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人文的科学理性主义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07-24,星期五 | 阅读:27

作者:林同奇

林同奇,1923年生于北京。1941年入重庆中央大学化工系,两年后转入重庆北碚复旦大学历史系,194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49年起先后在香山、北京西郊、张家口和洛阳的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长达35年之久。1984年赴美,先后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哈佛大学东亚系和哈佛燕京学社任研究员(Associate)直至2015年7月去世。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与美国学术

作者注:本文是作者于1990年代初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一次演讲,后来加以扩充,也是未完成稿。今重新删节整理,谨此说明。

金观涛

一、真的探索:科学理性和面向主体

有人把中国十几年来哲学 (主要指辨论唯物主义)的发展趋向为结为“面向主体与科学”(王鹏令, “面向主体的科学:近十年来中国辨证性唯物主义研究中的两种趋势,”《中国社会科学》3 (1987), p. 68-72)。实际上,这个概括不限于辨证唯物主义。它抓住整个理论界的两个根本思想流向。我想补充的是在两种趋向中 : “面向主体”可能是更加重要,更加根本的趋向。对金观涛的思想脉络的分析也许可说明这点。

金曾被誉为“横跨科学与哲学两大领域,且又兼攻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尤其是历史科学和世界文明史的奇才”(见傅伟勋“‘走向未来’的金观涛和刘青峰——大陆学术界的前卫象征”,《文星》103期 (1987年1月)),不过对此表示怀疑的学者也不少,(参看傅大为,“评金观涛、刘青峰《问题与方法论》及刘青峰《让科技的光芒照亮自己——近代科技为什么没在中国产生》”,台湾社会科学研究季刊,1988年秋季号,p.371-388)。由金出任主编的 《走向未来丛书》到1988年己出版74种,每种销行量平均达十万册以上,在思想界造成强大冲力,形成一个崛起的中青年学术群体。(刘伟,俞建章,“中青年学术群体的崛起——访金观涛”,《求是》4 (1988),p.18)。

“走向未来丛书”

这一群体的特色是跟踪国外跨学科、边缘学科、横断学科的最新发展,突出了自然科学对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作用。到目前为止,金自己的主要著作也几乎全部是用他所谓“新三论 (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老三论”(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协同学)的概念、范畴与方法来研究方法论,以及哲学与历史。他的哲学三部曲即《人的哲学》(旨在证明作为观察对象的客观性的存在是需要条件的),《发展的哲学》(旨在以不确定概念来取代矛盾,作为辨证法的科学表达),和《整体的哲学》(旨在建立一种分析有组织整体为何存在及演化的方法)更是大量采用了上述学科的新成就,并结合神经生理学的,心理学,量子力学,及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来论证的一系列哲学命题。他和刘青峰合著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曾引起巨大争论,也是因为该书采用了大量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且他毫不讳言自己对“水晶般透明”的科学方法具有无限信心,深信科学理性这盏明灯可以照亮人类“走向未来”的道路。(见,金著《我的哲学探索》,1988,p.221。此书下文简称为《我》)。这一切使他无形中成为大陆学界 “面向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使人联想起五四时期红极一时的科学主义。实际上,在B9年LS事件前夕,已在酝酿着一场以金观涛和甘阳为双方主将的八十年代的科玄论战。(当时由陈奎德主编的 《思想家》杂志正在邀约双方就有关课题展开讨论。)

但是,如果细究一下金的思想脉络,就不难发现金虽然一直高扬科学与科学理性的作用,倡导知识真理型的文化结构,但是他整个哲学探索的出发点和归宿并不是科学知识或科学方法,甚至不仅仅是科学理论,而是一种人文关切,即以人为中心,以民族文化的重建为鹄的。科学理性是他用以构建人及民族文化的基本构架,他的中心关切是构建现代人主体,再造民族魂的基本精神。文化和自我才是他的中心关切。在一定意义上,“面向科学”最终是为了“面向主体”。在金看来, “哲学的混乱从来就意味着社会的混乱”, “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想不严格或不公正……会导致那个时代悲剧性的历史后果”。他在倾吐自己哲学探索的初衷时说:“我们这一代人曾亲身经历了[文革中]理性大厦倒塌的痛苦,没有别的人比我们这一代更能理解理性需要重建”(《我》,p.58,46)。推动他进行哲学探索最终动力,是一种历史使命感和人文关切,其实他的全部哲学探索只是力图证明在“二十世纪如洪水般卷来的[非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的思潮”中,理性主义的基石仍然坚不可摧,它自然具有支持现代人整个价值道德行为与价值系统的能力。(p.158)。他大声呼吁:“今天,是时候了,我们必须从笼罩着人类近半世纪的相对主义虚无的梦中清醒过来。”(p.188)

显然,金的哲学探索是为了重建理性,而重建理性是为了重建人与文化,特别是金所谓的现代人的“特殊的主体”(见金与刘合著《新十日谈》,1989,p.351。此书下文简称为《十》)。在这一意义上,金足以代表被称为 “失序与怀疑的一代”中有意识地追求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学者。埋藏在大量科技曲线和数学公式下的金的人生理想,是传统的古老的真善美的统一。只不过他认为要达到这个高峰,必须依靠近代科学和它培育出来的科学理性与科学文化。他以自豪的心情宣称说:“哲学家往往高瞻远瞩,认为真善美可以服从于统一的理性。”同时,他同意洛克的说法:“为真理而真理,乃是人类在这个世界达于极致的主要部分,也是其它道德的温床。” (《我》p.237)金是把求真 (或科学)作为攀登人生的终极价值的大道。

金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可以证明这个以求真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从他对科学理论的表述看来,人的本质在于他有思想,思想是比道德感更基础的东西。(《我》p.352,356),它在道德理想之上建立某种超越的架构。他再三表明,到目前为止他所做的全部工作只属于知识论、方法论、认识论,而它们只是他的理性哲学的一小部分。下面这段话足以表明他的整个哲学的最终归宿:“实际上价值理论,行为准则,人生意义和终极关怀才是哲学的核心”。“[它]是一个人精神世界安身立命的支柱,它是一种庄严的境界,一种最高的感悟,一种爱和创造力的源泉,它是生命的最终归宿。它必定是通过科学方法和知识铸成的大道登上的那最高的山峰所看到的太阳。”(p.49,51)金把科学方法和知识看成通往那 “庄严的境界”, “最高的感悟”, “爱和创造力”的光明大道。至于如何走上这条大道,如何使“理性的光辉可以照亮悟感和意志的领域”,金承认是自己面临的巨大的新课题。金近年来试图用科学理性(或称科学精神)与科学文化作为中介来解决这个矛盾,只能说是一个开端,两者之间的巨大张力还没有解决。

金的科学理性 (有时他用“辨证理性”一词,在我看来两者是相通的,只是侧重不同而已)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它体现在他的哲学探索的三部曲中:《发展的哲学》、《整体的哲学》和《人的哲学》。而这三部曲只涉及认识论和方法论,尚未触及“价值理论、行为规则、人生意义和终极关怀”这类“哲学的核心”问题。它们只是另一个更宏伟的计划——理性哲学大厦之重建——的肇基工作。可能在有待处理的“主体面向”中才可以感受到金的思想中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张力。不过,我认为这种张力的存在说明金的思想不是“老三论” “新三论”所能概括,它的主脉是来自西方早期近代文化。我想强调的是尽管金的理性哲学大厦闪烁着二十世纪的最新的科学光环,它的基础却建立在四百年前就已奠定的两块古老基石上,这两块基石的奠定者是培根和笛卡儿。

二、两根柱石:培根与笛卡儿的巨大身影

大家知道培根特别重视方法论的建构,他的哲学的主要任务是为当时蓬勃发展的自然科学提供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大力提倡经过精心设计与安排的科学实验,把它作为认识自然奥秘的主要手段;他确信经验的可靠性,坚持用经验事实作为检验思想真伪的标准;他肯定物质世界的客观性,认为外在世界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存在。马克思曾把培根誉为“英国唯物主义的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罗素称他为“禀有科学气质的哲学家漫长世系中的第一人。”(见罗素著,马元德译《西方哲学史》下册,1982,p.63)。培根的这些大家熟悉的主要特点都可以在金的身上及其理论中找到某种强烈回响或折射。金对科学及科学方法的追求多半出于对上述观念的信赖。

当然,金和培根之间横亘着四百年急剧变化的历史,而且和培根一样,金也力求站在时代的前列,因此金和培根在所有上述论点上几乎都存在着区别。金提出的“整体演化论”不论从内容或构架上都非培根所能想象。金为这一理论设定的两个条件或基本公理:条件性公理(“世界没有不需要条件的存在”)和不确定性公理(“任何确定性的存在都是处于不确定的干扰海洋之中”)把金和培根严格划清界限。但是在一个基本点上两者却是一致的:它们都亟需拨开唯心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的云雾,为人类思想与经验提供可靠的标准,都力求为人的理性和知识寻找类似客观性的坚实的基石。

弗兰西斯·培根

其实,金把自己的哲学探索称为“理性哲学大厦的重建”就是因为这理性大厦一方面在二十世纪似乎达到了顶峰,但另一方面又受到了汹涌而来的非理性主义的猛烈冲击,而且在量子力学到神经生理学,心理学等新科学成果的严重挑战下,已显得百孔千苍,摇摇欲坠。金才勇敢地站出来肩起来重建理性大厦的艰巨任务。他用操作经验的可重复性代替 “纯客观”,是为了 “重建” 客观性的原则。从这点说,金采用了大量二十世纪科学成果与手段,但他所论证正是培根当年用他所能用的成果与手段加以论证的基本的观点。当然,工具、方法的不同势必伴随着观点内涵的差异。例如,他把观察者的可靠经验 (即常识)表述为“结构稳定的认知结构的内稳态”(同上p.134-137),而且由此推导出和培根的古典唯物论,经验论的迥然两异的“科学以人为中心”的结论;他把观察者的建构作用表达为“选择某种条件处于内稳态”,(同上p.161)从而和培根的经验论、反映论相互对立;他把通常所谓的“客观存在”表述为“其存在所需的条件观察者至今尚不能控制”的存在,则否认了培根的无条件的“客观存在”的存在。(《我》,163)

因此金的重建决非新瓶装旧酒。本文强调的是在更根本的层次上,金是沿着四百年前以培根为代表的现代唯物论开辟的大方向前进。在回顾自己青年时代哲学探索的艰苦历程时,金曾深情地说:“自古以来有三个动人的基本猜想在人类哲学长河中时隐时现:万物动荡不已的变化概念;避免见树不见林的整体观;和理性的经验论 (即相信基本经验的可靠性并用在不依赖于人类意志的外部世界作为鉴别人类思想观念真伪的标准)。他强调指出:“不论我的答案和方法怎样超出古典辨证法和唯物论,无论我的哲学架构中吸取了诸如系统论,控制论,建构主义,不可否认我的哲学三部曲恰恰是回答这三个自古以来就有的哲学命题面临的当代挑战。因此,我毫不犹豫承认,我所完成的工作应该属于辨证理论的重建。”(《我》,p.48,49)

其实哲学三部曲的基本任务,就是如何在古典唯物论与辨证方法所论证的三个命题面临了当代严峻挑战的条件下,重新给予肯定论证。(《我》p.76)金用 “重建”来概括自己全部工作,说明他的思想有强的传统延续性。金曾指出培根和其它近代科学的先驱者用经验来检验思想是找到了 “认识论的伟大奠基石。”(《我》p.72)有了这块基石,“人类能把知识的砖块一块块地砌在坚实的基础上,建立起高耸入云的金字塔”(《我》,p.76)他引用培根的比喻,抱怨当代哲学家过多地沉溺于 “蚂蚁”和“蜘蛛”的工作。(《我》,p.49)他充满信心地预告 “今天哲学家也许正处于培根时代和康德时代一样的伟大转折点上。他们应该重新用科学精神接受世纪的全部科学成果,重新用一种大无畏精神来进行一番考察,使我们能重新找到那些已经森然耸立的科学知识大厦的坚实基础!”(《我》,p.76)

另一个值得指出的现象是,金长达二十年的哲学沉思是在笛卡儿启发下开始的。1966年当文革突发,震撼瓦解了他认为不可怀疑的一些信念时,他不是惊慌失措,而是 “从中领悟到怀疑一切的合理性”。他说 “当时,我的内心被笛卡儿的格言‘我思故我在’强烈地震撼了。我把它记录在笔记中。这种怀疑带来的独立思考精神促使我用整个内心世界去感受辩证法。”(《我》,p.6)“我开始以宗教的心情走进哲学的殿堂”(《我》,p.7)他在哲学思考中坚持“贯彻到底”的原则,从对黑格尔辨证法的恐惧,到三部曲的完成,一直铭记马克思关于站在真理面前如站在地狱面前的警句。只不过,站在马克思后面的正是笛卡儿那种不计后果的不断怀疑与探索的大无畏精神。

高华(左二)、金观涛(右二)等于1999年(图源: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和培根一样,笛卡儿把制定正确的方法看作自己的历史职责,他的理性演绎法和培根的经验归纳法相互对立和补充。金把受控实验作为科学结构的一翼,另一翼则可追溯到笛卡儿。首先,笛卡儿曾认为“凡我们能够设想得很清晰、很判然的一切事物都是真的”(上引罗素书,p.88)诚然,这一命题未必能为金所接受;但是笛卡儿对一切概念必须简易、清楚的要求,连同他对数学推理的特别爱好和重视,却完全可以和金追求哲学的明确化,特别是坚持用一种非悖论的清晰概念来把握“内在的发展”相通。但是我认为笛卡儿对金最大的影响,也许是他著名的“普遍怀疑”(通称“笛卡儿式怀疑”)的原则。笛卡儿认为:“如想追求真理,我们必须把一生中所有事情都怀疑一遍”。而金曾经用类似的口吻说道:“一个文化系统超越能力越强,理性也越彻底,人是具有尽可能超越一切价值和观念之能力的。”(《我》p.293)“人在任何时候只有超越自己的位置后,才能真正的看清自己的位置。”(《我》,P.152)金再三强调的“超越能力”就是指“理性反思的能力”,也就是上文所谈的 “在肯定任何一种理论观念、价值系统的同时让怀疑站在一边”。

金认为这种不断怀疑,不断对自己的观察进行再观察,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再思想的自我批判与自我超越意识是人类最宝贵的能力。它享有比操作经验更高的荣誉。“这实际上等于人不断超越作为一个单纯观察者的地位而成为这个世界至高无上的思考者……人把自己放在一个近乎上帝观察者的位置!”(《我》,p.179)他又说:“作为操作经验的获得者人和动物没有本质差别。人真正成为人乃在于他总是去观察自己对自然的观察。理性和自我意识无非是一个层次向另一层次的超越:人力图成为类似上帝的观察者。”(《我》,p.154)这里的 “理性” 所侧重已不是(或不只是) 以客观世界存在为基础,以感觉经验的可靠性为标准的“培根式的理性”,而是以思想的不断自我超越为特征的“笛卡儿式理性”。他说:“我认为彻底的理性主义不仅要求经验之概括满足可靠性和符合逻辑这两个条件,更重要的,还要求它具有创造性和探索性。”(《我》,p.150)金进一步强调人之所以成为人,不仅由于他可以用受控实验来扩展自然给予他们的神经系统,不断扩充自己的可靠经验,更主要的是“他可以自由地由一个观察者转化为对自己观察的思想者,去思考自己的观察。”(《我》,p.179)。

在金看来,这种对自己的一切活动进行不断审观的能力,就来自科学结构中内在的纠错机制。金的意思是通过这个错纠机制,把笛卡儿的普遍怀疑和培根的受控实验结合起来,这也就是他所谓的“求实的怀疑精神”。由于怀疑主要是一种思维功能(这里需要提醒的是,金和笛卡儿实际上已把人的思维功能扩大包括想象,这里金的界说不够明确),一旦突出怀疑,势必突出思想。因此和笛卡儿一样,金几乎把人的思想提到最祟高的地位,他因此他才说:“从科学理性看来,人的本质在于他有思想,思想是比道德感更基础的东西”(《十》,p.195,365)。罗素曾指出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实际上是认为“《我》是一个作思维的东西,即这样一种实体,它的全部本性或本质在于思维作用,为了它的存在并不需要有场所或物质事物”。(罗素书,p.88)

在金的思想与哲学中一个关键的概念是 “科技结构”。他曾用这个概念说明大量的近现代的历史文化现象。金的科学结构是由受控实验与科学理论两翼合成的,而以受控实验为核心。和笛卡儿不同的是,金坚持一旦人的思想接受了科技结构并做到和受控实验同构,它就会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他认为科学的逻辑结构第一次找到一种方法可以使人大无畏和清醒地把自己那无穷无尽想象力解放出来!(《我》,p.150)。他接着宣告:“理性不应因其严格性而牺牲它的大无畏精神!理性从来不是繁琐逻辑的奴隶,理性要驾驭逻辑,就必须从逻辑之外去看逻辑!”(《我》,p.152)这里,金通过笛卡儿“普遍怀疑”,通过层层反思,终于把思维和想象推出逻辑的范围,置于逻辑之上。这个飞跃可能意味着什幺,金没有系统阐发。但是,笛卡尔思想在金身上发生的感召力是相当可观的。值得一提的是,笛卡儿也曾再三声称他的怀疑不是“为怀疑而怀疑”,而是为了“寻求确信的理由,把厚土和沙子排除,以便找出岩石或粘土来”。金也说:[哲学家]必须从怀疑自己开始,怀疑世界的存在一直到肯定对它的哲学思考(《我》,p.56)。怀疑终于在怀疑之外找了一个落脚点!

当然对金这种富有原创性却又不幸长期在孤立的学术环境中独立探索的学人,要想区分他的思想中那些哪些因素是承继的,哪些是自己寻得的比较困难。如果抓住一两个思想家来说明他的思想的来龙去脉,可能陷于入片面武断。因此我无意勉强把他们拉一起。我的目的只是想通过培根、笛卡儿与金的简单对比以说明,尽管金采用大量的二十世纪的科学成果,他所承继的主要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古典现代性,其中很重要的一股是四百年前与培根并列笛卡儿的传统。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格局

有论者认为金是 “领导新一代开明改革派全面突破马列教条”的前卫象征(上引傅伟勋文,见《文星》,103期,p.52,1952)。毫无疑问,金是中国学者中率先突破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特别是其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极少数学者之一。但是值得强调的是,金的全部哲学探索的问题性(problematique),又几乎完全沿袭了中国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总格局。他的论域结构(discourse)基本上没有脱离这一藩篱。金曾经把自己的哲学三部曲和辨证唯物主义的三个最基本的出发点(三条基本原则)对比,认为前者的世界的客观性原理和自己的条件性公理、人的哲学相似;前者的世界是变化发展的原理和自己的不确定性公理(发展的哲学)相似,前者的人在改造世界中认识世界和自己的“认识结构的整体的哲学接近”。他说 “我几乎发现,我们提出的新理性主义——整体演化哲学是辨证唯物主义基本规律的更精确的表达。因此它证明唯物主义和辨证理性可以重建!”只不过由于它是 “建立在新的更为雄厚的科学理论之上,从而比辨证唯物主义原理更精确、更科学而已”。(《我》,p.183)

金在回顾十几年前自己就已经批判了马克思主义之后说:“当时我以为这辈子已和马克思哲学无缘了。…..但我并不知道…..不可察觉的火种依然埋在我心中,很多年后,它们仍会燃起熊熊的大火。我将重新发现并肯定青年时代探索的意义和价值,并对马克思主义和辨证法获得更高阶段的新认识。”(《我》,p.26)我不认为金最后一句话是敷衍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套语。它说明金的全部哲学探索是力图证明辨证惟物主义的最基本命题,正如培根和笛卡儿的最基本思想一样,仍是在非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思潮冲击中坚不可摧的理性大厦的基石,尽管他认为这块基石必须经过一番修补和研磨,让它发出二十世纪的光辉。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受到普遍的奚落时,金认为它是一种 “伟大的思想产儿”,因为在他来看科学社会主义是 “科学文化与社会交互作用的一种表现”。它是“人类第一次企图用科学来改革社会结构的大规模尝试。它的失败也如法厄驾驶太阳车一样,是不够强大的科学第一次想使历史变成自由,是人类追求更科学的理想社会过程中的创伤。” (《十》,p.44)。第一次失败不能证明科学在今后就不可能发挥出正确改善社会的作用。从科学的社会工程出发,金期待着种种新的成功尝试。

关于金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有人为他始终没有跳出马克思主义框框而惋惜(《我》,p.26),其实,这点对金本人来说并不重要。他只是沿着自己选择的课题展开自己的思考论证,但是对研究当代思想史学者说来却很有意义,因为它足以说明在当代大陆思想论域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流向即便在“走向未来”这样的“前卫”思想家中也具有相当深厚的基础。

在许多的哲学课题中金恰恰选中这三个古老的课题,而且全部作为正题进行预设论证,不能不说带有某种必然性。这是当时长期在大陆占有主导地位的辨证惟物主义所鼓励甚至决定的。我们一方面惊叹金能使这样一些苍老的课题爆发了世纪的青春,另一方面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大陆学者中的深远影响,它毕竟支配了两三代人的思想,规定了哲学思考的目标与课题,乃至对这些目标与课题应抱的基本态度。值得一提的是,金和许多海外学者或同辈不同,他并不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只属于某一民族一时一地的选择,而认为是开始于十九世纪的一个伟大理想的产物,这个伟大理想就是用科学改变社会,它“是不够强大的科学第一次变成自由,是人类第一次企图用科学来改变社会的大规模尝试”。当然,这三个课题可能是常青的,但常青的哲学课题决不止三个,而且即使选中这三个课题,也未必都得把它们作为正题加以设定。

综上所述,我认为金已基本建立的理性哲学大厦的基层结构——他的哲学三部曲,可以说是以培根和笛卡儿为基石,以马克思哲学的问题意识为总格局(layout),以二十世纪西方前沿自然科学为主要材料或工具建构出来的。诚然,金的学术思想的确主要本自西方,在习惯于分门别类的中国学界把金观涛、刘青峰归为西化派。但是,不应忽视的是,在这一切外来的影响之外,金同时具有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的民族历史使命感和民族文化意识。

四、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

上面讲的是,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金的哲学探索的影响,下面简略谈谈其中第三个文化力即中国传统文化在金的文化设计与哲学探索中的作用。金刘以反传统著称,但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这种意识承继了中国文化中一个悠久的著名传统:知识分子的强烈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值得注意的是金的民族文化意识与民族使命感的觉醒早在1974年,即他们开始提出中国社会是超稳定结构并将它和世界其它文明相比较时中产生。他说正是在这时 “我被我们民族的历史深深感动了,她的悠久、她的无畏、她的博大,她在历史上和现代化过程中的苦难都变成了我内心的呼唤!”(《我》,p.37)。他说,“我的人生目标从青年时代追求宇宙的真理变成了追求中华民族的真理”。(《我》,p.36)金在这时正形成了一个观点,他说,“对于思想家个人,对于理论和学派,有正确错误之分,但对于一个民族思想变迁的过程是无所谓正确与错误的,正如天体运行的轨道,山崩海啸无所谓对和错一样。追溯一个伟大而永存然而却处在动荡中的民族思想,重要的也唯一有意义的是去把握它转化的历史,它经历过的阶段以及它未来的道路”(《我》,p.38)。“因此我们视祖父辈的追求和创造,我们父辈的继承和僵化,我们这一代的怀疑与失落,它们都将在中华民族追求自己出路的历史中得到自己的历史价值。”(《我》,p.39)这种观点也许有点像黑格尔的“凡存在的都合理”的论断,但是它却使金不论对中国古代传统与近代传统的裁决都比较宽容。

刘青峰、金观涛

换言之,对金来说哲学的召唤已变成民族的召唤。他不仅意识到自己身上处世待人的“典型行为理性”是来自民族文化,而且意识到他求知奋斗的哲学目标 (他的哲学三部曲的核心课题),包括他自己的科学人生观的一元理论,也都是扎根于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中。他意识到他整个青年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归根到底是在当代世界里中国哲学的出现”, 是对“未来中国新文化的渴求”。另外,这种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对采取西方哲学视野的金来说学术上可能还会起一种健康的平衡作用。它可增强他从民族文化中寻求精神资源的意愿,抵制某种西方中心论的诱惑,使他意识到自己哲学视野的内在局限性。

例如,他强调在近代文化中起关键作用的近代科学技术结构并不是西方文化自己的独创,而是古埃及、希腊、阿拉伯、中国和欧洲近代文化共同创造的结果。西方只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而已。由几个文化传统聚汇而成的科技结构首先在西欧诞生,使它在经济和政治上采取了比较接近一种能不断自我超越的纠错的进化的结构,但是,它在文化上却并无相应的主动建构,西方今天的文化只是经过科学理性解构之后的自然产物,它并没有主动去建设一种新文化(《十》,p.173)。因此“它既不能把强大的科学精神完全纳入人文主义,也不能纳入宗教中。”(《文星》,107期,p.56)。展望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它的社会与文化将是以科学理性为架构的具有民族特式的文化所组成。

五、 以科学理性解构中国文化

陈来在一篇颇有概栝性的短文提出三个“文化典型”来描述80年代大陆思潮的三种动向:“‘走向未来’的科学精神”,“‘文化:中国与世界’的文化关切”,“‘中国文化书院’ 的传统忧思”。这一概括虽然不够周全,但突出了甘阳和金观涛的分野,确是抓住了了解当今大陆思想动向的一个关键。

金和甘大体上同属所谓“红卫兵”或“四五一代”,拥有同样的文革生活背景,而且同是一代学者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金在80年代文化热高潮中发表的几篇文章,使他在同辈学者中成为激烈反传统思潮的代言人。80年代初期,他和刘青峰提出中国传统社会超稳定结构说,后又作为 《河殇》 电视剧的总顾问,更是被许多人视为反传统思潮的典型代表。他本人也不讳言自己的反传统立场,虽然对这种立场激烈情程度有所保留,而且乐于接受“文化重建派”的称号(《十》,p.176), 尽管他不大愿意接受“西化派” 这顶当今带有贬义甚至政治风险的帽子。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武器主要也是取自西方,而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的三角张力网中,西方文化显然对他具有最大的吸引力。

但是如果将“‘走向未来’的科学精神”与“‘文化:中国与世界’的文化关切”相比,则两者虽都是从西方文化中汲取灵感,但恰恰代表了当代两股分道扬镳、甚至背道而驰的思潮。“文化:中国与世界” 的思想进路是所谓的人文主义,主要沿袭从狄尔泰精神科学,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直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哈贝马斯沟通理论,沿着一条被甘阳称之为 “人文学哲学”的发展脉络。在甘看来,这股思潮关切的中心是人类当代文化所面临的巨大的精神危机及其两难困境,为了摆脱这困境,纯理性的批判,必须扩大为“历史理性的批判”(狄尔泰)或整个“文化的批判”,甚至需要完成所谓“语言学转向”,要求从逻辑层次进入先逻辑的层次。这一思潮所涵盖的领域主要是人类学、神话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深层心理学等人文学科及部分社会学科。

甘阳

但是,和甘不同的,金不是所谓科班出身,未经过学院式的正式哲学训练。他的成材是凭着自己追求真理的热情,在哲学海洋中搜索自己的航路,他并没有系统的师承,更多的是亲身体会、出乎机遇和天份。但是如果从他的思想进路上看,也许可以说是从培根,笛卡儿,穿过Hegel,Marx,然后接上二十世纪的冯贝塔朗菲的系统论、维纳的控制论…..申农的信息论(‘老三论’)和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托姆的突变论,哈肯的协同学。(我,243)因此,和甘注重价值世界不同,金注重的是“科学理性哲学大厦”的重建,特别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建。在他看来没有这种认识论和方法论作为基础,理性的大厦将被汹涌的非理性与相对主义的洪水冲垮,人类长期培养的精神价值和所珍惜人生意义都将付之东流。因此,金认为哲学思考应小心翼翼地遵循科学已有的范畴,具有科学所具有的证伪性、精确性和预见性,认为理论不仅应接受事实与经验的检验,而且要像水晶般的明彻(我,p.20),他主张强化logic功能,强化“概念的确实性,表达的清晰性,意义的证实性”。这些分析哲学派的要求和金的要求不谋而合。而甘所推崇的人文哲学,则反其道而行之,力求淡化消除逻辑功能,诉诸 “语词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可增性”。(此段中心思想取自甘,“中国当代文化意识”,1989, 596-97)

金、甘的分歧是有根源的,一时难以消解。有人甚至设想他们之间可能爆发一场八十年代的科玄论战。其实,今日大陆几乎没有五四时期那种鲜明对立的文化意识,金、甘两人的分歧并不像想象那样壁垒分明,他们有不少的共同点,如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浓厚的民族文化意识,相信进步,具有不屈的乐观精神,特别是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和1949年来整个体制的不满与批判,对西方启蒙思想的向往。他们的分歧在不少程度上是出于关注的中心课题不同,涉及的认识领域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采用的方法论不同。很可能在金看来甘忽视了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哲学大厦的肇基工程,而在甘看来金没有抓住人类当前面临的精神困境与中心课题。两者分而论之,固然有相反的一面,合而观之,却有相成互补的一面。

和大陆许多反传统派不同,金虽然强调对旧文化的批判,但又强调对新文化构架的建立。因为他认为,如果找不到新的,旧的是完全可能恢复,而且他似乎力求在传统与西方两极对立中开辟新天地。他不同意他青年时代盛行一时的口号:“批判旧世界。”他说:“我一直坚持认为,只有那些勇于创新的批评才是有意义的。”“我还如过去一样深情地望那过去曾经成为上一代人和我们青年时代庇护、但今天己是一片瓦砾的民族精神,我既无意去加入继续对那些残存的断壁的摧枯拉朽的队伍,也不想追求西方最时髦的思潮!我伏在自己宝剑上,只是想着创造——虽然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我》,p.52)

也许,由于上述的特点,金提出的文化设计一方面有比较广泛的理性推演,另一方面又有比较具体的内容。金把自己的文化设计归结为:用科学理性结构重建中国文化。

金多次使用“科学理性”一词。要了解金的科学理性的含意,需从他的 “科学结构”读起,因为前者源于后者。在80年代初期,金观涛、樊洪业、刘青峰在研究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原因时,就强调科学不仅为一种知识(科学知识)和方法(科学方法),更主要的是表现为一种结构(科学结构)。(《十》,p.338-48)科学结构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受控实验与科学理论。受控实验是科学结构的核心,受控实验的结构可以表达为:人类主要通过控制一系列特定条件,就可以观察到某种特定的新现象。有了这种结构才有现代科学,才有金所谓“结构稳定的认知结构”,因为它提供了人类可以不断超越主观常识、扩大自己可靠经验的过程。(关于“认识结构”的含意及如何论证它在整个认识论中的重要意义,请参看《我的哲学探索》第一篇“人的哲学”,特别是其中第三章第五节)

关于科学理论(或科学解释)的结构,金采用了逻辑经验主义用来定义科学解释的模式。这一模式可粗略表述为:只要能找出某些条件作为逻辑前提,将它们代入一个普遍定律,即可推导出某一些新现象。(《我》,p.146)金不仅将科学理论和受控实验结合一起构成 “近代科学结构”,而且指出两者之间有在着同构关系,即从上面对这两种结构的表述可以看出,科学理论实际上是力求按照受控实验的结构塑造自己的结构。科学理论与受控实验的这种同构,不仅有利于鉴别理论的真伪,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使科学家在用科学规范进行思考时,相当于他们已经在尝试着去做多种新的受控实验(只是一种在思想中进行的实验而已)。“同构一方面意味着思想遵循正确的规范,但同时使人类第一次可以首先在观念的海洋中探索新经验。科学的逻辑结构第一次找到一种方法,可以使人大无畏而清醒地把自己那无穷无尽的想象力解放出来 !”(《我》,p.150)尤其重要的是,由于这种同构,科学理论可以不断提出新假设,推出新预见。然后,将它和受控经验作比较,以用来不断修证理论。就是这种内在的使自己不断进化纠错机制,使科学理论成为一个创造性的探索系统。科学理性(有时金称之为科学精神),正是在科学结构(特别是科学理论结构) 这一基础上逐渐发展出来的一种理论,它可以让新观念对旧系统进行不断纠错。

据此,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不是全盘反传统主义可以概括,我认为可以将其定位为:以科学理性理解、解构并重建中国文化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早在八十年代写《兴盛与危机》一书时,金刘尽量列举一些数字指出中国创造了封建时代的的最高文化成就(《兴盛》 p.56),而且强调 其“在西方近代和资本主义文明诞生以前是人类最具有生命力的一个例子”。它悠久而强韧,它具有创新和理性光辉,它有成熟的仁爱思想和积极的现实主义精神。它强调和谐与调节作用尤是令人惊叹。它是一份 “沉重而又宝贵”的历史遗产。

事隔将近十年,金刘在《新十日谈》一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有了新发展。诚然 “文明衰落了”,这种悲凉的喟叹依然未消,但是同时出现了一种乐观的展望,他说:“在建构以科学理性为构架的现代新文化方面,也许中国人大有作为。”(《十》,p.174)他认为西方今天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对大众而言其实仍然经过科学理性冲击,正在解构的基督教传统,它依然要到上帝那里找寻人生终极价值。但人和上帝的关系已被科学理性折断,于是产生了人的失落感、孤独感、荒谬感,这是西方当前的文化困境。但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一直是以人的现世生活与人的价值为本位,认为人自身可以成为终极关怀与价值的本源。这种文化固然不利于科学结构的蕴育,但一旦被科学理性解构却可以“发展出以充满人情味,以人生为乐趣,在非角色化的活动中找到新的价值的文化系统”。和西方的专业精神相反, 中国的“业余精神”是新文化所急需的,可以解决西方所谓后现代化的困境。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比西方更有可能去建设一个以科学理性为构架的新文化”。(《十》,p.172-76)

金并没有把西方文化理想化,对西方文化持批判怀疑的态度,是不足为奇的 (在这点上可以说他忠于自己的“科学理性”)。他思想中隐藏着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层结构,加上他对民族文化也许更加幽深的承诺,都造成对西方文化的离心作用。但是他对科学的无比信心又使他产生一种对西方文化的强大向心力。文化场的外在张力浓缩成为金自身的内在张力。这种张力不仅表现在他的理论取向上,也表现在他的心态上。金在理论上的唯智主义倾向与他在实践中的激情的追求,对个体活力的高扬与对群体力量的赞颂,个人的自由与整体变化的规律,科学理性与民族心灵这些充满张力的重大课题,金都刚刚开始着手研究,他的探索道路必然是漫长而艰苦的。但他提出的以求真价值取向为指导的打开心灵的屝门,却代表了中国文化与民族意识再铸造中的一股相当独特的思潮。

六、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

金常被人认为是大陆当代科学主义的代表人物,这主要是他首先把现代科学方法,主要 指 “新三论”、 “老三论”的许多概念和思维大量引入中国历史与世界文明史的研究,而且认为这是社会科学乃至人文科学发展的方向。它使人想起五四时代的科学主义及随之而来的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和其带来的种种后果。

但是,金不承认自己是通常所谓的科学主义者。他认为这种科学主义迷信“科学万能”,看不到自身带来的异化,代表了一种反科学的心态,因为它恰恰缺乏科学理性的怀疑精神。我们应该“相信科学的进步力量,并且保持对它的理性怀疑精神,从而使它不致僵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后来犯的错误就在于缺乏这种精神,没有让“怀疑站在一边。”(《十》,p.43-45)

除了上述这些观点外,金与通常的 “科学主义”不同,还在于他对科学的作用有不同理解。他认为科学技术的影响包括三个层面:(1)科学知识与科技成果对现代社会的全面渗透;(2)科学精神、科技结构对社会结构、社会经济体制、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包括看待世界方式及价值系统)的全面互动,从受控实验为核心的科学结构通过“同构”作用于社会,使各层面社会组织中角色非个人化(从生产系统扩展到管理学、政治系统乃至教育系统);(3) 科学结构中的科学理论不断产生了人类辉煌的理性即科学理性,它缔造了一个保证知识无误增长的修错机制,使人的思想成为探索性的,从而把怀疑、批评与求实、创新结合起来,这种科学精神通过“投射”(即通过思维方式)对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念产生比前两层面更深刻广泛影响,例如进步、创新、宽容、人权、民主、自由、开放等等观念的形成。(《十》,p.337-351)在金看来,“现代化”的实质就是这种广泛意义上“科学化”,四百年来整个现代化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科学化”的过程(《十》,p.352-53),这个过程在西方并没有完成。“它要求具有不同文化和历史的各民族都建立一个超 [民族]文化的科学理性构架,并在这一构架下保存不同民族文化的特色,形成近代科学结构千姿百态的未来社会”。“今天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只是通往它的过渡阶段”。(《十》,p.354)

金对科学的“神通”所作的多方面的开发,显然是超过五四时代对科学的阐发。五四时期看到的只是科学知识及科学方法的作用,其范围显然狭窄得多。如果仅仅以科学技术所发挥的作用来界定科学主义,金刘的科学主义色彩只能超过五四时代。

但是,依我的看法,科学主义的关键的特点不在于科学实际上己发挥多大作用(因为这种作用无论多大,总是有一定限度),而在于它可能发挥多大作用。历来科学主义强调科学方法,就是因为他们认为科学凭借这种方法可能解决一切问题,尽管目前事实上并未解决这些问题。以当前学术界争论而论,其焦点在于是否可以把现代科学的方法推广到人类社会和精神领域(包括价值、人生意义和终极关怀)。金认为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和历史完全可能(《十》,p.53),经济学就是一个最成功的范例。但是关于价值、意义与精神领域,金态度并不明确。金有时认为不能由科学直接推导出价值、终极关怀和人生意义和伦理原则(《我》,p.184,《十》,p.42),但有时似乎又有此可能(《我》,p.325),或最少可以从科学中得启示。因为 “道德理性”的结构和知识理性的结构必定是互相适应,知识理性的结构一旦清楚了,就给我们一个展望未来道德理性的出发点。我们对人行为价值合理性的研究,也可以通过由科学知识构成的大道站立到时代的山巅之上!” (《我》,p.184)

必须指出金对科学的信心,是建立在他对世界统一性的信念上。他深信世界具有深刻的统一性。因此对世界的解释也是必然是统一的。他说,“人类理性的重大进步,几乎都来自对已经分裂的既成事实的不满”,而进步“几乎都因为发现了世界看来是相互独立的各方面的联系”(《我》,p.234,239)。他认为他对整体组织系统演化的论证就不仅可用于分析自然现象,而且可以用于分析社会现象,因为社会也是一种组织系统。他反对把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划为 “非科学领域”而禁止自然科学方法的入侵。(《我》,p.238)他对这种世界的统一性,抱有一种惊愕乃至敬畏的心态。(《我》,p.433)他说,“真理是统一的、美的以及是和谐而简单的,…..正是这些最基本的原则构成了宇宙与人类的心灵”(《我》,p.233,27,433),“我相信科学和理性可以理解自然界,人和社会,而思辨哲学只不过是科学的前奏。”(《我》,p.214)当然,这里“理解”的含意可以是多种多样化的,可以指从科学中直接推导出价值的严密论证,也可以指从中得到某种启示。金似乎倾向于后者,他提出了“科学文化”的概念作为由科学知识过渡到价值系统的中介(《十》,p.48)。科学主要经由科学结构的 “投射”和 “同构”这些途径间接发挥它对价值观念的作用。但他坚持发展“理性哲学”的价值,理性哲学中的人生态度和终极关怀“不仅不能和作为方法和知识的基本科学理性相冲突,而且是和谐地水乳交融,它们是一个宏伟而壮丽的整体”(《我》,p.51)。金承认知识论和价值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我最困惑的问题(《我》,p.49-52),它至今还是一片展现在我们眼前“期待着我们去征服的心灵的荒漠”。

我们不能说金对人文价值不够重视,他一直强调 “价值伦理、行为准则、人生意义和终极关怀才是哲学的核心”(《我》,p.49),它们“是一个人精神世界中安身生命的支柱,它是一种庄严的境界,一种最高的感悟,一种爱和创造的源泉,它是生命的最终归宿”。只是他认为这一切 “必定是站在人类通过科学方法的知识铸成的大道、登上那个最高山峰所看到的太阳。”这是一个充满激情带有浓厚的科学主义色彩的宣示,但是究竟如何铸成这个大道,金尚未能作明确的交待。从他的著述中,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他不认为可以从科学中直接推导出这一切,而倾向于通科学结构和科学精神的同构与投射作用间接建构一个新的开放式价值系统,一个开放式科学文化。他的最根本的信条仍然是“人类永远处于一种微妙的均衡壮态,处于一种艰难而必要的张力之中。它必须清醒而又充满深刻的激情,既求实又富有对整体的洞察,它永远以一种建设性的批判目光来看待一切”,对金的哲学三部曲乃至科学理性本身也应作如是观。(《我》,p.434)

因此,我认为如果一定要说金是“科学主义者”,这就是他的“科学主义”。不过,更恰当的不至误导的提法也许是:他是一个“人文的科学理性主义者”。


来源:学人Sch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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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金观涛:人文的科学理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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