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外交家的“哨声”:煽动民众情绪迟早会引爆炸药桶

发布: | 发布时间:2020-06-28,星期日 | 阅读:73

文/川上人曰

数日前写关于民国外交家顾维钧的文章时,就想到了《颜惠庆自传》。当年阅读时没有太多印象,现在读来却颇多感慨。书中的一些思考,使得这位饱经沧桑的外交家就像一个“吹哨子的人”。他的“哨声”穿越历史,值得每一个中国人认遭真倾听和思考。

颜惠庆(1877-1950年)

我的这部自传也许简单平实,但所反映的时代,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重要时期。读者不难从字里行间受到启示,纵使不难借此对中国未来作出判断,也肯定会有助于加深对中国过去和现在的认识。

1946年,一位70岁的老人执笔写下这段文字时,一定感慨万端。因为他的一生适逢一个风云激荡、新旧递嬗的时代,他本人也深深卷入大时代的漩涡里。这位老人就是颜惠庆——一个令当下的人们感到陌生的名字,民国时期却是一位享誉中外的政治家、外交家。

1877年,颜惠庆出生于上海一个牧师家庭。18岁时,父亲送他到美国读书,5年后他以全优成绩从弗吉尼亚大学毕业,成为该校历史上第一位获学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回国后,他执教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兼任商务印书馆和《南方报》的编辑。

1908年,31岁的颜惠庆出任清朝驻美使馆参赞,从此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彼时正值晚清末年,国运艰难。在他刚刚参加工作时,一位外国顾问曾对他这样说,“中国在每一次对外战争中都被打败,而在每一次战败后的谈判中都能获胜!”

“他的话虽刺耳,但多少有点道理”,颜惠庆在回忆里这样说。在他看来,晚清有一批精明而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如恭亲王、庆亲王、曾纪泽、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他们信任和重用贤能之士,因此在棘手的对外交涉中,常常能起死回生,使问题得到较为满意的解决,也使中国在遭受外国一次次的入侵下,总的来说还能维持领土完整和行政独立。”

颜惠庆的这个评论看似与后来的流行认识不合,但是仔细想来也有道理。和其他政府部门比起来,晚清的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人员的综合素质无疑高出许多。他们都是经充分培训、严格筛选的人才,有经验、有谋略,反应敏捷,手段灵活。在国力孱弱的情况下,这些外交官尽力而为,特别是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在善后的外交中尽可能维持了国家利益。

满清颠覆,民国肇兴,尽管政坛风云变幻,但是外交官队伍仍然保持了专业化。颜惠庆先是出任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长,而后出任驻德国全权公使,促成了德国对北京政府的承认。

1919年,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顾问参加巴黎和会。虽然中国提出的一系列收回主权之主张未能得到积极回应,但是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关于山东问题的协议书签字,第一次向列强说“不”。

颜惠庆事后回忆道:“在巴黎和会上,我国政府在历史上第一次全面阐述了我国在对外关系方面正当、合理的希望与要求。虽然这些要求当时没有得到圆满解决,但是此次陈述的内容日后一直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点。”

自巴黎回国后,颜惠庆署理外交总长,主持中苏建交谈判,废止沙俄在华特权。在此后的数年里,正式升任外交总长,多次兼、代、署国务总理,一度暂时摄大总统之职。

1921年华盛顿会议召开,颜惠庆在北京远程指挥,最终在美国的斡旋下同日方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成功收回山东主权。在外交上,颜惠庆心细胆大,据法力争。在他看来,外交必须以法权为准,超越政治,不得将派系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然而,北京政治派系林立,颜惠庆心灰意冷,告别政坛,退隐天津专心实业。

颜惠庆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即便退隐,一旦国家需要便挺身而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起用一批北京政府时代的外交官应对时局。颜惠庆再次出山,担任美国公使,争取美援。旋即担任中国驻国联代表团首席代表,在日内瓦的国联大会上痛斥日本的侵华罪恶,促请国联制裁日本。

他促成了中苏建交,亲任驻苏大使数年,后因病辞职隐居。七七事变后,颜惠庆再度赴美,协助胡适拓展对美外交,大力宣传中国的抗战。此间,蒋介石曾致电邀请其出任外交部长,颜惠庆婉言拒绝。

1940年,颜惠庆从旧金山乘船抵达香港。翌年,香港沦陷,他被日军软禁。日军两次请他出山,都被他这位爱国老人严词拒绝。后来他被日军押返上海,自此闭门不出,拒不与汪伪政府合作。就在这期间,他回首平生,开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

在这本书里,颜惠庆记述了自己见证和参与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于自己熟悉的外交着墨颇多。从一个外交家的视角出发,他对于晚清以来的中国外交多有肯定,包括对于北洋军阀也有持平之论。

他说,“他们中有些人很有自知之明,对于一些自己不擅长的政务,放心地交给有经验有知识的人去做,从不加以干涉,更不想独断专行,事情就这样办好了。”从外交上看,确乎如此。即便像袁世凯这样的强权人物,在外交问题上也尊重专业人士意见。颜惠庆称赞道:“如果说中国当时的政治家中有谁能认识到外交事务的举足轻重,那一定是袁世凯。”

对于外交问题,颜惠庆有许多宝贵的思考,至今仍然值得铭记。特别是关于舆论与外交的关系,他的论述至今仍然警示意义。他这样写道——

当我国在国际会议上或直接外交谈判中取得一些胜利时,民众方面,起码有些不甘寂寞者就会感到既得意又不满足,进而提出过分要求……当时中国负责任的、明白事理的人对此采取保留和沉默的态度,而那些主张武力外交的卤莽的政客们,却以排外和幼稚的口号煽动民众情绪,根本不知道这样做简直是在玩弄导火索,迟早会引爆炸药桶。

这种兴师动众的宣传在国内搞得轰轰烈烈,看起来很成功,而给国际外交斗争带来的却是灾难。在处理棘手的外交问题时,必须考虑我国军事力量不足,其他各方面准备不够,以及所处的不利的国际环境,采取冒险的蛮干的做法,虽说动机是爱国的,但效果却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短短的一段话,饱含了这位外交官的几多辛酸!当他在外交舞台上为国家利益而据理力争时,国内的“卤莽的政客们”却以排外和幼稚的口号煽动民众情绪,让他左右为难。

就像国家关系专家资中筠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外交’基本上是指国家间关系,此中错综复杂,纵横捭阖,专业性很强,而且谈判过程在没有结果前是不宜公布的。如果全民都参与,凭一些似是而非的信息,加上自己的一知半解的诠释,提出各种‘见解’和口号,越是煽动性强越容易博得拥护,误导群众,形成压力。”(引自资中筠《外交家顾维钧的幸与不幸——重读<顾维钧回忆录>有感》)

毫无疑问,颜惠庆的话既是历史教训总结,也是对未来的忠告。因为在那个只有报纸的时代尚且如此,在各种媒体发达、尤其是自媒体风行今天,类似的问题更加严重。

如果放任“那种以排外和幼稚的口号煽动民众情绪”的行为,甚至故意推波助澜,那么“迟早会引爆炸药桶”。假如颜惠庆先生活在今天,他一定会发出更加更加尖锐的警告声吧。

可惜,颜惠庆先生1950年就病逝于上海。但是他留下的这本书却值得后人翻阅,“纵使不难借此对中国未来作出判断,也肯定会有助于加深对中国过去和现在的认识”。

今天看来,书中的一些思考,使得这位饱经沧桑的外交家就像一个“吹哨子的人”。他的“哨声”穿越历史,直抵当下,值得每一个中国人认真倾听和思考。


来源:海派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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