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犹太摄影师的上海时光

发布: | 发布时间:2011-11-21,星期一 | 阅读:2,907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自从10月24日以色列驻沪总领事馆在网络晒出大批犹太摄影师拍摄的上海老照片后,经过近3周努力,以色列驻沪总领事馆今天正式对外宣布,已找到6位“图中人”。时光荏苒,当年的芭蕾女孩已70岁,气质仍然优雅;当年的1岁男孩也已58岁,和童年的模样几乎一样

74岁的“芭蕾女孩”依然端庄优雅,气质不凡;85岁的母亲和58岁的儿子已布有沧桑,但相貌依然能被一眼认出,就像57年前的照片中一样????半个多世纪前,这些照片被摄影师从上海带到以色列。半个多世纪之后,通过微博,它们又重现上海滩。10月24日,以色列驻沪总领事馆在微博中将“芭蕾女孩”和“母与子”等200余幅照片一一展出,微博说明:“所有照片都是一名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南京路上的一个犹太摄影师Sam Sanzetti所拍摄的,因为年代久远,照片上人物的名字都没有被记录下来。如果你看到照片上有你认识的人,或许就是你的祖父、祖母,请让我们知道????”

这些跨越了岁月的图像迅即传遍网络,赞美纷至沓来。11月11日,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已找到这些老照片中的五位当事人,他们依然健在,并愿意向大家讲述照片拍摄的经过。他们的故事,以及这些神态鲜活的老照片,又将大家带回半个多世纪前的上海生活。

从擦鞋匠到摄影师

最早见到这些照片的中国人,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教授。

今年3月,在以色列访问时,以色列著名摄影家艾瑞斯女士告诉潘光,曾经有位在中国生活过的摄影师,带回来很多老照片,拍摄得非常精美。她坚持让潘光去看看。

潘光联系到了这名摄影师的继子莫舍·德克斯勒,并登门“拜访”了这些老照片。总共有两万多张,多数都已泛黄,有些还有虫蛀或霉斑,每张背后都有摄影师的签名——Sanzetti。这个名字对于潘光来说似曾相识。早在2007年,潘光发表的一篇题为《犹太人创办上海名特商店》的文章,其中就提到了这个名字:“著名的‘沈石蒂照相馆’,又称瑞泰照相馆,是由俄罗斯犹太人沈石蒂创办的????”

两万多张照片,潘光只能草草地浏览,其中超过一半是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还有外国模特的裸体照,在中国人的照片中,潘光发现了电影明星周璇和胡蝶,还有当时的一些达官贵人。

对于一个自小生活在上海的人来说,这些老照片让他想起了旧日上海的味道和时光。回国后,潘光便向上海市外事办和以色列驻沪领事馆建议,为这些老照片办个展览,以纪念中以建交20周年,艾瑞斯女士、莫舍·德克斯勒先生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于是,便有了半年后这些照片的回归。

对于德克斯勒来说,让自己继父的遗物,再次回到他人生的起点,既是对他的纪念,亦是对他的告慰。“他总是说,在上海的日子,是他人生中最好的时光。”

1922年,一个名为Sioma Lifshitz的犹太青年随父母到达了上海。他只有20岁,出生于乌克兰,他的父亲是名中学教师,母亲则是全职太太。那时正值十月革命后不久,大批犹太人从统治亚欧北部的广袤国度向外转移,其中一部分便转移到了中国东北部。Sioma Lifshitz一家是这次移民潮中的普通一家。他们先是到了哈尔滨,后来又向南到了上海。

抵沪后,Sioma Lifshitz便为自己换了个更易发音的名字Sam Sanzetti,懂中文后,他拥有了一个中文名字“沈石蒂”,这两个名字后来伴随了他一生。

和许多初到上海的犹太人一样,沈石蒂两手空空,一无所长。据潘光教授研究,他最初在一家美国人的照相馆外擦皮鞋,老板觉得他勤恳可靠,便雇他在照相馆打杂。这个有心的“小学徒”于是在照相馆学会了照相技术。但据莫舍·德克斯勒说,沈石蒂晚年告诉他,初到上海时,他在工厂做工,年纪稍大一点,便开始以摄影为生。

无论如何,到1927年时,掌握了娴熟的人像拍摄技巧的沈石蒂自立门户,在南京路73号开设了“上海美术照相馆”。南京路是当时上海最繁华的路段,毗邻外滩,也是当时上海照相馆云集之地。

目前找到的唯一一幅照相馆外景的照片显示,这个照相馆在一幢大楼的二层,占了四个窗子,在一家首饰钟表店和铃木兄弟商会的楼上。照相馆的牌匾很长,不仅贯穿了整个影楼外侧,还拐到大楼侧面。沈石蒂慵懒地坐在一个窗台上,略带微笑地望着窗外,他的六名员工则挤在另外两个窗口,有人兴奋地招手。

沈石蒂的老照片人物表情自然,用光柔和,背景素雅,就像一幅幅油画。那时还没有彩照技术,因此部分照片采用了当时流行的上色技术,使照片中的人物更加鲜活。

沈石蒂晚年向莫舍·德克斯勒介绍说,当年照相馆的最初顾客是在上海的外国人,名声渐响后,中国富豪、社会名流、电影明星也纷纷找上门,沈石蒂照相馆也渐渐跻身超一流行列。

这个曾在街头擦皮鞋的年轻人生意日渐兴隆,一连在上海开设了四家照相馆,他晚年接受采访时介绍:最兴旺时,在上海市中心的工作室有11间房,雇佣了31个职员经营店铺。

德克斯勒说,成功了的沈石蒂当时有汽车,有专职司机,有自己的厨师,却一直没有自己的住宅,他始终住在酒店里。他晚年还提到,当年上海,他有个美国室友,是个军官。还有个日本室友,帮他管理工作室的对外业务。

在德克斯勒看来,沈石蒂乐观、开朗、好奇心很强;他热爱和人打交道,精通俄文、英文和中文;他喜欢音乐,会唱很多英文歌和俄文歌。在德克斯勒和沈石蒂相处的几十年中,沈石蒂总是忙忙碌碌的,有数不清的事情要做。德克斯勒因此相信,沈石蒂在上海的生活应该也是丰富多彩的。

在为数不多的沈石蒂本人在上海的照片中,这个个头不高的年轻人始终保持着开朗的笑容,粗重的眉毛在宽阔的额头上尽情地舒展着。他似乎很喜欢和中国人一起照相。有一张,他和一些中国孩子排队坐成一队,后面人的腿架在前面人的身旁,沈石蒂则充当“火车头”;还有一张,沈石蒂在拉黄包车,而黄包车夫坐在车子里,胳膊悠然架在扶手上,周围的人都开心地看着他们笑。

他就像个导演

在沈石蒂的生意日渐兴旺时,由于德国排犹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欧洲辗转到上海的犹太人越来越多。据统计,至1937年夏,定居沪上的犹太人约有1000到1500人,大多是有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譬如奥地利医学家韩芬,奥地利心理学家施托福尔,德国作曲家沃尔夫冈·弗兰克尔、俄国钢琴家·H·马可林斯基和阿达·勃朗斯坦夫人(傅聪的老师)等。

上海沦陷后,日本当局将部分来自德奥等国的约1.4万名犹太人强迫居住在位于提篮桥附近,并将其命名为“无国籍难民限定居住区”,这里后来被称为“隔都”。

作为早期移民,沈石蒂没有被强迫去“隔都”居住。但沈石蒂向德克斯勒透露说,上海的日据时期,他曾被日本人逮捕过。沈石蒂始终没搞清楚被逮捕的原因,因为日本人开始拷问他时,他便开始唱歌。在场的一个日本军官对其余几个日本士兵说:“一个在这时候还能唱歌的人不可能是个罪犯。”于是就把他释放了。

不知有多少照片拍摄于这段艰难的时期。但可以设想,战事不顺,经济萧条,亡国阴影下,瑟瑟寒风中,整理衣装到照相馆去拍一张强作欢颜的相片,大概既寄托一种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又是优雅、体面、自尊的上海精神写照。

1945年9月3日,日本投降,战争结束,“隔都”也正式解放,由于之后的政治形势、经济形势以及国际关系,主要是1948年以色列国成立,上海的大部分犹太人都离开了。据潘光教授统计,至1957年时,还住在上海的犹太人,只有100人左右。

沈石蒂就是坚持到最后的这100名犹太人之一,他的照相馆也还在营业。

1954年的一天下午,刚刚参加完业余芭蕾舞演出的洪落霞来到沈石蒂的照相馆。当时她只有17岁,正在读高中二年级。洪落霞每次路过沈石蒂照相馆,都会在橱窗前驻足,欣赏里面展示的照片。这天,她因为演出,有了一件崭新的舞蹈服,便动了向家里要钱去拍照的念头。

57年后,已74岁的洪落霞还记得沈石蒂为她拍照时的情景:“他鼓励我自由地跳舞,我记得他为我拍了许多张。”

一个星期后,洪落霞从朋友那里得知,自己的照片被沈石蒂放在橱窗里展示。她赶紧跑过去看:在照片中,她双手自然地在胸前交叉,微微扬起头,回眸凝视。洪落霞开心极了。

大学毕业后,洪落霞与青梅竹马的男友结为夫妇,并随丈夫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年。但在文革期间,她所有身着芭蕾舞蹈服的照片全部被付之一炬。“这种照片是不能留的,全烧了。”

这一年,游美瑛也带着刚1岁的儿子孙逊到沈石蒂照相馆去拍照。

游美瑛现在已经85岁了,但对沈石蒂仍然有记忆。她说,孙逊的爸爸在美国留学多年,当时刚回国不久,中文说得不好,沈石蒂便用英文和他交流,令他轻松不少。所以家里只要照相,就会去沈石蒂的照相馆。

孙逊说,他1岁左右的照片不少,但最后留下来的只有沈石蒂拍的两张:一张是自己的单人照,另一张是与母亲的合照。“因为母亲很喜欢这两张照片,所以一直挂在家里的墙上。”

1954年,曹莉贞24岁,在中学当数学老师,陈立善25岁,在纺织厂做技术员。两个年轻人订婚了,他们都看中了沈石蒂照相馆橱窗里的照片,因此决定在这里拍摄他们的订婚照。曹莉贞现在已经81岁了,她还记得:拍照的时候沈石蒂像个“导演”,用地道的上海话,指导他们做了很多动作。他们当时既拍了单人照,又拍了合影。

57年后,曹莉贞和陈立善还在一起,还带来了自己珍藏的“沈石蒂牌”订婚照。

沈石蒂照相馆收费较其他照相馆贵,因此,只有家境较好的游美瑛选择将照片放大,其他人只做了很小的尺寸,即使如此,他们也很知足。

“他的房间里全是关于中国的回忆”

沈石蒂不愿离开中国。他的大部分青年时光和记忆都与这座城市同在,更重要的是,他恋爱了。

在沈石蒂晚年对德克斯勒的描述中,这是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当时沈石蒂年届半百,而对方还在大学里学习,双方年龄差距有二十多岁。这个中国女孩子有个美丽的英文名字:南希。南希当时结过婚,与前夫有个小女儿。

沈石蒂与南希大约在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结了婚,当时南希的孩子大约五六岁。在德克斯勒找到的老照片中,有一张应是他们结婚典礼的大合影,参加典礼的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他们神态自然、兴味盎然地围在新娘新郎周围。一对新人穿着白色礼服,沈石蒂依然展露他标志性的笑容,新娘虽有些紧张,但也笑得很开心。他们的手交握在一起。

但这段让沈石蒂认为是“轰轰烈烈”的爱情没有持续多久。

中国很快开始了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先是“公私合营”,继而是政府付钱,把企业的经营权从资本家手里赎买过来,并在企业内部设立党支部和工会,以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外国人沈石蒂不清楚自己的照相馆怎样公私合营,又如何改造。1955年,他把自己的照相馆卖给了一位中国人,继而在上海的一家英语学校教了两年摄影。1957年,沈石蒂离开了生活35年的上海,坐船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直至去世。

他没有带走他的中国妻子和养女,他与南希也没有自己的孩子。潘光教授对这件事情感到奇怪,在以色列访问时,他问遍了沈石蒂的朋友,没有人知道确切的原因。大家大概猜到的原因是:他们离婚了。

或许,因果应该倒转,正是因为他们离了婚,沈石蒂才会放弃继续生活在这块土地。他或许也有些无奈,在上世纪50年代的氛围里,与一个外国人结婚生活,对年轻的中国女性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

刚到以色列时,沈石蒂为摩西·达扬将军(以色列著名军事领导人,俄罗斯犹太人)的妻子剪纸,没过多久,便重操旧业继续从事摄影工作,主要拍摄珠宝。

移民以色列大约十年后,沈石蒂再次结了婚,德克斯勒就是那时认识了他。虽然那时沈石蒂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但他依然每日忙忙碌碌。“我从来没有一次看见他坐着无所事事的时候,他总是在忙碌着写什么,或是忙着录下广播里的某一首歌曲,或是忙着做从中国学会的剪纸。”

在德克斯勒眼里,这位个头矮小、精力旺盛的继父,“早已习惯了中国,就是个中国人”。他经常怀念上海,怀念那里的老顾客、黄包车、油条,还有甜甜的上海菜,能够再次回到上海是他余生的梦想。“他的房间里放满了关于中国的记忆,关于上海的记忆,他把那些珍贵的东西都保存了下来,这些都是因为他内心的自豪之情。”

德克斯勒在电话中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有一天,沈石蒂在街上遇到了几位台北的留学生,他们就在街上聊了起来,对方对于能在异国他乡遇到说汉语的人也感到很新奇,对他颇感兴趣。这几位留学生住得不远,沈石蒂后来偶尔邀请他们到家里做客、吃饭,聊聊他在上海的往事。“每逢谈起中国,都流露出他对中国无尽的思念,他说他非常喜欢中国人的秉性,善良,对他人非常尊重。”德克斯勒说。

1970年,沈石蒂接受当地报纸《新消息报》采访时,这样描述他记忆中的上海:“我在上海寻找到了许许多多美好的经历,每当想起上海,我总会喃喃自语,这是一个如此特殊、充满活力的城市,我仿佛能看到它缤纷的色彩,闻到它丰富的气味????”

1987年6月29日,沈石蒂在特拉维夫逝世。

他没能再联系上那位叫“南希”的爱妻,也没能实现重回上海的梦想。但他当年开照相馆的南京路73号仍然存在,如今,这里叫南京东路美伦大楼东楼。这幢建于1921年的六层楼房,虽然经过多次粉刷和翻新,仍保持着几乎和照片中一模一样的纹饰,以及丝毫未变的玻璃窗格局。

57年后,以色列大使馆希望能在沈石蒂照相馆旧址附近举办这些老照片的展览,以便使“老上海”沈石蒂,最终通过他曾倾注过热情与心血拍摄的照片,回到既成就了他、也使他魂牵梦萦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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