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鲁迅的价值是照亮我们,但我们愿意被照亮吗?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08-29,星期六 | 阅读:66

陈丹青

在中国,鲁迅至今是个大话题。

粗略说来,从鲁迅逝世后的20年,“鲁迅话题”为民族革命问题所缠绕;到80年代初,“鲁迅话题”又成了百分之百的“政治话题”;后来,“鲁迅话题”逐渐被移出政治祭坛,挪进学术领域;90年代迄今,官方对鲁迅话题开始了沉默、回避、冷淡的戏剧性过程。

二十多年来,举凡重要的国家话题和政府语言,不再能够,也不再打算从鲁迅那里盘剥搜寻任何说法,鲁迅话题的庞大利用价值似乎走到尽头,由“在朝”转向“在野”,随即在学界与民间展开“鲁迅争议”。

到了新世纪,“鲁迅争议”衍生了“还原鲁迅”的愿望。就我所知,不论是鲁迅的“捍卫派”还是“质疑者”,近十余年出版的鲁迅专著试图描述真实的鲁迅。然而,鲁迅长孙周令飞在交通大学的一场讲演,直截了当问道:“鲁迅是谁?”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关于鲁迅最为激烈而讽刺的发问。这一问,宣告七十年来我们被告知的那位鲁迅先生,面目全非。

▌“救救”面目全非的鲁迅

我们可能都会同意,几十年来,中国历史远远近近的大人物几乎都被弄得面目全非。而鲁迅的被扭曲,是现代中国一桩超级公案。

今天,鲁迅的读者有可能稍微接近鲁迅生前的语境。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的“还原”。

鲁迅先生的寿命是五十多年,他死后被政治化也有五十多年;鲁迅著作是一份遗产,被极端政治化的鲁迅是另一份遗产。鲁迅的幽灵、鲁迅的读者,七十年来始终在两个鲁迅、两份遗产之间游荡。这是鲁迅公案的一面。

另一面,我们看看西方。譬如但丁、蒙田、莎士比亚、歌德、黑格尔、托尔斯泰、尼采、马克思……都是巨大的历史公案、文化公案,他们在身后被不断解读、塑造、发掘、延伸。

他们属于不同的国族和时代,但不属于政权;他们对文化与政治发生深远影响,但从未被现实政治吞没;他们的主张阶段性过时了,因为后人接续了他们的文脉;他们历久常新,因为他们早经熔铸为文化之链与历史坐标。

鲁迅身后的命运正相反:他对现实政治其实毫无影响,却沦为政权的超级打手;他被悬置,但难以过时,因为他身后既不曾出现、也不可能出现等量齐观的人物;因此他历久长在,不完全由于他著作的影响,而是最高规格的孤立状态;他的全集一版再版,但与当今文化难以建立活的关系——相比被封杀、被遗忘,鲁迅身后的命运与处境更其诡谲,更其悲哀。

七十年来,鲁迅墓前曾有无数鲜花,近二十年,人们不再主动拜祭。鲁迅清静了,不再被利用,也不再被供奉。这种暧昧的冷漠和前五十年炙手可热一样,都是反常与变态,是历史的冻结。目前这份已告冷却的鲁迅遗产,却仍然是官方撤除之后的官方遗产。

九十多年前,鲁迅的大愿是“救救孩子!”今天,孩子们的命题可能是:“救救鲁迅”!

▌还原鲁迅之难其一:“我们无法与鲁迅及他的同代人衔接对应”

详实对照的是鲁迅时代与我们时代的差异,这差异,才是还原鲁迅真正的难处。

鲁迅青少年时期,中国有大清政府,有康梁乱党,有孙中山革命集团,有无数民间集社,有列国的殖民地。鲁迅壮年时期,北方是军阀政府,南方是国民政府,江西是苏维埃政府;而军阀在各省据有势力,国民政府曾分为宁汉政府,许多省份还设有苏维埃地下政府。到了鲁迅的中期与晚期,中国粗粗统一,但仍有南京政府与延安政府,抗战时期还有南京伪政府与重庆国民政府;而在鲁迅居住的上海,有日租界与法租界。鲁迅在北京厦门广州上海时期,学界有前清遗老,有各省宿儒,有留日派,留英派,留美派,留德派等等,这些海龟派与今日的海龟派不可同日而语,各有真正的学派、主张和势力。

政治流派,则先后出现过君主立宪派,共和派,保皇派,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还有无政府主义。

鲁迅的同学、战友、论敌,有的是国民党要人,如蔡元培和陈仪;有的是共产党要人,如陈独秀与瞿秋白,有的既是学者教授又是党国重臣,如胡适之;当然,自也有许多无党无派的文人。鲁迅的外国友人,则有俄国没落诗人爱罗先珂,有美国左翼小子史沫莱特与斯诺,而内山完造与增田涉等等日本友人,非左非右,并没有政治色彩。

说到鲁迅与他同代人的交友范围,今天即便人脉最广,身份最特殊的角色,也不可能与社会身份杂异、政治立场截然对立的人群维持朋友关系或彼此为敌的关系。

鲁迅与他同代人的政治与文化版图,鲁迅与他敌友置身其间的言行空间,以我们这几代人同出于一个模子的生存经验,绝对不可能想象,不可能亲历,不可能分享鲁迅那代人具体而微的日常经验。

我们几代人免于乱世之苦,但是我们对相对纷杂的社会形态,相对异样的生存选择,相对自主的成长经历,迹近生理上的无知。

至于鲁迅的言论与思想,再早、再晚,都出不来。

他的时代,是中国现代史国家祸乱与历史机会最为密集的世代,也是春秋以来唯一一次短暂的“百家争鸣”时代。倘若他被认为高于其他人,因为有其他人;倘若其他人不认同他,便说明那是群雄并起的年代。他身后被高悬、孤立,使我们只能仰望他一个。

近二十年,那个时代与他对立的学说大约出齐了,然而最初的阅读形同烙印:我们读鲁迅在先,读其他人在后,听他骂人在先,得知骂他的文章在后。这种先后差异,不可低估。

但这些都不重要,真的要害,是我们几代人早已被塑造为另一群物种。我们的思维模式、话语习惯、价值判断及无数生存细节,几乎无法与鲁迅及他的同代人衔接对应。我们的困难不是不认识鲁迅,而是不认识我们自己。要还原鲁迅,恐怕先得借助鲁迅的生存经验,做一番自我还原。

▌还原鲁迅之难其二:“我们与鲁迅成为彼此的异类”

周令飞动问“鲁迅是谁”,鲁迅怕也弄不清“令飞是谁?”令飞与我同岁同届,我一见他,除了头十秒钟惊喜,旋即发现他是我的哪位中学同学。我在他脸上搜寻鲁迅,结果读到所有老知青的心理与生理密码。令飞的成长与他祖父没有任何相似之点,却和我出奇地相似。

鲁迅决定拯救的孩子们,却让他调动平生所有经验,也弄不清这些孩子玩得是什么把戏。

七十年历史,是我们与鲁迅成为彼此的异类的历史。

今天不论怎样谈论鲁迅、阅读鲁迅,我们的感知系统或研究手段,其实都很难真的奏效。在我们的上下周围,鲁迅那样的物种灭绝了——岂止是他,那些早期之人,在今天的人群与人格类型中,消失净尽——而在鲁迅的时代,这些人不论为敌为友、为官为匪,但他们的伦理道德血脉教养,个个跨越唐宋,上溯先秦,同时,他们是中国第一代世界主义者,第一代现代民族主义者,第一代新型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

或曰,难道时代没有进步吗?大大进步了。我相信诸位不会误解我在夸大过去,贬低今天。事物与人物需要比较,至少,一个物质的现代化中国足使鲁迅目瞪口呆。

鲁迅早年在北平穿着单裤过冬,无缘享受空调;鲁迅坐车有感于道路颠簸,无缘驰骋高速公路;他主张抛弃毛笔,可未曾梦见电脑;他晚岁收藏不少《世界裸体美术全集》,可惜看不到今日的超短裙……一个价值迷失的中国也足使鲁迅与他的敌友哑口无言。

不过他早经预先绝望过了,好像知道将要认不出未来的中国,他说过,未来是坟,坟的未来,无非是被踏平。

西方人物的身后命运怎样呢?譬如,启蒙运动确实塑造了今日西方,尼采果然标举了新型知识精英的立场,马克思大大颠覆了资本主义。然后,启蒙先贤、尼采学说、马克思主义不断被后代展开、追问,并持续超越。

当列维·斯特劳斯怀疑晚辈福柯或德里达的学说时,他知道审慎而准确地用词;巴特尔出道之书《写作的零度》旨在与长辈萨特辩难,而他最后著作《明室》的扉页,题写“向萨特的想象致敬”……

十倍百倍于鲁迅耗尽心智的文化论战,在西方从未停止,那种激烈、深度、不苟同,尤其是丰富的建树,远远超过鲁迅与他的敌友。在西方,文人从未被打倒,而是被质疑;从未被神化,而是被纪念;从未被架空,而是实实在在地被试图理解、被持续研究。我所亲见的西方人谈起先贤与哲人,并不大惊小怪,只是平静而诚恳的尊敬。

我们只有一位鲁迅。而鲁迅死后,他的价值追求便被成功地窒息:或者割裂、或者歪曲,休想继续传递、提升、展开。他的大半命题在今日中国远未过时,却被迫停在过去时。同时,那份政治化的鲁迅遗产以不可抗拒的方式灌输至今,看不出停止的迹象。

▌还原鲁迅之难其三:“我们有牢靠的资格与确信吗?”

在中国,鲁迅专门负责诅咒万恶的旧中国,而今“与时俱进”的国情又将他的脸涂得又红又白,他们仍然被孤零零吊在中国现代史上空,既当圣人,又做恶人:不是吗?

今日千千万万年轻人对鲁迅敬而远之,又不得不与之周旋:他们年年曾经必须背诵鲁迅并书写读后感。但鲁迅有哪些价值?孩子们根本不在乎。在今日知识谱系中,鲁迅被重视的程度是半世纪以来最低点,除了屈就而厌烦,年轻人对他们没有尊敬,没有爱。

这也是为什么维护或质疑鲁迅的种种絮叨,均难发生真的影响和说服力。我们既难消除鲁迅,也难以挽救他,他在我们够不着的某处,他甚至不属于自己的血亲。

当周令飞问道“鲁迅是谁?”我猜想,他愿意强调的身份并非仅仅因为他是鲁迅的孙儿。他与父亲在家里提起祖父,恐怕不常称之为“爸爸”、“爷爷”,而是直呼“鲁迅”,正象七十年前周作人指着自己妈妈说:“这是鲁迅的母亲。”

说来不仅是令飞的祖父,五四前后的重要人物都被架空了、作废了: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梁漱溟、马寅初……这份名单顶多进入学术研究,不再发生温热,投射光芒。他们的命运模式是这样的:先是失败的历史英雄,接着,空留英雄之名而遭遇历史性失败。

“鲁迅话题”不能只谈鲁迅。只谈鲁迅,将会加深他的孤立,使这孤立更精致,更难以把握,“鲁迅研究”本该是文化研究,然而我们时代货真价实的文化在哪里,拿什么去研究鲁迅?

当海涅对哥德微妙地不敬、庞德改动艾略特的诗章、巴特评析纪德的文体、博尔赫斯偏爱叔本华的哲学、昆德拉分析贝多芬的乐谱,他们不必顾虑种族与时空的阻隔,因为他们当然地属于同一的、有效的欧洲人文大统,不曾迷失于历史谎言,更不会在历史断层的深隙中,坐井观天。

当以赛亚·伯林大范围质疑启蒙遗产,并居然从康德的线索中清理出民族主义信号时,他是在挽救并丰富前辈的学说,而他纵横捡视古希腊迄今的思想遗产,乃基于对西方文化版图足够的资格与确信。

我们有这样牢靠的资格与确信吗?

可喜的是,当今中国莫可名状的文化形态,其表层,稍微有一丁点接近鲁迅时代的意思了:知识景观逐渐铺展,言论空间有限豁裂,旧意识形态在年轻一代相对失效。总之,这都是好消息——不是对鲁迅的好消息,而是对于我们。

当年《呐喊》《彷徨》再版时,鲁迅就不愿意,说不要用他阴暗的念头影响小孩子;而七十年来的历史剧情是我们解读鲁迅的珍贵资源,因为他的光焰需要我们世代作有效的映衬;鲁迅早将自己烧毁了,他的价值可能照亮的,应该是我们,但我们愿意被照亮吗?


来源:海派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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