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佩迪特:反权力的自由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10-6,星期二 | 阅读:29

作者:彭斌 李安平 译

编者按:本文收入应奇、刘训练主编:《第三种自由》,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导言

在自由与免于他人支配或压迫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和源远流长的联系:不能处于他人权力的控制之下,不能毫无防范地受到他人的干涉。在古罗马共和主义者的惯用词汇中,自由人的对立面是奴隶。至少到19世纪之初,漫长的共和主义传统一直强调,自由的主要内含是不要生活在他人的奴役之中,即不能处于他人任意权力的支配之下。18世纪《加图来信》这一小册子的作者简明地指出:“自由是按自己决定的方式生活,而奴役是在任由他人摆布的状态中生活。”当这一说法得到美国革命的领导人和支持者的响应时,它在18世纪后期受到了特别的强调。

如今,自由的反义词已不再是屈从于压迫或支配,即毫无防备地受到他人的干涉;而变成了实际上的干涉。根据当代的思想,没有受到实际的干涉就不会失去自由,仅仅是可能受到干涉不会失去自由。同时,要想自由丝毫不受损害,就必须免除实际的干涉—哪怕是非压迫性的法治所实施的干涉:“根据强制的特性,一切强制都是恶的”,这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对这一正在兴起中的教义的解释。

在这篇论文中,我试图探究古老传统—我所认为的共和主义传统—中的自由观念,亦即认为自由的反义词是压迫、毫无防备地容易受到干涉,而不是实际的干涉这一观点对我们思想观念的影响。我想弄明白如果我们将自由看做是从支配中解放出来的话,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正确地思考自由—所谓支配可以把奴隶制作为典范,但是将它放到多种关系中加以说明反而不那么引人注目。

这篇论文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我将解释一个行动者拥有支配他人的权力以及压迫或支配他人意味着什么;在第二部分中,我将考查哪些措施有助于我们从这种权力中解放出来,或者说哪些因素构成了其恰当的对照形态,即我说的“反权力”( antipower );在接下来的第三部分中,我分析了将自由完全理解为反权力的可能性,我将指出这种理想和免于干涉的自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我将阐述它的不同内涵,尤其是与其历史发展相关联的内涵。

那么,作为反权力的自由与通常所说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两分法有什么不同呢?伯林认为,他所谓的消极自由是指“在一定限度内没有人干涉我的行为”,而积极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指我获得了“自主,暗含着一个人与他自己的分裂”。在反权力的自由概念中,我是自由的,是因为没有人拥有干涉我的权力:即使我缺乏获得自主的意志与智慧,也没有其他人是我的主人。这种表述是消极的,因为它避而不谈我自己的成就,而着眼于消除来自他人的危险。但是,这种表述不同于伯林本人的消极表述—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认为它与积极的表述联系在一起—它着眼于他人可能运用的干涉权力,而不仅仅是他们实际施加的干涉。

权力 

在这部分中,我们的任务是概括奴隶制体现出来的压迫或支配的特征。当且仅当他们拥有某种超越于他人之上的权力特别是干涉别人事务并使之蒙受损失的权力时,行动者才能支配他人。尽管支配方总是一个行动者—它不可能只是一种制度、网络系统或者其他类似的事物—要么是单个的行动者要么是法人的行动者要么是集体的行动者(比如在多数暴政中);但另一方面,被支配的行动者却只能是一个人或一群人,而不可能仅仅是一个法人团体。在行文中,我将经常谈到涉及两个个体的支配情形,但这只是出于便利的缘故。

对一个人来说,拥有支配他人的权力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想我们应该区分三个方面的关系,当我们说某人拥有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某人支配或压迫他人时,是就三个方面而言的: 

(1)他们拥有干涉的能力; 

(2)他们可以为所欲为而无所顾忌;

 (3)在这种情况下,他人有权做出某些抉择。

在第一种条件设想的方式中,什么是干涉呢?干涉必须或多或少旨在有意恶化一个行动者的选择状况:它不是偶然出现的,比如,我碰巧挡了你的道或者与你为稀缺物品展开竞争;同样,它也不能采取贿赂或酬劳的方式。但是,我所理解的干涉仍然包含一系列可能的行为:用旧有的术语说,通过限制或妨碍实施的人身强制;通过惩罚或惩罚的威胁对意志实施的强制;还要加上在早先并不常见的操纵,它通常是隐蔽的并可能采取规定议程、欺骗或非理性地塑造人们的信仰或欲望以及对人们的行为结果进行操纵等形式。

与行动者的选择相关的变量包括:可以实现的选择范围、行动者分配给这些选择的预期成本以及在选择中获得的实际收益,也就是结果。一切干涉行为,不管是强制的还是操纵的,其干涉者的目的都是旨在通过改变可以获得的选择范围、改变分配给这些选择的预期成本以及控制选择的结果或实际收益,来恶化行动者的选择状况。因此,人身的强制和议程的规定都将减少可以获得的选择;惩罚的威胁和对欲望的非理性的塑造都将影响分配给这些选择的成本;对某种既定选择的惩罚和正常结果输出的中断都将影响实际的收益。

语境与决定一个既定的行为是否恶化他人的选择状况是息息相关的,因为语境可以确定我们用以判断其结果的基准。这种语境的敏感性对于衡量干涉的程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例如,它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懈怠行为可以被算做一种干涉。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没有正当理由而拒绝出售一种急需药品的药剂师或者恶意拒绝做出一个常规的且更为宽大的判决的法官。这样的人当然应该被认为是干涉了那些受其影响的人。语境的敏感性还会产生其他的影响。例如,它可能意味着,利用他人的迫切需要而从事苛刻的交易就体现了一种干涉。假设药剂师同意出售急需的药品,但不是以常规的价格,而是漫天要价,那么他就干涉了病人的选择,因为根据公认的标准,他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病人的预期成本。

尽管干涉总是包含恶化行动者之状况的企图,然而它不必包含恶意的行为:强制终归是强制,即使它在道义上是没有过错的。例如,如果我故意占用了惟一可以使用的公共电话亭从而妨碍了你打电话,那么我就干涉了你,即使占用电话亭完全在我的权利范围之内。当你想出售商品时,如果我故意压价从而破坏了你的生意—假定我有足够资源的话,那么我也干涉了你,即使我们的市场文化可以容忍我的这种行为。甚至就算我为了阻止你干涉他人而干涉你,我的行为在道义上是必需的,但也不是毫无瑕疵的。

到目前为止,主要的问题都是由第一个条件引发的。但是,在解释性的意义上,拥有干涉的能力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让我们想起了一个古老的笑话。有人问:“你会弹钢琴吗?”回答是:“我不知道,我从来没试过。”这则笑话给人的教训就是,就像我们所说的,干涉的能力必须是一种实际的能力—一种能够行使的能力—而不是有待进一步发展的能力,不是那种具有音乐天赋但还没有弹奏过钢琴的人拥有的有名无实的能力。试想,一群人集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行动者,他们可能会拥有干涉他人的现成能力;或者一个行动者,不管是单个人还是法人,只有当他们意识到潜在的受害者的存在,或因果联系模式的有效性,才能拥有这种能力。在这些情况下,只存在一种事实上的(virtual)干涉能力,而不是实际的(actual)能力;我也不认为这里存在支配,我们可以说有一种事实上的支配,但不是实际的支配。

第二个条件规定如果有人想完全支配他人,那么他们必须具有为所欲为和无所顾忌的干涉能力。为所欲为的条件意味着他们不会因为干涉而受到惩罚,招致什么损失:受到干涉的一方没有途径坚持自己的权利;不存在惩罚这种干涉的重要机构;干涉者不必向受害者或整个共同体证明其正当性;为了实施这种干涉,干涉者不必放弃任何利益。他们享有绝对的权威。另一方面,无所顾忌的条件要求,如果他们想完全支配他人的话,就必须能够随心所欲地—也就是,凭一时之兴—进行干涉。例如,在他们实施干涉之前,无须考虑某些独立的合法环境。

如果这两个条件得到了充分的满足,那么人们享有的干涉能力—假设这种干涉并不困难—就成为了一种绝对专断的权力。对其干涉的惟一制约就是他们自己的不受约束之选择或不受检讨之判断,亦即他们自己的任意意志:最终很可能就是他们自己的一时之兴。这样的绝对专断的权力可能出现在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情形中—当然不是所有情形都是如此;它也可能出现在某些政体下暴虐的当权者对待其臣民的情形中。但是,在许多语境中,它不可能实现。

另一方面,接近于专断的权力是经常存在的,即使在或多或少属于法治的社会中也是如此。丈夫可以由于妻子不听他的摆布而殴打她,至多受到邻居轻微的谴责;雇主可以毫无理由地解雇其雇员,而几乎不必感到难堪;教师可以因为微不足道的或者无谓的理由严惩其学生;监狱看守可以虐待犯人,而用不着为掩盖其行为担忧:所有这些人对那些屈从于他们的人都享有高度的专横权力。在现代的某些社会里,这些现象可能不会像过去那样普遍了。但是,它们并不像奴隶主或者专横的当权者那样陌生,甚至在其已不复存在的地方也常常遗留下一些微弱的痕迹,仍然可以识别,可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关于第三项条件需要注意的是它提到了某些选择,而不是全部选择。这里强调了一个事实,即一个人可以在其生活的某个领域或某个方面支配他人,而不是在所有领域内。丈夫可能在家里支配妻子,雇主可以在工厂里支配雇员,这种支配不能扩展到其他领域。我们在第二项条件的讨论中看到,支配可能包含的专断权力在程度上可大可小;正如我们指出的,它的强度可大可小。这里我们看到,它涉及的范围也是可大可小,同强度一样,其幅度也可能发生变化。就在较少领域内受到支配比在较多领域内受到支配要好而论,这种幅度上的变化是重要的。当然,就在某些领域内受到支配比在其他领域内受到支配更具有破坏性而论,它也是重要的。例如,在边缘性的活动中受到支配就要胜于在核心的活动中受到支配。

我认为,只要给定的这三个条件得到满足,支配就会发生,尽管可能只是在一个有限的程度上,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但是,对我们这样的物种而言,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一旦条件略有具备,那么更为重大的条件就可能在众多的情况下得到满足。这就是说,只要这三项基本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满足,在涉及的所有人以及这种关系中的其他各方—社会中其他任何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的人—当中,它就会成为一种常识。这些条件可能无法用概念工具加以精确的阐述,但它们包含的可能性却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在共同意识层面得到表达。每个人都相信它们会实现,每个人都相信其他所有人都相信这一点,等等。至少在如下的模式中是如此:没有哪个人不相信每个人都相信这一点,没有哪个人不相信人们不相信这一点……

为什么这三个条件的实现可能意味着它将变成一种常识呢?几乎对涉及的每一个人而言,这些条件是否实现的问题都将是非常突出的,因为人们极为关注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他人之权力的影响。这些条件得到实现这一事实—如果它们的确实现的话,通常为涉及的大多数人所知晓,因为除了个别例外,一个人借以支配他人之资源的种类将会显现并为人们所察觉。因此,对于这个明显的问题,有明显的答案。根据一组众所周知的论证,这就意味着,在答案为“是”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压迫的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常识的基础是存在的,至少说它接近于常识,即它们确实得到了满足。

一个人拥有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所凭借的资源是多种多样的:它们涉及体力、技术优势、财富的影响、政治权威、社会关系、公共身份、信息渠道、意识形态立场、文化的正统性等诸如此类的资源;其资源还包括成为某种人—比如,附近惟一的医生或警察—在各种可能发生的紧急事件中,别人可能需要他们的帮助和好意;其资源甚至包括处理棘手问题的洞察力—极端的时候则是非理性的洞察力—这使他们能够占有极为有利的条件。

我说过,如下这一点是一种常识:这些资源会变得很突出,并为那些居于劣势地位的人所察觉;它们可能被有效地利用,这可以确保一个人凭借资源上的不平等拥有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但它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处于一定位置的个人或者群体能够进行幕后操纵,不管是对选择的操纵、对预期成本的操纵,还是对实际收益的操纵。当支配以这种方式得到实现时,与其他大多数情况不同,上面的情况就不是一种常识了,在这种情况下,某些人将受到他人权力的影响。

当我说到双方之间存在的某种支配将成为他们及其同伴之间的常识时,我应当指出,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必然会将支配与奴隶制等而视之,或者把它看做是会引起质疑和反对的东西。尤其是在如下可能的情况中:支配者是如此趾高气扬,以至于他们理所当然地不必害怕受他们支配的人可能会在束缚中爆发愤怒。让我们想想易卜生戏剧《玩偶之家》中的丈夫海尔默•索瓦尔德吧。他显然意识到了自己在支配他的妻子娜拉,并且确信这种支配对她是有好处的。但他绝对没有意识到,这种支配最终看起来是令人厌恶的,并且贬低了娜拉本人。这里不存在什么问题,它不会对这一观点提出挑战,即这样的支配通常是一种常识。

只要这三个初始的条件得到了满足—哪怕是很小程度上的满足—它通常就会接近于常识,作为支配之明证的条件将具有非常重大的主体和主体间意义。支配通常要涉及有权有势者的控制意识、无权无势者的脆弱意识以及双方感知对方意识的共同意识—实际上这种共同意识存在于所有相关各方之中。无权无势者不可能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有权有势者,双方都意识到了这种不对称,并能意识到对方的意识。双方共享这一意识,即除非得到有权有势者的许可,否则无权无势者什么也做不了;后者处于前者的支配之中,双方不是平等的。主人与奴隶的假想模式将成为现实,双方的这种不对称将作为一项客观事实一览无余。

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约翰•弥尔顿悲愤地指出,在君主制中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永远无法摆脱卑躬屈膝的不幸的人民” 。稍后,17世纪的阿尔杰农•西德尼评论说:“奴隶制天然地产生平庸的灵魂,及其最坏的恶果—阿谈奉承”;一个世纪以后,这一主题受到了特别的关注,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控诉道,妇女们之所以被看做是“渺小的”、“狡猾的”、“诡计多端的”,恰恰就是因为她们不得不依附于其丈夫,因为她们所处的奴役状态—她就这样称呼这种状态。“在妇女们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男人之前,不能指望她们拥有美德;而且,也不能指望自然情感的力量,这种力量会使她们成为好妻子和好母亲。只要她们绝对地依附于其丈夫,她们就是狡猾的、卑贱的和自私的。”

这就是我们对支配和压迫所包含的如此之多的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的概括。哪些关系可以作为这种权力的例证呢?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典型事例,比如:由于缺乏保障儿童权利和恰当地防止虐待儿童的文化,父母可以单独地或共同地拥有支配其孩子的权力;由于缺乏保障夫妻平等权利以禁止殴打妻子的文化,丈夫可以拥有支配其配偶的权力;由于缺乏其他的就业机会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一个警惕的工会可能提供的保障,雇主和经理可以拥有支配工人的权力;由于缺乏偿还能力,债权人经常对其债务人拥有这样的权力;同时,由于缺乏上诉或审查的可能性,官员和警察当然也拥有支配公众成员的权力。

这些关系中的某一些从历史上看源自于同意,而其他就不是了。但有必要指出,根据我们关于支配的论述,这一点无关紧要。不管一种关系最初是否产生于契约,不管它是否源自于合意;它使得一个人能够有效地对他人的某些选择进行或多或少是专横的干涉这一事实,就足以表明一个人在支配或压迫他人。大概正是基于这个原因,那些将自由视为免于支配的人一贯否认奴役契约的正当性:不管是谁,为了何种目的,以什么样的赌注为基础,只要订立了奴役契约,必将屈从于他人的支配。

值得注意的是,就这一点而言,不仅历史上的同意—它区别于当前的同意—与一种关系中支配是否会发生没有多大关联;而且,对支配的关注必将让我们对一个允许一方支配他方的契约是否能够自由地达成表示怀疑:这必将表明,支配本身在说服弱者接受契约过程中肯定发挥了作用。大约就是在免于干涉的自由观走向前台的时候,契约法正处于发展和巩固阶段,而契约思想也开始在西方社会的自我理解中获得一席之地—此前还不是如此。这一发展导致人们在为骇人听闻的契约性安排进行辩护时,往往只知道乞求于契约自由,即一味地强调只要不是强制订立的契约就是自由的,而对于防范支配的条件视而不见。如果人们仍然坚守免于支配的自由观念,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在要求契约自由时忽视这些条件。

按照我们设想的事例,对于支配,我想着重强调两点。首先,一个人拥有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不管在任何程度上—并不要求享有这种权力的人事实上干涉被支配的人,甚至不要求为此采取一丁点儿的干涉措施。正如理查德•普莱斯在18世纪所指出的:“只要个人在私生活中摆脱不了主人的权力,那么他们就不能算作是自由的,哪怕他们得到了平等的、友善的对待。”构成权力关系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某个方面权力拥有者可以专横地实施干涉,哪怕他们从来就没有打算这么做。这一事实意味着,权力受害者在相关的领域内只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权力拥有者而采取行动,它意味着他们生活在他人的控制之下,处于一种侍从或者债务人之类的地位。如果产生具有这种内涵的常识—就像通常情况那样,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权力受害者将不能享有心理上的平等地位:他们将在畏惧和顺从中惶惶不可终日,而不能生活在与主体间的平等相伴随的坦然之中。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权力拥有者是仁慈的或圣洁的这一事实—如果事实确实如此的话—就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呢?这得依情况而定:如果“仁慈的或圣洁的”意味着他们接受他人的质疑和非难—亦即自愿接受某些考量的审问;那么,这必然意味着他们不能为所欲为地进行干涉,就好像他们自己可以约束自己。比如说,假定一个权力拥有者认可位高则任重的法则,或者恰好有志于成为一个有德行的人。这本身就意味着他们拥有的支配他人的权力至少在强度上比可能具有的要缓和;他们体现出来的支配将由于受制于有效的非难而有所削弱。另一方面,如果“仁慈的或圣洁的”仅仅意味着他们碰巧不打算伤害其他人—在现实环境中,他们确实没有干涉他人;那么,这并不必然导致处于他们权力之下的人们受到较少的支配。事实仍然是:他们可以专横地实施干涉;生活在他们权力之下的人们—依据常识—依旧受其支配和控制。

关于支配,我想强调的第二点就是,尽管享有支配他人的权力与事实上从来没有实施干涉是并行不悖的,但同样真实的是,一个行动者事实上干涉了他人却没有行使支配权。比如,一种合宪的权威可以通过合法的手段对他人实施干涉,但他却不是为所欲为的和无所顾忌的,因而他没有压迫受其影响的人。所以,议会和警官、法官和监狱看守都可以实施非支配的干涉,只要恰当的约束和宪政安排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这是一个重大的限制性条件。如果相关的行动者或其代理人在对待受其影响的人时没有任何自由,那么他们就不能任意地进行干涉,而只能在宪法的约束之下进行干涉。或者,即使他们有一定范围的自由—比如,法官在判决中就可能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他们也不能无所顾忌地运用权力对他人实施伤害:他们的行为可能要接受上诉和审查,而一旦他们利用宪法上防不胜防的自由裁量权来恶化受其影响之人的境况,他们将受到制裁。

假如一种合宪的权威—比如,一个法官或警官—按照歧视性的法律开展工作,同时又不可思议地假定这些法律否定了一切带有专横权力的权威。那么,我们是否会抱怨这种合宪的歧视呢?我们当然会。歧视性法律的存在本身通常就意味着其背后存在一个立法权威—议会或者其他什么机构,它对那些受到歧视的人的生活进行了某种程度的专横干涉。由于这些法律本身代表了一种干涉的形式,并且它们被认为是不恰当的;所以,那些未得到保护的人将采取与那些得到偏爱的人相同的手段以反对专横的干涉。法官或警官可能并没有支配那些受到歧视的人—虽然在实践中,这是一个奇迹—但立法的权威却显然进行了支配,而法官和警官则是这一支配性权威的执行者。

但是,如果在歧视性法律的背后不存在立法权威,又将如何呢?如果这些法律属于一种既定的传统并且实际上不能为任何人所更改时,又将如何呢?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有抱怨的理由。我们可能会说,那些匿名的、我们无法对其提出质疑的法律制定者们在坟墓中仍然对我们进行支配;或者我们可以坚持认为,必定存在一个可以改变法律的行动者—比如说,议员或者相关教会的领袖;他们必定被视为隐藏在幕后的支配者。但不管怎样,我们肯定想说,即使法律本身没有对任何人构成支配,它们也必然有助于境况较好者对境况较差者实施支配,并因此遭到反对。此外,以下事实也是很明显的:如果目标不仅仅是解除支配,而且还包括扩展免于支配的活动范围;那么,完全有理由要求扩大受歧视者的选择范围,直到歧视消除。

反权力 

我们如何保证无权无势者反对有权有势力者的压迫呢?一种办法就是颠倒他们的角色,即让他们拥有支配他人的权力,而不是让他人拥有支配他们的权力。但是,这种办法仅仅是重新设置了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保证所有人而不是一些特殊的亚群体都不受到压迫。

那些认为一切权力都是常量累积的人坚持认为,我们无法消除压迫,而最多只能指望受压迫的公平分配:或多或少平等地分配支配他人的权力。但在我们的感觉—正如我一直强调的,我们独特的感觉—中,权力并不是常量累积。如果一方面X拥有支配Y的权力,另一个方面Y拥有支配X的权力,那么每一个人的状况都是从他人那里获得干涉的补偿。这样一来,两者都不可能肆无忌惮地干涉他人的事务;都不可能绝对地享有支配他人的权力,不可能支配他人。再者,如果由于一种宪政权威—它可以惩罚X的任何干涉行为—之理想的存在,X拥有的支配Y的权力受到削弱;那么X支配Y权力的消失并没有赋予这一权威以支配X的权力:如果不存在它们随心所欲、肆无忌惮地干涉X事务的可能性,那么这一权威就不拥有支配X的权力。

如果任何机构取消了某些支配的形式而没有填补任何新的支配形式—新的导致一些人支配他人的途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他们促进了“反权力”。反权力是指,一些人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与支配联系在一起的权力—被有效地削弱和消除。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世界,其中压迫的三个条件都能得到满足。只要能够偶然挫败这些条件的措施得到实施,反权力就可以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实现。

当然,反权力本身不是一种支配形式,也不是一些人统治他人的方式,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反权力就不是一种权力。相反,反权力代表了一个人对自己命运的控制—它受益于削弱支配的措施;并且,这种控制代表了一种我们非常熟悉的权力类型:行动者促使某事得以发生的权力。反权力与压迫权力的关系类似于反物质与普通物质的关系:它代表了对压迫权力的排斥,就像反物质是对普通物质的排斥一样。但是,反物质依然保留一种物质的形式,反权力依然是一种社会资源,因此在宽泛的意义上,依然是一种权力形式。

这里有一种可以展现反权力本身也是一种权力这一事实的办法。某人可能凭借运气、狡猾或阿谈奉承而逃避干涉;尽管在现实世界里他们没有受到干涉,但他们却可能在其好运、才智或魅力失去作用的完全可能的世界里受到干涉。然而,拥有反权力的人却不依赖于偶然性而享有免于干涉:没有人能够任意地、肆无忌惮地干涉他们意味着,即使在好运、才智或魅力不起作用的完全可能的世界中,他们依旧继续享有免于干涉。这种人弹性十足地享有免于干涉,而不必依赖于意外或偶然性。他们的反权力赋予他们控制免于干涉的能力,因此,我们可以说,它本身就代表一种特殊类型的权力。

有哪些措施可以减少或消除压迫而促进反权力呢?资源上的差异,或者使用资源之准备上的差异—有效资源上的差异—总是使得一个行动者能够任意地干涉他人的事务。压迫者总是比被压迫者在体力上或情感上占有更大的资源—至少是更大的有效资源。在大多数的社会里,丈夫比妻子在体力和文化上拥有更大的优势,雇主比雇员在资金以及(可能在)法律资源上拥有更大的优势,如此等等。因此,如果我们想减少一个社会中的支配,那么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对这种失衡做出补偿。

我们可以推荐三种极为不同的但并非矛盾的策略。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方法对这种失衡加以弥补:为无权无势者提供保护来对抗有权有势者的资源;规范有权有势者对其资源的使用;授予无权无势者以新的资源。我们可以考虑引进保护性的、规范性的和授权性的制度。当然,我不是说每一种这样的制度都必然增加反权力;某些制度可能会产生间接的、相反的效果,需要通过试验性的工作来确定什么样的制度混合能够达到最佳效果。我仅仅是说,如果我们打算促进一个社会中的反权力的话,那么我们应该优先考虑保护性的、规范性的和授权性的制度。

在这三种策略中,保护性的制度是最具可能性的。在我们的社会中,对个人的保护主要是通过一套非威胁性的防卫体系以及一项非意志论的法治原则来实现的。非意志论的法治体制—普通法体制或宪政体制—将包含这样一些法律,它们在某些方面不得因任何多数意志而改变,哪怕是议会的多数:通过这种方式,它将有助于避免多数人的意志对少数人的侵害。这样一种由法治构成的法律体制意味着法律必须满足普遍性、公开性、不溯及既往性以及一致性等限制:这些限制使法律不容易沦为对个人或群体实施支配的资源。保护性法治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刑法司法体系。这一体系应该阻止他人对个人的干涉并向他人传达个人享有受到保护的身份这一事实:如果他们被发现试图实施干涉,那么他们将遭到抵制和追捕;如果他们被逮捕并被证明有罪,那么他们将不得不因为自己的罪行接受审判和纠正,并进行赔偿。

我们可以用来促进反权力的第二种方法是,规范有权有势者的资源,特别是可能用于压迫他人的资源。除非他们的权力受到规范,否则那些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人员当然会利用各种方式对他人进行支配或压迫。通过为这一目的而设计的传统方法的制约,反权力在这一领域也能得到促进:例如,可以通过法治的限制来防止立法上的压迫,此外还可以通过定期投票、民主讨论、任期制、职位轮换、权力分立、上诉与审查机制、信息公开等要求来实施。

但是,政治并不是人们利用资源来支配他人的惟一领域。那些拥有经济特权的人也可以支配他人—比如,他们可以支配雇员、消费者或股东—除非他们使用资源的方式得到规范。这里有各种有待进一步探索的规范形式,包括一些多少为我们所熟知的方法:反对无故解雇、雇用童工以及危险工作条件的规定;反对专断权和误导性描述的规定;反对内部人交易和账目不清的规定,等等。再者,除非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规范,否则那些在文化上拥有特权的人,将通过灌输、误导和操纵等策略对他人实施支配。规范可以通过如下的方式得以确立:建立行业法规、上诉法庭和法庭论辩等类似机制,并在一个地区确保有权有势者之间展开竞争。

多少个世纪以来,保护和规范一直就是促进反权力的最常见的、最有效的方法。但我想指出的第三种方法—它至少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却直到20世纪才变得如此突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最后出现的。我所说的这种措施旨在为某些人提供资源或授权—赋予他们在基本能力上的平等权—从而保证他们反对各种形式的压迫,抵抗各种形式的脆弱性。这种授权主要是通过福利国家的主动性得以实现的。

在这些主动性中,有一些措施旨在加强人们日常的基本技能,例如,保障普及全民教育和高等教育以提供传播、交流等重要文化设施的措施。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这些措施对于帮助人们更好地抵制来自他人的各种干涉以及支配来说是必要的:比如,受教育程度越高、掌握信息越充分,人们就越不容易被威胁或欺骗。福利国家的其他措施旨在让人们拥有足够的资源以应付各种不测事件,在这些不测事件中,他们面对他人的权力显得格外脆弱;这些措施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意外事故保险以及法律援助等。万一我生了病或者触犯了法律却又得不到医生或律师的怜悯,我必须能够预防这些事件:或者通过必要的保险,或者通过直接接受医疗或法律服务。

我提到的这三种类型的措施或多或少都是正式的、国家的行为。我认为在许多领域中,非正式的社会和政治因素在促进反权力方面通常更为重要。保护、规范以及授权至少在某些环境中已经通过工会、消费者运动、囚犯权益保障组织、环保运动、妇女团体、民权组织乃至竞争性的市场力量而得到确立。同时,主流文化与共同体实践的影响使如下情形成为可能:年轻的违法者在他们自己的环境中受到人们不无裨益的谴责,处于少数派地位的人可以通过非正式的社会制裁机制对嘲笑他们的人进行回击,遭遇家庭不幸的妇女可以获得邻里友人的帮助和支持,等等。促进反权力的制度丝毫没有局限于国家使用的、多少具有法律性的手段;他们也包括市民社会的各种制度。

我们所讨论的促进反权力的措施全都旨在减缓支配的强度和范围。但是,即使我们能够完全消除这种支配,我们在探索如何促进反权力方面仍然大有可为。我们可以考虑赋予人们何种程度的反权力,不仅是在他们先前受到支配的领域,而且还包括新的领域;我们可以考虑开辟新的活动空间—比如说,先前为自然、文化或者法律所限制的空间—在那里,人们能够享有同等程度的反权力或者更高程度的反权力。如果说免于干涉的自由关注的是如何实现不受干涉之选择范围的最大化,至少在其他方面是平等的情况下是如此;那么反权力的自由关注的就是如何实现享有不受支配之选择范围的最大化。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相当封闭的社会,其中只存在少许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压迫,但是人们只能体验极为有限的选择情境和选择对象。这就表明,促进反权力的事业可能要求社会进行变革,这样人们享有的反权力就急剧地扩展到更为广泛的领域:他们享有的不受他人支配的选择越来越多。通过这种方式扩展无压迫之选择的一种措施是引进财产惯例与财产法,另一种措施则是在商品和服务的供给中引进市场竞争从而拓展人们的选择范围。它同时表明,促进反权力的事业与存在身体残障的残疾人是相关的。促进反权力不仅需要保护个人免于支配,而且需要拓展免于支配之选择的范围:比如说,为身体有残疾的人提供参加社会活动的手段。

在旧的(或者实际上是新的)领域减缓压迫的强度与在新的(或者实际上是旧的)领域增加反权力的程度这两个目标之间可能发生冲突吗?在实践中,可能不会。可能存在一个限度,一旦超过这个限度,在不产生新的问题—比如说,增加警察的权力以至于他们代表了一种比他们打算抑制的压迫更大的危险—的情况下,很难再推进压迫的减少。另外,值得指出的是,促进反权力的过程包含着两个次级的目标:一方面涉及减少压迫,以提供最高强度的反权力;另一方面涉及个人选择范围的最大化:反权力范围的扩展与反权力强度的增加是两回事。如果说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减少支配—亦即任何社会中反权力可以获得的强度—确实存在一个限度的话;那么,促进反权力的自然方法将是:首先,寻求压迫的减少;其次,弄明白个人不受压迫之选择的范围可以扩大到什么程度。如果在减少压迫方面没有一个限度,那么促进反权力将要求我们在这些次级目标之间做出权衡。

我希望这些评论足以表明,一个包含重大压迫的政治体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让位于反权力在其中越来越成为自然秩序的政治体制。包含压迫的权力并不是人类以及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特征。只要一种分配能够使每个人都能享有相当大的反权力带来的益处,那么压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可以消除的。当然,如何才能最好地减少压迫以支持反权力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这里所做的评论并不意味着对重大问题怀有先入之见。我的目标仅仅在于弄明白什么在原则上能够促进反权力。

我们已经考查了什么是反权力以及它如何得以增进。但是仍然有一点需要我们做出评论,那就是究竟在什么地方才能实现反权力,这对于享有反权力的人来说多少具有某些主体的或主体间的意义。既然支配或压迫通常在相关各方中间成为一种常识,那么,反权力通常也与共同意识联系在一起。

在前一部分中我已经论证,压迫的三个条件一旦稍微得到满足,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它都将在相关各方中间(近乎)成为一种常识。这一论证依据以下的事实:一个人是否拥有支配他人的权力—这三个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始终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而导致支配权产生的不平等的资源分配通常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论据:惟一的例外就是用于操纵的资源常常致使人们认识不到有人剥夺了他们的某些选择权。

假如现在我们采取了措施,从而挫败了某些关系中的支配的条件;假如这些措施能够保证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得支配对方,每一方都享有同等的反权力。那么,任何一方是否有权支配对方的问题将始终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同时,用以纠正能够导致支配关系之资源失衡的措施—现在还包括旨在控制操纵的措施—将几乎必然构成一个引人注目的论据。因此,根据前面提到的那种论证模式,我们可以确信,导致支配失效而反权力大行其道的条件将在相关各方中间(近乎)成为一种常识。因此,没有一种反权力不伴随着关于反权力的共同意识。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将反权力与主体的自我想像以及交互主体的地位联系在了一起。它意味着,享有相对于其他行动者的反权力—至少当行动者是一个人时—将伴随我们能够设身处地替他人着想,并对如下的共识深信不疑:你可以进行正当的、非干涉的选择,而不需要他们的首肯;你的这些选择具有公认的正当性。你既不必生活在对他人的恐惧之中,也不必生活在对他人的防卫之中。你享有的免于干涉不是由他人的恩惠所赐,你也不是生活在他人的控制之下。你是一个与他们息息相关的人,而不是一个毫无瓜葛的无名之辈。你是一个拥有你自己的法律权利与社会权利的人。

但是,在一个社会中,不通过平等分配就不能产生反权力吗?如果分配是不平等的,那么与享有反权力联系在一起的身份—按照刚才提供的论证—难道就不会被包含着不平等的常识所削弱吗? 

这个问题引发了一个重要的评论,虽然我对此不得不一带而过。这就是反权力的最大化应该普遍地涉及它的平等化。任何人反权力的强度和范围的任何增加都意味着,他们现在比他人拥有更多的反权力。这种增加可能意味着更多的警察保护,在法律面前享有更高的地位,更好的讨价还价的能力,更大的不受压迫之选择的范围,如此等等。姑且不论如下的事实,即反权力的任何此类增加都将表明相关的立法权威至少对那些居于劣势地位的人拥有一定程度的专横权力,因为他们不能容忍任何变化。仍然存在的问题是,任何此类增加都将减少较少特权者反对受到偏爱的少数人的干涉的能力。他们发现新的精英比以前受到更好地保护或者拥有更多的资源;他们将因此减少—显著地减少—自己对反对干涉之努力的敏感。因此,反权力的不平等的增加将不可能意味着社会中享有的反权力的全面增加:它在增加精英们的反权力的同时,减少了缺少平等者的反权力。反权力的最大化可能包含平等的反权力的最大化,至少在非常合理的环境中应该如此。

自由

当代的政治思想家,当然包括当代的自由主义者,可以分为右派和左派:前者认为,只有自由(或许是平等的自由)才是重要的—不管是以后果论的方式还是以非后果论的方式;后者认为,国家不仅应该关注自由(或者平等的自由),还应该关注处于不利状况者的命运,或者总体需求的满足,或者物质的平等,或者其他类似的事物。然而,不管他们之间的分歧有多大,当代大多数思想家显然都在捍卫一种免于实际干涉的自由观念:自由就是免于暴力的强制、威胁的强迫或者幕后的操纵,自由就是享有无干涉的事实。

这种免于干涉的自由概念可能源自于霍布斯,他在《利维坦》中写道:“自由人一词根据这种公认的本义来说,指的是在其力量和智慧所能办到的事物中,可以不受阻碍地做他所愿意做的事情的人。在霍布斯看来,只要人们在人身上受到了强制,他们就在受到妨碍并处于严格的不自由之中。但他承认,威胁的强迫而不是人身意义上的强制这一桎俈也能导致不自由,这些威胁“得以维持,虽然并不在于难以折断,但却是在于折断后所将发生的危险”。因此,完整意义上的自由就是既不受人身的强制,也不受意志的强制:在这两方面都不受干涉。

免于干涉的自由概念具有两个典型的特征。首先,按照这种理解,一个非压迫性的权威实施的干涉也对人们的自由产生了影响—尽管它毫无疑问促进了整体的长远利益—哪怕这种干涉只不过是公平但(必然是)强制性的法治实施的宪法强制。正如伯林所解释的:“法律总是一种‘锁链’,即使它使你免受比法律更糟糕的锁链,即专制的暴政或无政府的暴政的强制。”边沁也强调了这一点:“与个人对个人施加的强制形成比照的是,一个人得到的自由恰好相当于另一个人被剥夺的自由。因此,所有强制性的法律,尤其是所有旨在创造自由的法律,都将尽可能地取消自由。”约翰•罗尔斯写道:“自由只能因为自由的缘故而被限制”,这表明他也赞成对自由的这种理解。其预设的前提是法律始终代表着对自由的一种限制,不管这种限制是多么的仁慈。

免于干涉的自由概念的第二个典型特征就是,当它把非压迫性的干涉也视为对自由的一种剥夺时,它就会忽视那种不存在实际干涉的压迫形式对自由的否定。比如说,雇主对雇员或者丈夫对妻子的那种传统的、非强制的关系就不会产生自由分类的问题,至少在不存在实际的或预期的强迫、强制、操纵或者类似情形的情况下,就不会引起这类问题。这种关系将一个人置于他人权力之下,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影响弱者的自由。

但是,假如我们不像当代的思想家通常那样,将干涉本身视为自由的对立面;假如我们把更为古老的反对奴役或压迫或支配视为构建自由的关键;假如我们把自由不是理解为免于干涉,而是理解为反权力,那么,结果又将如何呢? 

不足为奇的是,我们将发现这样一种自由观念,按照这种自由观,当代最盛行的理解自由的方式中的两大特征将发生逆转。如果自由与压迫相对立,那么合宪权威的引入将不会构成对自由的一种剥夺,因为这本身不会带来压迫或支配:它在本质上不会导致一个人专横干涉他人事务的能力。在任何一种法治中,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中的那些人虽然拥有特殊的强制权,但只要这些权力受到宪政的调节,那么它们就不会赋予权威以压迫人民的权力。这些权威可能或多或少地产生反权力,这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与现有的支配模式相抗衡;取决于它们所认可之反权力的范围有多大。但只要它们在本质上确实是符合宪政的—这是一个重大的限制条件,那么它们就以一种完全不同于将自由视为免于干涉的方式把自由与反权力联系在了一起:它们并不代表对自由的一种剥夺,哪怕是一种从长远来看是仁慈的剥夺。

如果把自由理解为反权力而不是无干涉,那么我们就不必将法治以及更为普遍的宪政权威看做是对自由的一种剥夺。但是,在判断诸如雇主和雇员、丈夫和妻子以及父母和孩子之类传统的不对称关系时,反权力的自由解释却会产生完全相反的影响。当代的思想家们倾向于认为如果不存在实际的干涉,那么就不会丧失自由—当然,他们可能会看到其他的不足。但如果自由首先是与压迫相对立的,那么即使不存在实际的干涉,这些关系也经常会成为不自由的范例。大权在握的雇主、丈夫或者父母可以通过某些方式对其雇员、妻子或者孩子进行专横的干涉。即使干涉实际上没有发生,即使干涉不是特别有可能发生—比如,由于雇员、妻子或孩子碰巧非常有能力—这种关系和权力的存在也意味着自由的丧失。至少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雇员、妻子或孩子处于雇主、丈夫或父母的支配之中,乃至生活在奴役状态之中。

因此,在免于干涉的自由概念和反权力的自由概念之间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平衡关系。前者强化了自由与权威之间的关系,却放松了权力与权威之间的关联;后者放松了对权威的看法,却对权力产生了担心,特别是那种没有受到宪法制约的非正式的权力。

但这些仅仅是两种自由观念之间的非常抽象的对比,那么,它们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我将通过指出观念史发展中的一些重要含义来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个对比似乎表明,在这个方面,免于干涉的自由是一种更具吸引力的和要求更为严格的理想;但只要稍做考虑就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这种新的自由观吸引霍布斯的原因之一是他能够利用它来反对共和主义的路线,这一路线认为恰当组建的权威可以确立自由,而专制的权威却要毁灭自由;他可以论证说,既然所有的法律都必然要破坏自由,那么卢卡共和国的法律和君士坦丁堡的法律—实际上就是利维坦的法律—在维护自由方面就不存在差异。“不论是君主国家的还是民主国家,自由都是一样的。”为了替其专制主义的观点辩护,罗伯特•菲尔麦爵士也采取了这种反共和主义的论调,但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那些支持自由的人士普遍地追随詹姆斯•哈林顿而反对上述观点。哈林顿在反驳霍布斯时指出,自由是通过法律实现的自由(freedom by the law ),而不是摆脱法律的自由(freedom from the law) 。“土耳其最显赫的官僚也是个佃农,他本人和他的财产都得听他主子摆布;而拥有土地的最卑贱的卢卡人则是人身和土地的自由主人。”

美国革命的拥护者和捍卫者强烈地拒绝了霍布斯的观点。这些思想家们重新开始强调,不管是对个人而言还是对民族而言,自由和奴役都是对立的,自由要求免于他人的专横干涉,在缺乏法治保障的地方尤为如此。正如理查德•普莱斯在已经被引用过一段评论中所指出的:“只要个人在私生活中摆脱不了主人的权力,那么他们就不能算作是自由的,哪怕他们得到了平等的、友善的对待。”约瑟夫•普里斯特利根据这一点指出北美殖民地的人民将可能“完全陷于一种被奴役的状态,就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那样。英国人可以凭借这种权力强迫他们缴纳一个便士,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凭借同样的权力强迫他们缴出最后一个便士。这纯粹是一方在任意地压榨,另一方却在卑躬屈膝地请愿。”

普里斯特利和普莱斯等人的反对者则重新引入霍布斯式的免于干涉的自由观念,并以此来反对美国的独立。杰里米•边沁提出了他所谓的“一项发现”,即自由不过是强制之阙如;并据此声称所有的政府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自由的侵害;他坚持认为美国独立事业的捍卫者们过于糊涂,头脑简单地认为在作为英国的臣民与作为美国的臣民这一点上似乎存在天壤之别。为诺斯勋爵辩护的小册子作家约翰•林德系统地反驳了普莱斯。林德追随边沁,强调自由是消极的—免于人身的或精神的强制—一切政府与合法的权力都同样地减少了人民的自由,不管它的行使方式是否受到了制约。他说道:“先生,我来问你,虽然这种权力可能很可怕,但它难道不是由同一个人施之于同一个帝国中的其他所有臣民的吗?—显然是。”

关于我们两种自由观之间的第一次对比,历史上的这场争论说明了什么呢?简而言之,免于干涉的自由与仁慈的专制是并行不悖的—对北美殖民者而言,英国政府就代表这种仁慈的专制—反权力的自由却不是这样。按照反权力的自由观念,享有自由的关键在于政府要接受适当的宪法控制:这种控制可以防范专横的权力。理查德•普莱斯认为这种控制必然要求投票的权力,而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并不这样认为:虽然他强烈地主张扩大公民权,但他认为只要殖民地和英国处于同等的地位,“那些向他人强制征收赋税的人,同时必须向自己征税”,那么控制就足够了。他们之间重要的相同点在于大权在握的那些人在公民事务中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干涉;他们高于他人的权力不能成为一种专横于涉的权力。

免于干涉的自由和反权力的自由之间的第二个对比是前者与一种支配关系是并行不悖的,只要处于支配地位的一方实际上并未干涉被支配者;而第二种观念却是不如此:对个人的压迫导致了他们的不自由,“尽管他们可能受到公正的、仁慈的对待”。这一对比的具体含义是非常明显的:如果一个社会致力于实现反权力的自由,那么它将不得不关注妇女和奴隶的状况:当然,它也就不得不改变妇女和雇工在18世纪和19世纪中的那种状况。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社会致力于实现免于干涉的自由,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了:即使尽可能地减少总体干涉的可能性,妇女和雇员也仍然可能处于被压迫之中;只要丈夫和雇主拥有干涉的权力,不管干涉是如何不可能,都无济于事。

那些传统上捍卫反权力之自由的人并没有对这一理想对妇女和奴隶的激进意义感到特别不安。对他们而言,有一点是不证自明的,那就是反权力的自由只能在拥有财产的男性精英选民中实现。哈林顿在一段评论中说得很明显:“不能自食其力的人必将成为奴隶;而自食其力的人却可能成为自由人。”然而,在18世纪后期,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这一观念迅速地成为一种常识,同时平等前提的发展使得反权力的自由理想看起来越来越激进。这种前提与理想的结合产生这样的看法,在早期社会主义者的措辞中,雇佣劳动是“工资奴隶制”,就像它把婚姻说成是“白人奴隶的法则”一样。

仅在美国独立事业的捍卫者与反对者交锋之后的十年左右,威廉•佩利就竭力主张一种大致说来是边沁式的自由观念,从而为后来关于自由的讨论确定了基调。佩利承认,通常的论述中包含了一种不同的自由观:“这种观念将自由建立在安全之上: 法律和支配行为的约束它不仅仅在于实际上免除无用有害, 而在于免除此类约束的危险。”但是,他认为这种观念的要求极为苛刻—在佩利看来,它过于苛刻:“应该拒绝这些自由的定义,它们对公民自由提出的本质要求在实践中是难以实现的,它们激起的期望根本无法得到满足;并且,它们使公众牢骚满腹,政府的智慧与善行无法消除这些不满。”佩利没有明确地指出作为安全的自由观念与反权力的自由观念是如何提出极为苛刻之要求的。但是,如下猜测是完全合理的,就像其他人那样,佩利很可能一直在考虑妇女和奴隶在社会中的地位这一理想的内涵。

我希望这些历史评论能够有助于阐明我在两种自由理想之间所做的两种对比的具体含义,这两种自由理想就是如今已经牢不可破的免于干涉的自由理想和我认为更为古老的反权力的自由理想。

既然所有的法律,哪怕是非专制的法律,都涉及对免于干涉之自由的一种取消,那么免于干涉的自由对仁慈专制的国家模式就是宽大的;同时它对支配关系是容忍的,因为支配并不意味着干涉。因此,即使有人处于极度依附和顺从的状态中,免于干涉的自由仍然是可以实现的:即使他们能够侥幸获得这种自由,在这种状况中他们也不能博得他人的尊重。

另一方面,反权力的自由要求一种特定类型的法律和政策,它能够消除权力进行专横干涉的可能性;同时,如果它要成为一种普遍共享的理想,那么它需要关注与婚姻和工厂等背景相关的支配模式。回到我们先前强调过的主题上来,反权力的自由意味着一种状况,它既是心理的,也是社会的;它与生活在他人的仁慈之下、依靠他人的善意和恩惠行事等状态是背道而驰的。正如普力斯特里用一种不妥当的(同时也是不必要的)带有性别歧视的口吻所指出的:“尽管在一个男人的一生中,并没有多少在重大场合运用的机会,但是,拥有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的感觉却能够赋予他一种拥有权力和重要性的持续情感,并成为他享有一种自由的、大胆的和男子汉气概的思考方式,而不必受到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思想束缚的基础。”

我将以这样一个主张来结束本文。现在的情况是,当代自由主义理论家赞成的免于干涉的自由理想比为它所取代的更为古老的反权力的自由理想较少受到质疑;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左翼自由主义者诉诸像平等或正义之类的其他价值以补充传统的自由目标的原因。但是,在原则上,没有理由认为自由主义者不应该接受为新的理想所替代的更为古老的理想。自由主义学说最典型的特征是为国家寻求一种普遍的、中立性的指令:平等地对待所有人;国家应当超越于当代多元社会中广泛存在的道德和宗教立场之外。这种热望与反权力的自由理想是一致的。

设想一下这样的选民,他们对多元社会并没有丧失信心,并满足于国家应该关注个人的福利,而不能偏袒任何特殊的性别、种族和阶级。在这些人当中,有谁会不理会这种反权力的自由的价值呢?这种自由将证明自己是一种基本的善: 至少在一个多元社会中,无论你寻求其他什么目标,享有反权力的自由几乎必然能够促进这一目标。因此,这就是自由主义者为什么应该支持如下探究的原因,即国家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围绕如何促进反权力的自由而组织起来;亦即他们为什么应该研究这一信念对于国家机构的意义,以及从一种独立的道德立场和其他的信念来看这些含义是否合适的原因。

附录 支配与其他形式的权力 

将我们这里概括的支配性或压迫性权力,与其他文献中非常不同的权力概念做一下比较或许大有助益。大致说来,一切权力概念对下列图表中的选择项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备选项之间用“或”来标识。

1. 权力被一个行动者(个人/集团/代理机构)或一种制度所拥有; 
2. 就这一实体行使或(事实上或者形式上)能够行使而言; 
3. 产生有意的或无意的影响; 
4. 消极的或积极的; 
5. 促进任何一种结果或—更具体地说,促成某种形式的代理机构或塑造某些行动者的选择。

这一图表让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权力概念是如何得到统一的,这些权力概念包括两个极端:一是有效的行动者让某事得以发生的权力;二是制度将革命性的选择排除在议程之外,从而使自己得以永存的权力。同时,这一图表也能确定压迫性或支配性权力,当出现如下情形时,这种普遍的权力类型就会产生:

(1)一个行动者,个人的或法人的; 
(2)能够(事实上能够)行使; 
(3)有意的影响; 
(4)否定的,有害的性质; 
(5)有助于塑造其他某些个人或群体的行为。

因此,支配性的权力是相互作用的,因为它要求一个作为权力拥有者的行动者和一个作为受害者的行动者(条件1和条件5);它是以能力为基础的,因为它在没有行使时也能够存在(条件2);它是一种有意识的权力,因为权力拥有者将因为他们的行为受到责备或赞扬,正如我们所说:它们不能摆脱行动者的控制(条件3);它是一种否定性的权力,因为它是一种伤害受害者的能力,而不是一种改善受害者命运的能力(条件4)。它在一个或多个维度上与政治理论家们提出的其他形式的权力形成了对比。

伴随着这种权力观念—以及与之对应的免于支配的概念和自由的概念—起作用的决策是一种有价值负载(value-laden)的决策吗?当然是,因为它为这样一种信念所激励,即这样做可以为我们在社会和政治政策问题上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涉及的观念本身是有价值负载的:它并不意味着只有那些赞同适当的社会和政治价值的人才能够识别维护或削减支配性权力的结构。支配的模式是社会秩序的客观模式,而不是任凭想像力驰骋的规划。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发现它们是引人注目的,更不用说是令人生厌的了;比如,在某些人的眼里,它们可能就被其他类型的权力结构所掩盖。但我认为,重要的问题是每个人都必须承认它们的存在。不管是好是坏,不管是意义重大的还是无足轻重的,支配都是一种活生生的事实。


来源:政治哲学与思想史


 

版权声明

文章编辑: ( 点击名字查看他发布的更多文章 )
文章标题:菲利普·佩迪特:反权力的自由
文章链接:http://ccdigs.com/118074.html

分类: 多向思维.
标签: , , ,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