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我不断反思,为什么“左”的思潮在许多人头脑中这样根深蒂固?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07-23,星期四 | 阅读:82

文/王元化

历经三次反思

在我从事写作的六十余年中,我的思想有过三次较大的变化,这三次思想变化都来自我的反思。我是在严格意义上使用“反思”一词的,即指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和检讨。

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1940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在四十年代读名著的诱发和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的帮助下,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

第二次反思发生在1955年我因受到胡风案牵连被隔离审查时期。这场政治风暴是一场灵魂的拷问,将过去长期被我信奉为美好的神圣的东西转瞬之间轰毁,变得空荡荡了。多年以后,我用精神危机来概括这场经历,它使我感到了大震荡。在这场危机中,已形成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都需要重新去再认识、再估价。

第三次反思的时间比较长,跨越了整个九十年代。具体的契机是写作《杜亚泉文集序》。我发现,杜亚泉不仅是启蒙者,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主张温和渐进的改革。把杜亚泉看作是一位反对革新的落伍者,这种误解要归之于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急骤变化。

百余年来历史上的每次改革都以失败告终,这很容易使人认为每次改革失败的原因,都在于不够彻底,因而普遍形成了一种越彻底越好的急躁心态。在这样的气候之下,杜亚泉就显得过于稳健、过于持重、过于保守了。

对“五四”思想的认识与反思

过去对“五四”的认识是基于长期所吸取的大量既定观念,这些既定观念已被我当作不可动摇的信念,深深扎根在我的头脑中。过去所读到的那些资料的汇编,理论的诠释以及历史的著述等等,几乎都是在这些既定观念的导引下编写而成的。

所以我以前所看到的资料只限于被既定观念认定是改革、进步、革命的一方,而被判定为落后、保守、反动的一方则多被刊落,纵使少量收录,也往往加以主观上的取舍和判定,所以不能使人看到历史事实的全貌和真相。

五四是否凸显了真正的民主思想,值得探讨。很大程度上,五四只是凸显了高调的民主,即大革命的民主,而低调的民主,即经验主义的民主,五四思想是相当不够的,这必然形成中国现代思想的先天不足。

经过阅读和思考,我提出五四时期流行的四种观念,今天有必要对它作清醒的再认识再估价:

一是庸俗进化观点,它僵硬地断言凡是新的必定胜过旧的;二是激进主义,指态度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喜爱暴力的倾向,它成了后来极左思潮的根源;三是功利主义,是指使学术失去自身独立的目的,而作为为其自身以外的目的服务的一种手段;四是意图伦理,就是在认识论上先确立拥护什么和反对什么的立场,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就形成了在学术问题上,往往不是实事求是地把考虑真理是非问题放在首位。

除了个性解放、人的觉醒值得在中国思想史上大书特书之外,我认为,“五四”最为重要的思想遗产是: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如果以“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去衡量“五四”人物,褒贬的标准就会有很大不同,一些被教科书和思想史所赞扬的人物,将难以保持荣誉和威名。

“五四”以来(不是“五四”时才有)的启蒙心态,则需要克服。我所说的启蒙心态是指对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的过分信赖。

人的觉醒,人的尊严,人的力量,使人类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但是一旦把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视为万能,以为可以无坚不摧,不会受到任何局限,而将它绝对化起来,那就会产生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

往往自以为真理在握,必不许反对意见有反驳的余地,接下来舆论一律、压制不同意见,思想定罪,以至改造人性,不都是这样发生的么?他们用群体意识来代替个性解放,用集中来代替民主,用暴力来代替人道。在思想方式和思维模式方面,他们和“五四”时期所盛行的意图伦理、激进情绪、功利主义、庸俗进化观,却是完全一致的。

对激进主义的反思

我痛定思痛,开始探寻为什么“左”的思潮在中国的影响这样源远流长,在许多人头脑中这样根深蒂固?

我发现,这种极左思潮体现在二十世纪初从西方所传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中。这是一种激进主义。

激进主义当时在中国盛行,有其政治原因。中国社会环境太黑暗,改革运动一次又一次失败,使人们容易产生一种急躁的情绪。另一方面,封建社会的解体,西学的输入,传统文化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在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往往出现了一些趋向极端的偏颇看法。

激烈的反传统虽然并不是萌生于“五四”时代,它早在明末何心隐、李贽等人身上就已露出端倪了。但那时断断续续出现的反传统倾向还不足以形成一种时代风习,像“五四”那样对当时和后来发生巨大的影响。

激进思想实际上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以“人民”的名义,“神圣”的崇尚,去取消、压制个人的真实声音;一是以“进步”的名义,“求新”的崇尚,去破坏摧毁优秀文化传统的存在,同时也去取消其他被他们认为不进步、不理性、不新潮的声音。

二者无论如何不同,自以为真理在握,要强迫别人服从自己,要改造和控御他人的思想,要越来越采取激烈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则是十分一致的。

人物简介:

王元化,著名文学理论家、评论家、现代作家。1920年生于湖北武昌。20世纪30年代开始写作,任中共上海地下文委委员、代书记,主编《奔流》文艺丛刊。解放后任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上海文委文学处长。1955年受到胡风案件牵连。1981年平反后,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2008年病逝于上海。

1983年出版论文集《文学沉思录》,被誉为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代表作之一。90年代后王元化更为关注文艺学、哲学思潮的思想基础和文化传统,出版《传统与反传统》(1990)、《清园夜读》(1993)、《清园近思录》(1998)等一系列论著。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王元化编辑和出版了《新启蒙》和《学术集林》,前者代表了他在80年代倡导的新启蒙的学术与反思,后者体现了他的“学术的思想与思想的学术”的治学实践。

来源:《我与八十年代》之“王元化:在不断地进行反思”

作者:马国川

出版:三联书店2011年版


来源:海派评论


 

版权声明

文章编辑: ( 点击名字查看他发布的更多文章 )
文章标题:王元化:我不断反思,为什么“左”的思潮在许多人头脑中这样根深蒂固?
文章链接:http://ccdigs.com/116638.html

分类: 历史纵横, 多向思维.
标签: ,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