今的)塞尔维亚和希腊这样的地方时,会实打实地感到惊讶。

与这些泛泛的战争介绍相反,在德国境内反抗纳粹政权的行为被称为是英雄主义和勇气的典范;反抗组织“白玫瑰”的成员索菲(Sophie)和汉斯·朔尔(Hans Scholl)兄妹就是其中一例。这类事例让德国学生得以找到他们能够认同的战争时期人物。

2005年影片《希望与反抗》(Sophie Scholl – Die letzten Tage)剧照:索菲受审。© 豆瓣电影

正因如此,并不是每一个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普通德国人都被描绘成可怕的人。毕竟,在与如此庞大的群体打交道时,总会有很多好人和一定比例的坏人,每个群体都是如此。话虽如此,考虑到发生过的一切,授课时会着重讲述,就连大多数善良的人也都是这些暴行的同谋,因为他们只是移开了目光,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这些暴行。

第四部分是战败和战后:战争期间德国遭受的重大破坏和大量人员伤亡不被认为是同盟国造成的,而要归咎于纳粹政权本身,它被视为首先发动了一场不必要的战争的肇事者。不仅如此,大部分对德国领土的破坏是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造成的。

尽管战争很明显将以失败告终,但纳粹政府仍旧顽固地拒绝投降,这被视为他们毫不关心本国人民的证据。诸如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和希特勒本人等纳粹党人的自杀,则被认为是一种懦弱的行为。

因此,历史上极为独特的一幕出现了:获得胜利的对立方并不被败者以一种总体负面的态度看待。远非如此。

著名的“华沙之跪”(Warschauer Kniefall):1970年12月7日,前西德总理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在华沙犹太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为在纳粹德国侵略期间被杀害的死难者默哀。© DW

在这一点上,同盟军占领德国城市的行为被描述为“解放”(Befreiung),尽管当时的同盟军士兵自然不曾认为赶往柏林的急行军是一场“解放”柏林的急行军。然而,这一措辞旨在强调,由于战败,德国人民从纳粹主义中解放了出来。

一个有趣的例子出自虚拟历史广播,它设想一个假定德国战胜后的世界。这些广播描绘了一个可怕的反乌托邦,在这个反乌托邦里,德国人和被占领国家的人民都会受到残忍的纳粹政权的压迫。因此,5月8日被称为解放日(Tag der Befreiung)。

人们将这场“解放”以及去纳粹化进程与解放了中世纪人民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相提并论,它们使德国人在纳粹主义一事上获得了内心的净化。

《我们的父辈》(2013)剧照。© 豆瓣电影

德国战争电影,尤其是最近几十年的战争电影,在通俗德国电影艺术中反映了以上这一切,它们倾向于诚实地对待这一主题,展示了空洞的群体性妄想如何引发逐渐向疯狂的转变,而其基调通常是宿命论而非英雄主义的。

因此,它们可以比一部典型的战争电影深刻得多,如果你对此有兴趣的话,或许会喜欢诸如迷你电视剧《我们的父辈》(Unsere Mütter, unsere Väter),或是电影《帝国的毁灭》(Der Untergang)之类的作品,大多数人对于后者的了解也许是源于其中一幕,那是被玩梗最多的希特勒场景……

《帝国的毁灭》中,布鲁诺·冈茨(Bruno Ganz)饰演的希特勒。© Steam Community

当然,对于学校教授这一切的方式和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极端强调,主要问题之一在于它们将集体责任强加于现代德国人身上,哪怕这种集体责任只是通过暗示或感受传达,而从未明确宣之于口。

乍一看,仔细研究这些事件以确保它们不会再次发生,这是有好处的。然而,对于德国人来说,集体责任感自然成了一个问题,尽管今天没有哪个学生或者他们的父母——甚至连祖父母都未必——曾参与过二战。

“原罪”这个概念有多大的分量?一个出生于21世纪的人如何对纳粹的暴行负责?在除了国际足球比赛以外的大多数情形中,展示现代德国国旗仍然会遭到强烈的反对——尽管它在官方上和形象上都明显不是纳粹的象征。

类似地,每天早上在课堂上向国旗宣誓这种民族主义行为在德国会被理解成最糟糕的那层含义,尽管它在美国这样的地方很常见。

此外,德国有移民血统的人口比例很高(瞧瞧德国国家足球队就知道了)。和你看完这些想到的一样,有人担心德国学校系统似乎太过痴迷于纳粹和他们犯下的错误,而不是像其他许多国家那样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更广泛的历史上,这也许有些做过头了。

不管人们对此有何看法,这里给出一个有趣的旁注:德国的去纳粹化进程被认为是一个极大的成功,以至于几十年后,美国人试图在占领伊拉克后采用同样的方法。不出所料,那次尝试算不上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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