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的钱锺书情结 ——法边馀墨话锺书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08-27,星期四 | 阅读:44

文|杨海亮,业余文史研究者

贺卫方

1978年,贺卫方考入西南政法学院。从此,“命运和口味都为之一变”。大学期间,贺卫方读钱锺书并非始于《围城》,而是钱锺书的一篇论文《诗可以怨》:“到日本来讲学,是很大胆的举动。就算一个中国学者来讲他的本国学问,他虽然不必通身是胆,也得有斗大的胆。理由很明白简单……”论文载于1981年第1期《文学评论》,是钱锺书1980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教授恳谈会上的讲稿。2011年8月,时隔三十年后,贺卫方回忆,“以发言稿为基础的这篇论文真是别开生面”。大概因为“别开生面”,从那时起,贺卫方对钱锺书总是“别作一眼”。久而久之,内心有了一个挥之不去的“钱锺书情结”。

一、互通书信

1982年,贺卫方从西南政法学院考入北京政法学院,成为外法史专业的研究生。在重庆时,贺卫方已经喜读钱锺书;到了北京,这种热情有增无减。偶尔,贺卫方还会给钱锺书写信,“谈一些读他的书的感受”。钱锺书有着“老辈学人的风范”,虽然彼此从未见面,但只要贺卫方有信来,钱锺书都会有信回。

如,1984年11月24日,钱锺书在给贺卫方的回信中写道:“得信感愧。拙著承你和你的朋友们赏识,深以为荣。《人兽鬼》已出版,前天得福建人民出版社通知,但所寄样书还没到。大约不久可在市面上出现。承询敬闻,杨绛现在欧洲,等她回来,必将盛意代达。”后来,钱锺书因由未能寄送《人兽鬼》,还特意题字盖章并解释了不克相赠的原因。

“1984年12月钱先生给我的一封信的照片”(贺卫方,来源:作者博客)

又如,钱锺书回信:“得信并贺柬,极感谢也极惭愧。祝你‘起居悦豫,文字吉祥’!(包括你的毕业论文在内)知道你还未买到《写在人生边上》,另挂号寄奉一册,请哂正。‘削足适履’一评精当之至,表示你的卓识高见。也可以说‘移的就矢’,箭靶子太远了,射者臂力和眼力都难命中,于是靶子搬了来适应射者。对新事物的接受必然经过这个阶段:一、视为荒谬不足道;二、认为有道理但不是真正新奇(把它纳入旧枢里);三、习而相忘,视作因然,不诃骂也不表扬。终此进了一步,你说是不是。我正偷空整理一本白话写的论文集(你所指的一篇也收在内),明年如出版,将还给你。”收到钱锺书签赠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贺卫方受宠若惊,“先生不弃微末,赠我大著”。

除了谈读书,贺卫方也谈自己的学业,并及时将动态告知钱锺书。“卫方同学:谢谢你的祝贺。‘老境增年是减年’,仿佛一大半存款,只有付出,没有收进,眼看着坐吃山空,这实在不值得欣庆。你荣获硕士学位,那倒很该庆贺,敬祝你学业和事业继进增高。拙著出书后,马上给居住和工作接近的前辈或同辈先生把样书索取一空。原定赠你的一本,本想等香港书展后胜余物资,犒来寄上。现在知道你已买到,我很惭愧。《也是集》由香港出版,大陆不能销售,里面的文章收入《七缀集》,年底将在上海出版。届时抢先寄你一本。”1986年,贺卫方收到了钱锺书签赠的《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连同之前的《写在人生边上》,两本签赠书成为贺卫方的“镇宅之宝”。

贺卫方收藏的《七缀集》版本1996年7月,贺卫方到哈佛学院作为期半年访问研究,“心中忽然想起(钱锺书论文《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其有关二三事》)那桩‘诗扇疑案’”,便到《人生颂》的作者美国诗人郎费罗的故居探了究竟。查考期间,贺卫方两次致信钱锺书反馈自己的所见所闻。彼时的钱锺书已是“衰孱之躯,他病交攻”。令贺卫方意外的是,“钱先生和杨绛先生专门请栾贵明先生写来了回信,对于我的这点小成绩颇多过誉”。

钱锺书的手札、著作等,贺卫方曾在自己的新浪博客、随笔集《法边馀墨》等处“显摆”。那么,贺卫方有无资格与底气“显摆”呢?贺卫方与钱锺书的书信往来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这一时期的钱锺书担任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及多个社会职务。事务与俗务的增多,耗费了钱锺书大量的心力与时间。钱锺书在致友人宋淇的信中表示过这种无奈:“弟去夏挂名副院长后,不相识人来函求推荐、作序、题词之类,日必五六,虽多搁置不理,而中有年老境困、其情可悯者,不得不稍效绵薄,并作复书。”杨绛也说:“他每天收到许多不相识者的信……每天第一事是写信,他称‘还债’。但是债总还不清;今天还了,明天又欠。”可想而知,读信、复信成了晚年钱锺书一项重要工作,钱锺书自己也感叹“几乎成了写信的动物”。复信过多、过勤,造成另一个连锁反应是鼓舞了更多相干或不相干者的来函、来访。而出于礼貌,钱锺书又总要给个答复。似乎,贺卫方就是这样一个“相干或不相干者”。

钱锺书与杨绛在给贺卫方的回信中,钱锺书用了不少谦辞、敬语,如“感愧”“哂正”“卓识高见”“深以为荣”等。这类词句,在钱锺书致他人的信中也常有。对此,有人认为钱锺书精于做人,“狂傲只堪用于远处,用于陌生的他处招揽人气;谦卑必用于近处,在熟悉的地方招徕人缘”(刘诚龙,《钱锺书的客气话》);有人认为钱锺书称赏最甚,并总结了一个不无讥讽和轻薄之意的歇后语“钱锺书称赞——不可当真”(韩石山,《且说“钱赞”》);甚至钱锺书的忠实研究者夏志清也提出,书著里的钱锺书,睥睨傲世,飞扬跋扈;书信里的钱锺书,屈高就下,客气得一塌糊涂。关于钱锺书的书信及其为人,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如果偏激,哪怕说是“作”也行。然而,“作之不止,乃成君子”。而且,这种“作”在当年的贺卫方那里,又是多么可亲、多么可敬!一边是文化巨擘,一边是无名小辈,个中的勉励与感召,力量是无形而巨大的。

当然,如果站在钱锺书的立场,从1976年到1998年,可谓其一生中“最稳定、最有话语权、最易排除干扰、最能完成宏愿”的一个时期,却不想“不好诣人憎客过,太忙作答畏书来”的钱锺书因“还债”而致老岁多苦,以至于“浮名害我,不得清净”成了晚年钱锺书常挂在口中、铭于心中的恨语。

钱锺书将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寄给贺卫方

1998年12月19日,饱受身体与精神双重折磨的钱锺书在北京辞世。至此,贺卫方与钱锺书的交往画上句号,但一个后学对一位前辈的感念才刚刚开始。

二、精心收藏

贺卫方不是一个藏书家,“在买书方面,大体上是根据研究工作的需要,以及某个阶段的兴趣而定,不会在某个主题下刻意追求完备”。但也有例外,对于钱锺书的著作,贺卫方“求全责备”的倾向始终“很强”。

贺卫方收藏的钱锺书著作,大多属于自购。如,1998年9月,贺卫方应邀到香港树仁学院讲课。讲课之余,逛书店成为在港期间的一大乐趣。贺卫方先是在出售中外文图书的青云书屋买到了《七缀集》(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0年版),从书后所附书目知同一公司还出版了钱锺书别的著作,又按图索骥在湾仔庄士敦道的门市部一口气买下《围城》《宋诗选注》《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以及由香港三联出版的《槐聚诗存》和由台湾书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谈艺录》。如此收获,喜出望外,可贺卫方又生一个“得陇望蜀的念头”——如果今后有机会访问台湾,力争将这套名为“钱锺书作品集”——除了原计划的七种外,又增加了《围城》英译本FortressBesieged——的丛书买齐。多年来,贺卫方每次出差或是旅游,总要在当地买上几本书,对于钱锺书的著作总是格外留意。

除了自行购买,贺卫方所收藏的钱著,有的是他人相助。如,收藏的《七缀集》和《写在人生边上》,就有钱锺书签赠的版本在内。又如,SylvieServan-Schreiber和WangLou翻译的《围城》法文译本(ChristianBourgois出版社,1978年版),SunChaoying翻译的《人兽鬼》法文译本(Gallimard出版社,1994年版),TacianaFisac翻译的《围城》西班牙文译本(Anagrama出版社,2009年版),都是朋友所赠。所赠钱著,大多装帧清新雅致,贺卫方格外珍视。此外,美国著名汉学家艾朗诺(RonaldEgan)将自己翻译的《管锥编》英文本签名赠送,成为贺卫方藏书中极其珍贵的一本。

贺卫方收藏的《围城》西班牙文译本,译者Taciana Fisac,出版者Anagrama(在巴塞罗那),2009年版。“封面袭用了法文版的图片,不知为何如此缺乏创意。勒口处的作者照片倒是一张少见的钱先生晚年照,清瘦,眼睛慈祥而有神。”(贺卫方,来源:作者博客)

经过多年搜罗,贺卫方收藏的钱锺书著作小有规模、大有可观,其中包括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如,《谈艺录》有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的精装本,也有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88年出版的精装本;《人兽鬼》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也有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版;《宋诗选注》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979年版,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0年版,还有日本平凡社2004年版,等等。有的是含钱锺书单个作品的资料、杂志,如《林纾的翻译》(《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其有关二三事》(《国外文学》1992年第1期),《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也都被贺卫方收藏在室。贺卫方的书房里还有限量典藏本《钱锺书集》,第336套,全书十种十三册,蓝色布面精装,红木书匣,三联书店2002年版,定价1800元。如果只是按定价,这应是钱锺书著作中最贵的。

大概是出于“爱屋及乌”的缘故,有的钱锺书著作明知有“问题”,贺卫方也不计较。如,藏书中有一本盗版的《围城》,标明“中国现代文学丛书”,书脊下方标注“文教出版社”,却既无扉页,也无版权页。这是贺卫方在台北市牯岭街一家名为“书香楼”的旧书店花去80新台币所购。另有一本《围城》,由胥智芬汇校,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这是一本引起诉讼的出版物,上海法院判汇校者与出版社侵权,禁止继续发行。贺卫方是在判决后购买,“聊作纪念耳”。再如,一本竖排的《谈艺录》,署名“钱锺书默存著”,香港鸿光书店印行,版权页上标注了印行者地址、电话等信息,却无印行日期,还堂而皇之地标明“版权所有”。此外,贺卫方对杨绛先生的作品也格外青睐。如,《干校六记》《倒影集》《喜剧二种》《春泥集》《将饮茶》《洗澡》《杂忆与杂写》《我们仨》等,一路集来,也有二十余本。同时,贺卫方还收藏了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杨绛的父亲杨荫杭两位先生的著作若干,研究性的资料以及传记、图书更是多种。

贺卫方收藏的部分钱锺书著作

钱锺书的著作多多益善,研究钱锺书的著作,贺卫方也有所留意。1994年,贺卫方曾到汕头大学授课。在汕头大学书店,贺卫方买了两册书,其中一册是陈子谦的《钱学论》(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陈子谦是厦门大学郑朝宗门下弟子,在钱锺书研究方面有一定成果。《钱学论》从解释“钱学”之名开始,将钱学品格分为才、学、识、德、疑,之后探讨钱学情境,研究语言特色等。贺卫方认为,“作者力图对钱学品格进行多侧面的概括和解说,用功不可谓不勤”。但是,“作者偶尔想追求点个人见解,却不免给人‘学识勿足’之感”。贺卫方的理由是,绠短汲深,窥斑见豹,自然所汲有量、所见有限。

三、钟情锺书

贺卫方对钱锺书的“钟情”,表现之一是引用钱锺书的语录。在演讲、访谈、写作中,贺卫方时不时会用钱锺书的语录作为论据来说明问题、阐明观点,或引人入胜,或以一当十,为听众、读者提供了联想与想象的广阔天地和咀嚼回味的余地。

2013年12月,贺卫方在万圣书园咖啡厅接受记者访谈。话题从演讲到辩论到法治,呈现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入世的忧伤与勇气。在谈到“学术”问题时,贺卫方借钱锺书的话生发开去——“学问大抵是三两位荒江野老相互切磋的东西(钱锺书原话为“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必成俗学”);对于学者,或者想成为思想家的人来说,可能跟现实保持距离变得非常重要,你老沉浸在一个热闹的社会中,不断介入社会事务,使得理性、深入的思考——在不断领悟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思想世界——变得特别困难。”(贺卫方.吴亚顺,《贺卫方:不能只剩“公共”没了知识》)可见,在充满喧嚣与骚动的年代,“学问”是该守住自身的安宁与寂寞。

网络时代,贺卫方曾在博客之外发表了不少“微博体”言论。在一则“幽默”中,贺卫方写道:“钱锺书先生说偏见是思想的放假,是没有思想者的家常日用,是思想者的周末娱乐(钱锺书原话“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它是没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天娱乐”)。我们可以循着这种说法,把幽默界定为思想的旅游:离开熟悉风景,不以惯常思维,独辟蹊径,人无我有,观看思考世间的别样面貌……”这里,贺卫方不动声色地“移花接木”,别有一番风味。

2011年,贺卫方访问钱钟书先生故居类似“幽默”一样的“微博体”,贺卫方写了不少。在《法边馀墨》中,收入多达185则,虽字数不一,但都短小精悍。有人将这类小幅文字视为“鸡零狗碎”,不屑一顾,贺卫方却爱不忍释。为了“反驳”,他搬出钱锺书的话——“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粗浮的借口”。贺卫方进而表示,“是否有新知识,有真情趣,有启人心智的思想,是检验文章价值的基本尺度,也是自己在写作中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目标”。中外史上,出现的“微言”不胜枚举,不少还是孤篇成名,而类似“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默而生,宁鸣而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认识你自己”“我思故我在”“政治无道德”“没有物体,只有运动”“天才寻找障碍,障碍创造天才”等名人名言,要论字数,屈指可数;要论分量,一字千钧。贺卫方对“微言”的“厚爱”,还体现在“补白”。众所周知,许多刊物都存在“上有所转,下必接焉”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贺卫方提出两个办法:一是宁空不转,一是文字补白。贺卫方说:“我更倾向于后者,因为这样既增大了信息量,又活跃了版面。”

正义女神(贺卫方书房一角)

贺卫方对钱锺书的“钟情”,又一表现是讲说钱锺书的故事。贺卫方当然知道,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所以,很多时候,要用论据证明论点时,贺卫方都会用“钱”开路,所向披靡。

2005年6月24日,贺卫方发出了《关于本人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致北大法学院暨校研究生院负责同志的公开信》,很快产生巨大反响。在加拿大渥太华参加学术会议时,贺卫方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电访。当记者问到目前的招生制度时,贺卫方直言不讳:“我觉得目前的制度下,中等人才往往能够成功。很差的人很难成功,特立独行的人才也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钱锺书当年考清华,数学不及格,清华不受常规约束招了他,此后历史上有了一个伟大的名字。可是按照目前的体制,非常突出又另类的人才就进不去。”(原春琳,《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细释《公开信》)1929年,钱锺书考清华。虽然国文、英文都很优异,但数学只考了15分。时任校长的罗家伦特意召钱锺书至校长室谈话,后蒙特准而入学。这里,贺卫方以钱锺书的入学故事,重申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重要,“考我的专业居然一点都不涉及我的专业,这对法律史的导师来说是一种羞辱”。其实,何止一种羞辱,何尝不是荒唐!相映成趣的是,贺卫方1977年参加高考,也是数学拖累,而且分数比钱锺书还低,只考了4分,结果毫无悬念地落榜。好在可以重头再来,翌年“二战”高考,才换来“漫卷诗书喜欲狂”。不然,当今社会也就少了一个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

贺卫方在书房

2007年11月,因为北大旁听证限办200张引起社会议论。当问到有无旁听人员向教师“叫板”时,贺卫方回答:“一般不会。你说的民国期间的大学,不仅西南联大,还有国立北京大学、教会大学等,有一种比较好的传统,学生中藏龙卧虎,我们知道钱锺书在读清华的时候,也在课堂上指着某个老师说你讲得不对,你知识不够。”(贺卫方.张海洋.丁东.何晓鹏,《十日谈:“北大旁听”禁了谁》)钱锺书在清华读书时,年轻气盛,张狂狷介,多有指责、讥笑师长治学之语,如吴宓、赵万里等,都领教过他的“无礼”。过去的大学,不少师者不党不官、特立独行,具有传统名士的真性情、真风流。而他们的弟子也多放浪形骸、个性卓异,与师辈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单是钱锺书,康白情与马叙伦、熊十力与欧阳竟无、谭其骧与顾颉刚、王叔岷与傅斯年、吴组缃与刘文典等弟子与师长之间,都有过大大小小的“对抗”,正所谓“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到有先后,术业有专政,如是而已”。贺卫方称:“对老师来说,课堂里如果有几个非常有学养的学生,那是非常好的事情,因为真正可以做到教学相长。”可见,作为师长,除了要有传道授业解惑的本领,还要“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2011年5月,中国思想界、教育界、实业界30位意见领袖聚首中山大学怀士堂,畅谈“教育与中国未来”。论坛上,贺卫方认为,“尽管学术自由有太复杂的一种制度环境,世界各个国家学术自由都是一个无止境的问题,学术自由仍然是一个经常遇到危险的问题”。陈述中,贺卫方又一次提到钱锺书的故事:“日本人评价钱锺书先生说,日本这么小幅员的国度产生不了钱锺书这样的大师,只有大的国家才能培养出来。这特别有意思,地理环境也有一定的影响。我们说大师的培养需要环境的多样化,需要复杂多样化的选择。”这让人不由想起钱学森的感慨:“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钱学森之问”这道艰深命题,哪里随随便便就有答案。不过,“多样化”不失为上解。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贺卫方就经常写学术随笔,曾在《法学研究》上写了不少学术随笔作为“补白”,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校刊上写了不少“人文札记”,在《比较法研究》写了多篇“编后小记”,在《工人日报》《南方周末》《法制日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法院报》等报上发表了大量的法学随笔。贺卫方一度热衷随笔写作,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对包括法治在内的社会事务进行直率的评论,尽到作为学者的责任”;另一方面,“追求对相关问题作出具有学术水准的解读”。应当说,贺卫方的这番解释是客观的、恰切的。这样一种选择,也缘于他对学术的理解,“所谓学术也没有多神秘,只不过是针对真实的问题,运用人类已经积累的资源,结合自家独到的观察和体悟,提出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论证和解决而已”。

然而,由于贺卫方的高头讲章、长篇论文不是很多,而随笔、杂论、时评等却频频亮相,以至于有人指出贺卫方“不务正业”“学无长进”“老调重弹”,甚至抛出“20年不发论文怎么当北大法学教授”的质疑。对此,贺卫方总是以一种坦诚、宽容和深刻反思的心态面对,尤其是对“爱之深,责之切”的学生,他甚至会感到不安和自责。偶尔,贺卫方也会为自己辨诬,把自己的著作和译作一一列举,“作为自己还算不上尸位素餐者的证据”。不过,贺卫方更想表达的是,把形式要件看得很神圣,把学术成果等同于卖白菜要论斤称两,是很荒唐的。为此,他举出了四个论据:一是柏拉图的成果都是对话体;二是加缪的随笔《关于断头台的思考》是刑罚思想史上的经典;三是胡适的演讲和日记具有相当的学术贡献;四是钱锺书的“学术论文”数量。

这里,贺卫方又一次“依仗”了钱锺书。要说钱锺书的“学术论文”,数量确实极少,前文所说的《诗可以怨》还是由讲稿而来,可论学术成就和学术影响,世上几人能与之匹敌?如果说陈寅恪先生是“大师中的大师,教授中的教授”,那钱锺书与陈寅恪平起平坐,也无可非议。其实,思想的表现形式,既可以是“长枪”,也可以是“短炮”,关键不在大小、模样,而在威力,至于怎么选择,因人而论,因事而异。实际上,贺卫方的许多“小豆腐”给读者带来了精辟、独到和理性的法律分析与法治理念,也让读者见证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学术上的睿智、灵感和远见。

贺卫方部分著作

贺卫方对钱锺书的“钟情”,还表现在依托钱锺书的作品。贺卫方的许多许随笔选题从现实出发,触及时事。这类随笔的优势显而易见:以新颖独特的论题吸引人,以生动流畅的语言愉悦人,以零星散发的灼见启迪人。而在写作的过程中,钱锺书的作品往往是贺卫方谋篇布局、推心置腹的“引子”或“资本”。

例如,在《关于“和而不同”》一文中,贺卫方开门见“钱”:“钱锺书先生《管锥编》第五十六节从晏子对齐景公辨析‘和’与‘同’之别开始,追溯《管子》,旁及西哲。”一般读者,只知道“同无妨异,异不害同”,即知道尊重差异、接受差异,却不知道“差异固然是和谐的前提,但不是所有的差异都能带来和谐”。经过一番议论,贺卫方告诉读者,“今天,虽然我们倡言和谐社会,但是,对于在公民权利领域中如何实现差异基础之上的和谐,如何避免和谐名义之下的单调专一,宪法学术以及司法实践都殊少贡献,不能不说是一个亟待弥补的缺陷”。

《管锥编》英文版译者艾朗诺给贺卫方的签赠本

又如,《帽子与鞋子》谈的是古代臣子的忠君问题。贺卫方开篇提出“假如君主背离为君之道,祸国殃民,臣子的忠诚义务是否仍然要恪守”的问题,随后借钱锺书在《管锥篇》中对相关问题的梳理和评论展开,并指出钱锺书的说法更加一针见血,“盖儒家既严树纲常名教,而复曲意回护汤、武革命,说终难圆,义不免堕”。一番条分缕析之后,贺卫方旗帜鲜明地表示,“秦始皇的‘废封建,置郡县’带来的真正的地方权力无从形成以及科举考试导致的社会原子化,实在是决定中国两千年专制统治以及不断地改朝换代的根本原因”。此论一出,引人深思。

而贺卫方“偏离正业”撰写《〈人生颂〉诗扇亲见记》,可以说完全是因了钱锺书在《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其有关二三事》中的“怂恿”。钱锺书在文中提到,晚清时期JungTagen曾送郎费罗一把“官老爷扇子”,上有郎费罗的《APsalmofLife》的汉译文。钱锺书鼓励“有机会访问美国而又有兴趣去察看郎费罗的遗物的人”去“找到答案”。钱锺书哪会想到,这篇以英文旧作作为依据改写成中文的论文在15年之后,果真促成了一个“两有”兼备者去“找到答案”。而这个人,还是自己当年签赠两书却不曾谋面的法学教授。经过考究,贺卫方解决了相关疑惑,确定JungTagen是晚清总理衙门大臣董恂。文章结尾,贺卫方写道:“来哈佛本为研究中西法律交流的早期历史,却颇有兴致地去寻找并目睹了董恂赠郎费罗的那把诗扇--中西文学交流史上的一件重要物证,不免有偏离正业之嫌。不过,‘诗扇疑案’的若干情节得以‘侦破’,并且这些发现于钱先生再次修订文章或许不无小用,对于最喜读钱著的我而言,却实在是一件特别快意的事情。”可见,钱锺书之于贺卫方,就算不是“走火入魔”,至少也是“魂牵梦萦”了。贺卫方的“侦破”结果发表在1997年2月5日的《光明日报》,后作了增补收入《法边馀墨》。在“附记”中,贺卫方特意留言——“我愿意借发表这篇小文的机会,表达一个读者对于钱、杨两先生衷心的祝福”。

四、感恩怀德

贺卫方对钱锺书是尊敬的、崇敬的,也是热爱的、痴迷的。作为读者,也是作为晚辈的贺卫方,对钱锺书的感怀始终如一。他把自己对钱锺书的评价,概括为一句“忧世伤生的智者”。

所谓“忧世伤生”,贺卫方认为,钱锺书骨子里是忧愤的,“他对于人类由于自己本性的弱点所带来的种种苦难怀着不可遏止的怜悯和同情。少年成名以及后来事业上的巨大成功并没有削减”。他的这种情感,“好比树上刻的字,那棵树愈长愈大,它身上的字迹也就愈长愈牢”。中国自古有“文如其人”的说法,钱锺书的“忧世伤生”渗透在他的一个个作品: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以犀利而幽默的笔调揭露了人类思想与行为中种种矛盾和虚假”;短篇小说集《人兽鬼》,“让我们认识到人、兽、鬼之间并无永恒的边界,在很多情况下三者会不安分地相互换位”;而《围城》中,“冲进突出的方鸿渐、苏文纨们也绝非有些评论文字所谓只是某个时代、某个阶层的人物造型”;那未完成且写就的两万字也不知下落的长篇小说《百合心》,从书名即可想见主题,“人生的种种追求仿佛一片一片地掰百合的瓣寻找它的心,而悲剧在于——百合无心”。

贺卫方进一步指出,“忧世伤生”的情感不仅贯穿于钱锺书的文学作品,还冲出了小说诗歌的边界,蔓延到了钱锺书的理论著作。《谈艺录》,“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至于皇皇四册的《管锥篇》写作于乱世,“我管窥之余,分明感到它也是有气的书,其中忧思与愤懑之强并不下于以前的文学作品”。关于《管锥篇》,学界多数认为是一部偏重文心艺理的书,这也能够自圆其说。但“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贺卫方之说,也不无道理。历史上多少文人学者坚韧不拔、矢志不渝地著书立说,是为“名山事业”,也是为“陈古正今”。那些著作承载的国家治乱盛衰的教训和人物功过善恶的臧否,又岂会没有著者的思想?连《管锥篇》的英译者艾朗诺也说:“我们了解钱先生作《管锥编》时候的心情,便知道他此处是有的放矢的,这些话是带着伤痛写的……它用新观念解释古经书,补正清代学者的缺点,还对比较文学、比较美学、比较思想史都有丰富的贡献。但除了学术意义外,《管锥编》与当年的政治背景也是分不开的。”(艾朗诺,《钱锺书写〈管锥篇〉的动机与心情》)当然,钱锺书终归是温和的、忠厚的,“钱先生的忧患和愤世并没有变为悲观和厌世,更没有丝毫轻薄与玩世。他的作品蕴涵着改进人生与人类社会的伟大理想。因此,尽管他看到人生的种种矛盾和悲剧,但仍然通过一系列杰出的著作,更通过他自己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展现了人生光荣与崇高的一面”。如果钱锺书地下有知,是不是又一次向“卫方同学”道一句“极感谢也极惭愧”呢?

贺卫方曾与章诒和合写过一本很不符合他风格的书——《四手联弹》。他解释说:“法学之外,我对于一般历史(包括中外交流史、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等)、大学以及教育学、政治学、语言学、建筑学等都有阅读的兴趣。另外,我也读些文学理论方面的书。”似乎,贺卫方是“文学理论”领域“边缘人”。也许,这是实情而非谦虚,但他对钱锺书的理解,对钱锺书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的理解,又哪是“边缘人”能有的深度?恰恰相反,他已经从“边缘”走向了“中心”,这种理解,就算是居于“文学理论”领域“中心”、在“探索与争鸣”中游刃有余的人,很多也是无法企及的。

所谓“智者”,贺卫方心目中的钱锺书是这样的:“绝顶的聪明、照相式的记忆力、敏锐的观察力、一流的学术训练以及勤奋的治学精神,成就了这位饱学而机智的文化巨人。”无疑,钱锺书的渊博、睿智、严谨、勤奋种种,在老一辈学人中堪称典范,对于后学,也是应当珍重、追随与学习的。

读《法边馀墨》时,注意到两处细节,从中可以感悟贺卫方对钱锺书的特别之情。第一处是,贺卫方认为,大学乃学问之殿堂,冠名宜选取与大学有关并有定评之学术人物,而最忌讳企业名称、商标或无学术功业者名字。如清华,不可有“马应龙堂”,但可有“默存馆”。而“默存”者,钱锺书的字也;另一处是,贺卫方一度在《法学研究》杂志上“补白”,所用笔名为“慕槐”,而钱锺书的号是“槐聚”。《玉篇·心部》中说“慕,思也。”可见,“慕”的本义是思慕、思念之义,引申为仰慕、敬仰;《说文》中说“慕,习也。”可见,“慕”在古代还有模仿、仿效的意思。那么,“慕槐”之名,是贺卫方无意而取,还是有心所为,也就不言而喻了。

2012年5月20日,贺卫方观看了凤凰中文台“我的中国心”节目播出的钱锺书专辑。随后,他在微博中表示,无论政治观或学术观,钱锺书都超越了国界,最具世界心。这颗“世界心”,大抵也是这位富有家国情怀、大国情怀和天下情怀的法学家所向往的吧?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贺卫方的“钱锺书情结”折射出的是老派学人与新派学人的代际更替、薪火传承。这样的情结,无声无息,不能割舍,也有形有色,历久弥新。

(主要参考书目:《法边馀墨》,贺卫方著,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


来源:学人Sch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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