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亚当·斯密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10-10,星期六 | 阅读:54

作者:清和

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1723年6月5日,在苏格兰一座名为柯科迪的小镇上,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正在教会接受洗礼。不幸的是,这个婴儿是个遗腹子,他的父亲在五个月前就去世了。

不过,这个婴儿依然是幸运的,因为他出生在成就斐然的思想启蒙时代,他及其《国富论》也是启蒙时代的一部分。

这个婴儿就是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

在斯密生活的时代,人类社会正经历着剧变。美国爆发了独立战争,法国爆发了大革命,英国正快步迈向全新的自由世界。斯密与同时代的休谟、卢梭、伏尔泰、狄德罗、康德、富兰克林、埃德蒙·伯克等伟大的思想家们一起掀起了近代思想启蒙的巨浪。

本文从思想启蒙的历史视角洞悉斯密生平及其自由主义学说。

一、苏格兰人斯密

小斯密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兼海关官员。虽然没有亲眼见到儿子出世,但他临终前指定了一批朋友和亲人作为小斯密的“导师和保护人”。这些尽职的“导师和保护人”给小斯密的成长铺平了道路。

斯密一生中最重要的人是他的母亲——玛格丽特·道格拉斯。这位年轻的遗孀,出生于名门望族,她给予了小斯密良好的教育。玛格丽特相当长寿,斯密终身未婚,常伴母亲左右,母子感情至深。

三岁时,斯密差点被一群吉卜赛人拐走。此后,斯密的一生颇为平顺。童年时代,柯科迪已经有完善的基础教育,小斯密在当地学习了拉丁文。

1737年,斯密14岁时,家人安排他前往格拉斯哥大学就读。

格拉斯哥是当时苏格兰最大的城市,那里海运发达、贸易繁荣。格拉斯哥的贸易横跨大西洋到加勒比海和美洲殖民地。这座开放的城市开拓了斯密的人生视野。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格拉斯哥大学正是苏格兰启蒙思想最为活跃的圣地。斯密入学时,这所大学已经设有数学教席、希腊语教席、植物学和解剖学教席、人文学教席、法学教席、自然哲学教席、逻辑学教席、医学教席等等。

1737年10月10日,早上10点45分,在格拉斯哥大学的教员办公室里,尼尔·坎贝尔校长向各系教授问候致意。11点15分,校内高塔楼上的上课钟敲响了,身穿红袍的400多名学生和身穿黑袍的教授们一起来到校园东边的大礼堂进行祈祷。以这种传统的开学方式,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就读的第一学年拉开了帷幕。

斯密入学后就连跳两级直接进入第三级的学习。格拉斯哥大学现存的资料显示,亚当·斯密和他的同学们每天的课程安排如下:“在各哲学分支教授们的指导下,每天进行两个小时的逻辑学、形而上学、气体力学方面的阅读。这一学年他们开始学习几何学,由数学教授每天授课一小时。学生们或许还聆听了希腊文的讲座”[1]

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不仅学习了伦理学、拉丁文、希腊文,还学习了物理学、逻辑学、欧几里得几何学以及微积分。数学教授罗伯特·西姆森和自然哲学教授罗伯特·迪克讲授的知识让亚当·斯密痴迷于几何学,并崇拜科学巨人牛顿。

斯密的学生杜格尔德·斯图尔特在斯密的第一本传记《讲述亚当·斯密法学博士的一生和创作》中指出:“斯密在大学时最喜欢研究的是数学和自然哲学。[2]”后来,牛顿的研究范式对斯密学说及经济学的影响极其深远。

不过,对斯密学术生涯产生根本性影响的,还是他的授业恩师、伦理哲学教授弗兰西斯·哈奇森。哈奇森教授长相英俊,言行优雅,且早已声名远播。哈奇森教授习惯于在教室里边走边讲,他的言辞令人愉悦,他的智慧令人折服。多年后,斯密接任了伦理哲学教授一职,他也在教学中努力模仿哈奇森教授当年的授课方式。

哈奇森教授还是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奠基人,他是苏格兰第一个站出来挑战绝对基督教教义的人。哈奇森教授秉承着斯多葛学派的仁爱与理性传统,提出人类的情感和道德源自人与生俱来的本性,从而挑战了上帝赋予人类道德感的传统。

斯密后来继承了哈奇森老师的理论,创作了《道德情操论》。正是这本书,才真正让斯密跻身到英国一流学者的行列。

1740年6月6日,在格拉斯哥大学学习了三年后, 斯密带着仆人骑马横穿了英格兰,前往牛津大学深造。

但是,斯密一直认为这是一所非常糟糕的学校。他批判牛津大学的教授教学态度极为懒散。在这里,斯密不得不开启自学模式。正是在这段“自学成才”的时间里,他阅读了大卫·休谟《人性论》。这本书在当时是一本禁书,斯密也因此差点被学校开除。不过,斯密从此关注到了休谟这位思想大师,后来,休谟成为了斯密一生中最为亲密的朋友。他是除了哈奇森之外,对斯密学术影响最深的一位学者。

牛津大学的六年生涯,为斯密通往顶级学术殿堂铺平了道路。

1746年秋天,哈奇森教授突然离世,斯密离开牛津,返回苏格兰。他当时面临的问题与今天大部分大学毕业生一样:如何找到了一份能够养活自己的工作。最开始,他在爱丁堡大学找到了一份编外教师的工作,主要教授修辞学和文学。

在学校教书之余,斯密还在校外办培训班赚外快。斯密的一位监护人凯姆斯勋爵是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也是休谟的堂哥,在爱丁堡哲学学会担任领导,他为斯密组织了修辞学讲座。斯密的讲座一炮而红,为自己带来了巨大的名声。这让斯密获得了重返母校执教的机会。

1751年10月,斯密离开爱丁堡大学,前往格拉斯哥大学担任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第二年,斯密成为了道德哲学教授,如愿以偿地接任了哈奇森教授当年的职位。当时,休谟也正好在申请这个大学的教授职位。学校领导征求了斯密的意见,由于休谟在当时是一个另类的学者,斯密担心公众反对,不建议学校录用休谟。但宽宏大度的休谟并未因此忌恨斯密,相反此后二人之间的友谊火速升温。

在1753年5月26日从爱丁堡寄出的一封信中,休谟称斯密为“我的朋友”,并深入地探讨了学术问题。此后几十年,两人信件不绝,无话不谈。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当·斯密传》的作者伊安·罗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参与了格拉斯哥大学发起的整理出版《亚当·斯密著作和通信集》项目。罗斯教授整理了大量斯密与休谟的往来书信,给世人还原了经济学史上的这段佳话。

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期间,斯密在学术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斯密后来回忆,那是“我一生中收获最大,也因而是……最快乐最光荣的一段时光”[1]。《道德情操论》(1759年)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道德情操论》并不是一本道德说教的书籍,斯密继承了哈奇森教授道德哲学中最为成熟的部分。他提出,仁慈、正义、克制等道德情感源自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同情共感”[3]

这本书出版后,斯密将最高荣誉给予了他的老师,他说:“这派学说的所有拥护者当中,不论古今,已故的哈奇森博士无疑是无人可比的、最敏锐、最清晰、最富哲理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是最冷静的和最精明的”[1]

《道德情操论》出版后,伏尔泰、康德、狄德罗等欧洲大陆学者对这本书赞赏有加。斯密也因此获得了巴克勒公爵的邀请,陪其一起游学欧洲大陆。正好,斯密对法国启蒙学者也仰慕已久,他渴望这次机会。

二、游历欧洲大陆

1764年2月,斯密辞去了格拉斯哥大学教授一职,并在同月抵达法国巴黎。这次旅行改变了斯密的学术生涯,也改变了经济学的发展进程。

斯密与巴克勒公爵在巴黎一共待了18个月。受益于巴克勒公爵的地位和休谟的引荐,斯密游刃有余地混迹于法国上流社会的各类学术沙龙,以及巴黎名媛们组织的招待晚宴。他在巴黎见到了众多名流雅士,包括狄德罗、卢梭、赫尔维蒂斯以及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弗朗索瓦·魁奈、杜尔阁等等。他还于1765年秋天前往瑞士日内瓦,拜会了伏尔泰。

期间,与法国重农学者相遇,是斯密学术生涯中最为激动人心的篇章。

魁奈向斯密传授了关于自由竞争及自然秩序的整套商业思想,这让斯密极为震撼。斯密在法国期间,魁奈正好在撰写两篇文章:一篇是著名的《经济表的分析》,另一篇是《经济问题》。这两篇文章分别在1766年《农业商业金融杂志》的六月刊和八月刊上。当时重农学派的杜邦担任了这一杂志的主编,斯密收集了这一期刊的十期。这位杜邦就是缔造杜邦商业帝国的伊雷内·杜邦的父亲。这两篇文章后来收录到了杜邦编撰并出版的魁奈文集《重农主义》。魁奈以作者的名义向斯密赠送了这本书。斯密意识到,魁奈学说的完整体性要超过他在法学讲义中的内容。魁奈是继哈奇森、休谟之后对斯密学术影响第三深远的学者。

1766年10月,巴克勒公爵的弟弟在旅途中突然病逝,斯密不得不提前结束旅行。很快,斯密就回到了家乡柯科迪,他希望花更多的时间陪伴自己的母亲。由于巴克勒公爵承诺给斯密提供养老金保障,斯密可以安心地启动下一个伟大而又艰巨的学术课题——政治经济学

在游历欧洲之前,斯密对政治经济学已经有所研究。他在格拉斯哥大学教授的法学讲义中有一部分内容就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1895年,英国经济学家爱德温·坎南整理并出版了斯密的法学讲义(B)手稿。扉页上写着:“道德哲学教授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所讲授的关于正义、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中的法学或讲义笔记”[1]

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的同事约翰·米勒教授指出,在《法学讲义》中,“斯密思考了与贸易、金融、教会以及军队机构相关的政治机制。斯密关于这些主题的授课内容,都写进了他后来出版的题为《国富论》一书中。[1]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休谟和斯密都意识到,法国政治经济学正在散发出启蒙的光辉。在出游欧洲大陆前,休谟于1763年10月28日在枫丹白露写给斯密的书信中就指出:“我们可以找到进一步的证据,证明在法国严格审查的体制下,有关启蒙思想的著述仍能在法国得以传播的商业体系非常有效。[1]

回到苏格兰后,斯密的学术野心开始展现,他试图集百家之长,构建一个宏大的学科体系。但是,这个宏大的体系该从哪里开始?这是斯密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最终,斯密将研究财富问题作为突破口。财富是如何增加的?这是一个困扰了欧洲学者好几个世纪的学术问题。

早在14、15世纪,西欧财富突然快速增加,城市人口也大规模地集中。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用直观的图形给我们展示了当时欧洲学者们的困惑。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里,西欧经济几乎没有任何增长,被定义为“千年停滞”。从公元1000年开始,西欧经济逐渐增长,到了斯密所处的时代,西欧的经济、财富、人口、商品及贸易,直线拉升[4]。以爱丁堡城市人口为例,1722年爱丁堡人口数量只有3.5万人,1755年增加到4.7万人,1791年已经突破8.4万人。

人类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财富及城市化的伟大跃进。从16世纪开始,欧洲学者就一直关注这个“特殊现象”。当时的西欧,城邦衰败,小镇兴起,贸易兴旺。一些负债累累的领主将女儿“下嫁”给有钱的贸易商。这时,一批学者如威廉·斯塔福、托马斯·孟等人认为,是迅速增长的出口贸易带来了大量金银,金银就是财富,而贸易则是财富之源。这一学说被定义为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仅仅将金银视为财富,并且他们主张限制金银出口、限制国际贸易,这不利于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之后,重农学派和一些其他经济学家以书信交流的方式,对重商主义理论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讨论与批判。其中,重农学派大佬魁奈的观点是支持自由贸易,并且他主张农业才是财富创造的源泉。重农学派另一位代表人物杜尔阁则认为,商业和制造业也是财富积累的来源。斯密在法国期间,为了阐述这个问题,杜尔阁还撰写了《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探索》一文。

斯密同时吸收了魁奈与杜尔阁的思想,并以“财富是如何增加的”为主题开始创作自己理想中的学术体系。一开始,他就将书名确定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来源的研究》,简称《国富论》。

英国学者罗伯特·钱伯斯在1827年出版的《苏格兰风情》中记录了这样一段轶事:在柯科迪他母亲家中书房内,斯密一边向抄写员口述《国富论》的内容,一边用头在壁炉上方的墙壁上来回蹭。据说斯密假发上的润发油在墙上都留下了印记。

令斯密没想到是,整理这一宏大的学术体系花费了他十年宝贵的时光。1773年,在前往伦敦处理出版事宜时,健康状况不佳的斯密担心自己一去不复返,便指定休谟为其身后著作的管理人,并负责《国富论》的出版。但这时休谟身体状况也不好,他渴望在临终前看到好友呕心沥血多年的著作出版。并且,他也将斯密确定为其身后著作的管理人。

三、自由主义学说

1776年3月9日,《国富论》正式出版。这本近1000页、历经十年创作的大部头问世,对人类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斯密当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真正加速这本大部头出版的是北美殖民地焦灼的独立战争。从欧洲大陆游历回国后,斯密就不再是一位藏在书斋里的学者。他成为了马瑟尔堡议员和爱丁堡议员,试图学习魁奈、杜尔阁,用自己的行动改变政府的决策。

在《国富论》创作期间,北美爆发了波士顿倾茶事件,引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在这所谓的大是大非面前,斯密勇敢地站在了北美这边。斯密认为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才引发了倾茶事件,同时他还批判蓄奴政策和黑奴贸易,指责英国政府限制性的殖民地政策阻碍了财富增加,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赤字。斯密这一系列主张,都体现在《国富论》的自由市场理论中。

自由主义是《国富论》的灵魂所在,它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典型产物,带着强烈的启蒙精神。

《国富论》出版4个月后,北美发布了《独立宣言》,宣告美利坚诞生。有间接证据表明,《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美利坚开国元勋之一的富兰克林于1775年在伦敦与斯密有过会面,并看过《国富论》的部分手稿。

斯密将“财富是如何增长的”这一问题的答案总结为四个字:自由市场。

斯密学说正是自由市场学说。自由市场思想是在批判重商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的,休谟及重农学派对此都有着成熟的见解。斯密全盘吸收了休谟、魁奈、杜尔阁的自由市场主张。他反对贸易限制,呼吁废除英国的《谷物法》。

在《国富论》中,斯密提出一个自由国度的设想,他说:“英国无论如何都应该成为一个自由港……来自所有国家的所有商品都在这里实现自由贸易、自由交换”[5]

这个自由市场的运行,主要依靠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推动。这只“看不见的手”具体是什么?

书中是这样描述的:“每个使用资本和劳动的个人,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5]

后人一般认为斯密用“看不见的手”来隐喻市场规律。但从斯密前后学术思想来看,“看不见的手”更可能指的是自然神学中的上帝创造的规则。美国经济史学家艾玛·罗斯柴尔德在《经济情操论》中指出,“看不见的手”在斯密的作品中出现过几次:

最早是斯密的“天文学史”文稿中,指的是“看不见的神物”[6]。第二次出现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这样描述:“尽管他们生性自私贪婪,雇佣千百万劳动力为自己劳作,但他们同时分享所获得的产品。这些地主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进行生活必需品的分配,尽管他们没有打算去做,没有真正去做,却不知不觉促进了社会的利益。[3]”这里表达的意思应该与《国富论》中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看不见的手”表示市场规律更可能是之后经济学家的拔高。不过,“看不见的手”的描述依然给我们打开了探索市场规律之门。

真正推动市场运行的源动力是人的自利之心。斯密在《国富论》中非常经典地写道:“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商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通过追逐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的利益。[7]

在这一段描述中,斯密吸收了休谟、杜尔阁、曼德维尔的自利学说。当时,坚持这一主张最著名的学者就是曼德维尔。他在其畅销书《蜜蜂的寓言》中提出,私欲的“恶之花”结出的是公共利益之善果。

19世纪,斯密学说的反对者、德国历史学派提出,斯密在《国富论》中主张的自利立场,与《道德情操论》中的利他立场是相互矛盾的,这意味着斯密前后逻辑难以自洽。经济学家熊彼特将这一问题概括为“亚当·斯密问题”。

但真正读懂《道德情操论》的人并不会产生这一困惑。在《道德情操论》的第七卷,斯密回顾了他学术思想的形成,同时也解答了德国历史学派的问题。斯密继承的是亚里士多德、斯多葛学派及哈奇森的仁爱及理性主义,同时也吸收了来自霍布斯、孟德维尔的自利主张。

所以,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兼收并蓄,从同情心出发,衍生出人类的三种美德,仁慈、正义和谨慎。斯密认为:“出于对他人幸福的关心,我们形成正义和仁慈的美德;出于对自身幸福的关心,我们怀有谨慎的美德。[3]”从这个角度来看,利己和利他在自由市场中其实是可以统一的。不过,每个人的自利行为最终促使公共利益最大化。这个市场法则一直备受争议,它也是反对者攻击斯密自由市场学说的关键点。

劳动分工,是斯密学说最核心的部分。在《国富论》的第一篇中,斯密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及财富增加的具体原因归为自由市场中的劳动分工及交换体系。“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是斯密学说的核心思想。

为了证明这个观点,斯密举了一个制针厂的案例[5]。他说,制针一共有18道工序,如果采用专业分工的方式让工人合作生产,每人每天可以制造出四千八百枚针,而如果由一位工人独立完成,他一天所生产的针不会超过20枚。

后人都认为这是斯密到工厂实地观察到的案例。但实际上,斯密的这个案例可能是引用的,当时英国制针工厂的工序是25道,而不是18道。这个例子更可能取自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1755年第五卷中的别针例子。《百科全书》这个案例提到的法国工厂制造别针的工序正好是18道。

斯密有没有真的去过制针厂其实并不重要,虽然之前的休谟、杜尔阁、哈奇森都论述过分工,但是斯密的分工学说是前无古人的。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评论斯密的分工理论时指出,此前没有任何经济学家对分工赋予这样的具有决定重要性的支配地位[7]

早在《法学讲义》中,斯密就指出,劳动分工是人类互通有无相互交换的天然倾向的必然结果。

不过,《法学讲义》中没有斯密分工学说中最为重要的论述,那就是:“市场的规模决定劳动分工的程度”。这一简洁有力的论述,被后人概括为“斯密定理”,它从根本上解释了为什么要对外开放与推动全球化。

通过劳动分工,斯密将“财富之源泉”的主题引入到制造业及劳动分工领域,这份远见大大超过了之前的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

遗憾的是,斯密的分工理论没能在国际分工领域继续有效的拓展,后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弥补了这个不足。同时,斯密也没有在知识分工上深入挖掘,虽然斯密发现了熟练工人和知识积累的价值,但如果沿着这条路推导下去。为什么?

因为斯密发现,技术进步会带来规模递增,规模递增又会引发市场集中,这就与他的自由竞争理论相背离了。后来经济学家马歇尔概括了斯密的这一困惑,人们称之为马歇尔悖论。

斯密所处的时代,英国刚刚爆发工业革命,但是斯密好像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工业革命之父”詹姆斯·瓦特正是斯密格拉斯哥大学的同事。从1757年开始,格拉斯哥大学资助了瓦特进行蒸汽动力的研究。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期间,还为瓦特安排过研究场地和宿舍。就在《国富论》发表的那一年,瓦特成功地发明了第一台蒸汽机并应用于实际生产,人类从此进入了蒸汽时代。

正如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理论史》中所断言的,“亚当·斯密并没有意识到工业革命的到来”[8]

这样,斯密就与发现经济增长之根源失之交臂。此后百年,经济学家不但没能突破斯密的瓶颈,反而误入了斯密开创的均衡范式的“完美”陷阱。

后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在《人的行为》中用“人的行为”和“经济过程”纠正了均衡范式的错误[9]。直到二战后,经济学家们才从制度和科技这两个因素解释了经济增长之源动力。

另外,斯密花了大量篇幅探索了货币的起源及功用,并以货币引申到商品的价格及劳动工资,再论述了价值论。在这方面,斯密继承了威廉·配第以及重农学派的劳动价值论。他虽然也知道劳动量难以量化,但依然坚持劳动是所有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最后,将斯密界定为一个彻底的“自由放任主义者”或许是一种误区。因为他在《国富论》最后一篇中论述了政府职责及作为,包括国防、司法、公共教育、公共工程及公共财政支出等等。

四、通往繁荣之路

虽然斯密自己一再强调“《道德情操论》是远比《国富论》更为优秀的作品”。或许斯密总是将自己看成一位道德学家。但是,后人因为《国富论》将“经济学之父”的美誉送给了他。

不过,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整体性地否认了斯密的贡献,认为斯密将经济学引入了歧途。奥地利学派的传人罗斯巴德甚至在《亚当·斯密前的经济学》中将斯密蔑称为“一个剽窃成瘾的学者”。

这种评价对斯密来说有失公允。斯密是一位杰出的学术综合者,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学科开创者。斯密的《国富论》固然有缺陷,但他的自由市场学说启蒙了世人。他给人类的新时代指明了一条道路——自由市场将给我们带来无尽的财富、真正的自由与永久的和平。

1778年1月的一个清晨,斯密离开位于爱丁堡坎农盖特的家,沿着皇家大道走向交易广场的海关大楼[10]。这是他担任海关专员的第一周。晚年的斯密荣誉加身,他成为了格拉斯哥大学的荣誉校长和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继承了其父亲的工作,成为了一名海关专员。

1790年7月11日,这一天是星期天,自知大限将至的斯密吩咐一位朋友将他所有未出版的手稿付之一炬。

被烧毁的手稿可能多达18卷,包括斯密毕生积累的所有讲义,以及未完成的“文学、哲学、诗歌、辩术等不同分支的思想史”。这一切都在那个星期天灰飞烟灭。

斯密是一个谨慎而追求完美的学者,他极度在乎其身后的声誉。对于烧毁文稿,他的解释是:“我想我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事,就是让自己已经出版的那些作品,能够在我身后以最佳、最完美的状态留存于世”。

就在文稿烧毁一个星期后的午夜时分,亚当·斯密在两位好友的陪伴下离开人世。斯人已逝,思想永存,斯密留给世人的《国富论》最终改变了人类历史。

幸运的是,斯密在其晚年,看到了他的学说正在改变世界。1787年6月的一天,在议员亨利·邓达斯的温布尔登别墅,当斯密走进会客厅时,小皮特首相、阿丁顿议员等高官纷纷起身热情地迎接,斯密请他们坐下。小皮特首相连忙说道:“不,我们会一直站着直到您坐下为止,因为我们都是您的学生。”

托利党人是斯密自由主义的拥护者,小皮特首相是斯密的忠实粉丝,他推动了自由市场与废奴运动,解散了东印度公司,与法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英国政府废除了斯密长期批判的《谷物法》以及《航海条例》,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国家。类正式进入以交易为生的全球化时代。

后来成为议长和代理首相的阿丁顿,在温布尔登别墅聚会后,创作了一首诗歌盛赞亚当·斯密[1]

我热忱地欢迎您,及您那睿智而充满爱国情怀的篇章,

优美地谱写了通向富裕和和平的道路。

……

贸易会让熙熙攘攘的世界和谐有序!

在斯密去世100多年后,1900年4月27日,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男爵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开尔文男爵说,自牛顿以来的物理学大厦已经落成。不过,它的美丽而晴朗的天空却被两朵乌云笼罩了。不久后,这两片乌云摧毁了经典物理学大厦。

几乎在同一时期,严格上说是1890年,经济学折中大师马歇尔的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正式出版。这标志着经济学像当时的物理学一样,已经形成了以斯密自由市场学说为核心的完美大厦。

然而,这时也有两朵乌云从远处慢慢地向经济学界飘来:一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另一朵是大萧条。后来,这两朵乌云化为暴风骤雨恶狠狠地洗劫了人间。

马歇尔的弟子凯恩斯,在亲历一战及战后重建工作后,逐渐背叛了他的老师所传授的自由市场学说。1924年是凯恩斯学术思想转变的关键一年,他在牛津大学做了一次著名的演讲,题为“自由放任的终结”。

1929年,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自由市场学说遭遇致命性打击。在大萧条期间,凯恩斯出版了著名的《通论》,干预学说登台,斯密及其《国富论》跌落神坛。

40年后,美国爆发滞胀危机,弗里德曼等自由主义者复兴了斯密自由市场学说。2007年英格兰银行决定将斯密的素描头像印在20英镑钞票上,以纪念这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然而,第二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斯密及其《国富论》再次成为质疑的对象:个人自由主义真是通往繁荣与和平之路吗?

对斯密学说的争论可能永远不会停止。但是,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一句话或许已经给出了答案:“每一个人,只要他不违背正义的法律,就有完全的自由按自己的方式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同任何其他的人或其他阶层的人相竞争”[3]。

致敬亚当·斯密!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传,伊安·罗斯,张亚萍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2] 亚当·斯密的生平与著作,杜格尔德·斯图尔特,蒋自强等译,商务印书馆;

[3] 道德情操论,亚当·斯密,谢宗林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4] 世界经济千年史,安格斯·麦迪森,伍晓鹰、许宪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5] 国富论,亚当·斯密,谢宗林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6] 经济情操论,艾玛·罗斯柴尔德,赵劲松、别曼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7] 经济分析史,约瑟夫·熊彼特,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

[8] 经济增长理论史,罗斯托,陈春良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9] 人的行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夏道平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0] 伟大的经济思想家,乔纳森·康林,张云译,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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